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小說學會 2013 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2013年1月 11 日在江蘇興化揭曉。25 部上榜作品展現了中國小說界新世紀以來良好的創作態勢和繁榮景象。 來自全國各地的 28 位評審，在力求公平、公正、準確的原則下，經過嚴肅認真、細緻深入的遴選和討論，遵循嚴格的投票程式，最終評出 25 部（篇）上榜作品。長篇小說《黃雀記》（蘇童）《認罪書》（喬葉）《帶燈》（賈平凹）《天體懸浮》（田耳）《日夜書》（韓少功）五部，中篇小說《長河》（馬金蓮）《紅星糧店》（劉鵬艷）《塗自強的個人悲傷》（方方）等十篇，短篇小說《整個宇宙在和我說話》（艾偉）《火鍋子》（鐵凝）《醉意》（張惠雯）等十篇。
基本介紹
- 書名：2013中國小說學會中篇小說排行榜
- 出版社：二十一世紀出版社
- 頁數：408頁
- 開本：16
- 作者：中國小說學會
- 出版日期：2014年3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39193915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2013 年的中國小說，繼續保持著新世紀以來良好的創作態勢和繁榮景象。許多深孚眾望的名家大家，筆耕不輟，苦心經營，不約而同推出新作，長篇領域宛如井噴，佳構迭現……總體來看，在 2013 年的小說創作中，作家們呈現出強烈的主體意識、人生關懷和創造精神。他們的審美觸角，深入到現代化進程和經濟騰飛過程中，種種紛紜複雜的社會人生問題。許多作家從人心深處落筆，強化了與人民生活的情感聯繫。同時，也有意識地努力讓中國文學融入世界文學之中，積極探索中國本土經驗和民族語言風格的藝術傳達。無論是在鄉土還是城市，現實還是歷史，社會還是人心等等敘事維度，都取得了令人驚喜的堅實的成績。——中國小說學會會長、著名評論家雷達
作者簡介
中國小說學會是一個以當代小說研究為宗旨的全國性學術團體，受中國作家協會領導，掛靠在天津師範大學。
中國小說學會成立於1984年，首任會長是文學史家唐弢先生。1995年第二屆年會上，著名作家王蒙先生當選為第二任會長。2000年第五屆年會上，著名作家馮驥才先生被推舉為第三任會長。
1984年至2010年，中國小說學會先後在天津、青島、南昌、金華、錦州、海口、大連、廣州、太原、石家莊等地舉辦過十三屆年會。
在馮驥才會長的提議下，自2000年始，中國小說學會以排行榜的形式評介年度小說，並向社會公布，現已連續發布了13年。中國小說學會成立了以馮驥才為主任、雷達為副主任的評審會,遵照作品所達到的歷史深度、人性內涵和藝術魅力對年度小說進行評選。
在年度小說排行榜的基礎上，另設中國小說學會學會獎，三年一屆，現已頒發三屆。紅柯、畢飛宇、楊顯惠、劉醒龍、陳應松、魏微、嚴歌苓、方方、范小青等分別獲得過長、中、短篇獎，張翎獲特別獎。
中國小說學會年度小說排行榜和中國小說學會學會獎，已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
中國小說學會成立於1984年，首任會長是文學史家唐弢先生。1995年第二屆年會上，著名作家王蒙先生當選為第二任會長。2000年第五屆年會上，著名作家馮驥才先生被推舉為第三任會長。
1984年至2010年，中國小說學會先後在天津、青島、南昌、金華、錦州、海口、大連、廣州、太原、石家莊等地舉辦過十三屆年會。
在馮驥才會長的提議下，自2000年始，中國小說學會以排行榜的形式評介年度小說，並向社會公布，現已連續發布了13年。中國小說學會成立了以馮驥才為主任、雷達為副主任的評審會,遵照作品所達到的歷史深度、人性內涵和藝術魅力對年度小說進行評選。
在年度小說排行榜的基礎上，另設中國小說學會學會獎，三年一屆，現已頒發三屆。紅柯、畢飛宇、楊顯惠、劉醒龍、陳應松、魏微、嚴歌苓、方方、范小青等分別獲得過長、中、短篇獎，張翎獲特別獎。
中國小說學會年度小說排行榜和中國小說學會學會獎，已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
圖書目錄
序：現實批判、歷史沉思與精神開掘——2013年小說寫作趨勢分析
中篇小說
長河
有信仰的寫作——評馬金蓮的《長河》
紅星糧店
輓歌悠悠唱舊事——評劉鵬艷的《紅星糧店》
塗自強的個人悲傷
並非個人的悲傷——評
暗殺劉青山張子善
反諷視閾的反腐鏡像——讀李唯的《暗殺劉青山張子善》
朗霞的西街
重塑歷史圖景，傳遞人道關懷——評《朗霞的西街》
蓮露
個體創傷記憶中的一個時代——評陳謙《蓮露》
月煞
群體的罪與罰——筒論孫頻《月煞》的國民性批判
我們的秘密
人性的秘密風景——評《我們的秘密》
手語者
“仿佛心底永遠追求的那一片白”——評《手語者》
猹
一場寓意深遠的人獸大戰——評陳河小說《猹》
中篇小說
長河
有信仰的寫作——評馬金蓮的《長河》
紅星糧店
輓歌悠悠唱舊事——評劉鵬艷的《紅星糧店》
塗自強的個人悲傷
並非個人的悲傷——評
暗殺劉青山張子善
反諷視閾的反腐鏡像——讀李唯的《暗殺劉青山張子善》
朗霞的西街
重塑歷史圖景，傳遞人道關懷——評《朗霞的西街》
蓮露
個體創傷記憶中的一個時代——評陳謙《蓮露》
月煞
群體的罪與罰——筒論孫頻《月煞》的國民性批判
我們的秘密
人性的秘密風景——評《我們的秘密》
手語者
“仿佛心底永遠追求的那一片白”——評《手語者》
猹
一場寓意深遠的人獸大戰——評陳河小說《猹》
序言
序
現實批判、歷史沉思與精神開掘
——2013年小說寫作趨勢分析
王春林
莫言在2012年的榮獲諾獎，無論如何都應該被看做文學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標
志性事件。假若把莫言的獲獎，與同樣使用現代漢語寫作的高行健在2000年的獲獎
聯繫起來，你就會發現，前後不過十二年的時間，能夠有兩位使用現代漢語寫作的作
家相繼獲獎，意義絕對不容小覷。如果把諾獎看作是帶有明顯的西方文化色彩的一個
迄今影響最大的文學獎，那么，莫言與高行健的相繼獲獎，自然也就標誌著現代漢語
寫作很大程度上已經獲得了西方文學的認可。更進一步說，莫言與高行健的獲獎，一
方面固然是他們自身卓越寫作才能充分顯現的結果，但在另一方面，卻也無法否認他
們的寫作與總體中國當代文學之間一種不容剝離的緊密聯繫。也正因此，在一篇談論
莫言的文章中，我才會做出這樣一種判斷：“一方面，我們當然要肯定莫言小說創作
上的突出成就，但與此同時，我們更應該清醒地意識到，莫言的獲獎，與他背後所實
際存在著的一個漢語寫作高原之間，存在著某種無法剝離的重要關係。就我自己一
種長期的閱讀理解，我覺得，最起碼如下這些中國作家的實際寫作水準，也都已經達
到或者說接近了諾獎所要求達到的那樣一種思想藝術高度。請讓我把這些作家的名
字羅列在這裡，他們是賈平凹、王蒙、史鐵生、王安憶、陳忠實、閻連科、韓少功、
張煒、北島、鐵凝、李銳、余華、于堅、格非、阿來等等。毫無疑問，無論他們之中
的任何一位獲獎，一點都不會顯得很意外。某種程度上，正是他們與莫言一起，以他
們足夠豐富的文學創作從根本上支撐起了我前面所說的那個現代漢語寫作的高原。”
（王春林《莫言、諾獎與百年漢語寫作的命運》，載《小說評論》2012年第6期）之
所以強調所謂“現代漢語寫作高原”的存在，就是試圖確認“文革”結束後，經過了
將近四十年的文化積澱與文學積累，中國當代文學其實已經到了一個應該產生經典而
且也已經產生了經典的時代。如何促進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化，已然是一個不容忽略
的重要問題。這一方面，由中國小說學會主其事的“中國小說年度排行榜”，無疑可
以被看做是當代文學經典化的一種積極有效的努力。
迄今為止，中國小說學會的中國小說年度排行榜，已經持續舉辦了十三屆，
在國內形形色色的各種年度排行榜中，不僅持續時間最長，而且也擁有著毋庸置疑
的權威性。長期以來，小說排行榜的評審們秉承著“歷史深度、人性內涵、藝術創
新”的價值立場和藝術尺度，堅持以客觀、公正的態度分別從長中短三種不同的文
體角度對於中國的小說寫作進行年度的梳理與把握。擺在諸位面前的這冊沉甸甸的
大書，就是排行榜評審們對於2013年的中國小說寫作全面衡度梳理之後的結果。
假若沿用所謂“大年”“小年”的說法來評價看待2013年的小說寫作，那么，一
個確定無疑的判斷即是，與上一個自然年度的同類文體相比較，2013年絕對應該
被看作是一個收穫頗豐的“大年”。這一年度，值得關注的小說作品主要有賈平
凹的《帶燈》、韓少功的《日夜書》、徐則臣的《耶路撒冷》、李浩的《鏡子裡的
父親》、黃永玉的《無愁河的浪蕩漢子》、蘇童的《黃雀記》、閻連科的《炸裂
志》、呂新的《掩面》、田耳的《天體懸浮》、姚鄂梅的《西門坡》、陳河的《在
暗夜中歡笑》、王蒙的《這邊風景》、喬葉的《認罪書》、余華的《第七天》、張
浩文的《絕秦書》、路內的《天使墜落在哪裡》、張石山的《攻城》、柳營的《我
之深處》、方方的《塗自強的個人悲傷》、弋舟的《而黑夜已至》、馬金蓮的《長
河》、蔣韻的《朗霞的西街》、艾偉的《整個宇宙在和我說話》、畢飛宇的《大雨
如注》、鐵凝的《火鍋子》等。更具體地說，以上這些作品分別以對現實的批判、
歷史的沉思以及精神的開掘而引人注目。
現實的批判
賈平凹以當下時代的維穩問題為關注對象的《帶燈》，有著堪稱尖銳的現實洞
