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稱“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俄文：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英文：The Committee of State Security），簡稱КГБ，與美國中央情報局、英國軍情六處和以色列摩薩德，並稱為“世界四大情治單位”。是1954年3月13日至1991年11月6日期間蘇聯的情治單位，以實力和高明而著稱於世。
克格勃前身為捷爾任斯基創立的“契卡（Cheka）”及史達林時期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下屬的國家安全總局，前蘇聯早期的情治單位契卡將總部設在彼得格勒（聖彼得堡）霍瓦亞大街2號；1918年蘇俄政府遷都莫斯科，契卡總部也在1920年遷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宮附近的盧比揚卡廣場11號。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克格勃
- 外文名：The Committee of State Security
- 類型：情治單位
- 成立時間：1954年
名稱變更,主要機構,領導機構,下屬機構,輔助部門,歷任領導,相關名人,普京,海明威,薩馬蘭奇,
名稱變更
KGB的創始人捷爾任斯基1922年2 月國家政治保衛局（隸屬於內務人民委員部）
1934年7 月 國家安全總局（隸屬於內務人民委員部）
1941年2 月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
1941年7 月國家安全總局（隸屬於內務人民委員部）
1943年4 月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
1946年3 月國家安全部
1947年10月至1951年11月 國家安全部（對外情治單位歸情報委員會管轄）
1953年3 月內務部(1953年曾與國家安全部短期合併，統稱內務部)
主要機構
有“對外諜報局、國內反間諜局、軍隊管理局、邊防軍管理局、總務局、克格勃駐外站組等。克格勃系統工作人員曾一度達到50多萬名，其中總部機關1萬人，間諜、反間諜和技術保障等部門20萬人，邊防軍30萬人。此外，在全國有150萬線人，在國外有25萬諜報人員，年預算100億美元。
克格勃一直是蘇聯對外情報工作、反間諜工作、國內安全工作和邊境保衛等工作的主要負責部門，是一個凌駕於黨政軍各部門之上的“超級機構”，它只對蘇共中央政治局負責。克格勃被英國的情報機關稱為“世界上空前最大的蒐集秘密情報的間諜機構”。與美國的中情局、以色列的摩薩德、英國的軍情六處並稱為世界四大間諜組織。
領導機構
主席團
委員會主席團有主席一名，副主席十名，其中包括兩名第一副主席。主席和副主席還領導地方國家安全機關——各加盟共和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區、州國家安全局的活動。
蘇聯全委會
蘇聯國家委員會全委會由十五至十七人組成，負責研究最重要的問題，並就這些問題通過相應決議，以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令的形式生效。決議生效以後，就成了所有國家安全機關必須執行的規定。全委會委員組成中有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副主席、主要部門的主管以及幾個地方國家安全機關的領導人。全委會由蘇聯部長會議決定任免。約定俗成的是，烏克蘭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和列寧格勒市及列寧格勒州國家安全局的兩位局長，傳統上都是全委員會委員。