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國際傳播研究年度報告》是以北京大學圖書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2020年版）為依據，選取了學科類目G20/G21（信息與傳播，新聞學、新聞事業）、G22（廣播、電視事業）、H3/H9（外國語言）部分期刊和與國際傳播、跨文化傳播相關的部分國內外學術期刊等①，嘗試深描2023年國際傳播研究的傳承、發展與創新，基於中國視角還原2023年國際傳播研究的生態，並對發展趨勢進行預判。
2024年1月5日，《2023國際傳播研究年度報告》發布。
基本介紹
- 中文名：2023國際傳播研究年度報告
- 發布時間：2024年1月5日
發布信息,報告全文,
發布信息
2024年1月5日，《2023國際傳播研究年度報告》發布。
報告全文
導讀
本報告嘗試深描2023年國際傳播研究的傳承、發展與創新，基於中國視角還原2023年國際傳播研究的生態，並對發展趨勢進行預判。
本報告以北京大學圖書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2020年版）為依據，選取了學科類目G20/G21（信息與傳播，新聞學、新聞事業）、G22（廣播、電視事業）、H3/H9（外國語言）部分期刊和與國際傳播、跨文化傳播相關的部分國內外學術期刊等①，嘗試深描2023年國際傳播研究的傳承、發展與創新，基於中國視角還原2023年國際傳播研究的生態，並對發展趨勢進行預判。
國際傳播方法論探索：
歷史“下探”方能發展“致遠”
中國國際傳播研究“行而致遠”，需要不斷進行歷史“下探”、深入溯源，在回顧世界範圍內傳播和國際傳播發展歷程中，確立中國的全球文化定位，形成更為深刻的認識，從而凝聚國際新聞與傳播的發展共識和動力，積聚發展“後勁”。
隨著綜合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躋身世界舞台，國際傳播全面邁進新的階段。在中國探索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式現代化相匹配的國際傳播理念、理論的過程中，歷史、知識考古的方法有助於為中國創新自主知識體系、建立理論體系、擺脫理論和實踐依附“困局”形成方法論。2023年，中國國際傳播歷史、知識考古研究的特點在於“深入”，從思想史、實踐史兩方面進行歷史溯源，為探尋中國國際傳播理念、理論打下了堅實基礎；同時，通過一種科學方法——歷史的方法，為現今中國國際傳播研究“行而致遠”的良性發展和理念初探形成科學規範的方法論。
（一）傳播思想史溯源，建設主體實現“中國式”良性發展。從思想史的溯源來看，主要致力中國本土化理論和主體建設。相關研究呈現出對美歐傳播學和對技術政治的深度關注。研究多以美歐為主體、以技術的發展史為依託，回溯傳播的思想史，進而對中國共產黨百年外宣展開思考，落腳於中國發展。
部分研究聚焦美歐傳播思想史溯源以釐清國際傳播發展理論語境。美國是國際傳播的“接生婆”[1]，考察美國傳播學實踐和研究的“發生學”對於中國傳播思想的建構有重要參考作用。有學者提出，美國國際傳播的語境，需要重返美國傳播研究史前史，探究美國傳播學發展側重和對宣傳分析的迴避[2]。美國的傳播學方法，受到學科早期發展所奠定的結構和框架制約以及行政研究趨勢日漸明顯的影響，中國的國際傳播發展需要批判去語境化的態度[3]。從技術和國際傳播格局的發展規律上講，英法憑藉電報技術的突破，形成先發的國際傳播格局，對後發國家形成國際傳播格局下的技術宰制[4]。由此，美國未來學和發展傳播話語也影響著中國知識界對信息社會願景的想像與抉擇。
沿此方向，有學者探尋中國共產黨宣傳發展史，結合早期中共影像，發現外宣不僅存在於中國共產黨宣傳史的發端，而且是不斷被強化的關鍵性因素。中國共產黨百年對外傳播政策整體呈現“抗爭—保守/激進—開放—融合”的變遷路徑[5]，並最終被落實為制度設計，構成中國宣傳工作的一項重要特徵，從歷史層面為審視宣傳與新技術互動提供了經驗坐標[6]。中國共產黨的外宣工作始終將講求尊重事實、以理服人的“講事實”的態度作為核心[7]。如今，網際網路技術改變了新聞的生產方式和傳播方式及原有的輿論格局，線上輿論工作的重要性日漸突出，國際傳播理論和實踐齊頭並進，體現出中國共產黨輿論思想正在與時俱進、創新發展的前進趨勢[8]。
（二）實踐史“下探”，致力“重識自我，正本清源”。從實踐史溯源而言，歷史“下探”重塑中國國際傳播更為廣闊的起點，“通達”自我認識。歷史考古實踐不僅涵蓋近代新聞傳播活動的考察，還擴展至中國古代新聞事業和文化交流，特別是對晚清時期中西交流活動的考察拓展了國際傳播歷史溯源的語境。
晚清時期中西交流活動的考察形成中西傳播的“前語境”。部分研究以中西交流和外交為主要視點，形成對傳播活動在國家、媒介組織等層面的歷史性考察，其中包括西方對中國的認識，也包括中國對西方的借鑑。《字林西報》和《北華捷報》在報導“開埠五十周年紀念日”慶典時，發揮了重要作用，背後蘊含著西僑在上海爭奪城市未來話語權、控制權，進而加深經濟掠奪的深意[9]。廣東轅門報作為19世紀來華西人頻繁接觸的中國本土媒介，成為西人窺探中國的一扇視窗，更在中西媒介互動中推動了近代中國新式報刊的發展[10]。還有研究以晚清外交官曾紀澤為研究對象，探究晚清外交事業發展邏輯，發現中國該時期頻繁參與歐洲新聞輿論塑造，積極維護中國國家利益和國際形象的傳播規律等[11]。
日本侵華宣傳研究將國際傳播從實踐層面溯源到了國際宣傳的前身中，不僅體現了對國際傳播概念的重新思考，還體現了對國際傳播誕生“前語境”的追溯意識。研究發現，日本形成了政治、社會、文化一體化的對華宣傳系統，並將宣傳與對華戰略高度匹配，形成了從機構到人員的全面調動。近代日本侵華的殖民宣傳，並非僅停留於口號層面，而是滲入整個宣傳系統的“毛細管”，從機構到人員都成為日本殖民宣傳的工具，日本宣傳的侵略性體現在一整套的規制行動上[12]。其中，日本報人在對華宣傳活動中起到關鍵作用，從社會心理學和文化人類學兩大思想根源展開分析，認為武士道傳統、報人自我馴化、對外戰爭刺激等，造成了日本報人的志願性和自我管理[13]。同時，還有學者將視野放大，發掘“東亞同文會系”報紙的報人來源、創辦經歷、地域擴散、版圖流布與日本對華戰略的緊密配合關係，總結出近代日本在華報人群體的聚合交融及“新陳代謝”現象[14]，全面剖析日本對華宣傳戰略。