察力和突出的批判性。歸根到底，超越問題小說的思路，把當下時代鄉村社會人們一
種普遍的生存狀態描摹呈現出來，方才算得上是賈平凹的根本寫作意圖所在。既然要
書寫維穩問題，就必然無法迴避上訪者這樣一個群體。應該注意到，小說中的上訪者
之一王后生，曾經十分形象地把自己的生存處境比作被囚禁的囚犯。其實，又何止
是那些如同王后生、王隨風這樣的上訪者呢？只要你再去關注一下那個本來因為在大
礦區打工而患有嚴重的矽肺病，然而卻硬是死要面子不肯承認的毛林，看看那東岔溝
村因為同樣的有因患上矽肺病的十三個農人以及他們那同樣可憐至極的妻子，你難道
能夠說，他們就不是被囚禁的存在么？假若我們的思路再稍稍打開一些，你就會認識
到，某種意義上，如同帶燈、竹子這樣每天忙於處理上訪問題的鎮政府綜合治理辦公
室的工作人員，也都可以被理解為被“囚禁”的存在。一句話，被“囚禁”的存在，
正可被看作是賈平凹對於社會現實的一種有力洞穿。
對社會現實的犀利批判，同樣是閻連科《炸裂志》的突出特點所在。閻連科的
批判性，就在於，他以一種充滿象徵隱喻色彩的藝術方式，通過一個普通的村莊在短
短的幾十年時間裡如何發展壯大成為一個體量龐大的直轄市的故事，不無誇張荒誕地
濃縮表現了“文革”後中國將近四十年的發展演進歷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
過程中，閻連科鮮明地出示了自己的批判反思立場。這種批判色彩，首先就突出地表
現在關於炸裂村發展第一桶金的描寫上。孔明亮之所以能夠順利地由一位普通的村民
成為炸裂村的村長，全賴他把自己一個人靠偷扒火車上所載各類物品的“致富”經驗
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了炸裂村的村民們。而朱穎，為了有朝一日能夠一報家族仇恨，乾
脆不惜組織村裡的年輕女性以進城出賣肉體的方式積累自己的第一桶金。從一種象徵
的意義上說，無論是“偷扒”，還是“出賣”（敏感的朋友可能已經聯想到了，小說
中關於炸裂村經濟發展第一桶金的描寫，說透了其實也就是“男盜女娼”這樣一個成
語的形象演繹），閻連科所描寫展示的此種狀況，強烈意味著中國近四十年的發展演
進就其本質而言，就是一種“偷搶”、“欺騙”以及“自我出賣”的過程。在承認所
謂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否認這個古老民族在此一過程中所付出
的道德崩潰裂變與精神淪喪扭曲的慘重代價。只要能夠達至經濟發展的目標，手段、
路徑的正確與否，已然被完全拋諸到了腦後。面對如此一種不擇手段巧奪豪取的掠奪
性發展方式，閻連科給出的只能是嚴正堅決的批判立場。
儘管曾經引起過極大的爭議，但無論如何，余華《第七天》那樣一種強烈“冒
犯”社會現實的特質卻應該得到充分的肯定。《第七天》的確寫到了當下時代許多不
幸的社會事件，比如強拆、火災、棄嬰、車禍、賣腎、暴力訊問，等等。這些都是近
年來引起公眾高度關注的社會熱點問題。能夠關注表現這些問題，說明余華關注底層
民生的情懷依舊，這一點當然值得充分肯定。不僅如此，余華在小說中意欲達到的
批判性主題含蘊也值得肯定。小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說：‘死無葬身之地’”。把
小說的亡靈敘事與那些悽慘的人生故事以及這句帶有讖言意味的結語結合在一起，作
家對於當下現實帶有強烈否定性的批判性主題含蘊，自然也就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對
於小說中所描寫著的這些普通民眾來說，不僅不能夠好好活著，而且死了以後居然也
“死無葬身之地”！如此一種藝術筆觸，所凸顯出的，正是余華一種“冒犯”現實的
寫作勇氣。
作為一部旨在思考表現一代知青命運的長篇小說，韓少功《日夜書》的引人注
目處突出地體現為對“後知青”時代知青不幸遭際的真切藝術呈示。韓少功整部小說
的敘事不僅不斷地遊走於過去與當下之間，而且，與其說作家的關注重心在過去的知
青歲月，反倒不如說更在當下的所謂“後知青”歲月。我們甚至可以認為，這部長篇
的一大藝術特質，正在於他把表現重心置放到了“後知青”歲月之中，通過當年那
些知青們在“後知青”時代命運遭際的展示，最終完成了對於一代知青所面臨精神困
境的呈現與詰問。從這樣一種小說的基本敘事語法進一步延伸開去，所謂“日夜書”
者，是否可以把“日”理解為過去，把“夜”理解為當下？或者正好相反呢？又或
者，“日”也罷，“夜”也罷，將其連綴在一起，也無非不過是生活的別一種代名詞
而已，其實並無深意存焉。
陳河的《在暗夜中歡笑》既是一部愛情小說，更是一部社會小說。作為社會小
說，陳河此作的根本特點，就體現為對於海外華人艱難生存處境的真實描摹與再現。
儘管說李布、二麥頭、彭三城等人的現實遭遇都足稱艱難，但最具代表性的，恐怕卻
是女主人公柳銀犁。身為一位天生嬌弱的女性，卻和自己在國外打黑工的丈夫孫賽跑
一起，被迫做起了“包送”的人頭生意：“誰能想到，在她出國之後，還會在人生
的暗道上越走越暗，最後走上了黑道。整天圍繞在偷渡、綁架、越境等事情之中。”
正因為以如此一種見不得光的暗無天日的方式在阿國努力掙扎著討生活，所以柳銀犁
在與李布真心相愛之後，方才強烈地盼望著能夠藉助於李布的力量擺脫自己的生存困
境，同時也實現一種自我精神的救贖。沒想到，李布卻被一種家庭責任感牢牢束縛，
柳銀犁的希望最終無奈落空。正因為在李布這裡看不到任何希望，所以，實在無路可
走的柳銀犁才最終投入了彭三城的懷抱，先是替彭三城到遠離地拉那的斯庫台去做北
方木材公司的中方經理，後來乾脆就跟著彭三城跑到了更加遙遠的非洲。從根本上
說，她的一切違心行為，都是為艱難的生存困境所迫萬般無奈的結果。
田耳的《天體懸浮》把自己的藝術聚焦點對準了可謂是變動不居的當下時代。
與一些作家總是會設定一種先入為主的預設立場不同，田耳的難能可貴之處在於，他
儘可能充分地尊重現實生活的原生性與複雜性。儘管說田耳的小說中其實也潛藏有強
烈的批判聲音，但此種批判立場卻是如鹽一般地完全融入了水中。質而言之，現實生
活乃可以被視為是一片混沌的大海，作家一個重要的藝術使命，首先就是把這種混沌
性竭儘可能地呈現出來，然後在做出理性的價值判斷。從另一個角度看，在當下時代
的諸多小說作品中，我們總是能夠隱隱約約地感覺到作家凌駕於生活之上的那樣一種
居高臨下姿態的存在。很少能夠有作家真正地放低身段，真正地潛入到生活的內里與
深層，把那樣一種仿佛正在一呼一吸著的真實生活狀貌鮮活地呈現在讀者面前。田耳
《天體懸浮》的一大令人驚異處，就在於它已經很好地做到了這一點。
《天體懸浮》思想藝術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一點，恐怕就是發現並成功地塑造了
符啟明這樣一位具有相當人性深度的複雜人物形象。作為一位派出所的協警，符啟明
的精明強幹，突出地表現在他那驚人的洞察力和判斷力上。符啟明甫一出場，就以其
對於劉所長的準確判斷而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因為劉所長在講話過程中無意
間說了一句“破案就像拔牙一樣，都是無師自通”，符啟明就判斷出劉所長用來曾經
有過當醫生的經歷。他的這種精明強幹，在隨後李二全與夏新漪案的偵破過程中也都
有著突出的表現。夏新漪被害案偵破不久，符啟明就離開了派出所，一面組織天文愛
好者成立了所謂的“杞人俱樂部”，另一面則充分發揮自己的商業天才，全身心地投
入到了包括廣告業、融資放貸、娛樂招嫖等一系列項目在內的經濟活動之中，創造出
了頗為可觀的經濟效益。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符啟明的性格得到了進一步的合理延
展，並最終由一個曾經的執法者變成了犯罪嫌疑人。別的且不說，單只就能夠充分合
理地寫出符啟明性格的發展過程這一點而論，作家田耳的藝術能力就應該得到大力肯
定。需要注意的是，如同符啟明這樣的犯罪，絕對是高智商型的犯罪。敘述者“我”
為什麼要懷疑符啟明呢？“除了對他的智慧略有了解，我還能列出如下理由”：一，
“他痛恨安志勇遠甚於我。他當年就知道是安志勇破壞了他和小末的感情，而他心裡
一直只裝著小末一個女人。這是作案的情感動機。”二、“他掌控佴城城南的招嫖業
務，手下有老詹這種忠實奴僕，摸清了安志勇有招嫖的習慣。”三、“同時，他掌控
了佴城地區的凶宅買賣，所有凶宅必經他手。如果馬桑死在安宅，這宅子就成了凶
宅。”而安宅，卻又是佴城最佳的觀星位置。“照此推測，這一段時間他一直漂游在
外，也就有了新的解釋：所有預謀犯罪，罪犯總是想盡一切辦法製造不在場證據。”
就這樣，一方面源於內心中積聚太久的仇恨，另一方面也為了獲得最佳觀星位置，當
然也還有最自己的高智商的過分自信，曾經的偵破高手符啟明，最終蛻變成為借刀殺
人的犯罪嫌疑人。至此，符啟明的人性深度得到充分揭示，這一立體化的人物形象得
以塑造成功。
說到對於當下社會現實的批判，方方的《塗自強的個人悲傷》無論如何都不能
被忽視。毫不誇張地說，這部篇幅不小的中篇小說，絕對應該被看做2013年中國小
說寫作的一大收穫。它對於中國文壇的重要意義，絕不僅僅局限於2013年。從藝術
表現技巧上說，方方並沒有做怎樣煞費苦心的努力，她只不過是以一種樸實異常的
筆調，依循塗自強的人生軌跡，把他那悲劇的一生展示在了讀者面前而已。沒有絲
毫的誇飾，也沒有絲毫的藝術炫技，就連小說的語言，也都是那樣一種平常不過的
日常口語。但越是如此，我們便越是能夠感覺到其中某種強大藝術感染力的存在。
