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內容
《孫子兵法》
在
孫武晉見吳王
闔閭時就是一部獨立的軍事著作。既後又增加了他在
吳國的戰爭經驗,從而更加完備。它問世之後,得到了社會上廣泛的重視和流傳。《韓非子.五蠹》說:戰國時候,“藏孫(孫武和
孫臏)、吳(
吳起)之書者家有之”。從現存漢、唐、宋古籍對《孫子兵法》的徵引看,就有好幾種不同的抄本。
銀雀山出土的《孫子兵法》殘簡,是所能看到的最古的抄本了,其中《形篇》就是文字不盡相同的甲乙兩個寫本。北宋時的
《十家注孫子》本與
《武經七書》系統的《孫子》本也有某些不同。
在漢朝中期以前,《孫子兵法》十三篇是獨立而完整的。西漢未年
劉向《七錄》則稱《孫子兵法》三卷。不說“十三篇”而說“三卷”,可能是由於從
簡策變為
帛書的緣故。而晚於《史記》一百多年的《漢書.藝文志.兵權謀》卻記載為《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清朝學者畢以珣在《孫子敘錄》中指出了這一篇帙驟增的原因。他說:八十二篇中,除了
孫武見
闔閭以前所作的十三篇外,其餘六十九篇都是孫武的佚文。這六十九篇佚文,大部分已失傳了。恢復十三篇原型的工作,直到距
《漢書》六十多年後的東漢末年,才由
曹操親自完成。這就是如今我們看到的宋朝
《十家注孫子》古本。它把十三篇以外的六十九篇另編為《續孫子兵法》二卷。在《隋書?經籍志》和《唐書·藝文志》中都有著錄,大概在唐以後才失傳。
《尉繚子》
是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歷有著錄,但篇數不等,有
《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及明、清刊本等存世,5卷,24篇,9000餘字。另唐
魏徵《群書治要》輯存4篇;1972年,銀雀山漢初墓出土殘簡6篇,與其他版本相應之篇大同小異。《隋書.經籍志》注稱《
尉繚子》作者為尉繚,梁惠王時人”,有疑為
秦王政時尉繚所作,也有疑為後人偽托。據現有資料推斷,成書似在戰國中期。
《尉繚子》傳世本共五卷二十四篇,以南宋刻
《武經七書》本為最古。《漢書·藝文志》雜家著錄《尉繚》二十九篇,兵形勢家著錄《尉繚》三十一篇。據《隋書》、《舊唐書》的《
經籍志》和《唐書·藝文志》,傳世的是雜家的《尉繚》。其篇數與
《漢書》不符,當因在流傳過程中有部分亡佚。該書內容大部分論兵,因此宋以後多視為兵家著作,但其論兵,與《漢書》所謂兵形勢家異趣,有人以為即《漢書》兵形勢家的《尉繚》,恐不可信。《漢書》雜家《子晚子》下注有“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可見今所傳《尉繚子》有可能列入雜家。
《吳子》
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相傳戰國初期
吳起所著,戰國末年即已流傳。《漢書.藝文志》稱“吳起四十八篇”,《隋書.經籍志》、《
新唐書.藝文志》均載為一卷。今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及明、清刊本,存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六篇,分上下兩卷。
《吳子》是在封建制度確立後,戰爭和軍事思想有了顯著發展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這時,軍隊成分的改變,鐵兵器和弩的廣泛使用以及騎兵的出現,引起了作戰方式的明顯變化。它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戰爭理論、軍隊建設和作戰指導方面的觀點。
《吳子》主張“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續古逸叢書》影宋本,下同),把政治和軍事緊密結合起來,所謂“文德”,就是“道、義、禮、仁”,並以此治理軍隊和民眾。認為“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強調軍隊、國家要和睦。所謂“武備”,就是“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必須“簡募良材,以備不虞”。它把戰爭區分為義兵、
強兵、剛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質,主張對戰爭要採取慎重的態度,反對窮兵黷武。
《司馬法》
古代重要兵書之一。大約成書於戰國初期。據《史記·司馬穰苴列傳》記載:“
齊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使大夫追論古者
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漢代對《司馬法》評價很高。武帝時,“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土”。(見苟悅《申鑒·時事篇》)