中日文化交流實踐的研究是跨文化傳播歷史探源的重要組成部分，部分研究將國家之間的交流活動作文化層面的思考。有研究以四大名著為對象，指出其在明清時期起傳至日本，與日本本土文化融合，最終又傳回中國，形成文化交流的閉環，互鑒互通[15]，為講好中國文化故事提供了歷史性借鑑。
總而言之，國際傳播歷史研究對舊有歷史考古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傳承，同時對歷史的“下探”更具深遠性和典型性。這種探究能夠以典型的主體、方法、概念等作為研究對象，結合媒介技術、國家形象、文化交流等具體實踐，形成思想史和實踐史辯證統一的研究趨勢，為中國國際傳播發展提供原動力。
國際傳播研究的理念創新：
建立本土化理論迫在眉睫
基於歷史科學方法，中國發展理念作為理論源泉，重塑“中國式”國際傳播理念、建立本土化理論成為緊迫要求。
（一）全人類視野下多元“共同體”理念指導國際傳播發展互融互通。“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全人類發展的關切與“世界社會”對全球體系的審思，超越國家本位轉向相互融通的整體價值觀，將對世界的認識從歷史結構定式轉向作為認知建構的動態過程，在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上產生對話與共振[16]。但這一理念本身具有多維內涵，在不同國度和文化環境中的“再現、傳播和文化轉化”形式和內容必然會與該地區的語言、社會、文化碰撞和融合[17]。這就導致該理念在國際社會中既有漠視與誤讀，也有關注與肯定[18]。因此，如何突破群體或個體文化、語言、認知範圍的邊界從而達到“至效”，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先要自我突破從而“致效”的關鍵。
同時，在這一理論下形成了眾多延伸的範疇和實踐觀照。其中包括：“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兩者有機結合應是民族議題國際傳播的中國話語框架，中國應與其他國家建構“命運共同體”，在“網路空間命運共同體”下網際網路空間中的各類主體應成為發展、安全、責任、利益共同體[19]等新思考。
（二）“中國式現代化”承接文明內涵，指導國際傳播的本土化思考。“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研究在國際傳播的角度呈現內涵和外延式的深入思考，並積極指導國際傳播事業的發展。中國式現代化上承人類文明內涵，踐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人類文明理論，展示了中國式現代化文明形態的獨特性和實現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最終目標[20]。具體到國際傳播實踐，中國式現代化新聞傳播事業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與推動力量，是馬克思主義在新聞輿論工作中的運用，也是圍繞中國式現代化目標應對全球傳播體系轉型的中國方案[21]，堅持思想引領、理論創新，堅持深化體制機制改革、釋放創新動能，堅持技術賦能、強化科技支撐，持續強化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是面向未來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繼續推進的實踐方略[22]。中國國際傳播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式現代化框架下的國際傳播戰略體系建構主要體現在轉變傳播理念、調整傳播內容、改變傳播形式、更新傳播手段、培養傳播人才等幾個方面[23]。在國際傳播中，可以充分挖掘中國和平發展歷史、參與全球安全治理的實踐和中西方和平發展價值觀的對話，從共利共贏、共商共建、共享共話三個維度理解走和平發展道路如何促成共同現代化發展格局[24]，可以“努力破除中國與開發中國家就現代性所創造的多元地方性知識的交流藩籬，讓中國式現代化的知識和話語在全球南方落地，加強對中國式現代化價值觀魅力的塑造，秉持自信、平等、包容的心態”[25]。
（三）“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指導中國國際傳播融通世界。“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成為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領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26]，是將國際傳播理念落地的直接要求。而該指導下國際傳播研究應拓寬時空維度，實現文化或者文明的轉向[27]。不斷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需要具備融合內外部視野的複雜思維：內部需要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及共識化的集體文化自信具備高度認知；外部需要尊重世界文化多樣性並批判性認知全球視野中的中國，把握中國對世界文明多樣性的貢獻[28]。
中國國際傳播理念探索與國家發展理念之間呈現出巨大張力，而前者在這一張力的三類範疇下形成了整體、立體化的探索趨勢和創新意識，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下將中華文化、文明與中國式的現代化相結合作國際傳播的思考以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中國國際傳播創新理念呼之欲出。
國際傳播能力研究：
整合、闡發與縱深發展的實踐支撐