人都說，無技巧是最大的技巧，都說，絢爛之極，歸於平淡。方方這部引起強烈社
會反響的《塗自強的個人悲傷》，再一次鞭辟有力地證明著這個藝術道理的存在。
細緻想來，這部小說之所以能夠具備一種如此直擊人心的力量，原因不外有二。其
一，方方在寫作過程中貌似不動聲色地傾注於小說文本中一種強大的情感力量。雖
然無一字煽情，但一路讀來給讀者形成的感覺卻是字字血聲聲淚，作家把一種內蘊
的情感力量巧妙地注入到了小說之中。其二，則是一種命運感的突出表達。衡量評
價一部文學作品尤其是大中型文學作品優劣與否的一種重要標準，就是要充分地考
量作家在這部作品中是否成功有效地傳達出了某種渾厚深沉的命運感。
塗自強離開這個世界之後，趙同學曾經對他做出過這樣的評價：“他從未松
懈，卻也從未得到。”實際的情形確也如此，塗自強不僅天資聰穎，而且也一直都
在不懈地努力，但這所有的努力最後卻都變成了無奈的泡影。細細觀察塗自強的人
生，除了那個悄然失蹤的學長老闆之外，其他人不僅算不上壞人，反而總還會在塗
自強處於困境時施予援手。既然尋找不到具體的造惡者，那么，我們就只能夠從極
其不合理的社會現實中去尋找原因了。非常明顯，塗自強的個人悲劇，與當下時代
的固層化現實存在著必然的內在聯繫。倘若說在1980年代，塗自強們尚且能夠憑
借個人的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那么，到了當下這個階層固化的門閥時代，塗自強
們再怎么努力也都難以改變自己的命運了。在這個意義上，塗自強自然也就只能夠
“徒然”自強了。“徒然”自強者，無濟於事也。階層固化這樣一種現實，事實上
業已完全堵死了塗自強們通過自己的積極努力改寫自身命運的通道。更進一步說，
階層固化這樣一種糟糕現實的形成，是不合理不公正的社會體制所必然導致的一種
結果。惟其如此，在閱讀《塗自強的個人悲傷》這部小說的過程中，我才會不時
地聯想到自己走過的人生道路。雖然各自走過的道路不盡相同，具體的呈現形式有
別，但從本質上說，我自己，甚至於我周圍的很多人，卻又何嘗不是別一種意義上
的塗自強呢？！行文至此，就不能不讓我們想起方方此作中藉助於採藥之手寫出的
那首小詩：“不同的路/是給不同的腳走的/不同的腳/走的是不同的人生/從此
我們就是/各自路上的行者/不必責怪命運/這只是我的個人悲傷。”非常明顯，小
說標題的出處就在於此。但必須指出的一點是，塗自強的悲傷，無論如何都不是一種
個人的悲傷，而只能夠被看作是一種時代普遍的精神悲傷。方方能夠以犀利的批判筆
觸，洞穿時代沉重的盔甲，把這樣一種極其不合理不公正的社會現實呈示在廣大讀者
面前，絕對應該贏得我們充分的敬意。面對著塗自強這樣一種沉痛的悲劇命運，我們
就不能不仿用俄羅斯詩人涅克拉索夫的著名詩篇“誰在俄羅斯能過上好日子”，追問
一句：“誰在當下中國能過上好日子？！”
歷史的沉思
現實的批判之外，2013年長篇小說寫作的另一個基本維度，就是對於歷史的
勘探與沉思。作為蘇童迄今為止最成功的一部長篇小說，《黃雀記》的思想藝術價
值主要體現為，通過一種象徵寓言和精神分析的方式對於諸如現實、歷史、罪惡、
人性等進行了不乏深入的思考與表現，對於當下時代人們普遍的一種精神困境進行
了極富藝術性的形象呈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個地方，恐怕就是由爺爺這一形
象折射出的那樣一種對於歷史的深切洞察。作家關於保潤爺爺的設定，所指向的，
就是已經消失了的既往歷史歲月。《黃雀記》的開頭是從保潤爺爺的拍照片寫起
的。“一個人無法張羅自己的葬禮，身後之事，必須從生前做起。這是祖父的信
條。每年春暖花開的時候，祖父都要去鴻雁照相館拍照，拍了好多年”。拍照片，
就是要以影像的方式留住生命的記憶。保潤爺爺與歷史之間的隱秘聯繫，就此得以
建立。但某一年，祖父卻在拍照片過程中突然發現自己的“魂”給不見了。丟了魂
之後的祖父，最主要的使命就是想方設法找回自己的魂。因為在祖父的記憶中，他
把自己的魂放在了一個手電筒中埋在了香椿樹大街的某一棵樹底下，所以他便開始
了自己四處搜尋挖找靈魂的過程。
也正是在保潤祖父四處搜尋挖找的過程中，小說漸次敞開了歷史曾經的存在狀
況。只要留心一下保潤爺爺和鄰居們的對話內容，即可發現其中潛藏著過於豐富的歷
史內涵。諸如“漢奸”、“軍閥”、“祖墳”、“土地”等語詞的出現，在讀者面前
漸漸拉開的，就是歷史的帷幕。因此，祖父在香椿樹大街的刨挖尋找行為，就可以被
理解為是作家蘇童對於歷史的一種深入追問探究。丟了魂之後的保潤爺爺四處刨挖的
行為，自然嚴重地干擾破壞了香椿樹人家的日常生活秩序，因此而被普遍視為一種精
神失常的狀況。因此，與歷史存在千絲萬縷聯繫的保潤爺爺的被送入井亭醫院，就是
順理成章的一件事情。這一過程所凸顯出的，正是蘇童對於既往歷史一種真切深入的
藝術反思。
青年作家李浩的《鏡子裡的父親》，也屬於歷史反思這一層面極具代表性的一
部長篇小說。儘管一部中國當代歷史長達六十多年，依照時間的先後順序，其間曾經
發生過諸如土改、農業合作化運動、三反五反、反右派、“大躍進”、“文革”、改
革開放、“一九八九”、市場經濟等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重大歷史事件，但李浩在具體
的書寫過程中卻不可能不作出自己的取捨，不可能照單全收地平均使用自己的藝術力
量。正所謂有所為有所不為，雖然對於其中的一些事件也都可能會有所涉及，但就總
體情形而言，李浩的書寫重點其實還是放在了“大躍進”導致的大饑荒與“文革”這
兩大歷史事件之上。通過對於敘述者“我”的家族成員尤其是父親在當代中國的苦難
命運的描寫與展示，李浩把這段歷史所具有的那樣一種荒誕、弔詭、邪惡、盲目的反
人性本質淋漓盡致地凸顯在了廣大讀者面前。很顯然，我們在這裡所一力強調的中國
當代歷史所具有的“那樣一種荒誕、弔詭、邪惡、盲目的反人性本質”，正可以被看
作是李浩基本的歷史觀所在。面對如此一種尖銳激烈的歷史觀，我們便不難感受到其
中隱含著的對於中國當代歷史的批判性反思。
喬葉的《認罪書》，也同樣以對歷史的沉思而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雖然就總
體情形來說，很難簡單地把喬葉的《認罪書》歸結為關於一部“文革”的長篇小說，
但作家對於“文革”所進行的反思性描寫，卻無論如何都應該被看作是小說思想藝術
上最成功的一個部分。這一方面，一個令人過目難忘的藝術場景，就是有鐘潮現場參
與的紅衛兵造反派頭頭王愛國對於梅好進行的那場慘無人道的殘酷折磨。王愛國所設
想出的凌辱“絕招”就是，在當眾剝掉梅好的衣服之後，用毛筆在她美麗的胴體上寫
字。“身體”、“毛筆”、“書寫”，把這樣的一個細節與“文革”那段特別的歷史
聯繫在一起，其中一種象徵隱喻意味的存在，就是一件顯而易見的事情。一方面是堂
而皇之的革命行動，一方面是不可告人的卑劣人性，二者就這樣被喬葉巧妙地編織到
了一起。在有力揭示歷史殘酷的同時，王愛國的變態人性也得到了可謂是淋漓盡致的
藝術表現。
對於中國現代革命進行批判性的藝術反思，是呂新長篇小說《掩面》的根本特
質所在。藉助於這些革命者的敘述話語，作家意欲實現的是對於革命本身的藝術勘探
與追問。但正如我們前面已經指明的，這些敘述者均屬於立場特別堅定的革命者，他
們的敘事話語充滿著對於革命事業的忠誠，洋溢出的是一種革命的自豪感。這一點，
在第四章“呆若木雞”中的那位女性匿名敘述者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明明已經被
打入了政治另冊被迫離職下放，但這位革命者的革命熱情卻依然高漲。但關鍵在於，
一方面是人在控制話語，但另一方面卻也會出現話語失控的情形。在這些革命者的敘
事話語中，往往會在無意間留下很多自相矛盾自我解構的話語縫隙。呂新的值得肯定
處，就在於他極敏銳地洞察並抓住了這些敘事話語中出現的縫隙，利用這些縫隙不動
聲色地實現了對於革命的一種解構式理性沉思。更何況，這些自相矛盾的話語縫隙，
與革命者的革命立場之間，實際上形成了一種鮮明的悖反效應。兩相對照，呂新小說
自然也就產生了一種強烈的藝術反諷意味。從這樣的意義上說，能夠藉助於革命者的
敘事話語而巧妙地達至一種解構革命的理性沉思效應，正可以被看作是呂新《掩面》
藝術原創性的一個重要層面。
以陝西現代歷史上一場真實的大災難為故事原型的張浩文的《絕秦書》，也是
一部不容忽視的優秀長篇小說。需要強調的是，災難敘事固然是張浩文《絕秦書》不
容忽略的一個重要部分，但就我個人的一種閱讀感覺來說，與一般意義上的災難敘事
相比較，張浩文最具個性化的一種藝術處理方式，卻是並沒有就災難寫災難，沒有完
全局限在災難內部。張浩文的這種處理方式，或許正可以被視為作家對於慣常災難
敘事模式的一種藝術突破。就此而言，災難敘事其實也只是整部《絕秦書》的一個有
機組成部分。藉助於災難敘事而又不僅僅局限於災難敘事，在更為闊大的敘事時空內
探究追問中國鄉村社會的存在境況，思考表現中國人的生存與精神困境，恐怕才應該
被看作是這部《絕秦書》更深刻的思想意旨所在。說實在話，雖然小說開頭處的“序
言”已有明確暗示，但我自己在閱讀小說上半部的過程中，卻幾乎都沒有產生過這是
一部災難敘事小說的感覺。很顯然，這種閱讀錯覺的形成，所說明的正是張浩文藝術
努力的一種成功。
小說的最突出成就，就是塑造了周克文這樣一位懷抱堅定文化理想的文化英雄
形象。這一形象，很顯然可以讓我們聯想到《白鹿原》中的白嘉軒。那樣一種面對逆
