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墓志銘
- 外文名：epitaph
- 文體：悼念性的文體
- 形式：歷史悠久的文化表現形式
- 特點：志多用散文撰寫
簡介,出處,文體風格,經典識趣,濫觴,文化角度,各具特色,數字銘,圖示銘,美詩銘,幽默銘,名字銘,歷史名作,著名作品,墓志銘和碑文的區別,
簡介
墓誌，是存放於墓中載有死者傳記的石刻。它是把死者在世時，無論是持家、德行、學向、技藝、政績、功業等的大小，濃縮為一份個人的歷史檔案，以補家族史、地方志乃至國史的不足。也是墓誌斷代的確證。
墓志銘
墓志銘墓志銘包括志與銘兩個部分。關於它的起源，縱說紛繁，但墓志銘真正成為一種文體應該始於南朝，正如清朝汪汲在其《事物原會·墓志銘》書中就這樣認為，比較可信。
出處
明代徐師曾在《文本明辨序說》中說：“按志者，記也；銘者，名也。”志是用散文記敘死者姓名、字號、籍貫、官級、功德事跡的。銘是用韻文概括志的全文，並對死者致以悼念、安慰、褒揚之情，是委婉抒情的。但也有只用碑記（文）或碑銘的。
銘本是記載、鏤刻之意，它開始是刻（或鑄）在銅鼎上；以後也刻在石碑、金屬板等器物上，或以稱功德，或引申借鑑，逐漸演變成獨立的文體。劉勰著的《文心雕龍》中有《銘箴》篇；蕭統編選的《昭明文選》中有班固等人的銘文五篇；吳楚材、吳調侯編選的《古文觀止》中有劉禹錫的《陋室銘》，至今傳誦。
銘文精短活潑，或用騷體，或類五、七言詩歌或似佛家倡語，或同警世格言，妙語珠璣而不浮華，蘊藏哲理而不晦澀。這是墓志銘及其它座右銘在記功、記物等銘文的特色。明孔貞運《明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志銘》：“按狀：公諱可立，字禮卿，別號節寰。（袁可立）先世居鳳陽，始祖榮，國初以戰功屢調堅城衛百戶，即今睢陽衛也，遂徙於睢，代以德望著。”
文體風格
墓志銘用於埋葬死者時，刻在石上，埋於墓中。一般由志和銘兩部分組成。志多用散文撰寫，敘述死者的姓名、籍貫、生平事略；銘則用韻文概括全篇，讚揚死者的功業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隻有志或只有銘的。可以是自己生前寫的（偶爾），也可以是別人寫的（大多）。主要是對死者一生的評價。
墓志銘
墓志銘墓志銘在寫作上的要求是敘事概要，語言溫和，文字簡約。撰寫墓志銘，有兩大特點不可忽視，一是概括性，二是獨創性。墓志銘因受墓碑空間的限制，篇幅不能冗長，再說簡潔明了的文字，也便於讀者閱讀與記憶.因此，不論用什麼文章樣式來撰寫墓志銘，均要求作者有很強的概括力。漢朝大將韓信的墓聯為：“生死一知已；存亡兩婦人。”寥寥十個字，高度概括出韓信一生的重大經歷。（節選自《套用寫作》月刊1996年第6期《墓志銘寫作摭談》）
墓志銘為在墳墓中或墳墓上，以死者生平事跡所寫的一份簡介，尤其對於偉大或值得紀念的人其墓經常有墓志銘，在中國和西方都有這種習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國已不流行寫墓志銘。
墓志銘是給過世的人寫的。在古代，墓誌主要是把死者的簡要生平刻在石碑上，放進墓穴里，中國人講究立德、立言、立行，死後這些都是要寫進墓志銘的，以求得人死留名。在現代，主要是記述一生的重要事件，然後對人做一個綜合的評價。
墓志銘
墓志銘經典識趣
1、16世紀德國數學家魯道夫花了畢生的精力，把圓周率計算到小數後35位，是當時世界上最精確的圓周率數值。在他的墓碑上就刻著。 把自己一生最得意的成就寫在墓碑上，獨一無二的貢獻的確可以引起世人對他偉大貢獻的尊重與認同。對於這位數學家來說，一個數字足以給他的生命無與倫比的光環和榮耀。
墓志銘