根據條例，全委員會一個月舉行一次例會，但有時候要多，這取決於該討論的問題是否緊急，是否重要。全委員會根據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命令清單確認幹部任免。有時候聽取有關國內、國家安全委員會機關和部隊所發生的最重大非常事件的報告，討論上級權力機關的重要決議，並據此作出相應的決定。一般來說，討論問題會吸收範圍相當寬的特邀人員參加，人數有時多達一百人或一百人以上。全委會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領導機關，是某種指揮學校，是審核與研究最重大問題的形式。全委會通過的主要決定可以長期有效，且只有全委會才能以其決議取消已生效的決定。全委會是安全委員會相當廣泛的負責人交換意見的機會，是作出決斷的有益方式和方法，更主要的，它也是確定落實並監督決議執行情況的有益方式和方法。決議將傳達到國家安全委員會各級機關和部隊，並成為他們在相應方面展開實踐活動的依據。
下屬機構
第一總局
第一總局是對外情報偵察部門，它對駐國外間諜機構實施領導，並從蘇聯本土進行情報偵察，指導他們所在地區的國家安全機關第一線（情報偵察）分隊的工作。這些部門被稱為第一總局這一事實，也強調了對國外敵人鬥爭的頭等重要意義。
第二總局
第二總局從事反間諜情報偵察工作。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以來，對外情報偵察工作時分時合，這都取決於當時蘇聯哪種路線在對國家機關的態度方面占主導地位。八十年代末以來逐漸形成一種做法，即不把全部反間諜情報偵察集中在一個部門。而是根據具體的工作方針把它們分散到幾個部門。但第二總局始終是反間諜情報偵察部門的主角，它實施反間諜鬥爭，並從事與外國代表機構和旅遊系統有關的工作，同時還在蘇聯領土上進行某些偵察活動。
第三總局
第三總局負責制止外國特工機關對蘇聯武裝力量的破壞，領導有關軍事部門和部隊的特別勤務處的工作。它在七十年代成為總局，其理由是它所從事的與國防部協同行動的工作，不僅量大，意義也很重要。
第四局
第四局負責所有交通運輸部門的反間諜情報偵察活動的實施。
第五局
第五局負責與意識形態破壞活動進行鬥爭，它於1989年改組為“З局”。這遠遠不是一種形式上的舉措，現在它已經不再從事原屬第五局的工作即反意識形態破壞活動的工作；而是集中全部精力調查並制止外國特工機關實施的恐怖和破壞活動，而外國特工機關則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從事不符合蘇聯法律的外國組織和中心來搞這些活動。
第六局
第六局負責各個國防工業目標和某些科研中心的反間諜情報偵察工作。
第七局
第七局的任務是對委員會感興趣的目標實施屋外監控。這就是國家安全委員會所有業務方向都很需要的重要偵察部門。就人數來說，該局是相當大的，其主要特點是時刻保持戰鬥準備，以便能晝夜執行任務。正是由於這個部門的活動，才得以經常發現並制止外國特工機關的間諜活動，判定他們的犯罪聯繫，查清他們打入蘇聯要害部門、與蘇聯公民聯繫、實施隱秘行動和通過目視途逕取得情報的意圖。
第八總局
第八總局負責編制總部機關與地方機關以及情報偵察機關與駐國外情治單位通信聯絡的秘密電碼集。該局擁有制定密碼通訊體系的現代化技術和科學裝備，能切實保證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密碼通訊，並絕對保障這種通訊能在離總部機關的任何距離晝夜不停地工作。獲得秘密電碼集的途徑只有一個，那就是間諜。無線電報務員和密碼譯員的勞動強度極其繁重，一人，兩人，最多三人，就得隨時隨地地保證駐國外情治單位與總部機關的聯絡。工作條件是不輕鬆的，生活因必須遵守嚴格的制度而變得非常艱辛枯燥，也很不方便，因為，敵方特工機關對無線電報務員和密碼譯員都有極大興趣。
第九局