境時的力挽狂瀾，那樣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堅定意志，遂使得白嘉軒與周克文成
為具有內在同質性的文化英雄形象。周克文的文化英雄氣質，最集中地表現在大饑饉
之際拼全力賑濟災民的行為當中。面對著越來越嚴重的大饑饉，周克文的值得肯定的
義舉分別是先後兩次找縣長和開倉濟民。周克文的出手賑災，本意是要藉此而張揚所
謂的本土文化道統，沒想到的是，他念念不忘的文化道統，在那些早已飢餓到忘乎所
以程度如同洪水猛獸一般的饑民眼裡根本就一文不值。準乎此，一種悲劇性結局的形
成就是必然的事情。就這樣，周克文最終成為一個極具悲壯色彩的文化英雄形象。通
過文化英雄周克文的如此一種悲劇性結局，張浩文所思考表現的，既是中國文化難以
逃脫的一種艱難困境，也是中國人的一種精神困境。
由以上分析可知，2013年的長篇小說，的確在現實的批判與歷史的沉思這兩個
方面取得了相當驕人的寫作成績。不能忽略的，是現實和歷史之間的轉換問題。這就
意味著，當下的現實也會變成既往的歷史，而既往的歷史卻也曾經是當下的現實。一
句話，怎樣在深入體察人性的前提下，運用恰切的藝術表現方式把自己對於現實和歷
史的獨到認識和體會表達出來，方才應該是中國作家在長篇小說這一文體的寫作上未
來的根本努力方向。
精神的開掘
2013年的中國小說寫作，除了現實與歷史這樣兩個基本維度之外，也還有著精
神的深度開掘這第三個維度。或許是因為文體所限，這一特質更多地體現在中短篇小
說領域。如果從中國現代小說發展譜系的角度來說，馬金蓮的《長河》顯然可以被歸
入到包括沈從文、蕭紅、汪曾祺在內的那個如王德威所言的“抒情傳統”之中去。這
篇小說的引人注目，根本在於其對於生命存在那樣一種足稱冷靜超然的諦視與表現。
小說所採用的是一種散點透視的表達方式，通篇沒有整一的故事情節，把整個小說文
本統攝成為一個有機藝術整體的，可以說就是死亡這個主題要素。小說故事發生在
貧瘠異常生存艱難的寧夏西海固地區，作家以鄉村世界所特有的春夏秋冬的自然季節
轉換為敘事背景，分別講述了四個死亡的故事。第一個死亡者是年僅29歲的伊哈，
他是為了給自己的父母解決吃水的問題而在自家院內打井，沒想到繩子突然中斷，伊
哈就此以一種非正常方式撒手人寰。第二個死亡者，年齡更加幼小的素福葉，素福葉
跟著後嫁給光棍麻雀的母親田寡婦走進了“我們”村莊，很快就和“我們”成了要
好的朋友。但因為身患先天性心臟病，沒過十二歲就病發而死。第三個死亡者，是敘
述者“我”多年病臥在床的母親。第四個死亡者，是年齡已經九十一歲的老阿訇穆薩
爺爺。作為一個阿訇，穆薩爺爺一生最令人敬重的一個壯舉，就是在五八年社教時，
冒著犯政治錯誤的風險，把曾經對自己有恩的柯家老阿訇的埋體入土為安。關鍵處更
在於，作家在小說中那樣一種面對死亡時那樣一種潔淨與崇高的態度。“我們來到世
上，最後不管以何種方式離開世界，其意義都是一樣的，那就是死亡。”“村莊裡的
人，以一種寧靜大美的心態迎接著死亡。”“死亡是潔淨的，崇高的。”當然，無論
如何都不能忽略的一點是，馬金蓮之所以會對死亡做如此一種特別的理解和表達，與
她的回民穆斯林身份，肯定有著格外緊密的內在聯繫。
在《而黑夜已至》中，通過前後時隔多年的兩次車禍，弋舟的筆觸依然指向了
現代都市人群嚴重傾斜著的精神世界。弋舟對於城市人精神症候的捕捉表達，集中體
現在他筆下的幾個人物身上。首先是擁有幾個億資產的企業老總宋朗。儘管身擁巨額
財富，但宋朗的精神卻並不快樂，長期被抑鬱症所困擾。不僅如此，因為當年曾經親
手製造過一場致死人命的車禍，而且自己還逃脫了罪責懲罰，宋朗一直被某種強烈
的罪感纏繞著：“好吧，我有罪，這是真的，我覺得我是個罪人。不過十年前的那件
事，只是我罪感中最輕微的一塊。”其次是藝術家郭勁濤。身為藝術學院院長的藝術
家郭勁濤，也曾經是一位抑鬱症的患者。在抑鬱症的作用下，郭勁濤曾經在洗浴城裡
用剃鬚刀割過腕。他的抑鬱症，後來通過電療方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當然，更重要
的，卻是身兼敘述者功能的劉曉東自己。劉曉東同樣是一位抑鬱症患者，因為母親去
世時，自己躺在兒子小提琴老師的床上，所以，劉曉東一直被一種罪感纏繞：“我不
斷有罪惡妄想。我在想，如果那一天我留下陪母親了，她就不會死，如果那晚我不上
楊帆的床，她就不會死。”但對於楊帆，我卻同樣也有一種難以抹去的罪感：“對於
楊帆，我有心理陰影嗎？可能是。但我毫無將一切歸咎於她的念頭。事實上，我覺得
對她，我也是個罪人。”既然是有著強烈罪感的抑鬱症患者，劉曉東就總是被一種莫
名的憂鬱情緒所襲擾。正是在這種憂鬱情緒的強力困擾下，劉曉東養成了一個拍立交
橋照片發微博的強迫性習慣：“沒什麼含義。我只是日復一日地這么做，堅持同一角
度，堅持同一時間段，堅持只配上同樣的一句話：而黑夜已至。”小說的標題，顯然
由此而來。小說中的出場人物並不多，弋舟之所以把其中的三位人物都處理成抑鬱症
患者，自會有一種突出的象徵意味。象徵什麼呢？那自然就是當下時代都市人群所普
遍罹患的精神病症。
瀰漫於蔣韻《朗霞的西街》全篇的。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浪漫主義氣息。雖然說
中國的浪漫主義可以一直追溯到遠古時期的神話，追溯到屈原那些藝術色彩瑰麗無比
的詩歌，但就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狀況來說，浪漫主義的長期遭受抑制，卻是毋庸置
疑的一種藝術事實。或許正是震驚語這種藝術事實的緣故，我們注意到，最近，批評
家孟繁華開始公開發聲為浪漫主義鳴不平了：“孟繁華認為，寫實主義傳統嚴重限制
了我們對都市生活和都市文學的想像。城市文學和浪漫主義的傳統是密切聯繫在一起
的。中國沒有經過浪漫主義文學的洗禮，是中國文學巨大缺陷。”（《中國文學需
要浪漫主義洗禮》，載《深圳商報》2013年8月20日）必須承認，即使僅僅從21世紀
以來中國小說的發展實際來說，孟繁華的看法都有其相當合理的成分在。實際上，並
不只是城市文學需要浪漫主義的洗禮，鄉村文學的情形也同樣如此。從這樣一種角度
來觀察21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就可以發現，真正具有浪漫主義藝術追求的作家尚
屬少數。約略計來，也不過張煒、郭文斌、安妮寶貝、笛安等不多的幾位。而蔣韻，
則顯然是這一行列裡面的一個佼佼者。
小說的主體故事，具有著強烈的傳奇色彩。作品的男主人公陳寶應是國民黨軍
隊中的一名連長，1949年戰敗之後，本來有機會遠走台灣，但卻因為牽掛自己的妻
子馬蘭花以及剛剛出生的女兒朗霞而留在了大陸。然而，陳寶應的身份卻不允許他公
開露面。怎么辦呢？擁有突出的愛的擔當精神的妻子馬蘭花就把他藏在了本來存放菜
蔬的地窖里。而且，這一藏身，就是八年之久。很顯然，馬蘭花之所以能夠不惜性命
地守護這樣一份感情，乃可以被看做是對於陳寶應行為的一種回應。既然丈夫可以冒
死留在大陸，那么，妻子又為什麼不能夠誓死守護這種難得的愛情呢？！“在天願為
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蔣韻筆下男女主人公生死不渝的愛情，恐怕只能夠讓我
們聯想到這樣古老的詩句來。又或者，蔣韻的小說，本就可以作為古老詩句的一種證
詞而存在。在當下這樣一個越來越世俗化了的物質社會裡，如同陳寶應與馬蘭花這樣
生死相許的愛情，其存在的可能性的確是越來越微乎其微了。但愈是如此，蔣韻這樣
一種浪漫書寫的意義和價值就愈是不容否定。
畢飛宇《大雨如注》的可貴品質，集中體現在它的社會關懷與人性關懷上。小
說所關注思考的，是當下時代越來越嚴重了的中國教育問題。小說的中心人物姚子
涵，可以說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她的成績始終穩定在班級前三、年級前十。
“姚子涵對自己非常狠，從懂事的那一天起，幾乎沒有浪費過一天的光陰。和所有的
孩子一樣，這個狠一開始也是父母給逼出來的。可是，話要分兩頭說，這年頭哪有不
狠的父母？都狠，隨便拉出來一個都可以勝任副處以上的典獄長。”就這么三言兩
語，畢飛宇就寫出了當下時代不合理的教育體制與教育理念對於孩子、家長的無端戕
害。而這一大的文化語境，正從根本上制約並影響著姚子涵悲劇的最終生成。小說的
中心故事發生在姚子涵與米歇爾之間。為了提高姚子涵的英語口語能力，一心一意望
子成龍的父母聘請美國留學生米歇爾來給姚子涵做家教。那個“大雨如注”的核心情
節，就發生在家教期間。一天，一場瓢潑的大暴雨不期而至。面對這場突然降臨的大
暴雨，米歇爾投身其中，充分享受大自然的樂趣，與自然合二為一。肯定是在米歇爾
行為的感召之下，一貫壓抑的姚子涵也投入到了如泄如注的大暴雨中如醉如痴。非常
明顯，正是這場不期而遇的大暴雨以及米歇爾的存在，徹底地打開了姚子涵被不合理
的教育體制與教育理念壓抑太久了生命天性，表現出一個孩子天真的本性，實現了生
命本真的回歸。
然而，畢飛宇的深刻處卻在於並沒有到此為止，此後故事情節的峰迴路轉急轉
直下，方才能夠見出作家非同一般的藝術想像力。正是因為遭遇了這場大雨，姚子涵
才突然暈倒，一直到一星期之後，方始甦醒過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甦醒過來的姚
子涵，居然只能夠講英語，再也講不出自己的母語了。很顯然，這個意味深長的結
尾，充滿了象徵色彩。一方面，這個結尾象徵著不合理教育體制對於孩子正常人性的