墓志銘2、古希臘大數學家丟番圖的墓志銘：“過路人，這裡埋葬著丟番圖的骨灰，下面的數字可以告訴你，他的一生有多長。他生命的六分之一是愉快的童年。在他生命的十二分之一，他的面頰上長了細細的鬍鬚。如此，又過了一生的七分之一，他結了婚。婚後五年，他獲得了第一個孩子，感到很幸福。可是命運給這個孩子在世界上的光輝燦爛的生命，只有他父親的一半。自從兒子死後，他在深切的悲痛中活了四年，也結束了塵世的生涯。”
3、“37，22，35，R.I.P”是美國影星瑪麗蓮·夢露的墓志銘，許多人鬧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最終這個謎由夢露研究會揭開，這三個數字是夢露的胸圍、腰圍和臀圍的英寸數，縮寫字母的意思是在此長眠。死者生前最大的嗜好是愛美，她用數字將自己十分鐘愛的形體永久記錄了下來。
墓志銘
墓志銘4、傑弗遜是和華盛頓、林肯齊名的美國三大偉人之一，美國的第三任總統。他的墓碑碑文是他自己寫的：“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人、維吉尼亞宗教自由法令的作者和維吉尼亞大學之父。”如此中規中矩地按順序寫下自己一生都乾過什麼事，正是“美國精神”的最實在表現。
墓志銘
墓志銘5、對任何一位畫家的讚美，又有什麼樣的語言，能勝過出現在義大利畫家拉斐爾的墓碑上的：“活著，大自然害怕他會勝過自己的工作；死了，它又害怕自己也會死亡。”
7、馬克·吐溫：“他觀察著世態的變化，但講述的卻是人間的真理。”
8、司湯達：“活過、愛過、寫過。”
濫觴
曾鞏說：“夫銘志之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韓愈善寫墓志銘，李漢《昌黎先生集序》載韓愈計有碑誌75篇。韓愈文名日盛，達官貴人常求其為先人撰墓志銘，潤筆甚高，韓愈亦來者不拒。其友劉叉甚覺眼紅，取其黃金數斤而去，云：“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歐陽修也寫過《范文正公神道碑》、《尹師魯墓誌》、《杜祁公墓誌》，但其子孫皆不滿意歐的文章。曾鞏曾對歐陽修為其祖父作墓碑銘深表謝意說“銘志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蘇軾本人則少作行狀、碑誌。不過蘇軾還是代張方平作《故龍圖閣學士滕公墓志銘》，這是由於張方平當時已病故。
文化角度
從文化的角度看墓志銘，能在歷史上占一席之地的當屬鳳毛麟角，這裡收錄的一些文學家和數學家的墓志銘均各有味道，可以“奇文共欣賞”。
墓志銘
墓志銘文學家的墓志銘
“看在耶穌的份上，好朋友，
切勿挖掘這黃土下的靈柩；
讓我安息者將得到上帝的祝福，
遷我屍骨者定遭亡靈詛咒。”
“這裡埋葬著普希金，他和年輕的繆斯，
愛情與懶惰，共同消磨了愉快的一生；
他沒有做過什麼善事——可在心靈上，
卻實實在在是個好人。”
科學家的墓志銘
舉世聞名的英國科學家牛頓的墓志銘： “他幾乎神一般的思維力，最先說明了行星的運動和圖像、彗星的軌道和大海的潮汐。”
1953年逝世的前蘇聯火箭技術和星際航行家齊奧科夫斯基的墓碑上，刻著他的格言：“地球是人類的搖籃。但人不能永遠生活在搖籃里，他們不斷地爭取擴大生存時間和空間，起初小心翼翼地穿出大氣層，然後就是征服整個太陽系。”
數學家馬克勞林是牛頓發現和培養的，他的墓碑上刻著這樣6個大字：“承蒙牛頓推薦”。
希臘著名物理學家阿基米德的墓碑上刻著一個圓柱體和它的內切圓，因為它證明了球的面積和體積是它外切圓柱體面積的2/3。
魯道夫是德國著名數學家，在圓周率的研究上取得卓越的成就。他的墓志銘上鐫刻著他為之奮鬥一生的科學數字，他把圓周率準確推算到小數點後第35位，為了這個數字，他獻出了他的一切。
各具特色
數字銘
16世紀德國數學家魯道夫窮其畢生精力，把圓周率計算到小數點後35位，是當時世界上最精確的圓周率數值，他的墓碑上就刻著這一組數字。
圖示銘
古希臘著名數學家阿基米德的墓碑上刻著球內切於圓柱的圖形，以紀念他發現球的體積和表面積均為其外切圓柱體積和表面積的2/3這條著名的幾何學原理。德國數學家高斯因其發現了正17邊形的尺規作法，他的墓碑上刻上了一個正17邊形。法國生物學家巴斯德的墓碑上刻著許多小雞、小羊和小狗。