在國際傳播能力全面建設、發展背景下，整體化與差異化、典型化與多元化研究促進國際傳播能力研究的整合、闡發與縱深發展。總體來說，要以世界一流媒體為鏡鑒，打造中國國際傳播的“三駕馬車”新模式，來應對更加複雜的國際傳播挑戰，即建設視聽融媒體國際傳播航母、通訊社為主導的融媒體國際傳播航母、紙質融媒體為根基的高端客群國際傳播航母[29]。
（一）整體化與差異化研究促進國際傳播的整合與闡發。整體化與差異化研究趨勢有利於形成國際傳播整體統一觀照和針對性運用。整體化趨勢首先體現在研究內容、視角的整體化，即方法、思想、實踐等內容的整體化研究，實現巨觀與微觀視角的整體化研究。中國國際傳播高質量發展的脈絡和面向未來賴以立足的基點，應從政治地位、國際形勢、內部機制、理論指導、文化建設、產業支撐、技術布局、人才儲備八個方面尋求[30]。理解國際傳播效能，不僅要從傳播的視角看待傳播效果，而且要從制度研究、策略研究和過程研究的視角，理解國際傳播在中國參與全球治理中發揮的重要作用[31]，實現研究視角多元化、研究內容一體化。
國際傳播能力整體化研究下形成了國家、組織、人際等主體的差異化和針對一國一策的差異化研究趨勢，即對於不同國家的戰略合作與文化傳播並行。對於國際傳播這個有很強主體性的傳播行為來說，傳播過程必然要考慮到傳播者的目的性、傳播渠道的高可控性以及內容的綜合性[32]，注重傳播主體研究。
研究不僅針對美歐等西方已開發國家，探索世界代表性國家和組織如何推進政府與社會各部門協調聯動，實現國家和組織的戰略傳播目標，還廣泛涉及亞太地區、南亞、拉美、中東等區域、國家的戰略與文化傳播諸多方面。在實踐層面，“國禮外交”的國際傳播中“弱政治化”和“異質共存”的傳播特徵將“軟性”“潤性”“隱性”的內涵屬性充分發揮，能夠為提高國際傳播效能的未來進路提供更多可能[33]。
（二）典型化與多元化研究促進國際傳播的縱深發展。概念、範疇研究的典型化與各範疇內研究內容的多元化趨勢有利於協助國際傳播重點切入並細緻展開。
典型化趨勢體現在概念、範疇的研究上。首先，建構中國特色戰略傳播體系助力戰略升級。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戰略傳播體系，關鍵在於“中國特色”——我們要構建的戰略傳播體系，是完全不同於基於西方中心主義、以功利和霸權目標為核心的戰略傳播[34]。構建中國特色戰略傳播體系需要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展開，既要推進戰略傳播研究與國際學術界接軌，又要將戰略傳播與國家戰略目標和發展需求相結合，明確戰略傳播理念，完善戰略傳播體制機制，協調戰略傳播執行機構，開展戰略傳播效果評估[35]。同時，升維對中國國際傳播的認知，以戰略傳播理念為內涵、以中華文化為基石、以增強國際傳播效能為旨歸，構建中國特色國際傳播戰略體系[36]。其次，全球傳播促進中國價值、理念的國際傳播。全球傳播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話，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傳播價值創新。並且，全球傳播生態的深度觀測有助於進一步校準中國在全球傳播生態系統中的定位，持續對具備傳播“生態級”影響力的技術進行重點觀察，不斷闡明中國的傳播價值觀，促進平衡傳播為導向的中國國際傳播理論框架構建[37]。
典型化趨勢還體現在具體實踐範疇，體現在落實中國發展戰略、建設中國話語體系、積極參與輿論建設等方面。其中包括對“一帶一路”的南方轉向、國家話語建設深入廣泛、信息輿論戰社交媒體化等重點關注，同時在戰略傳播和全球傳播語境下，對各個範疇又具有多元化、細緻化的研究內容和分野。
首先，落實中國發展戰略。“一帶一路”倡議是基於“五通”的合作互利，也是基於“中和”的尊重共贏，更是團結“全球南方”的發展動能[38]，以來自“一帶一路”合作夥伴為主體的全球南方媒體積極倡導的“替代性敘事”成為國際傳播“南方轉向”的重要表征[39]。其次，建設中國話語體系。中國國際傳播的話語建設深入眾多領域，針對理論、策略和效果等均有研究。“元話語”作為一切話語生產與傳播實踐的基礎觀念，可以成為我們理解全球信息與文化傳播格局、探索本國國際傳播實踐突圍路徑的認知出發點[40]，也是突破西方國家話語屏障，建立融通中外中國話語體系的歷史、現實邏輯[41]。話語體系建構研究在政治、法律、環境、航天等多個領域均有涉及。建構思路可探索從景觀社會視角切入，釐清媒介、平台和客群的變遷對傳播話語權框架和結構的修訂規律，從全新的社會傳播視角探索國際話語權的重構路徑[42]。最後，規避輿論陷阱。信息輿論戰社交媒體化主要涉及國際輿論博弈和涉華議題話語框架兩方面。社交媒體時代“觀念政治”超越生物政治和信息地緣政治，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其核心是將思想、價值觀、規範等要素視為提升國家軟實力的外交和信息戰略工具[43]。國際輿論博弈伴隨社交媒體的全球興起，網際網路以公眾參與、群體線上、即刻互動、社會動員等方式極大地改變了社會格局和權力結構[44]。社交媒體的武器化正在改變著現代戰爭和現代政治，它造成了“灰區衝突”的興起、信息游擊戰的擴散和“我們與他們”敘事的強化這三重現代政治後果[45]。中國應當在網緣政治的視角下進一步理解平台基礎設施在未來網際網路國際傳播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從渠道、制度等方面推動多元化平台生態和共識性平台治理的形成[46]。
國際傳播結構研究：
地方與全球視野中的融合發展
確立國際傳播方法論、理念以及能力三個巨觀因素後，中國國際傳播研究基於地方與全球視野，與國家形象、經濟、文化和媒體高度融合，最佳化內部結構。目前，國際傳播研究注重以“地方”為研究主體帶動國家傳播發展，包括“城市—國家”的影響力、文化、形象等方面，將“地方”的研究與經濟、產業、品牌相結合，打造具有特色的地方形象，同時建設中國文化產業出海的“地方傳播”，研究視野廣泛，具有區域、領域帶動國家，國家融入世界，世界塑造國家，國家影響區域、領域的視野張力。在地方、國家與全球的視野交融中，以“整體”作為主體的研究體現在中國形象建構策略研究；以“局部”作為主體的研究體現在地方、城市、區域傳播研究和經濟、產品、品牌傳播研究；以“介質”作為主體的研究體現在主流媒體的地方、全球視野和海外媒介中國形象變遷的研究等。
