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一國三譯
- 定義：陸港台翻譯外來詞出現的不同譯法
簡介,產生影響,翻譯方式,一國三譯-利弊影響,引申的人名翻譯,引申的英文名翻譯,
簡介
香港《文匯報》日前刊出文章《“一國三譯”折射兩岸三地文化》。該文說，內地、香港和台灣在翻譯外國詞語特別是人名時出現的三種不同譯法。三地之中任何一地的譯法如較優秀和妥貼，會逐漸被其它兩地借鑑和採納。“一國三譯”既折射兩岸三地文化不同，也在互相交融和滲透中取長補短，這是兩岸三地文化互動的一個現象。 剛結束的第20屆香港書展，本土著作《世事新語》受到熱捧，該書講述粵語如何影響中國30年。來自粵港兩地的幾位文化人在談到最近被國家領導人反覆使用的粵語“企穩”時，就語言文化的“多元性”發揮出不同看法，他們指出，“搞掂”、“打的”、“埋單”、“炒更”、“養眼”、“生猛”、“搞笑”、“T恤”、“歌廳”、“超市”、“入圍”等上百個粵語新詞，深深影響中國的發展。有論者指：“粵語影響中國的過程，本身就是翻譯的過程，‘埋單’變成了‘買單’，‘搞掂’變成了‘搞定’……”
產生影響
“粵語影響中國本身就是翻譯的過程”這一命題，想到另一個亦頗有意思的命題：“‘一國三譯’折射兩岸三地文化”。筆者多年來從事時事和文化評論，對內地與港台“一國三譯”的現象頗感興趣。如果不了解“一國三譯”，往往遭遇不少雞同鴨講的窘境。從歷史上看，“一國三譯”不是單純的翻譯問題，而是涉及文化、風俗乃至政治的方方面面。
“一國三譯”的現象，以政治人物譯名為例：Margaret Thatcher內地譯為柴契爾夫人，台灣叫畲契爾夫人，香港叫柴契爾夫人；Ronald Reagan內地譯里根，台灣叫里根，香港譯列根；Bill Clinton內地譯柯林頓，台灣叫柯林頓，香港兩個譯名都用；George Bush內地譯布希，台灣叫布希，香港叫做布希；John Fitzgerald Kennedy內地譯甘迺迪，台灣譯甘迺迪，香港叫甘乃地；Henry Alfred Kissinger內地譯基辛格，台灣叫季辛吉，香港跟隨大陸；Lyndon Johnson內地譯詹森，台灣和香港或譯詹森或強森。
翻譯方式
“一國三譯”有許多不同之處。第一，內地的翻譯是一個音節一個音的去翻譯，例如1953年就任美國總統的Dwight Eisenhower，內地的翻譯是“艾森豪”，而台灣則譯為“艾森豪”，香港則兩可之間。台灣按照中國人名習慣，翻譯外國人名往往不超過三個字，所以“艾森豪”就成了“艾森豪”。內地太拘泥一個音節一個音去翻譯，例如文革前對俄國某戲劇理論家有個水蛇長的譯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可能太冗長，以後變成了“斯坦尼”三字，省去了囉囉嗦嗦的“斯拉夫斯基”五字，又好記又琅琅上口。看來，“一國三譯”在“刪繁就簡三秋樹”方面，內地似可向港台借鑑。
這種給外國人名譯箇中國名字的做法，並不是港台的創造，其實是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內地翻譯界承襲過來的，那時沿用下來的外國名人，多半有中國姓氏，例如：肖伯納、卓別林、華盛頓、林肯、杜勒斯、羅斯福、馬歇爾、史迪威、戴高樂。三十年代以魯迅為首的左翼文藝界，是當時譯介蘇俄文學的主力，他們也把許多俄羅斯作家冠上中國的姓氏：例如高爾基、戈果理、普希金、柴訶夫等。不過，一九四九年後，內地翻譯界強調外國人名的音譯，後來翻譯的外國人名中國姓氏就少了。
一國三譯-利弊影響
“一國三譯”，還透露三地風俗習慣和政治文化不同。例如台灣給歐巴馬起名“歐巴馬”，因為這個“奧”字在閩南語中是“不好”的意思，所謂“奧步”即陰招、損招也。再如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台灣大概覺得“克”不是好字眼，也不像中國姓氏，所以給他起姓名為“柯林頓”。值得一提的是柯林頓夫人Hillary Clinton，內地譯為“希拉蕊”，看不出是男人還是女人，香港和台灣覺得人家好歹是個女人，所以就分別翻譯為“希拉蕊”和“希拉蕊”。筆者覺得，台灣譯為“希拉蕊”似乎有點花季少女的意味，畢竟人家現在比丈夫還風光，是堂堂國務卿，香港譯為“希拉蕊”似乎更貼切。再如Che Guevara，一個被譽為“共產主義堂·吉訶德”的理想主義者，難得大陸和台灣都用切·格瓦拉的譯名，香港則譯為哲古華拉。