異化扭曲，另一方面，如果從文化對比的角度來說，則象徵著一種文化霸權主義或者
英語霸權主義的赫然存在。從藝術表現的層面說，畢飛宇這個鞭辟有力的結尾處理，
具有一種突出的現代主義意味。能夠自然而然地把現代主義交融於一個現實主義的短
篇小說中，所充分顯示出的，正是畢飛宇一種突出的藝術構型能力。
艾偉的短篇小說《整個宇宙在和我說話》同樣為讀者打開了別一種神奇的藝術
世界。首先應該承認，艾偉的小說書寫有著突出的逾越於一種普遍人類公共生存經驗
之外的意味。作品所描寫展示的，是一個由於意外事件的發生而導致突然失明的男孩
子喻軍特別的精神世界。肇禍者名叫李小強，在一次孩子們之間尋常可見的玩鬧事件
中，李小強不小心把玩伴喻軍的眼睛給弄瞎了。“喻軍，李小強真的挺後悔的。他不
是有意把你弄瞎的，他自己都不知道會抓起路邊的石灰砸你，他是一時衝動。”但小
說的重心卻並不在喻軍和李小強之間的糾結，而在於對喻軍意外失明後精神狀況的揭
示。依照常理，突然失明後的喻軍會對李小強，對社會、學校乃至家庭都充滿不滿與
抱怨情緒。但實際上喻軍的表現卻特別平靜。他不僅早就原諒了李小強，而且居然形
成了一種特異功能，那就是與整個宇宙之間的對話。“我聽到你書包里的聲音，彈子
的聲音。你拿出來讓我瞧瞧。”“確實是七種顏色的玻璃彈子，我看到了光譜，從左
到右是黃、綠、青、藍、紫、紅、橙。”“如果你仔細觀察，你能從玻璃彈子中看到
星空，看到這個宇宙。”以上這些話語，均出自瞎子喻軍之口。明明已經瞎了，但喻
軍卻由此而徹底打開了自己的精神視域，居然能夠“看”到整個宇宙，而且還可以與
宇宙進行在常人看來簡直莫名其妙的對話。如此一種藝術描寫，的確已經明顯溢出了
人類的公共生存經驗之外。也正因此，喻軍才會被人們普遍認為在強烈的刺激下精神
已經出現了問題。他的由此而被送入精神病院，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在讀過艾偉的小說之後，我卻也多多少少會有一些懷疑生出。其一，
喻軍明明已經被送進了精神病院，但到了小說結尾處，多年之後的喻軍卻搖身一變
成了一位畫家，而且“那些畫令我非常驚訝。所有的畫只有一個主題——星空。就
是花草鳥蟲在他的筆下都成了星空的一部分。走進他的畫室，就像走進一個茫茫的
宇宙，畫布上的色彩非一般人能想像。”思來想去，總覺得這種處理不太合乎事理
邏輯。其二，或許是因為都在書寫盲人的故事，讀艾偉的小說，我總是會不由自主
地聯想到史鐵生的名篇《命若琴弦》。兩相比較，恐怕還是史鐵生的作品更值得肯
定。大約是因為作家的描寫溢出了普遍公共生存經驗的緣故，喻軍的奇異表現，到
底是否可能，我一直心存懷疑。究其實質，大約也只是因為我自己生性愚鈍，想像
力實在不夠發達罷。
現實批判、歷史沉思與精神開掘
——2013年小說寫作趨勢分析
王春林
莫言在2012年的榮獲諾獎，無論如何都應該被看做文學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標
志性事件。假若把莫言的獲獎，與同樣使用現代漢語寫作的高行健在2000年的獲獎
聯繫起來，你就會發現，前後不過十二年的時間，能夠有兩位使用現代漢語寫作的作
家相繼獲獎，意義絕對不容小覷。如果把諾獎看作是帶有明顯的西方文化色彩的一個
迄今影響最大的文學獎，那么，莫言與高行健的相繼獲獎，自然也就標誌著現代漢語
寫作很大程度上已經獲得了西方文學的認可。更進一步說，莫言與高行健的獲獎，一
方面固然是他們自身卓越寫作才能充分顯現的結果，但在另一方面，卻也無法否認他
們的寫作與總體中國當代文學之間一種不容剝離的緊密聯繫。也正因此，在一篇談論
莫言的文章中，我才會做出這樣一種判斷：“一方面，我們當然要肯定莫言小說創作
上的突出成就，但與此同時，我們更應該清醒地意識到，莫言的獲獎，與他背後所實
際存在著的一個漢語寫作高原之間，存在著某種無法剝離的重要關係。就我自己一
種長期的閱讀理解，我覺得，最起碼如下這些中國作家的實際寫作水準，也都已經達
到或者說接近了諾獎所要求達到的那樣一種思想藝術高度。請讓我把這些作家的名
字羅列在這裡，他們是賈平凹、王蒙、史鐵生、王安憶、陳忠實、閻連科、韓少功、
張煒、北島、鐵凝、李銳、余華、于堅、格非、阿來等等。毫無疑問，無論他們之中
的任何一位獲獎，一點都不會顯得很意外。某種程度上，正是他們與莫言一起，以他
們足夠豐富的文學創作從根本上支撐起了我前面所說的那個現代漢語寫作的高原。”
（王春林《莫言、諾獎與百年漢語寫作的命運》，載《小說評論》2012年第6期）之
所以強調所謂“現代漢語寫作高原”的存在，就是試圖確認“文革”結束後，經過了
將近四十年的文化積澱與文學積累，中國當代文學其實已經到了一個應該產生經典而
且也已經產生了經典的時代。如何促進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化，已然是一個不容忽略
的重要問題。這一方面，由中國小說學會主其事的“中國小說年度排行榜”，無疑可
以被看做是當代文學經典化的一種積極有效的努力。
迄今為止，中國小說學會的中國小說年度排行榜，已經持續舉辦了十三屆，
在國內形形色色的各種年度排行榜中，不僅持續時間最長，而且也擁有著毋庸置疑
的權威性。長期以來，小說排行榜的評審們秉承著“歷史深度、人性內涵、藝術創
新”的價值立場和藝術尺度，堅持以客觀、公正的態度分別從長中短三種不同的文
體角度對於中國的小說寫作進行年度的梳理與把握。擺在諸位面前的這冊沉甸甸的
大書，就是排行榜評審們對於2013年的中國小說寫作全面衡度梳理之後的結果。
假若沿用所謂“大年”“小年”的說法來評價看待2013年的小說寫作，那么，一
個確定無疑的判斷即是，與上一個自然年度的同類文體相比較，2013年絕對應該
被看作是一個收穫頗豐的“大年”。這一年度，值得關注的小說作品主要有賈平
凹的《帶燈》、韓少功的《日夜書》、徐則臣的《耶路撒冷》、李浩的《鏡子裡的
父親》、黃永玉的《無愁河的浪蕩漢子》、蘇童的《黃雀記》、閻連科的《炸裂
志》、呂新的《掩面》、田耳的《天體懸浮》、姚鄂梅的《西門坡》、陳河的《在
暗夜中歡笑》、王蒙的《這邊風景》、喬葉的《認罪書》、余華的《第七天》、張
浩文的《絕秦書》、路內的《天使墜落在哪裡》、張石山的《攻城》、柳營的《我
之深處》、方方的《塗自強的個人悲傷》、弋舟的《而黑夜已至》、馬金蓮的《長
河》、蔣韻的《朗霞的西街》、艾偉的《整個宇宙在和我說話》、畢飛宇的《大雨
如注》、鐵凝的《火鍋子》等。更具體地說，以上這些作品分別以對現實的批判、
歷史的沉思以及精神的開掘而引人注目。
現實的批判
賈平凹以當下時代的維穩問題為關注對象的《帶燈》，有著堪稱尖銳的現實洞
察力和突出的批判性。歸根到底，超越問題小說的思路，把當下時代鄉村社會人們一
種普遍的生存狀態描摹呈現出來，方才算得上是賈平凹的根本寫作意圖所在。既然要
書寫維穩問題，就必然無法迴避上訪者這樣一個群體。應該注意到，小說中的上訪者
之一王后生，曾經十分形象地把自己的生存處境比作被囚禁的囚犯。其實，又何止
是那些如同王后生、王隨風這樣的上訪者呢？只要你再去關注一下那個本來因為在大
礦區打工而患有嚴重的矽肺病，然而卻硬是死要面子不肯承認的毛林，看看那東岔溝
村因為同樣的有因患上矽肺病的十三個農人以及他們那同樣可憐至極的妻子，你難道
能夠說，他們就不是被囚禁的存在么？假若我們的思路再稍稍打開一些，你就會認識
到，某種意義上，如同帶燈、竹子這樣每天忙於處理上訪問題的鎮政府綜合治理辦公
室的工作人員，也都可以被理解為被“囚禁”的存在。一句話，被“囚禁”的存在，
正可被看作是賈平凹對於社會現實的一種有力洞穿。
對社會現實的犀利批判，同樣是閻連科《炸裂志》的突出特點所在。閻連科的
批判性，就在於，他以一種充滿象徵隱喻色彩的藝術方式，通過一個普通的村莊在短
短的幾十年時間裡如何發展壯大成為一個體量龐大的直轄市的故事，不無誇張荒誕地
濃縮表現了“文革”後中國將近四十年的發展演進歷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
過程中，閻連科鮮明地出示了自己的批判反思立場。這種批判色彩，首先就突出地表
現在關於炸裂村發展第一桶金的描寫上。孔明亮之所以能夠順利地由一位普通的村民
成為炸裂村的村長，全賴他把自己一個人靠偷扒火車上所載各類物品的“致富”經驗
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了炸裂村的村民們。而朱穎，為了有朝一日能夠一報家族仇恨，乾
脆不惜組織村裡的年輕女性以進城出賣肉體的方式積累自己的第一桶金。從一種象徵
的意義上說，無論是“偷扒”，還是“出賣”（敏感的朋友可能已經聯想到了，小說
中關於炸裂村經濟發展第一桶金的描寫，說透了其實也就是“男盜女娼”這樣一個成
語的形象演繹），閻連科所描寫展示的此種狀況，強烈意味著中國近四十年的發展演
進就其本質而言，就是一種“偷搶”、“欺騙”以及“自我出賣”的過程。在承認所
謂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否認這個古老民族在此一過程中所付出
的道德崩潰裂變與精神淪喪扭曲的慘重代價。只要能夠達至經濟發展的目標，手段、
路徑的正確與否，已然被完全拋諸到了腦後。面對如此一種不擇手段巧奪豪取的掠奪
性發展方式，閻連科給出的只能是嚴正堅決的批判立場。
儘管曾經引起過極大的爭議，但無論如何，余華《第七天》那樣一種強烈“冒
犯”社會現實的特質卻應該得到充分的肯定。《第七天》的確寫到了當下時代許多不