（一）以“整體”作為主體，積極建構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47]。從國際傳播建構邏輯而言，應通過對中國國家形象真實、立體、全面的展示，讓國際社會在心理上信任和信賴中國[48]。首先，國家形象建構要把握新技術，展現“可信”中國。在新媒體傳播時代，中國國家形象建構要善於遵循國際傳播的新規則和新形態，實現傳播策略與方法的最最佳化和傳播效果的最大化[49]。其次，要注重文化與情感對話，展現“可愛”中國。可愛是一種情感策略，它通過建構具有可愛特徵的傳播主體或話語體系，引發傳播客體的積極情緒，促成差異化群體之間的相互理解與共情[50]。再次，要注重方法技巧，展現“可敬”中國。如國家形象宣傳片《PRC》中就通過國際“范兒”製作，“全球化”傳播和“立體式”引導打造恢宏大氣、強大聲勢和大國形象的宣傳片[51]。此外，還要注重環境治理展現“美麗”中國。提升中國形象可以以氣候治理為突破口，相比強調經濟和科技發展，提高國內的政治穩定形象及展示出積極承擔氣候責任的大國形象[52]，對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建構更為有利。
（二）以“局部”作為主體，加強地方的經濟、文化整合。國際傳播的地方化實踐成為深化文明交流互鑒的一大突破口。中國地方國際傳播依託器物、文化或媒體資源，在實踐中湧現出了大量鮮活的案例，值得關注和研究[53]。隨著國際社交媒體成為國際輿論傳播的重要場域，做好小城市的國際傳播功課已勢在必行[54]。但中國城市傳播自身也存在城市國際傳播影響力南北差異顯著、國際主流媒體報導顯示度整體不高、網路傳播水平普遍較低、媒介形態較單一、敘事話語不豐富等問題[55]。
在大國博弈的背景下，經濟信息因其公共性與客觀性更易成為對外傳播的突破口，中國經濟形象也由之成為國際交往中的重要考量[56]。在國貨出海發展迎來貿易政策紅利的背景之下，更多更全的產業開始出海，形成數字經濟時代的中國“產業帶出海”，而無論是新時代誕生的一批天生全球化品牌還是反向輸出的中國品牌，都引領著世界品牌的發展方向[57]。品牌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作為國際傳播媒介的品牌，有其他國際傳播方式不可比擬的優勢，既可以深入國際客群的日常生活，開展日常生活的國際傳播[58]，還可以積極利用海外社交媒體平台從經濟、政治、科技等方面打造中國新時代形象IP [59]，最後可以落實到產品上，如“中國天眼”FAST是向全世界開放的，中國具有自主智慧財產權、全世界最大單口徑和最靈敏的射電望遠鏡。中國經濟、品牌發展離不開可信賴的特色產品[60]。產業、品牌、產品成為地方經濟依託信息發展建構中國經濟形象的重要因素。
（三）以“介質”作為主體，加強媒體研究視野與世界同頻共振。國際傳播的地方實踐正在從自發走向自覺，以主流媒體為主導的地方隊伍正在融入主體多元、層次立體的大外宣格局。地方傳播主體處理好中央與地方、全球與地方的關係有利於進一步釋放中國國際傳播的潛力，讓中國聲音傳得更廣更遠[61]。現今，地方主流媒體敘事內容在巨觀、中觀、微觀三層次日趨立體，敘事結構由線性向時空互動延展，敘事表達在話語、情感、視角三個維度呈現共情趨勢[62]。此外，研究還觀照客群視角，研究海外客群透過媒介認識中國，如奧斯卡電影裡百年中國形象經歷了從“東方古國”到“落後中國”“搖擺中國”，再到“多元鄰國”的嬗變，塑造的“球土化”中國形象表征著西方對東方文化的拼貼與重組[63]；日本公眾既普遍認可中國在當今國際事務中的重要影響力，又將中國視為日本當前主要的威脅國之一[64]。
中國國家形象的建構應發揮地方經濟優勢，強化地方主流媒體自覺意識，形成媒體文化融合等策略，在地方、國家、全球的研究主體和視野下觀照經濟、文化融合的多元整體趨勢和研究側重。
國際傳播自主創新研究：
探求知識生產體系建設思考與實踐
自主創新的知識生產能力是中國國際傳播發展與研究的本質能力。中國國際傳播的全面發展離不開專業的知識生產學科體系、高素質國際傳播人才、廣泛且專精的業務交流等。而這些都需要建立在獨立自主的國際傳播發展基礎之上，以形成對中國國際傳播發展的整體性促進。
首先，建設自主創新的專業知識生產學科體系，促進中國國際傳播現代化。國際傳播是一個充滿多元學術傳統的知識場域。中國的國際傳播研究需要立足本土實踐，尊重歷史邏輯，抱持全球視野，系統吸收多個學科的理論貢獻，在借力時勢不斷拓展知識邊界的同時，著力塑造新時代的學術主體性[65]。從研究視角而言，關注思想性與開放性，應當成為當下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活動和自主知識體系建構中更為緊要的面向[66]。從理論基礎而言，哲學社會科學是國際傳播理論與實踐的基礎性支撐。包括新聞傳播學在內的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正在探索構建國際傳播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過程中形成合力[67]。從理念觀照而言，中國式現代化是全方位的現代化，能夠作為國家發展理念指導國際傳播，作為哲學社會科學支撐學科之一的新聞傳播學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也誕生了新的歷史使命，在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過程中也被賦予了新的特徵[68]。
其次，培養高素質國際傳播人才，最佳化國際傳播實踐。國際傳播專門人才是新聞傳播從業者中的一個獨特群體，他們既擁有一般新聞傳播從業者的職業素養，還擁有更加鮮明而突出的服務國家的職責使命[69]。高素質國際傳播人才應具備中國心、全球眼、馬新觀[70]的“三觀”。國際傳播人才培養包括國際學者的學術規則與思想培養、海外留學生的思政培養、駐外記者的業務培養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海外留學生的跨文化素養會受到國際傳播的深遠影響[71]，應注重加強海外留學生的文化意識、愛國意識、安全意識、媒介素養、傳播能力等的培養[72]。