司馬遷稱道《司馬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見《史記·司馬穰苴列傳》)。據
《漢書·藝文志》記載,當時《司馬法》共一百五十五卷。東漢以後,
馬融、
鄭玄、曹操等人的著作中,都曾以《司馬法》為重要文獻資料而加以徵引,據以考證西周和春秋時期的軍制。晉唐之間,
杜預、
賈公彥、
杜佑、
杜牧等人,也多以《司馬法》為立說的根據。可見《司馬法》當時仍具有軍事權威著作的聲譽。宋元豐中(公元1078-1085年)把《司馬法》列為《武經七書》之一,頒行武學,定為將校必讀之書,其重視程度,也不減晉唐。
《六韜》
《六韜》又稱《太公六韜》、《太公兵法》、《素書》,舊題周初太公望(即呂尚、姜子牙)所著,普遍認為是後人依託,作者已不可考。一般認為此書成於戰國時代。全書以太公與文王、武王對話的方式編成。此書在“道家”列“《太公》 ,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儒家類著錄有《國史六》“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字與韜同也。”《隋書·經籍志》明確記載:“《太公六韜》五卷,周文王師姜望撰。”1972年4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古墓中,發現了大批竹簡,其中就有《六韜》的五十多枚,這就證明《六韜》至少在西漢時已廣泛流傳了。
《六韜》是一部集先秦軍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對後代的軍事思想有很大的影響,被譽為是兵家權謀類的始祖。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稱:“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北宋神宗元豐年間,《六韜》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為武學必讀之書。《六韜》在16世紀傳入日本,18世紀傳入歐洲,現今已翻譯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種文字。
《三略》
《三略》,原名《黃石公三略》,是我國古代著名的兵書,相傳作者為漢初隱士黃石公。最早提及此書的是司馬遷。《史記。留侯世家》中記載:張良刺殺秦始皇未成,遭追捕,被迫隱姓埋名藏匿於下邳(今江蘇邳縣),在這裡遇見一位自稱谷城山下黃石的老者,授其一部《太公兵法》,即《黃石公三略》,其後此公便不見於史載。張良得書,潛心研究,後幫助劉邦取得天下,建立了西漢政權。但據考證,《黃石公三略》的成書當不早於西漢中期,它是後人在吸收先秦優秀軍事思想的基礎上,總結秦漢初政治統治和治軍用兵的經驗,假託前人名義編纂而成,其中有許多獨到之處。
《黃石公三略》分上略、中略、下略3個部分,共3800餘字。與前代兵書不同,它是一部專論戰略的兵書,尤其側重闡述政略,這是該書的一個顯著特點。它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專講戰略的專著。《三略》的另一個特點,即是大量引用古代兵書《軍讖》、《軍勢》中的內容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共引用了700餘字,占全書的1/6強。因而為後人保留了這兩部已佚兵書的部分精華。
《李衛公問對》
《李衛公問對》,又稱《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李靖問對》。唐代著名軍事家李靖撰,是唐太宗李世民與李靖討論軍事問題的言論輯錄。此書有人懷疑是北宋阮逸偽作,因為此書在史書《舊唐書》和《新唐書》沒有記載。此書多半為後人託名之作。
現存《李衛公問對》共三卷,分為上、中、下三部分,一萬餘字,記錄了唐太宗與李靖問答九十八條次。內容豐富,多聯繫唐以前戰例及太宗、李靖本人的親身經歷,參照歷代兵家言論,圍繞著奪取主動權、奇正、虛實、主客、攻守、形勢等問題進行討論,闡述其軍事思想。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書分別奇正,指畫攻守,亦易主客,於兵家微言,時有所得”。這一概括應該說是簡明扼要的。
從現存的《李衛公問對》來看,該書主要表現了李靖如下幾個方面的軍事思想:一、“致人而不致於人”的思想。李靖說,兵法“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已”。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就是掌握戰場上的主動權,讓敵人受制於己方,而不讓己方受制於敵方。李靖在書中提出的奇正、虛實、攻守等,都是為了實現“致人而不致於人”的目的。也可以說,李靖的整套戰略戰術都是圍繞這一中心來設計的。客觀地說,這種“致人而不致於人”的思想並非李靖的首創,在《孫子兵法》等兵書中都有反映,但都沒有李靖強調得這么突出。二、奇正思想。“奇”與“正”是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一對重要範疇。 。《李衛公問對》對這一問題的貢獻和發展表現:首先是進一步充實了奇、正的內容,認為奇、正包含著豐富的內涵。例如,它認為,對敵進行政治聲討是正,進行軍事打擊是奇;公開出兵是正,奇襲是奇;主攻方向或主要防禦方向是正,助攻方向或次要防禦方向是奇;前進為正,後退為奇等等。其次是提出了“正亦勝,奇亦勝”的思想。《孫子兵法》曾提出了“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的思想,而《李衛公問對》則認為,善於用兵的人,無處不是正,無處不是奇。