幸的社會事件，比如強拆、火災、棄嬰、車禍、賣腎、暴力訊問，等等。這些都是近
年來引起公眾高度關注的社會熱點問題。能夠關注表現這些問題，說明余華關注底層
民生的情懷依舊，這一點當然值得充分肯定。不僅如此，余華在小說中意欲達到的
批判性主題含蘊也值得肯定。小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說：‘死無葬身之地’”。把
小說的亡靈敘事與那些悽慘的人生故事以及這句帶有讖言意味的結語結合在一起，作
家對於當下現實帶有強烈否定性的批判性主題含蘊，自然也就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對
於小說中所描寫著的這些普通民眾來說，不僅不能夠好好活著，而且死了以後居然也
“死無葬身之地”！如此一種藝術筆觸，所凸顯出的，正是余華一種“冒犯”現實的
寫作勇氣。
作為一部旨在思考表現一代知青命運的長篇小說，韓少功《日夜書》的引人注
目處突出地體現為對“後知青”時代知青不幸遭際的真切藝術呈示。韓少功整部小說
的敘事不僅不斷地遊走於過去與當下之間，而且，與其說作家的關注重心在過去的知
青歲月，反倒不如說更在當下的所謂“後知青”歲月。我們甚至可以認為，這部長篇
的一大藝術特質，正在於他把表現重心置放到了“後知青”歲月之中，通過當年那
些知青們在“後知青”時代命運遭際的展示，最終完成了對於一代知青所面臨精神困
境的呈現與詰問。從這樣一種小說的基本敘事語法進一步延伸開去，所謂“日夜書”
者，是否可以把“日”理解為過去，把“夜”理解為當下？或者正好相反呢？又或
者，“日”也罷，“夜”也罷，將其連綴在一起，也無非不過是生活的別一種代名詞
而已，其實並無深意存焉。
陳河的《在暗夜中歡笑》既是一部愛情小說，更是一部社會小說。作為社會小
說，陳河此作的根本特點，就體現為對於海外華人艱難生存處境的真實描摹與再現。
儘管說李布、二麥頭、彭三城等人的現實遭遇都足稱艱難，但最具代表性的，恐怕卻
是女主人公柳銀犁。身為一位天生嬌弱的女性，卻和自己在國外打黑工的丈夫孫賽跑
一起，被迫做起了“包送”的人頭生意：“誰能想到，在她出國之後，還會在人生
的暗道上越走越暗，最後走上了黑道。整天圍繞在偷渡、綁架、越境等事情之中。”
正因為以如此一種見不得光的暗無天日的方式在阿國努力掙扎著討生活，所以柳銀犁
在與李布真心相愛之後，方才強烈地盼望著能夠藉助於李布的力量擺脫自己的生存困
境，同時也實現一種自我精神的救贖。沒想到，李布卻被一種家庭責任感牢牢束縛，
柳銀犁的希望最終無奈落空。正因為在李布這裡看不到任何希望，所以，實在無路可
走的柳銀犁才最終投入了彭三城的懷抱，先是替彭三城到遠離地拉那的斯庫台去做北
方木材公司的中方經理，後來乾脆就跟著彭三城跑到了更加遙遠的非洲。從根本上
說，她的一切違心行為，都是為艱難的生存困境所迫萬般無奈的結果。
田耳的《天體懸浮》把自己的藝術聚焦點對準了可謂是變動不居的當下時代。
與一些作家總是會設定一種先入為主的預設立場不同，田耳的難能可貴之處在於，他
儘可能充分地尊重現實生活的原生性與複雜性。儘管說田耳的小說中其實也潛藏有強
烈的批判聲音，但此種批判立場卻是如鹽一般地完全融入了水中。質而言之，現實生
活乃可以被視為是一片混沌的大海，作家一個重要的藝術使命，首先就是把這種混沌
性竭儘可能地呈現出來，然後在做出理性的價值判斷。從另一個角度看，在當下時代
的諸多小說作品中，我們總是能夠隱隱約約地感覺到作家凌駕於生活之上的那樣一種
居高臨下姿態的存在。很少能夠有作家真正地放低身段，真正地潛入到生活的內里與
深層，把那樣一種仿佛正在一呼一吸著的真實生活狀貌鮮活地呈現在讀者面前。田耳
《天體懸浮》的一大令人驚異處，就在於它已經很好地做到了這一點。
《天體懸浮》思想藝術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一點，恐怕就是發現並成功地塑造了
符啟明這樣一位具有相當人性深度的複雜人物形象。作為一位派出所的協警，符啟明
的精明強幹，突出地表現在他那驚人的洞察力和判斷力上。符啟明甫一出場，就以其
對於劉所長的準確判斷而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因為劉所長在講話過程中無意
間說了一句“破案就像拔牙一樣，都是無師自通”，符啟明就判斷出劉所長用來曾經
有過當醫生的經歷。他的這種精明強幹，在隨後李二全與夏新漪案的偵破過程中也都
有著突出的表現。夏新漪被害案偵破不久，符啟明就離開了派出所，一面組織天文愛
好者成立了所謂的“杞人俱樂部”，另一面則充分發揮自己的商業天才，全身心地投
入到了包括廣告業、融資放貸、娛樂招嫖等一系列項目在內的經濟活動之中，創造出
了頗為可觀的經濟效益。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符啟明的性格得到了進一步的合理延
展，並最終由一個曾經的執法者變成了犯罪嫌疑人。別的且不說，單只就能夠充分合
理地寫出符啟明性格的發展過程這一點而論，作家田耳的藝術能力就應該得到大力肯
定。需要注意的是，如同符啟明這樣的犯罪，絕對是高智商型的犯罪。敘述者“我”
為什麼要懷疑符啟明呢？“除了對他的智慧略有了解，我還能列出如下理由”：一，
“他痛恨安志勇遠甚於我。他當年就知道是安志勇破壞了他和小末的感情，而他心裡
一直只裝著小末一個女人。這是作案的情感動機。”二、“他掌控佴城城南的招嫖業
務，手下有老詹這種忠實奴僕，摸清了安志勇有招嫖的習慣。”三、“同時，他掌控
了佴城地區的凶宅買賣，所有凶宅必經他手。如果馬桑死在安宅，這宅子就成了凶
宅。”而安宅，卻又是佴城最佳的觀星位置。“照此推測，這一段時間他一直漂游在
外，也就有了新的解釋：所有預謀犯罪，罪犯總是想盡一切辦法製造不在場證據。”
就這樣，一方面源於內心中積聚太久的仇恨，另一方面也為了獲得最佳觀星位置，當
然也還有最自己的高智商的過分自信，曾經的偵破高手符啟明，最終蛻變成為借刀殺
人的犯罪嫌疑人。至此，符啟明的人性深度得到充分揭示，這一立體化的人物形象得
以塑造成功。
說到對於當下社會現實的批判，方方的《塗自強的個人悲傷》無論如何都不能
被忽視。毫不誇張地說，這部篇幅不小的中篇小說，絕對應該被看做2013年中國小
說寫作的一大收穫。它對於中國文壇的重要意義，絕不僅僅局限於2013年。從藝術
表現技巧上說，方方並沒有做怎樣煞費苦心的努力，她只不過是以一種樸實異常的
筆調，依循塗自強的人生軌跡，把他那悲劇的一生展示在了讀者面前而已。沒有絲
毫的誇飾，也沒有絲毫的藝術炫技，就連小說的語言，也都是那樣一種平常不過的
日常口語。但越是如此，我們便越是能夠感覺到其中某種強大藝術感染力的存在。
人都說，無技巧是最大的技巧，都說，絢爛之極，歸於平淡。方方這部引起強烈社
會反響的《塗自強的個人悲傷》，再一次鞭辟有力地證明著這個藝術道理的存在。
細緻想來，這部小說之所以能夠具備一種如此直擊人心的力量，原因不外有二。其
一，方方在寫作過程中貌似不動聲色地傾注於小說文本中一種強大的情感力量。雖
然無一字煽情，但一路讀來給讀者形成的感覺卻是字字血聲聲淚，作家把一種內蘊
的情感力量巧妙地注入到了小說之中。其二，則是一種命運感的突出表達。衡量評
價一部文學作品尤其是大中型文學作品優劣與否的一種重要標準，就是要充分地考
量作家在這部作品中是否成功有效地傳達出了某種渾厚深沉的命運感。
塗自強離開這個世界之後，趙同學曾經對他做出過這樣的評價：“他從未松
懈，卻也從未得到。”實際的情形確也如此，塗自強不僅天資聰穎，而且也一直都
在不懈地努力，但這所有的努力最後卻都變成了無奈的泡影。細細觀察塗自強的人
生，除了那個悄然失蹤的學長老闆之外，其他人不僅算不上壞人，反而總還會在塗
自強處於困境時施予援手。既然尋找不到具體的造惡者，那么，我們就只能夠從極
其不合理的社會現實中去尋找原因了。非常明顯，塗自強的個人悲劇，與當下時代
的固層化現實存在著必然的內在聯繫。倘若說在1980年代，塗自強們尚且能夠憑
借個人的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那么，到了當下這個階層固化的門閥時代，塗自強
們再怎么努力也都難以改變自己的命運了。在這個意義上，塗自強自然也就只能夠
“徒然”自強了。“徒然”自強者，無濟於事也。階層固化這樣一種現實，事實上
業已完全堵死了塗自強們通過自己的積極努力改寫自身命運的通道。更進一步說，
階層固化這樣一種糟糕現實的形成，是不合理不公正的社會體制所必然導致的一種
結果。惟其如此，在閱讀《塗自強的個人悲傷》這部小說的過程中，我才會不時
地聯想到自己走過的人生道路。雖然各自走過的道路不盡相同，具體的呈現形式有
別，但從本質上說，我自己，甚至於我周圍的很多人，卻又何嘗不是別一種意義上
的塗自強呢？！行文至此，就不能不讓我們想起方方此作中藉助於採藥之手寫出的
那首小詩：“不同的路/是給不同的腳走的/不同的腳/走的是不同的人生/從此
我們就是/各自路上的行者/不必責怪命運/這只是我的個人悲傷。”非常明顯，小
說標題的出處就在於此。但必須指出的一點是，塗自強的悲傷，無論如何都不是一種
個人的悲傷，而只能夠被看作是一種時代普遍的精神悲傷。方方能夠以犀利的批判筆
觸，洞穿時代沉重的盔甲，把這樣一種極其不合理不公正的社會現實呈示在廣大讀者
面前，絕對應該贏得我們充分的敬意。面對著塗自強這樣一種沉痛的悲劇命運，我們
就不能不仿用俄羅斯詩人涅克拉索夫的著名詩篇“誰在俄羅斯能過上好日子”，追問
一句：“誰在當下中國能過上好日子？！”