最後，加強廣泛且專精的業務交流，建立國際傳播業務性基礎。國際傳播的業務交流相關研究主要體現在譯介、出版與學術交流等方面。譯介主要涉及影片、廣告、專著等方面，專著譯介、出版呈現歷史溯源趨勢並以經典著作的譯入或譯出研究為主。中國資料庫、語料庫走向國際成為講好中國故事、塑造國家形象的重要學術交流實踐路徑。還有研究分析荷蘭資料庫規模大、種類全，具有較大學術影響力和學術話語權等特點[73]，為中國資料庫、語料庫的發展提供借鑑。
國際傳播文化內涵研究：
展開數字深思與文化反思
國際傳播文化內涵研究聚焦數字深思、文化反思，深化平台文化內涵，促進中國國際傳播發展依託新媒體建構文化傳播新形態。其中主要涵蓋：在平台媒介的數字深思中，進行數字哲學性思考、探討數位技術如何作用於國際傳播，聚焦網際網路規範治理，反思媒介平台如何促進並落實文化傳播，同時探尋文化傳播新方式等。
（一）平台媒介的數字深思深化平台文化內涵。數字時代蘊含了人類文明普遍交往的理想狀態和內在的文明肌理，不僅是引領人類文明交流互鑒邁向新形態的深層動力，也是推動中華文明更好地走向世界的關鍵變數[74]。數字傳播技術實現了人與物的連線，使得線上交往呈現出多元、流動而混雜的特徵。理性對話與情緒性互動雜糅在一起，私域與公域的邊界深度消融，社會精英與普羅大眾皆為網路節點。而“數字共通”旨在探索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數字社會動力學，從巨觀上延續了人是一種關係性存在的哲學思考，從微觀上為解釋網路空間的運行規律提供了一種新路徑[75]。數字新聞學不僅需要關注技術革命、業態轉型和文化變遷，而且需要討論日益豐富的國際傳播維度，及其對國家話語創新的推動作用[76]。
但平台的數位化發展也會帶來消極影響，西方數字平台利用全球網際網路治理的空白，實現了內容治理層面跨境的“監管套利”，私治理的現實與網際網路全球治理的願景形成了直接的衝突[77]。隨著平台化傳播中數據驅動邏輯的演進，出現個體感知混亂與認同缺位，傳統意義、情感、身份聯結被持續弱化等現象，對當前國際傳播提出全新挑戰[78]。
因此，在治理主體方面，需要不斷提升國家政府參與治理的權重；在治理機制方面，需要進一步拓展對話協商的平台與方式，在治理議題方面，需要修正特定議題的治理理念並拓展議題範圍，從而促進全球網際網路空間的可持續發展[79]。
（二）全媒體、數位化邏輯下媒體文化反思激發文化傳播新形態。全媒體、數位化時代的媒體平台產生了文化層面的思考趨勢，媒體平台的研究最終落在了中華文化的海外傳播上。而各類海外客群的文化接受成為研究的第一落點，並且研究視點廣泛，客群、平台或內容等均有涉及。
就客群角度而言，身居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在現實物理空間和網路虛擬空間感受中美文化相遇的間距與關聯，而網路媒介的使用均有助於提升雙文化認同整合水平[80]；韓國旅居者在社交媒體使用上呈現出自我表達缺乏的群體性特徵，社交媒體對文化習俗和心理認知層面的作用不明顯，這為中國在東亞文化圈國際傳播提供了空間和路徑[81]。
就傳播媒介平台角度而言，在社交媒體時代，以國際上訪問量最大的知識問答平台Quora作為研究對象，通過海外客群對中華文化的“問”與“答”探討多元主體的知識協作機制所帶來的回聲室效應、復調效應、失焦效應[82]。就傳播內容角度而言，網路文學海外輸出欣欣向榮，部分業界和學界人士認為這為IP改編作品走出國門奠定了基礎[83]。藉由平台促進中華文化國際傳播，應建構國際傳播技術集成支持系統與數位化規範體系，加強產業鏈上下游主體聯動與場景融合，適套用戶心理需求與觀看習慣，促進國際傳播文化內容生產全流程數位化[84]。
國際傳播範式研究：
技術探索省思與價值思考
數智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是中國國際傳播發展“破局”的新機遇，是傳播中國發展理念的技術載體，但要警惕技術“迷思”的消極影響。在國際傳播技術層面，人們依舊保持對新技術探索的熱度。新技術也成為建設新型主流媒體、實現全媒體縱深發展，搶占國際輿論高地的重要支撐。此外，AIGC、AI聊天機器人等新技術、新概念出現後，需要思考新技術對中國國際傳播發展帶來的機遇，關注AI時代國際傳播範式的重塑，反思消極影響，將技術研究與人的發展高度結合併提出應對策略，充分體現了研究的價值關懷。
（一）數智技術賦能媒體融合向全媒體縱深發展。主流媒體建設研究深入、多元，體現為媒體融合向全媒體的研究深入。媒體融合是一個社會複雜系統的演進歷程，需要著眼於技術演進下整個社會信息傳播機制的範式轉變[85]。全媒體傳播體系概念基本經歷了從現代傳播體系到媒體融合，到新型主流媒體，再到全媒體傳播體系的過程[86]。全媒體傳播體系所具有的主體多元化、平台媒介化、內容一體化三大特點有助於呈現出不同於以往的國際交往形式[87]。數智時代的國際傳播需要新型主流媒體將深度融合思路嵌入實踐，沿著新技術融合、新議題融匯、新文化融通三重進路實現疊加式躍升[88]。其一，主流媒體主動謀劃布局，進一步數據聯通，加強技術開放，強化跨界跨域合作以應對數智時代的技術衝擊[89]。其二，主流媒體要引領主流輿論陣地，需堅守“權威聲音、主流價值、清新表達”的傳播定位，開闢出“新聞+創意”的媒體融合新陣地[90]，媒體融合已經基本實現了從形態到機制層面的整合。其三，深度融合是一種文化底蘊、內在邏輯的融合。而全媒體作為一種新的生產工具，實現了傳播關係的深刻變革，有利於促進國際傳播能力提升。
（二）AI技術驅動國際傳播新範式促進研究“破局”。AI技術革命驅動著國際傳播範式創新，對未來的國際傳播秩序與生態格局帶來引領性影響[91]。AI技術廣泛套用於影視藝術、數字動漫、視頻直播等領域，賦能數字文化產業對外傳播[92]。其中，AIGC給中國國際傳播帶來數字賦能的重大機遇，有助於促進人機協同、講好中國故事、增強用戶體驗，從而實現主體強化、敘事疊代和傳播升級[93]。此外，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AI將激發傳播領域的生態級變局[94]，ChatGPT作為通用人工智慧（AGI）和通用目的技術（GPTs）發展的里程碑是一次社會權力的再轉移和再分配，將給科技、經濟、社會、政治和國際秩序等各個層面帶來重大變革與巨大衝擊[95]。