第九局擔負保衛職能，它負責保障國家高級領導人、國家最高規格的禮儀場合、外國代表團來訪和蘇聯代表團出訪的安全。警衛克里姆林宮政府機關、部長會議大樓和其他一些目標，其中包括遠離莫斯科的地方目標如黑海、波羅的海和其他地區的幾個目標均屬於他們的任務。一九九零年第九局改組為保衛局，機構也有所改變；確切地劃分為兩類勤務部門：一類從事管理工作，另一類從事業務活動。保衛局工作人員的勞動強度都很大：因為要始終保持警惕、全神貫注、常備不懈、徹底奉獻自己的一切，因為隨時隨地都會遇到令人不快的突發事件。當然他們還得適應工作和被保衛人個性的特點，適應需要保證其安全的目標周圍的情況。一般來說，出訪代表團的安全保障是特別困難的任務。因為他們在那裡並不是主人，但誰也不會解除他們的責任。他們根本不能完全指望接待方的警衛，因為一旦發生意外事件最終還是他們要負主要責任；而且不僅是公務上的責任，還有道義上的責任。行使保衛職能是一項複雜的職業，它需要本領、能力和良好的體力訓練。該局工作人員，一般來說不會長期擔任這項工作；過一定時間以後將調到其他業務活動方向，在這些方向的工作對精神和體力緊張程度的要求要低一些。
第十局
第十處集中存放國家安全機關在蘇聯時期以及蘇聯以前時期積累的業務統計文獻和檔案資料，因此在工作人員的談話中通常固定地稱之為“檔案處”。國家安全委員會檔案是保存各種資料的嚴整體系，它們依據嚴密的分類法規則，按主題和年代進行分類，保證資料無條件地典藏，並能迅速檢索到需要的文獻。在一九九一年八月以前，該部門的工作人員由於蘇聯有嚴格的檔案使用規則，保證了國家機密的收藏，而且也未發生過任何問題。同時遺憾的是，在檔案政策及法規中，存在著一些重大疏漏和不足：沒有明確規定某些資料的保存及其發表和用於學術著作的期限，但這卻排除了全部準許使用的可能性，封閉了利用堪稱國家機密的檔案資料搞政治投機和未經證實就轉交給大眾傳媒的通道，這兩種行為的後果往往是無法補救的。八十年代末以來，第十處的工作人員就某些課題、國家機關和其他組織活動中的一些事件及片段進行了認真的分析。他們的分析、總結和結論是非常重要的，並報告了國家領導人，後者還根據他們的報告作出了與某些現實問題有關的相應決定。 檔案資料幫助我們填補了許多空白點，給相當微妙的問題帶來了一定的公開性，並使人們能夠引用真實材料去看待和解決某些問題，這些問題或是涉及蘇聯和其他國家的公民，安全委員會檔案處把資料編上數字元號並按號碼順序排列，而讀者則注意到缺了某些序號，這並不是力圖隱藏某個部門，而是安全委員會傳統上就是這么做的，在部門編號中允許有預設項。有時它們被填滿了，有時當安全委員會編制發生組織變化時，它們又重新出現了。
第十一局
預設部門
第十二局
第十二處，關於它的工作，有許多令人難以置信的傳聞和各種各樣的謠言，稱它的工作是國家安全機關對蘇聯公民和外國人進行“全面監視”。這裡指的是技術監聽，是國家安全機關實施特別重要的偵察措施的技術手段。 這類方法一直被外國特工機關所利用，蘇聯也採用了這種方法。 審查有關國家生活最重要的方面和涉及國家安全利益的案件，需要有非同尋常的偵察方式和方法，監聽就是其中之一。它是根據上級確認並由國家安全委員會命令宣布生效的細則，在嚴格規定的條件下進行的。監聽不止一次地協助我們查清了犯罪分子極其危險的行動，幫助我們截獲國家安全機關感興趣的聯繫和接觸也使我們有機會獲得其他途徑不能獲得的情報。八十年代末以前，這個問題在法律上未以必要的形式進行規範，因此，利用通過這一渠道所得的信息具有不可聲張的性質，也不向檢察院和法庭提供。這些信息要以其他後續行為來證實，當然，是在能這樣做的情況下。在偵察諸如殺人、侵吞巨額國家財產和公共財產、走私、炒匯、非法接近國家重大機密並把它們轉交給外國代表等案件時，這種信息是格外有用的。 第十二處的工作要求具有專門的技術設備、專業訓練、判定什麼是所需情報並對其進行整理的能力。該部門工作人員有時要比一般偵察員知道得多，並填補偵察業務活動中的空白。這一部門的能力經常是獲取某些情報的唯一手段，這些情報是國家安全機關採用其他辦法從來也得不到的。 這項工作的微妙之處還在於以下方面，即在對某些目標開展工作的進程中，偵察人員會完全意外地碰上這樣一些情報，它們有的與要求偵察的人毫無關係，有的則與占據國家高級負責職位的人有關，且法律規定禁止監聽其談話。此時該怎么辦呢？一方面，確有對這類人物進行監聽的禁令，而另一方面，我們有時獲得了他們進行非法甚至是犯罪活動的明顯證據，又不能就此罷手。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得不向蘇聯國內的上一級負責人報告獲得的情報，請求準許利用這一情報並繼續工作。這種態度源自國家利益的需求，通常並不對剛才提到的、在那之前暫時尚未、將來也不會把此視為侵犯人權，因為這是國家和社會利益迫使我們不得不如此為之。