美詩銘
英國詩人雪萊的墓志銘是莎士比亞《暴風雪》中的詩句：“他並沒有消失什麼，不過感受了一次海水的變幻，他成了富麗珍奇的瑰寶。”法國浪漫主義詩人繆塞的墓志銘是他寫的六行詩：“等我死去，親愛的朋友，請在我的墓前栽一株楊柳。我愛它那一簇簇涕泣的綠葉，它那淡淡的顏色使我感到溫暖親切，在我將要永眠的土地上，楊柳的綠蔭啊，將顯得那樣輕盈、涼爽。”
幽默銘
偉大的戲劇家、詩人莎士比亞墓碑上刻著他臨終前為自己撰寫的幽默的銘文：“看在耶穌的份上，好朋友，切莫挖掘這黃土下的靈柩；讓我安息者將得上帝祝福，遷我屍骨者定遭亡靈詛咒。”大文豪肖伯納的墓志銘：“我早就知道無論我活多久，這種事情還是一定會發生的。”作家海明威的墓志銘：“恕我不起來了！”
名字銘
歷史名作
明 文淵閣大學士 孔貞運
【錄者小引：明大司馬袁可立（1562—1633），字禮卿，號節寰，睢州（今河南省睢縣）人，中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保，以子樞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
天啟二年為登萊巡撫，主持遼務多年，參與並指揮明清戰爭。以智取策反收降努爾哈赤姻婿劉愛塔，在任上為毛文龍請餉募兵，後因指斥毛文龍貪功冒餉又為毛所嫉恨。可立去，毛文龍無人能御。天啟末起袁可立兵部左侍郎，極力反對袁崇煥與後金議和，注重加強海防建設，與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輕沿海”的戰略短視形成鮮明對比。三年後袁崇煥因此獲罪而遭殺身，然毛文龍被殺，袁可立苦心經營的海上防線的牽制形勢已蕩然不存，致滿人敢傾國中之力大舉犯明，至此國事日非，足見袁可立先見之明。黃道周曰：“公去登萊不數載，而登萊遂敗。……公去又十餘年，而朝鮮淪陷。”
明末朝鮮歸登撫節制。天啟三年，屬國朝鮮弒君篡權，袁可立嚴詞質責，並牽及朝鮮勾通倭寇等舊事。五十年後倘為朝鮮君臣所忌恨，在清朝開館延修《明史》之時曾派專使來中國在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狀，《永憲錄》和《池北偶談·朝鮮疏》都有記載。終清一朝整個史界對袁可立十分忌憚，所有傳記史料均被刪削，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因載有董其昌所撰《節寰袁公行狀》險遭毀版和殺頭之災。袁可立正直敢言，是晚明少見的幹練之才。二十八歲彈劾炙手可熱的應天巡撫李淶，平反蘇州太守石昆玉冤案。以御史巡視西城，懲辦權貴；因直諫觸帝怒，削職為民二十六年，史稱“震門之冤”。泰昌立，起袁可立自民間，官拜兵部左侍郎，廷推南都戶部尚書，改兵部，因公開反對魏忠賢再遭罷官。皇帝念可立登萊勞，授兵部尚書，特準馳驛乘傳歸。
天啟四年春，登州巡撫即將離任，作《觀海市》詩，描述海市生動真實，為海天增色。晚年崇道，在睢州建袁家山，《道藏輯要》所記最詳，為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善詩文，受清朝文字獄所累，多所毀失。
《明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志銘》文出自明崇禎年間首輔孔貞運，字為明末著名書法家大學士門生王鐸書丹，工部尚書靳於中篆蓋，內容十分詳實可考，能補清人修撰《明史》之偏見和不足，為明清史研究者不可多得之資料。另見高攀龍《答袁節寰中丞》、董其昌《節寰袁公行狀》、王鐸《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倪元璐《袁節寰大司馬像贊》等，可作更全面之考研。】
著名作品