（三）技術的價值思考彰顯“中國式”傳播理念。技術的價值思考來自“中國式”傳播理念的內涵。2023年，元宇宙對國際傳播格局的深刻改變可以描述為“沉浸式、開放式，臨場感、多維感，無界性、永續性”等概念性的特徵和基本樣態[96]。元宇宙的Web3.0生態成為當下的另一研究創新。Web3.0技術作為元宇宙的基礎設施，與元宇宙是“人—貨（數字資產）—場（域）”的三位一體的關係，代表了數字媒介新生態[97]。Web3.0則能對海量數據進行集成並構建起全新的經濟系統，基於Web3.0的去中心化的AIGC將成為元宇宙內容生產的新範式[98]。Web3.0媒介的“去中心化”價值觀和平權結構構想為媒介進化注入了新的驅動力，也為媒介進化論研究開啟了新的視野[99]。
（四）技術警覺、省思迎接技術變革的新挑戰。研究還圍繞著警惕、省思新技術帶來的消極影響與“迷思”。AIGC的發展將加劇全球範圍的技術壟斷與偏見、信息污染與失序、技術依賴與專業失守、數字鴻溝與素養赤字[100]。ChatGPT時代，盎格魯文化圈在國際傳播格局中始終占據實力優勢；全球南方在國際傳播格局中擁有道義優勢但容易受新技術宰制；國際傳播格局呈現多孔性特徵[101]。而“元宇宙”只是西方資本擴張所必須設立的一種虛假的支撐[102]，相關研究存在預測性較強、忽略不確定性、去政治化不足[103]等問題。
新一代AI技術革新與套用下，國際傳播應堅守“持續危機”語境下的底線思維，回歸價值理念下的智慧型思維，依從發展邏輯下的共生思維，以系統協同化的思路實現戰略升維和效能提升[104]。AI技術與國際傳播實踐深度融合，應以人文主義為認識論出發點，推動國際傳播觀念和倫理體系的革新[105]。把握好AI的技術系統邏輯，既要以智慧型技術驅動國際傳播的精準協同運行，又要通過技術查驗、技術糾偏等手段，認清傳播實踐中的倫理問題，真正實現技術與國際傳播的良性互動[106]。
國際傳播主體研究：
身份、文化認同下的種族與民族
釐清身份、文化認同下的種族、民族和殖民主義批判等思想，能夠刷新認識視角，最佳化傳播實踐、強化主體認識。該部分研究主要分為數字時代重塑身份、文化認同，對民族主義的全面反思以及種族研究下的殖民主義批判等三個方面。
（一）數字時代身份、文化認同的重塑與展現。研究深度聚焦數字媒體時代對身份認同的衝擊，數字空間的興起衝擊了傳統身份認同理論，在新聞傳播實踐中分化出傳統身份認同和數字身份認同的衝突性融合。數字身份認同的不確定性流變，使得經典的想像共同體再難以複製[107]。數位技術的快速疊代、平台化和異質化，對身份認同的時空觀形成了根本影響[108]。有關以色列媒體研究發現，在以色列文化、身份認同下能夠產生四種與以色列公共媒體對抗的反框架[109]；有關印度媒體的研究發現，媒體以最有利於莫迪和印度教議程的方式報導事件，是印度教蓬勃發展生態系統的一部分，不僅傳播印度教意識形態，還構建起一個以印度教為中心的集體身份[110]。
（二）民族主義全面反思提供國際傳播實踐新方式。關於民族主義的研究呈現全面反思趨勢。在全球化、數位化趨勢下，民族主義被個人、社區和組織用來進行身份認同、競爭意識形態，並在無數的背景和環境中製造本土話語，形成消極、積極等多方面的影響[111]。就消極影響而言，在民族主義和單一語言意識形態的影響下，亞裔學生承受著“永遠外國人”刻板印象的壓力[112]；歐洲中心主義的陰影使得全球南北方學者之間、拉丁美洲學者之間缺乏真正的交流，而實現民族、文化身份平等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路徑[113]。就積極影響而言，民族主義促進民族形象建構，奈及利亞人通過民族主義、自我意識和努力工作，削弱了美國人對奈及利亞人和黑人消極的刻板印象[114]；民族主義促進學習動機，文化民族主義對中國日語學習者動機有正面影響，而政治民族主義對中國日語學習者動機有雙重影響[115]。因此，通過民族主義激發積極影響，規避消極影響是國際傳播實踐思考的重要方式。
（三）種族研究下的殖民主義批判提供國際傳播的實踐規避。關於種族的研究呈現出對種族殖民的全面批判。美國政府為中美洲人量身定製的反移民敘事，製造非白人人口擴張有關的種族化恐懼[116]。白人可以利用他們的種族身份來否定種族主義和白人特權的存在，同時喚起人人平等的美國信條[117]。但土著努力守護其文化標誌著一種驚人的政治抵抗，如毛利人經過幾十年的鬥爭反西方霸權，建立英語和毛利語之間微妙的轉換策略[118]。南半球的一些大國對“美國式發展”提出控訴，提出“南方的願景還必須包含一個關於發展最終意味著什麼的概念”[119]。對於殖民主義批判的種族研究可以為中國的國際傳播提供一定的實踐規避。
國際傳播研究的認知轉向：
突破“最後一厘米”的下沉趨勢
國際傳播在認知層面的下沉能夠明晰傳播機制，促進形成文化規律和國際傳播實踐的新認識。目前研究已經呈現大眾傳播對人“最後一厘米”突破趨勢，從以往對平台、客群的關注和研究已經下沉到對客群“認知”的研究之中，並通過哲學的視角分析個體和群體所在的文化、種族等，並發現其基於“間性”視角下的規律，深入探究國際傳播在認知層面的相關機制。其中包括國際傳播主體認知層面、國際傳播主體間性和文化間性等。
（一）認知辯證觀闡明國際傳播認知機制。國際傳播最終落點是改變人的認知，從而改變人的態度和行為。結合實際，國際傳播是為了獲得國際理解、認可，進而贏得支持和朋友[120]。因而基於傳播學原理中人內傳播六要素（感覺—知覺—表象，概念—判斷—推理）的分析，增加“認知—態度—行為”後構成傳播九連環理論假設，探索“人內傳播”到大眾傳播、從均質文化向異質文化國際傳播的雙重範式轉換，國際傳播的研究下沉到了主體的認知層面，並實現從巨觀到微觀、從國家到個體、從均質文化向異質文化的雙向“打通”，實現“入耳”“入腦”並傳播至“入心”的“最後一厘米”的突破[121]。而“主體性”概念在知識與實踐領域的圖景能夠解釋一切事物並且為一切事物賦值。由於理性的行為都必然涉及他者，因此，所有的行為事實都具備主體間性[122]。