作品目錄
目錄
孫子兵法
前言
計篇第一、作戰篇第二、謀攻篇第三、形篇第四、勢篇第五、虛實篇第六、軍爭篇第七、九變篇第八、行軍篇第九、地形篇第十、九地篇第十一、火攻篇第十二、用間篇第十三
吳子兵法
前言
圖國第一、料敵第二、治兵第三、論將第四、應變第五、勵士第六
司馬法
前言
仁本第一、天子之義第二、定爵第三、嚴位第四、用眾第五
尉繚子
前言
天官第一、兵談第二、制談第三、戰威第四、攻權第五、守權第六、十二陵第七、武議第八、將理第九、原官第十、治本第十一、戰權第十二、重刑令第十三、伍制令第十四、分塞令第十五、束伍令第十六、經卒令第十七、勒卒令第十八、將令第十九、踵軍令第二十、兵教上第二十一、兵教下第二十二、兵令上第二十三、兵令下第二十四
黃石公三略
前言
上略、中略、下略
六韜
前言
文韜:文師、盈虛、國務、大禮、明傳、六守、守土、守國、上賢、舉賢、賞罰、兵道
武韜:發啟、文啟、文伐、順啟、三疑
龍韜:王翼、論將、選將、立將、將威、勵軍、陰符、陰書、軍勢、奇兵、五音、兵征、農器
虎韜:軍用、三陣、疾戰、必出、軍略、臨境、動靜、金鼓、絕道、略地、火戰、壘虛
豹韜:林戰、突戰、敵強、敵武、鳥雲山兵、鳥雲澤兵、少眾、分險
犬韜:分兵、武鋒、練士、教戰、均兵、武車士、武騎士、戰車、戰騎、戰步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
前言
卷上、卷中、卷下
《武經七書》北宋刊本已不可見,現存南宋孝宗或光宗時刻本,原為陸心源皕(音bì)宋樓藏書,後被日本岩崎氏買去,藏日本靜嘉堂。國內有
《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宋本《武經七書》校刊精審,明清以來翻刻傳抄,多據為底本,成為獨具特色的《武經七書》系統本。《武經七書》問世之後,注家蜂起,存世之作,不下數十種。宋朝施子美《施氏七書講義》是現存最早的注本,對明清注家起了發凡啟例的作用。明朝建國,重視武學,太祖
朱元璋提倡“軍官子孫,講讀武書”,促進了對《武經七書》的研究。代表性的注本有劉寅《武經七書直解》、黃獻臣《武經開宗》、張居正輯注《武經七書》、李贄《七書參同》、陳玖學《評註七子兵略》等。其中《武經七書直解》因“註疏詳明,引據切當”,最為後人重視。清朝沿襲宋明舊制,亦重《武經七書》,然注家大多限於彙輯前人舊說,少有新意。影響較大的有朱墉《武經七書匯解》、
丁洪章《武經七書全解》等。《武經七書》集中了中國古代兵法的精華,被宋及後世確定為兵學經典,對中國軍事思想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各種注本對人們學習和研究《武經七書》具有參考作用。
《武經七書》頒行後,備受世人關注。為了更好地發揮它在戰爭、國防、建軍、教學中的作用,注家蜂起,先後出現了幾十種注釋本,其中主要的、有代表性的注本,有宋朝施子美的《武經七書講義》,明朝劉寅的《武經七書直解》、黃獻臣的《武經開宗》,清朝朱塘的《武經七書匯解》、
丁洪章的《武經七書全解》等。這些注釋本,對研究、學習《武經七書》,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可見,這七部兵書是何等重要。《武經七書》頒行後,成為宋朝以來軍事學校和考選武舉的基本教材。南宋規定,武學(軍事學校)的學生,必須學習兵法。明朝開國皇帝
朱元璋為軍事鬥爭和教學之急需,命令兵部刻印《武經七書》發給有關官員和高級將領及其子孫學習。《武經七書》宋刊本,曾被日本人買去;後來特別是17世紀以來,在日本出現了多種重刊本、翻譯本和註解本。《武經七書》中的頭兩部兵書《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在歐、亞、美流傳更廣。可見《武經七書》在國外的影響之大。
宋神宗於熙寧五年(1072)六月,繼宋仁宗之後重新開設“武學”(軍事學校)。為了適應教學和軍事訓練的需要,元豐三年(1080)四月,宋神宗詔命國子監司業朱服等人“校定《孫子》《吳子》《六韜》《司馬法》《三略》《尉繚子》《
李靖問對》等書,鏤版行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三)。校定後的七部兵書共25卷,於元豐年間(1078~1085)刊行,統稱《武經七書》,以之考選武舉和教學。中國的歷代官員必須閱讀《武經七書》的部分或全部,方可獲得升遷。多個世紀以來,學者們的各樣注釋及分析生成了多個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