第十三局
預設部門
第十四局
預設部門
第十五局
第十五局從事的工作是設計、建造並按需要的制度管理某些目標，這些目標是為特殊時期，即為一旦爆發軍事行動和發生其他意外情況時準備的。 在莫斯科及其郊區和蘇聯的某些其他地方，建有絕對秘密商定的、供特別時期使用的目標。它們包括統帥國家和武裝力量的預備指揮所、不可或缺的儲備庫、政府通訊樞紐，以及其他在緊急狀態中支撐國家生活、保證國家或多或少地正常行使職能的設施，簡短點兒說，是維持國家在緊急狀態下仍有生存能力的設施。 各目標的設施需要按起碼的必不可少的原則作出相應的科學和技術結論，某些目標是用來防止核攻擊的，但是，在大型核彈頭直接命中時，它們的生存率也會大成問題，這當然是不言而喻的事。雖然如此，目標的某一部分卻會保存下來，從而在某種程度上保障國家的可管理性。 要保障國家安全，保障國家最重要的目標，沒有上述設施是不可能做到的。從蘇聯的能力出發，我們並不極力主張在所有方面都趕上擁有巨大潛力和實力的美國。但上述設施是最低限度的，是非有不可的。
第十六局
第十六局的工作與第八總局相當接近，它擁有解決技術和科學問題的最傑出的智慧型潛力。它負責收集公開情報和秘密情報，解決有關打入蘇聯感興趣的別國家重要目標的極其複雜的任務。該局有許多高水平的發明，這需要高深的學識、必不可少的技術設備和技術手段。在這個部門工作著一批高級專家，他們完全可以成為蘇聯科學技術界的驕傲。第十八局並未囿於本單位的小圈子，它與蘇聯工業部門、科研機關具有廣泛的聯繫，利用自己的潛力，幫助後者完成各種科研任務。 在研究具體任務時，他們要求嚴格、努力不懈、機敏過人、穎悟獨特，並充滿永恆追求的強烈願望，更主要的是他們找出的解決任務的方法簡直匪夷所思，而這些任務，乍一看，簡直就是人類智慧的幻想。國家安全委員會有一些不懈追求、渴望達到更高水準的部門，而第十六局就是其中之一，也是通往科技難題謎底最佳實踐道路上極其重要的一環，沒有它，在我們這個時代根本就不能保障蘇聯的國家安全。
邊防軍總局
邊防軍總局領導邊防軍區、邊防部隊和哨所。邊防部隊的總部機關不大，但邊防軍總數卻超過二十二萬人。對於蘇聯這種擁有漫長邊界的大國來說，這是現實需求所允許的最低數量。八十年代末迫切需要擴編邊防軍部隊，改善他們的物質條件，給他們增加財政投入。邊防軍經費已占國家安全委員會預算總開支的一半，其相當一部分用於邊界的技術裝備：軍事技術兵器、目標設施建設、通訊聯絡、各大單位的工資。
偵察技術局
偵察技術局是設計、開發、生產和經營專用技術工具的先頭部隊，也是科學思想成果、最高技術工藝和獨一無二的技術解決方案最集中的部門。在該局的產品中，進行批量研製和生產的技術工具相對較少，往往是些單個產品，它們被指定用來完成嚴格規定的偵察任務。偵察技術局利用蘇聯科學界和整個工業的科技成果，密切關注國外在這一領域的新產品，並極力利用其中最有價值的一切成果。 偵察技術局的產品具有雙倍的機密性。如果走漏訊息，就能是對手很快制定防範措施，從而抵消我方技術能力的效能。 該局工作人員都是有一定特長的全神貫注的人。國家安全委員會慷慨地把自己的新發明與地方工業部門分享，從來不提任何交換條件，當時也不存在任何商業性活動。完全可以實事求是地說，沒有該局的產品，不論是情報偵察機關，還是反間諜情報偵察機關，或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其他部門，首先是邊防部隊，都不能完成本部門所面臨的任務。我相信，這個局仍有遠大前程，但是，這隻有在一種條件下：即它如果能吸收國內外經驗，並不斷尋求更高水平的各種科技發現，才能變為現實。