（二）主體間性視角促進文化規律新認識。基於國際傳播在認知層面和主體間性上的深入，國際傳播實踐被賦予新的視角。對外傳播體系建構過程中，從主體間性、文本間性、文化間性、語境間性等角度建構和調適媒介話語，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由於文化和認知差異導致的誤解，擴大與世界各國的話語通約性，助力文化共同體建設[123]。對個體或種群在文化、認知層面上的深入並以更為細緻的視角總結、歸納新的現象、關係和規律，成為國際傳播更易致效的前提和方法論。“文化內生力”表現出明顯的“相對性”特徵，蘊含著文化與傳播之間千絲萬縷的內在關聯，可以被視為一張由文化符號及其產生的傳播意義所織就的網[124]。“文化逆差現象”背後需要考慮文化隨景觀流動和散裂的邏輯及問題。中國的國際傳播攜帶著中國文化基因的景觀進入全球旅途時，客群基於不同維度對景觀散裂所獲得的文化體驗也不一樣[125]。此外，還有針對各類人群文化身份進行的跨文化傳播策略研究，豐富了國際傳播的跨文化向度。
對許多人來說，種族認同是他們文化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有研究發現，印第安裔美國女性通過解構然後建立想像的簡化種族敘事，將模範少數民族地位的特權導向社會變革的目的[126]。種族對於傳播的影響很大，基於種族內部的文化、認知考察也是中國在國際傳播實踐中不能忽視的要素，但目前國內國際傳播領域涉及某一特定種族的研究較少。
就主體間性本身而言，有研究基於交往理論對當今的國際社會做出反思、批判和改進。世界公民交往理念在歷史層面表現為希臘化悖論、文明化悖論、精英化悖論，演繹出超越地方性邊界同時又建構某種邊界化世界的交往歷史，構成跨文化傳播領域具有反思意義的問題，世界公民的交往理念包含一種建構的交往理性[127]。還有研究改造主體間性這一概念並將其升級為跨主體性。這是理解跨文化想像的必要前提。跨主體性的可信基礎來源於語言的共主體性，一種語言的重要辭彙表發生某種程度的變化，就意味著一種文化發生了某種“文化再化”。“文化再化”觸及了跨主體性的核心難題，只有通過增加普遍性的維度而非在不同的普遍性主張之間進行鬥爭，才能共同創造萊布尼茨式的“足夠豐富而兼容”的可能世界。
國際傳播研究的美學回歸：
“理性”與“情感”的雙重關注
對人與技術、人與人關係下“理性”與“情感”雙重關注，實現超越邊界的“美”的回歸，是中國國際傳播發展的新格局與新概念。2023年國際傳播研究不僅注重反思新技術更迭下人與技術的關係，即“人機共生”的價值理性思考，同時注重“情感傳播”“共情傳播”的情感向度。“共情傳播”的研究呈現出視角細化、文化深入、概念反思、實踐多元的研究特點；最後“理性”與“情感”二者形成一定的互促和交融，最終實現運用技術服務於人的情感，以人本為內涵的美學回歸。
（一）人機關係引發國際傳播的價值理性思考。價值理性是國際傳播發展下處理人與機器關係的核心視角。當前研究已經深入到基於技術之上的“理性”傳播與人之關係的反思，人類創造智慧型機器人的過程既是身心延伸的過程，也是人與技術共生、豐富人類傳播關係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傳播的理性存在於把人類自我的完整性建立在與一切“思考著的智慧型存在者”的交往實踐之中[128]。在國際社會，社交機器人在問題化、利益賦能、徵召與動員的轉譯過程中可能引發泛政治化、話題失焦、擾亂議程與群體極化等問題。因此在人機共生的社交網路中，加深公眾對社交機器人的認識並開展全球共治是使得國際傳播場域走向輿論民主的可能道路[129]。人機共生既是國際傳播的模式更迭，也將成為全球話語場的關鍵議題，這更需要世界各國摒棄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在“人機共生”的語境下創造超越西方中心論和歐美現代性的人類文明新形態[130]。
（二）人人聯繫提升國際傳播的情感重要性。“共情傳播”是在國際傳播中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情感核心向度。目前相關研究形成對概念本身進行梳理和溯源的科學範式，並廣泛且深入地運用到國際傳播實踐指導之中。中國國際傳播應注重夯實共情基礎，警惕共情的局限性，把握共情要素，建構中國特色對外話語體系，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131]。在國際傳播媒體實踐策略上，新聞傳播從原有傳統媒體時代偏重理性傳播朝著情感傳播方向深度融合發展。融媒體傳播注重情感傳播，但並非與理性傳播相對立，而是在媒介技術進步的支持下，形成共存互補的共融範式[132]。中國媒體為達成國際合作傳播的共情目標，應以對其他國家媒體和人民的深層次共情為傳播動機、在合作傳播過程中注重與合作媒體的共商共享、注重傾聽國際客群反饋並適時給予共情回應[133]。就文化層面而言，國際傳播中跨文化共情傳播並非一蹴而就的單向構建，而需經歷基於文化勢能的雙向跨越、基於文化融通的情感橋接、基於文化比較的認知升維等階段，繼而實現從情感共情、認知共情到聯想共情的層級遞升[134]。“共情傳播”也需謹慎，我國國際新聞工作需重視情感在新聞實踐中的“雙刃劍”效應，正確認識數字平台時代與注意力經濟消費背景下的情感極化、事實坍塌、新聞媒體失信等現實問題。以情感共通性為橋樑連線中外客群，有效提升我國新聞輿論的國際傳播效果[135]。