歷史的沉思
現實的批判之外，2013年長篇小說寫作的另一個基本維度，就是對於歷史的
勘探與沉思。作為蘇童迄今為止最成功的一部長篇小說，《黃雀記》的思想藝術價
值主要體現為，通過一種象徵寓言和精神分析的方式對於諸如現實、歷史、罪惡、
人性等進行了不乏深入的思考與表現，對於當下時代人們普遍的一種精神困境進行
了極富藝術性的形象呈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個地方，恐怕就是由爺爺這一形
象折射出的那樣一種對於歷史的深切洞察。作家關於保潤爺爺的設定，所指向的，
就是已經消失了的既往歷史歲月。《黃雀記》的開頭是從保潤爺爺的拍照片寫起
的。“一個人無法張羅自己的葬禮，身後之事，必須從生前做起。這是祖父的信
條。每年春暖花開的時候，祖父都要去鴻雁照相館拍照，拍了好多年”。拍照片，
就是要以影像的方式留住生命的記憶。保潤爺爺與歷史之間的隱秘聯繫，就此得以
建立。但某一年，祖父卻在拍照片過程中突然發現自己的“魂”給不見了。丟了魂
之後的祖父，最主要的使命就是想方設法找回自己的魂。因為在祖父的記憶中，他
把自己的魂放在了一個手電筒中埋在了香椿樹大街的某一棵樹底下，所以他便開始
了自己四處搜尋挖找靈魂的過程。
也正是在保潤祖父四處搜尋挖找的過程中，小說漸次敞開了歷史曾經的存在狀
況。只要留心一下保潤爺爺和鄰居們的對話內容，即可發現其中潛藏著過於豐富的歷
史內涵。諸如“漢奸”、“軍閥”、“祖墳”、“土地”等語詞的出現，在讀者面前
漸漸拉開的，就是歷史的帷幕。因此，祖父在香椿樹大街的刨挖尋找行為，就可以被
理解為是作家蘇童對於歷史的一種深入追問探究。丟了魂之後的保潤爺爺四處刨挖的
行為，自然嚴重地干擾破壞了香椿樹人家的日常生活秩序，因此而被普遍視為一種精
神失常的狀況。因此，與歷史存在千絲萬縷聯繫的保潤爺爺的被送入井亭醫院，就是
順理成章的一件事情。這一過程所凸顯出的，正是蘇童對於既往歷史一種真切深入的
藝術反思。
青年作家李浩的《鏡子裡的父親》，也屬於歷史反思這一層面極具代表性的一
部長篇小說。儘管一部中國當代歷史長達六十多年，依照時間的先後順序，其間曾經
發生過諸如土改、農業合作化運動、三反五反、反右派、“大躍進”、“文革”、改
革開放、“一九八九”、市場經濟等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重大歷史事件，但李浩在具體
的書寫過程中卻不可能不作出自己的取捨，不可能照單全收地平均使用自己的藝術力
量。正所謂有所為有所不為，雖然對於其中的一些事件也都可能會有所涉及，但就總
體情形而言，李浩的書寫重點其實還是放在了“大躍進”導致的大饑荒與“文革”這
兩大歷史事件之上。通過對於敘述者“我”的家族成員尤其是父親在當代中國的苦難
命運的描寫與展示，李浩把這段歷史所具有的那樣一種荒誕、弔詭、邪惡、盲目的反
人性本質淋漓盡致地凸顯在了廣大讀者面前。很顯然，我們在這裡所一力強調的中國
當代歷史所具有的“那樣一種荒誕、弔詭、邪惡、盲目的反人性本質”，正可以被看
作是李浩基本的歷史觀所在。面對如此一種尖銳激烈的歷史觀，我們便不難感受到其
中隱含著的對於中國當代歷史的批判性反思。
喬葉的《認罪書》，也同樣以對歷史的沉思而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雖然就總
體情形來說，很難簡單地把喬葉的《認罪書》歸結為關於一部“文革”的長篇小說，
但作家對於“文革”所進行的反思性描寫，卻無論如何都應該被看作是小說思想藝術
上最成功的一個部分。這一方面，一個令人過目難忘的藝術場景，就是有鐘潮現場參
與的紅衛兵造反派頭頭王愛國對於梅好進行的那場慘無人道的殘酷折磨。王愛國所設
想出的凌辱“絕招”就是，在當眾剝掉梅好的衣服之後，用毛筆在她美麗的胴體上寫
字。“身體”、“毛筆”、“書寫”，把這樣的一個細節與“文革”那段特別的歷史
聯繫在一起，其中一種象徵隱喻意味的存在，就是一件顯而易見的事情。一方面是堂
而皇之的革命行動，一方面是不可告人的卑劣人性，二者就這樣被喬葉巧妙地編織到
了一起。在有力揭示歷史殘酷的同時，王愛國的變態人性也得到了可謂是淋漓盡致的
藝術表現。
對於中國現代革命進行批判性的藝術反思，是呂新長篇小說《掩面》的根本特
質所在。藉助於這些革命者的敘述話語，作家意欲實現的是對於革命本身的藝術勘探
與追問。但正如我們前面已經指明的，這些敘述者均屬於立場特別堅定的革命者，他
們的敘事話語充滿著對於革命事業的忠誠，洋溢出的是一種革命的自豪感。這一點，
在第四章“呆若木雞”中的那位女性匿名敘述者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明明已經被
打入了政治另冊被迫離職下放，但這位革命者的革命熱情卻依然高漲。但關鍵在於，
一方面是人在控制話語，但另一方面卻也會出現話語失控的情形。在這些革命者的敘
事話語中，往往會在無意間留下很多自相矛盾自我解構的話語縫隙。呂新的值得肯定
處，就在於他極敏銳地洞察並抓住了這些敘事話語中出現的縫隙，利用這些縫隙不動
聲色地實現了對於革命的一種解構式理性沉思。更何況，這些自相矛盾的話語縫隙，
與革命者的革命立場之間，實際上形成了一種鮮明的悖反效應。兩相對照，呂新小說
自然也就產生了一種強烈的藝術反諷意味。從這樣的意義上說，能夠藉助於革命者的
敘事話語而巧妙地達至一種解構革命的理性沉思效應，正可以被看作是呂新《掩面》
藝術原創性的一個重要層面。
以陝西現代歷史上一場真實的大災難為故事原型的張浩文的《絕秦書》，也是
一部不容忽視的優秀長篇小說。需要強調的是，災難敘事固然是張浩文《絕秦書》不
容忽略的一個重要部分，但就我個人的一種閱讀感覺來說，與一般意義上的災難敘事
相比較，張浩文最具個性化的一種藝術處理方式，卻是並沒有就災難寫災難，沒有完
全局限在災難內部。張浩文的這種處理方式，或許正可以被視為作家對於慣常災難
敘事模式的一種藝術突破。就此而言，災難敘事其實也只是整部《絕秦書》的一個有
機組成部分。藉助於災難敘事而又不僅僅局限於災難敘事，在更為闊大的敘事時空內
探究追問中國鄉村社會的存在境況，思考表現中國人的生存與精神困境，恐怕才應該
被看作是這部《絕秦書》更深刻的思想意旨所在。說實在話，雖然小說開頭處的“序
言”已有明確暗示，但我自己在閱讀小說上半部的過程中，卻幾乎都沒有產生過這是
一部災難敘事小說的感覺。很顯然，這種閱讀錯覺的形成，所說明的正是張浩文藝術
努力的一種成功。
小說的最突出成就，就是塑造了周克文這樣一位懷抱堅定文化理想的文化英雄
形象。這一形象，很顯然可以讓我們聯想到《白鹿原》中的白嘉軒。那樣一種面對逆
境時的力挽狂瀾，那樣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堅定意志，遂使得白嘉軒與周克文成
為具有內在同質性的文化英雄形象。周克文的文化英雄氣質，最集中地表現在大饑饉
之際拼全力賑濟災民的行為當中。面對著越來越嚴重的大饑饉，周克文的值得肯定的
義舉分別是先後兩次找縣長和開倉濟民。周克文的出手賑災，本意是要藉此而張揚所
謂的本土文化道統，沒想到的是，他念念不忘的文化道統，在那些早已飢餓到忘乎所
以程度如同洪水猛獸一般的饑民眼裡根本就一文不值。準乎此，一種悲劇性結局的形
成就是必然的事情。就這樣，周克文最終成為一個極具悲壯色彩的文化英雄形象。通
過文化英雄周克文的如此一種悲劇性結局，張浩文所思考表現的，既是中國文化難以
逃脫的一種艱難困境，也是中國人的一種精神困境。
由以上分析可知，2013年的長篇小說，的確在現實的批判與歷史的沉思這兩個
方面取得了相當驕人的寫作成績。不能忽略的，是現實和歷史之間的轉換問題。這就
意味著，當下的現實也會變成既往的歷史，而既往的歷史卻也曾經是當下的現實。一
句話，怎樣在深入體察人性的前提下，運用恰切的藝術表現方式把自己對於現實和歷
史的獨到認識和體會表達出來，方才應該是中國作家在長篇小說這一文體的寫作上未
來的根本努力方向。
精神的開掘
2013年的中國小說寫作，除了現實與歷史這樣兩個基本維度之外，也還有著精
神的深度開掘這第三個維度。或許是因為文體所限，這一特質更多地體現在中短篇小
說領域。如果從中國現代小說發展譜系的角度來說，馬金蓮的《長河》顯然可以被歸
入到包括沈從文、蕭紅、汪曾祺在內的那個如王德威所言的“抒情傳統”之中去。這
篇小說的引人注目，根本在於其對於生命存在那樣一種足稱冷靜超然的諦視與表現。
小說所採用的是一種散點透視的表達方式，通篇沒有整一的故事情節，把整個小說文
本統攝成為一個有機藝術整體的，可以說就是死亡這個主題要素。小說故事發生在
貧瘠異常生存艱難的寧夏西海固地區，作家以鄉村世界所特有的春夏秋冬的自然季節
轉換為敘事背景，分別講述了四個死亡的故事。第一個死亡者是年僅29歲的伊哈，
他是為了給自己的父母解決吃水的問題而在自家院內打井，沒想到繩子突然中斷，伊
哈就此以一種非正常方式撒手人寰。第二個死亡者，年齡更加幼小的素福葉，素福葉
跟著後嫁給光棍麻雀的母親田寡婦走進了“我們”村莊，很快就和“我們”成了要
好的朋友。但因為身患先天性心臟病，沒過十二歲就病發而死。第三個死亡者，是敘
述者“我”多年病臥在床的母親。第四個死亡者，是年齡已經九十一歲的老阿訇穆薩
爺爺。作為一個阿訇，穆薩爺爺一生最令人敬重的一個壯舉，就是在五八年社教時，
冒著犯政治錯誤的風險，把曾經對自己有恩的柯家老阿訇的埋體入土為安。關鍵處更
在於，作家在小說中那樣一種面對死亡時那樣一種潔淨與崇高的態度。“我們來到世