輔助部門
軍事建設局
軍事建設局幫助解決各業務局迫切需要的最複雜的工程項目。
蘇聯KGB徽章總務局
總務局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業務活動服務。在落實極其複雜的偵察措施時，假如沒有物質管理保障，尤其是在意外情況下，其富有效益的工作是不可想像的。
醫療保健局
醫療保健局對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尤其是在國外工作的部分人員由於駐在地的環境引起的健康情況採取預防措施，並經常檢查，及時治療。醫療保健局甚至還制定了一套建議：讓去氣候條件欠佳之國的工作人員在出國前進行體質鍛鍊。
捷爾任斯基高等學校
捷爾任斯基高等學校向學員提供近五十種外國語的高級語言訓練及專業科目知識，同時還培養高等數學、物理和其他學科的專家。 國家安全委員會擁有出色的教育培訓網，學員可以接受高等教育，而工作人員則可在專業培訓班為接受專門知識而進行訓練和預備訓練。 國家安全委員會培養邊防和通信幹部、密碼譯員、某些技術專家，保障副博士和博士論文的準備與答辯。
人事局
人事局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中管理幹部，在其各級單位都建有相應的人事部門。選調工作人員，接受他們參加工作並進行安置、提職，解決許多與物質保障有關的問題，辦理休假獎勵，選派幹部參加培訓和進修等等，但這些遠遠不是國家安全機關人事部門所從事工作的全部。 人事工作最困難的階段是選調、研究國家安全機關工作的候選人，因為，如果此時出錯，可能會在此人活動的任何階段付出昂貴的代價。 人事局在與意外事件有關的檔案分析方面向國家安全委員會各部門提供必要的幫助，這些事件包括個別工作人員的叛變、破壞軍事紀律、玩忽職守等。
歷任領導
費利克斯·埃德蒙多維奇·捷爾任斯基（Feliks Edmundovich Dzerzhinski）1917－1926
維亞切斯拉夫·魯道福維奇·緬因斯基/明仁斯基1926－1934年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葉若夫1936－1938年
拉夫連季·帕夫洛維奇·貝利亞1938－1941年
弗謝沃洛德·尼古拉耶維奇·梅爾庫洛夫1941年（2－7月）
拉夫連季·帕夫洛維奇·貝利亞1941－1943年
弗謝沃洛德·尼古拉耶維奇·梅爾庫羅夫 1943－1946年
貝利亞與史達林(左後)及史達林之女
貝利亞與史達林(左後)及史達林之女維克托·謝苗諾維奇·阿巴庫莫夫1946－1951年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奧戈利佐夫 1951年（8－12月）
謝苗·傑尼索維奇·伊格納季耶夫1951－1953年
拉夫連季·帕夫洛維奇·貝利亞1953年（3－6月）
謝爾蓋·尼基福羅維奇·科魯格洛夫1953－1954年
伊萬·亞歷山德羅維奇·謝羅夫1954－1958年
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謝列平1958－1961年
弗拉基米爾·葉菲莫維奇·謝米恰斯內1961—1967年
尤里·佛拉基米羅維奇·安德羅波夫 1967－1982年
維塔利·瓦西里耶維奇·費多爾丘克1982年（5－12月）
維克托·米哈伊洛維奇·切布里科夫1982－1988年
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克留奇科夫1988－1991年
瓦季姆·維克托羅維奇·巴卡京1991年8月-11月
3克格勃第一總局（對外情報總局）歷任領導
米哈伊爾·阿布拉莫維奇·特里利瑟爾1921－1929年
阿爾圖爾·赫里斯季安諾維奇·阿爾圖佐夫1929—1934年
阿布拉姆·阿羅諾維奇·斯盧茨基1934－1938年