（三）超越邊界的“美”，國際傳播的美學回歸。“美”是國際傳播中超越一切邊界的“共通性”，是全人類的共同追求。早在2021年就有學者提出“美的傳播與傳播美學”的議題[136]，並聯合學界共同探討將“傳播美學”作為一個視角納入國際傳播研究和實踐範疇，同時積極推動新文科的建設[137]。“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傳播就是審美的傳播[138]。在國際傳播的美學研究中，融合了工具、價值理性思考與人的情感觀照，最終將技術與人之間的矛盾統一於美的回歸。而美學的終極內涵是人學，人工智慧時代的到來意味著國際傳播現有的觀念和倫理應全面革新，“人的價值”應始終占據至高無上的認識論地位[139]。技術通過實現符合人類情感、倫理與道德觀念的通用智慧型體，通過人類共通的心理基模、道德基礎和價值訴求，必將達到一個超越的層面，進而追求終極的共情與共通[140]。而這個“超越”正是“美”的體現。傳播的“美”具有的審美性、藝術性、價值性、互動性、共享性和創造性特徵，與中國國際傳播的傳播事業在內涵上相合相融[141]。在具體實踐中，政治傳播與國際傳播的學者們已意識到美在國家形象傳播中的功能，但美學策略的自動化令國家形象的對外建設、全球傳播面臨新態勢，甚至可能將人類的視覺審美、創作與傳播活動推置於主體性危機之中[142]。而國際傳播研究深入日常生活正是“美”自然而然地流露。諾曼·道格拉斯曾說：“通過廣告，能夠看到一個國家的理想。”如今，我們也可以說，通過品牌，能夠看到一個國家的理想[143]。而這個理想，正是一個國家的美的所在，也是生活方式的美。
結語：
國際傳播研究的現狀與未來
2023年全球國際傳播研究的趨勢呈現三個層面、五個範疇和十種規律。研究既有方法和思想上的創新，又有實踐、業務上的探索；既有廣泛性、多元化的研究視野和對象，又有深廣性、本質性的深入趨勢；既有解構思維與批判意識，又有創新策略與效果考察。
從巨觀層面而言，中國國際傳播發展需要建立歷史的方法論、中國式的理念與理論和全面縱深發展的實踐能力。從中觀層面而言，內部結構最佳化、自主創新能力強化、文化邏輯深化成為中國國際傳播發展的實踐進路，同時還要注重技術層面的創新和把握，通過新技術突破現有的國際傳播格局，從而“入局發聲”。從微觀層面而言，中國國際傳播的發展應下沉至三個向度，即“文化與身份認同向度”“認知下沉與主體間性向度”“雙重關注下的美學回歸向度”，才能在突破“平均人”概念後，形成國際傳播的對話。只有結合三個層面，中國國際傳播在突破現有格局後，才可以發出真正的中國聲音。
在國際傳播理念、理論研究範疇下，形成了通過科學的方法和創新的意識探索中國特色的國際傳播理念、理論的研究趨勢，具有“形散而神聚”的思考張力和創新發散思維。研究以思想史和實踐史考古作為科學方法的繼承，具有“下探”和“回溯”的“深入”特點，形成了思想史和實踐史的辯證統一研究規律。並基於科學的方法，形成了國際傳播建設與中國發展理念張力下的創新思考意識，結合“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式現代化”“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國際傳播理念的研究呈現出立體化、辯證性的探索趨勢。
在國際傳播實踐的研究範疇下，形成了全面研究國際傳播能力，積極探尋、建設國際傳播動力的趨勢，具有以自主創新為內涵，“致廣大而盡精微”的研究特點。當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已經位於世界前列時，自主創新的國際傳播發展尤為關鍵，建立自主創新知識體系、培養高素質人才、進行廣泛專精的業務交流成為焦點。基於自主創新內涵，國際傳播能力研究不僅在內容、視角上形成整體化趨勢，還在整體視角下形成了主體、客群的差異化趨勢；不僅形成概念、範疇、實踐的典型化趨勢，還涉及多元的實踐內容。
在國際傳播的主體研究範疇下，形成基於地方與全球視野，主體多元且深入政治、經濟、文化並與之融合的研究趨勢，具有“解構”與“建構”的雙重特點。基於全球、國家、地區的視野，研究主體涉及國家、民族、種族、地域、領域、媒介等眾多方面。同時，對多元主體的研究既包括基於身份、文化認同下種族、民族主義省思和殖民主義批判的研究側重，也包括基於國家形象、地方傳播、國內外媒體和媒介等研究主體下融合經濟、文化的研究側重。其中，“解構”與“建構”體現在新技術對文化、身份，對舊有傳播模式，對地區發展模式的解構與建構；文化、身份對民族主義的解構與建構；種族、民族視域下對歐洲中心主義、殖民主義的解構與對多元文化、平等對話的建構等。
在國際傳播的媒介、技術研究範疇下，形成在數字時代媒介與技術的深入與省思的研究趨勢，既具有前沿性特點，又探索出媒介技術在文化、價值、倫理層面的深度和自覺性特點。平台媒介研究包括媒體融合向全媒體發展，平台媒介哲學性、實踐性、規範性的深入與省思。而技術、算法研究包括，AI、計算傳播、元宇宙的Web3.0生態等更新國際傳播範式的深入與省思。而在媒介和技術的發展變遷下，研究進一步探討文化、價值、倫理層面的問題與思考。
在國際傳播的客群研究範疇下，形成了國際傳播研究向客群認知層面下沉，並同時注重“理性”與“情感”的雙重作用，回歸美學、人學的研究趨勢。具有“深潛入海，追尋主流”的深入性、人本性特點。國際傳播的目的是改變客群的認知，客群認知研究不僅包括對客群認知方面的哲學分析，客群作為主體的文化、民族、種族、身份等分析，還有主體間性、文化間性思維的探索。基於認知層面，國際傳播研究形成了人與技術共生的價值理性思考、基於情感共通性下“共情傳播”的實踐探索。而技術實現人發展至終極的共情、共通階段時，“美”成為人類的終極追求，也成為國際傳播“融匯貫通”的絕對理念。
在未來的國際傳播發展中，可能會出現以下趨勢。第一，歷史的方法作為研究的科學方法會進一步完善，相關的歷史研究逐步形成廣泛、全面、深入的研究範式。第二，國際傳播理念初步探索完成並逐漸完善，進入實踐套用階段，中國進一步探索自主創新的國際傳播理論。第三，國際傳播能力研究緊跟國際局勢，更加關注戰時傳播、逐步完善國家話語體系建設、豐富國別研究，國際學術業務交流更加頻繁，完善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第四，國內研究出現少量將國別下沉至種族、民族的研究。第五，對地方媒體提出通過經濟、品牌融合文化的策略從而帶動國家形象的新要求。第六，對AI技術的分野進行深入探究，並對其在國際傳播中的正負面影響進行更為深刻的思考。第七，國際傳播研究更注重人文主義，傳播美學研究下沉至人的認知和日常生活層面。
綜上，當中國建設完善的國際傳播方法、理念、理論、能力，依託先進的媒介技術，深入至經濟、社會等層面，下沉至客群認知、文化層面反思，並以人本主義進行“美”的國際傳播時，才能建立起中國國際傳播面向未來高質量發展的源頭活水，將不斷為新時代中國國際傳播發展注入新動能[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