韓愈：《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清河張君墓志銘》、《柳子厚墓志銘》、《貞曜先生墓志銘》、《南陽樊紹述墓志銘》
皇甫湜：《昌黎韓先生墓志銘》
墓志銘和碑文的區別
“墓志銘”一詞被普遍誤用和濫用，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關於墓志銘，《現代漢語詞典》解釋得很清楚：“墓誌：放在墓里刻有死者生平事跡的石刻。也指墓誌上的文字。有的有韻語結尾的銘，也叫墓志銘。”當今的誤用者和濫用者，他們並不知道墓志銘是放在墓里的，墓外的人是根本看不到的，而把地面上的墓碑及碑文錯稱為“墓志銘”。近讀《禪繞著的墓志銘》、《人生的休止符——西方名人墓志銘和墓地》等圖書，書名本身就弄錯了，因為這些書中介紹的眾多歷史名人的所謂“墓志銘”，實際上幾乎都是這些人墓碑上的碑文。如莎士比亞的墓碑上刻著他的遺言：“看在耶穌的分上，朋友，切莫動底下的這黃土。讓我安息者上天保佑，移我屍骨者永受詛咒。”再如里爾克的墓碑上也刻著他的遺言：“玫瑰，啊，純粹的矛盾，希望不是像任何一人那樣睡去，在這么多的眼瞼下。”這些墓碑迄今仍然被完好地安置在他們的墓外，碑上刻的名言從來就不是什麼“墓志銘”。讀近年十分暢銷的何兆武先生的《上學記》，發現這位著名的學者和翻譯家竟也誤解了“墓志銘”的意思：“濟慈的epitaph（墓志銘）是他死以前為自己寫的，非常有名，即：‘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ten in water.（此地長眠者，聲名水上書。）’”在這裡，何先生將epitaph譯為“墓志銘”，顯然是不合適的，因為王爾德在《濟慈墓》一文中明確說過，是濟慈自己在臨終之際要求把這句話刻在他的墓碑（tomb-stone）上的。好在很多種英漢詞典的編者頭腦還是清醒的，他們對epitaph都提供了兩種釋義：“墓志銘；碑文。”這樣做，至少能給人們以正確選擇的機會。
“墓志銘”一詞被濫用，與很多人不了解它是特定歷史背景下的一種文化載體有關。東漢末年，曹操嚴令禁碑，魏晉兩代亦因循此令。然而世人追念亡者之情仍望有所寄託，於是產生了將地表刻石埋入墓中的墓志銘形式。墓志銘的前一部分是“志”，即簡述死者生平；後一部分是“銘”，即用韻語概括前一部分內容，並加以褒揚和悼念之意。墓志銘又稱“埋銘”“壙銘”“壙志”“葬志”等，由這些稱謂也可看出它確實是埋在地下的。至北魏時，方形墓誌成為定製，即為兩塊等大之正方形石板，上下重疊，刻銘文者在下為底，刻碑額者在上為蓋。禁碑令廢除後，此風仍不改，從而造成墓碑矗於地上而墓誌藏於地下的格局。墓志銘大行於隋唐時期，以唐代最為繁盛，出土的數量遠勝北朝。宋元以後，墓志銘數量銳減。近代以來，西式葬法逐漸推行，碑墓合一之制日盛，墓志銘之作漸衰。解放後，實行喪葬改革，喪事從簡，並推行火葬，墓志銘失去了物質載體，基本上退出了歷史舞台。至於啟功先生那篇著名的以“中學生，副教授。博不精，專不透……”開頭的《自撰墓志銘》，其實是他生前以韻語形式表達的心跡，後來鐫刻在他墓碑前的一方巨石上，而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墓志銘”。
前些年報上曾刊載《中山陵為何沒有墓志銘》一文，提到“孫中山陵墓竣工後，樹立墓志銘……這在當時是一件很必要的事情”，“中山陵建成之後，碑亭雖在，卻沒有墓志銘”。吳小如先生曾在《文匯讀書周報》撰文批評，指出該作者“缺乏常識，故行文不免訛舛”，“墓志銘雖刻在石上，卻是埋藏在地下的，凡立於地面之上的碑文是從不稱為‘墓志銘’的。今傳世的歷代墓志銘，都屬於出土文物。如果在地面上撰文樹碑，應稱‘碑文’，若篇末加韻語，則稱‘碑銘’……立在碑亭中的應是‘碑銘’，而絕非‘墓志銘’”。吳先生的糾錯言猶在耳，但是報刊圖書上的誤用和濫用依然不斷出現，實在令人無可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