香港和台灣翻譯外國人名，似乎還在奉行上世紀早期“信、達、雅”的翻譯原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內地曾把非洲國家“莫三比克”譯為“莫三鼻給”，確實不雅，後來改為“莫三比克”，就比較雅。比如computer一詞，內地現在部分人仍然稱為“計算機”，但港台譯為“電腦”，這種譯法更妥貼，現在已取代了“電腦”的譯法。在“信、達、雅”方面，港台亦值得大陸借鑑。 港台故意選用中國人的姓氏翻譯外國人名，也是為達到“雅”的效果。但外國人名過分中國化，有時候往往“夷夏難辨”。比如大陸翻譯Saddam Hussein為“薩達姆·海珊”，在台灣叫“沙丹·胡笙”，香港或稱為“海珊”，香港譯名怎么看都是箇中國女人名。
給外國人名譯箇中國名字的做法，只要忠實於原來的發音，倒也未嘗不可。內地翻譯外國人名嚴格遵循音譯為主、名從主人、約定俗成三原則，有時比港台略勝一籌，例如“薩達姆·海珊”的譯名就比較貼切，並被香港接受。三地之中任何一地的譯法如較優秀和妥貼，亦會逐漸被其它兩地借鑑和採納，這是兩岸三地文化互動的一個現象。 長期以來，大量粵語北上，如頭啖湯、生猛、炒魷魚、入圍、濕濕碎、有料、打工等，也有大量國語南下，如變通、下海、萬元戶、下崗、股民、網民、老賴、原生態、白領、段子等。而“一國三譯”，既折射兩岸三地文化不同，也在互相交融和滲透中取長補短。
引申的人名翻譯
長久以來,對於人名的翻譯,有些學者所持的觀點認 為:“人名或物體名稱是獨立於語言之外的存在,沒有意 義及內涵,是不可譯的。”根據這種理論,最好的人名翻譯 方法應該是最簡單的音譯法。在一般場合下,尤其是在日 常的交際和語言使用中,外國人名的翻譯採用的多是直接 音譯的方法,即使人的名字中所包含的單詞有通常的其他 含義。比如BillGates(比爾·蓋茨),George Bush(喬治· 布希)等,而不會翻譯成比爾·大門或喬治·灌木。
但是,簡單如音譯法本身,由於時代的變化和社會語 言的發展,更多的是隨著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加與深入,也 在經歷著從歸化音譯到異化音譯的變化。而通過對近期 通俗文學作品翻譯的觀察,我們可以發現,音譯與意譯相 結合的人名翻譯方法開始日趨流行。人名作為社會語言 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種文化載體,具有悠久深刻 的形成歷史和豐富的文化內涵,集中體現了民族文化的特 點。語源多,典故多,文化容量大,變異紛繁,而且隱含著 不同民族的歷史、語言、心理、宗教、習俗、道德、倫理等方 面的信息。比Alexander這個名字,來自於古希臘時代 的馬其頓國王,偉大的亞歷山大大帝。而David的典故則 出自於《聖經》中的猶太王國大衛王。另外如Helen(海倫),Angle(安琪兒), Pandora(潘多拉)等,無一不體現了 西方社會豐富的社會文化內涵。即使簡單常用的名字如 Black(布萊克),White(懷特), Smith(史密斯)等等,其單 詞也常常會有其通行的字面含義,如在文學或影視作品中 出現,往往能夠體現作者的創作意圖,都應該引起我們足 夠的理解和重視。
因此,這可以認為，在翻譯實踐中,我們不能將人名的翻譯簡單地 用音譯法來處理,尤其是要區分日常交際與文學或影視作 品中人名翻譯準則的差別。否則不但會因此而忽略許多 重要的文化信息,造成文化缺失與虧損,還可能會導致對 於文學作品理解的失誤。所以,我們應該根據文本體裁與 套用範圍,結合音譯、意譯、歸化、異化等策略手段,選擇正 確適當的翻譯方法。
引申的英文名翻譯
姓名是用來指代社會成員的符號，在人際交往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位置。不管這種符號形式如何變化，其基本功能是相同的。交際過程一開始，交際者遇到的問題往往是需要了解對方的姓名，以便交際正常進行。比如，在稱呼，介紹，問候語中，姓名是比不可少的，離開姓名，人際交往幾乎無法實現。當今世界變得越來越小，國際不同文化間的交往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人需要經常與異文化的人們進行面對面的交際或需要到異文化環境中去生活或工作，姓名在跨文化交際中的影響也逐漸顯露出來，受到人們的關注。為使交際暢通，在特定的環境中使用某種文字的姓名是一個交際策略問題。運用這個策略可能有助於交際的正常進行。不同文化的人們對姓名的態度以及重視程度會有所不同，而同一文化的人們對跨文化交際中的外文姓名問題也會持有不同的看法。如何翻譯英語國家的人名，值得探討，本文主要以英漢語言為例, 從跨文化交際以及文化交流的角度討論英文姓名問題。
關鍵字：英語姓名翻譯；跨文化交際 ； 文化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