上，最後不管以何種方式離開世界，其意義都是一樣的，那就是死亡。”“村莊裡的
人，以一種寧靜大美的心態迎接著死亡。”“死亡是潔淨的，崇高的。”當然，無論
如何都不能忽略的一點是，馬金蓮之所以會對死亡做如此一種特別的理解和表達，與
她的回民穆斯林身份，肯定有著格外緊密的內在聯繫。
在《而黑夜已至》中，通過前後時隔多年的兩次車禍，弋舟的筆觸依然指向了
現代都市人群嚴重傾斜著的精神世界。弋舟對於城市人精神症候的捕捉表達，集中體
現在他筆下的幾個人物身上。首先是擁有幾個億資產的企業老總宋朗。儘管身擁巨額
財富，但宋朗的精神卻並不快樂，長期被抑鬱症所困擾。不僅如此，因為當年曾經親
手製造過一場致死人命的車禍，而且自己還逃脫了罪責懲罰，宋朗一直被某種強烈
的罪感纏繞著：“好吧，我有罪，這是真的，我覺得我是個罪人。不過十年前的那件
事，只是我罪感中最輕微的一塊。”其次是藝術家郭勁濤。身為藝術學院院長的藝術
家郭勁濤，也曾經是一位抑鬱症的患者。在抑鬱症的作用下，郭勁濤曾經在洗浴城裡
用剃鬚刀割過腕。他的抑鬱症，後來通過電療方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當然，更重要
的，卻是身兼敘述者功能的劉曉東自己。劉曉東同樣是一位抑鬱症患者，因為母親去
世時，自己躺在兒子小提琴老師的床上，所以，劉曉東一直被一種罪感纏繞：“我不
斷有罪惡妄想。我在想，如果那一天我留下陪母親了，她就不會死，如果那晚我不上
楊帆的床，她就不會死。”但對於楊帆，我卻同樣也有一種難以抹去的罪感：“對於
楊帆，我有心理陰影嗎？可能是。但我毫無將一切歸咎於她的念頭。事實上，我覺得
對她，我也是個罪人。”既然是有著強烈罪感的抑鬱症患者，劉曉東就總是被一種莫
名的憂鬱情緒所襲擾。正是在這種憂鬱情緒的強力困擾下，劉曉東養成了一個拍立交
橋照片發微博的強迫性習慣：“沒什麼含義。我只是日復一日地這么做，堅持同一角
度，堅持同一時間段，堅持只配上同樣的一句話：而黑夜已至。”小說的標題，顯然
由此而來。小說中的出場人物並不多，弋舟之所以把其中的三位人物都處理成抑鬱症
患者，自會有一種突出的象徵意味。象徵什麼呢？那自然就是當下時代都市人群所普
遍罹患的精神病症。
瀰漫於蔣韻《朗霞的西街》全篇的。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浪漫主義氣息。雖然說
中國的浪漫主義可以一直追溯到遠古時期的神話，追溯到屈原那些藝術色彩瑰麗無比
的詩歌，但就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狀況來說，浪漫主義的長期遭受抑制，卻是毋庸置
疑的一種藝術事實。或許正是震驚語這種藝術事實的緣故，我們注意到，最近，批評
家孟繁華開始公開發聲為浪漫主義鳴不平了：“孟繁華認為，寫實主義傳統嚴重限制
了我們對都市生活和都市文學的想像。城市文學和浪漫主義的傳統是密切聯繫在一起
的。中國沒有經過浪漫主義文學的洗禮，是中國文學巨大缺陷。”（《中國文學需
要浪漫主義洗禮》，載《深圳商報》2013年8月20日）必須承認，即使僅僅從21世紀
以來中國小說的發展實際來說，孟繁華的看法都有其相當合理的成分在。實際上，並
不只是城市文學需要浪漫主義的洗禮，鄉村文學的情形也同樣如此。從這樣一種角度
來觀察21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就可以發現，真正具有浪漫主義藝術追求的作家尚
屬少數。約略計來，也不過張煒、郭文斌、安妮寶貝、笛安等不多的幾位。而蔣韻，
則顯然是這一行列裡面的一個佼佼者。
小說的主體故事，具有著強烈的傳奇色彩。作品的男主人公陳寶應是國民黨軍
隊中的一名連長，1949年戰敗之後，本來有機會遠走台灣，但卻因為牽掛自己的妻
子馬蘭花以及剛剛出生的女兒朗霞而留在了大陸。然而，陳寶應的身份卻不允許他公
開露面。怎么辦呢？擁有突出的愛的擔當精神的妻子馬蘭花就把他藏在了本來存放菜
蔬的地窖里。而且，這一藏身，就是八年之久。很顯然，馬蘭花之所以能夠不惜性命
地守護這樣一份感情，乃可以被看做是對於陳寶應行為的一種回應。既然丈夫可以冒
死留在大陸，那么，妻子又為什麼不能夠誓死守護這種難得的愛情呢？！“在天願為
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蔣韻筆下男女主人公生死不渝的愛情，恐怕只能夠讓我
們聯想到這樣古老的詩句來。又或者，蔣韻的小說，本就可以作為古老詩句的一種證
詞而存在。在當下這樣一個越來越世俗化了的物質社會裡，如同陳寶應與馬蘭花這樣
生死相許的愛情，其存在的可能性的確是越來越微乎其微了。但愈是如此，蔣韻這樣
一種浪漫書寫的意義和價值就愈是不容否定。
畢飛宇《大雨如注》的可貴品質，集中體現在它的社會關懷與人性關懷上。小
說所關注思考的，是當下時代越來越嚴重了的中國教育問題。小說的中心人物姚子
涵，可以說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她的成績始終穩定在班級前三、年級前十。
“姚子涵對自己非常狠，從懂事的那一天起，幾乎沒有浪費過一天的光陰。和所有的
孩子一樣，這個狠一開始也是父母給逼出來的。可是，話要分兩頭說，這年頭哪有不
狠的父母？都狠，隨便拉出來一個都可以勝任副處以上的典獄長。”就這么三言兩
語，畢飛宇就寫出了當下時代不合理的教育體制與教育理念對於孩子、家長的無端戕
害。而這一大的文化語境，正從根本上制約並影響著姚子涵悲劇的最終生成。小說的
中心故事發生在姚子涵與米歇爾之間。為了提高姚子涵的英語口語能力，一心一意望
子成龍的父母聘請美國留學生米歇爾來給姚子涵做家教。那個“大雨如注”的核心情
節，就發生在家教期間。一天，一場瓢潑的大暴雨不期而至。面對這場突然降臨的大
暴雨，米歇爾投身其中，充分享受大自然的樂趣，與自然合二為一。肯定是在米歇爾
行為的感召之下，一貫壓抑的姚子涵也投入到了如泄如注的大暴雨中如醉如痴。非常
明顯，正是這場不期而遇的大暴雨以及米歇爾的存在，徹底地打開了姚子涵被不合理
的教育體制與教育理念壓抑太久了生命天性，表現出一個孩子天真的本性，實現了生
命本真的回歸。
然而，畢飛宇的深刻處卻在於並沒有到此為止，此後故事情節的峰迴路轉急轉
直下，方才能夠見出作家非同一般的藝術想像力。正是因為遭遇了這場大雨，姚子涵
才突然暈倒，一直到一星期之後，方始甦醒過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甦醒過來的姚
子涵，居然只能夠講英語，再也講不出自己的母語了。很顯然，這個意味深長的結
尾，充滿了象徵色彩。一方面，這個結尾象徵著不合理教育體制對於孩子正常人性的
異化扭曲，另一方面，如果從文化對比的角度來說，則象徵著一種文化霸權主義或者
英語霸權主義的赫然存在。從藝術表現的層面說，畢飛宇這個鞭辟有力的結尾處理，
具有一種突出的現代主義意味。能夠自然而然地把現代主義交融於一個現實主義的短
篇小說中，所充分顯示出的，正是畢飛宇一種突出的藝術構型能力。
艾偉的短篇小說《整個宇宙在和我說話》同樣為讀者打開了別一種神奇的藝術
世界。首先應該承認，艾偉的小說書寫有著突出的逾越於一種普遍人類公共生存經驗
之外的意味。作品所描寫展示的，是一個由於意外事件的發生而導致突然失明的男孩
子喻軍特別的精神世界。肇禍者名叫李小強，在一次孩子們之間尋常可見的玩鬧事件
中，李小強不小心把玩伴喻軍的眼睛給弄瞎了。“喻軍，李小強真的挺後悔的。他不
是有意把你弄瞎的，他自己都不知道會抓起路邊的石灰砸你，他是一時衝動。”但小
說的重心卻並不在喻軍和李小強之間的糾結，而在於對喻軍意外失明後精神狀況的揭
示。依照常理，突然失明後的喻軍會對李小強，對社會、學校乃至家庭都充滿不滿與
抱怨情緒。但實際上喻軍的表現卻特別平靜。他不僅早就原諒了李小強，而且居然形
成了一種特異功能，那就是與整個宇宙之間的對話。“我聽到你書包里的聲音，彈子
的聲音。你拿出來讓我瞧瞧。”“確實是七種顏色的玻璃彈子，我看到了光譜，從左
到右是黃、綠、青、藍、紫、紅、橙。”“如果你仔細觀察，你能從玻璃彈子中看到
星空，看到這個宇宙。”以上這些話語，均出自瞎子喻軍之口。明明已經瞎了，但喻
軍卻由此而徹底打開了自己的精神視域，居然能夠“看”到整個宇宙，而且還可以與
宇宙進行在常人看來簡直莫名其妙的對話。如此一種藝術描寫，的確已經明顯溢出了
人類的公共生存經驗之外。也正因此，喻軍才會被人們普遍認為在強烈的刺激下精神
已經出現了問題。他的由此而被送入精神病院，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在讀過艾偉的小說之後，我卻也多多少少會有一些懷疑生出。其一，
喻軍明明已經被送進了精神病院，但到了小說結尾處，多年之後的喻軍卻搖身一變
成了一位畫家，而且“那些畫令我非常驚訝。所有的畫只有一個主題——星空。就
是花草鳥蟲在他的筆下都成了星空的一部分。走進他的畫室，就像走進一個茫茫的
宇宙，畫布上的色彩非一般人能想像。”思來想去，總覺得這種處理不太合乎事理
邏輯。其二，或許是因為都在書寫盲人的故事，讀艾偉的小說，我總是會不由自主
地聯想到史鐵生的名篇《命若琴弦》。兩相比較，恐怕還是史鐵生的作品更值得肯
定。大約是因為作家的描寫溢出了普遍公共生存經驗的緣故，喻軍的奇異表現，到
底是否可能，我一直心存懷疑。究其實質，大約也只是因為我自己生性愚鈍，想像
力實在不夠發達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