米哈伊爾·施皮格爾格拉斯1938年（2－7月）
弗拉基米爾·格奧爾吉耶維奇·傑卡諾佐夫1938－1940年
帕維爾·米哈伊洛維奇·菲京1940－1946年
彼得·瓦西里耶維奇·費多托夫1946－1949年
謝爾蓋·羅曼諾維奇·薩夫琴科1949－1953年
瓦西里·斯捷潘諾維奇·里亞斯諾伊1953年（3－6月）
亞里山大·謝苗諾維奇·帕紐什金1953－1956年
亞里山大·米哈伊洛維奇·薩哈羅夫斯基1956－1971年
費奧多爾康斯坦丁諾維奇·莫爾京1971－1974年
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克留奇科夫1974—1988年
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羅維奇·舍巴爾申1988年-1991年
1998年被任命為俄羅斯聯邦總統辦公廳副主任兼俄羅斯聯邦總統監察局局長；1998年10月任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副局長兼經濟安全局局長；1999年任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第一副局長；1999年8月9日根據俄羅斯聯邦總統令被任命為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局長；大將軍銜，法學博士，俄羅斯英雄。2008年5月12日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簽署總統令任命原聯邦安全局副局長巴爾特尼科夫為聯邦安全局局長，原聯邦安全局局長帕特魯舍夫改任聯邦安全會議秘書。
相關名人
普京
俄羅斯總統普京曾在赫赫有名的克格勃系統幹了16年職業“特工”，後被俄羅斯首任總統葉爾欽看中並選定為“接班人”登上總統寶座。普京執政後，“克格勃情結”表現得尤其明顯，其治國方略和執政風格都受此影響。普京也毫不諱言：“始終以克格勃經歷為榮”。
普京在克格勃時的留影
普京在克格勃時的留影1985年，普京被派往民主德國從事間諜工作。雖然只工作了6年，但業績非凡。
1989年12月6日晚，在情報總部門口站崗的哨兵發現幾百名示威民眾試圖圍攻辦事處，遂迅即向上級作了匯報。幾分鐘後，普京出現在大門口。
普京面對喧鬧的人群，大聲告訴他們，“這裡是蘇聯軍事機構駐地，不容隨意侵犯。”人群中有人質問普京，為什麼院裡停著掛東德牌照的汽車，蘇聯人在東德乾什麼。普京回答，按有關規定蘇方有權使用東德的汽車牌照。接著又有人問普京，他究竟是什麼人，為什麼德語說得這樣好。普京不動聲色地表示他是一名翻譯。就這樣，普京成功地拖延了時間，並等到了前蘇聯國內允許用武力保護克格勃機構的答覆。
在得到國內指令後，普京用流利的德語大聲宣布：“我希望你們不要試圖闖入這一地區。我的部下擁有武器，並且將向越境者開槍！”普京滿臉嚴肅的表情和他斬釘截鐵的話語使人群安靜下來。那些試圖闖入者私下交換了一下意見，悄無聲息地散去了。[1]
海明威
上世紀90年代中期，前克格勃人員亞歷山大·瓦西里耶夫獲準進入蘇聯情報機關檔案館。結果他驚訝地發現，美國大作家、諾貝爾獎得主海明威竟然曾於1941年被招募為克格勃間諜！
前蘇聯情報機關的秘密檔案道:“1941年1月8日，一本《喪鐘為誰鳴》被寄往莫斯科。國家安全總局(克格勃前身)給海明威的代號為“阿爾戈”。1941年‘阿爾戈’在動身去中國前被吸收進來……在中國期間，並未與他取得聯繫”。
1941年底，“中心”寫信給紐約的“馬克西姆”說，需要“為他(海明威)尋找出境去我們感興趣國家的機會”。1943年-1945年，海明威與蘇聯情報人員有過數次接觸。這幾次會面的目的是“考察其人，看他是否有能力為我們工作”。但“由於我們的人被緊急召回國內，與‘阿爾戈’沒能保持進一步聯繫”。“阿爾戈”從未傳遞過“任何政治情報”。
克格勃曾於1950年派人打探海明威的訊息及其政治傾向。得到的回覆是：“據說，他似乎支持托洛茨基分子，並在文章中抨擊蘇聯。”海明威與克格勃的關係是否就此結束，不得而知。瓦西里耶夫的新書沒有給出答案，因為筆記只記到上世紀50年代初。
海明威的確於1941年攜妻子到中國采寫過戰地報導。2007年3月30日，一本名叫《海明威在中國前線》的書籍由美國波托馬克圖書出版社正式發行，作者是彼得·莫雷拉。書籍的起由是，海明威的忠實“冬粉”莫雷拉在普林斯頓圖書館發現了一封長達6頁的從未發表過的書信，寫信人是海明威，收信人則是當時的美國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日期為1941年7月30日。
薩馬蘭奇和斯米爾諾夫
薩馬蘭奇和斯米爾諾夫海明威自己在信中聲稱，在他去遠東之前，一位名叫“懷特”的先生叮囑他留意中國的情況。在中國，儘管大部分時間沉浸在醉酒之中，海明威還是盡了足夠的責任，和許多相關人士進行了認真的會談。他還曾和夫人深入前線，吃盡苦頭。因此，莫雷拉認為，與其說海明威在遠東是一個文學探險家，不如說他是一個為美國收集情報的間諜。
關於海明威想做間諜的目的，美國著名的海明威研究專家卡洛斯·貝克教授在一本書中寫道:海明威有著強烈的愛國精神，很喜歡秘密策劃一些事情，指揮一些特別武裝行動。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後，海明威住在古巴哈瓦那的一個小村子裡。海明威志願加入了美國反情報組織來掃清西班牙難民中的納粹間諜。
他編了個謊話找到了一份工作，告訴美國國務院的官員他在馬德里也建立了一個類似的組織，接著他就著手開始招募人員來發展這個組織。從西班牙貴族到服務生，海明威都曾經在他最喜歡的一家酒吧里接觸過他們。1942年，一心為祖國做點兒什麼的海明威走進美國駐古巴大使館，向大使提出了一個消滅德國潛艇的構想。海明威駕駛著自己38英尺長的漁船參加了反潛行動，協助美國海軍在加勒比海巡邏搜尋德軍潛水艇。帶著5毫米口徑衝鋒鎗、一些手雷和自製的炸彈，海明威開始了自己的“獵潛行動”。
最終，海明威的間諜網和“獵潛行動”皆無功而返。一年以後，他放棄了間諜的工作，並一再表示自己沒有“間諜天分”。然而2008年8月14日，美國國家檔案局的一份解密檔案顯示，二戰期間美國戰略情報局(簡稱OSS，中情局前身)的情報人員有兩萬多人，其中就包括大作家海明威及其兒子約翰。[2]
薩馬蘭奇
《克格勃的棋局》一書指出，書中指出薩馬蘭奇曾在西班牙佛朗哥政權中擔任體育部長，並被迫行納粹禮，在正式成為克格勃成員時，時任國際奧委會副主席。為了更好地操縱國際奧委會，克格勃控制了選舉結果，確保薩馬蘭奇在1980年7月在莫斯科當選為國際奧委會主席，而他們在國際奧委會的線人是維塔利-斯米爾諾夫，後者自1971年以來就是國際奧委會委員，1978年到1982年任國際奧委會副主席，1981年到1990年任俄羅斯聯邦體育部長。
薩馬蘭奇成功上位後，國際奧委會成為間諜巢穴，很多針對一些世界知名運動員的秘密行動紛紛發起，其中之一就是試圖毒殺蘇聯西洋棋大師庫爾切諾伊，後者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個賽事後叛逃，而另一位西洋棋世界大師卡爾波夫也是克格勃成員。
這本書的可信度有多少很難下判斷，畢竟已經是30年前發生的事情，不過書中並未提起當時普遍被認為是真正大佬的愛迪達老闆霍斯特-達斯勒，這位德國人不僅在1974年幫助阿維蘭熱成為國際足聯主席，又通過薩馬蘭奇來控制國際奧委會，並且在1980年國際奧委會主席選舉前夜，準確地告知薩馬蘭奇他將在第一輪以44票勝出的事實，堪稱真正的“幕後操縱者”。
薩馬蘭奇當選國際奧委會主席21年後，於2001年7月16日在莫斯科卸任。如今的薩馬蘭奇已經去世，這本書的出版多少會對這位曾經對奧運會在全球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老人造成一定的影響，身敗名裂未可知否，但這本書卻存在很多前後矛盾，解釋錯誤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