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1日至3日，由甘肅省博物館、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共同舉辦的“絲綢之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蘭州隆重召開，來自日本、韓國、中國大陸以及台灣地區的80餘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此次會議。8月1日，會議在甘肅省博物館學術報告廳開幕，開幕式由甘肅省文物局副局長廖北遠先生主持，廖先生首先介紹了蒞臨嘉賓和會議議程，隨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北京辦事處專員杜曉帆先生、中國博物館學會常務副秘書長張春雨先生、日本秋田縣教育委員會教育長根岸均先生、甘肅省文化廳副廳長楊惠福先生分别致辭。在致辭中，諸位先生對“絲綢之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召開表示了熱烈的祝賀，並對甘肅省博物館、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為弘揚絲綢之路文化所做的工作表示欣慰與感謝。
開幕式之後，緊接著進行學術報告。在會議召開期間共舉行了四場學術報告，11位來自中國、日本的著名學者進行了大會發言。第一場學術報告由南京博物院院長龔良研究員主持，報告人與報告題目分別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黨委書記侯世新研究員《絲綢之路的使者——西域胡人略論》；日本神戶大學百橋明穗教授《敦煌的淨土變與日本的淨土園》；西北師範大學李並成教授《蘭州與絲綢之路東段的五條幹道》。第二場學術報告由河南博物院院長張文軍研究員主持，報告人與報告題目分別是：日本早稻田大學肥田路美教授《玄奘三藏請來佛像的意義》；福建博物院院長楊琮研究員《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甘肅省簡牘研究中心主任張德芳研究員《漢簡與絲綢之路》。第三場學術報告由河北博物館館長谷同偉研究員主持，報告人與報告題目分別是：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齊陳駿教授《絲綢之路記略》；南京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水濤教授《新疆史前考古的新進展》；甘肅省文物保護研究所何雙全研究員《懸泉置對絲路考古的貢獻》。第四場學術報告由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所長鄭炳林教授、甘肅省博物館館長俄軍研究員主持，報告人與報告題目分別是：南開大學文物博物館學系主任劉毅教授《明代肅王與肅藩陵墓》；甘肅省博物館李永平副研究員《馬家源戰國墓葬和秦漢時期六盤山地區絲綢之路交通研究》。學術報告結束後，由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鄭炳林教授做總評，鄭炳林教授高度評價了此次會議論文的質量高、思路新、涉及範圍廣，涉及到整個絲綢之路文化研究的方方面面，從中原到河西再到西域乃至中亞，足矣展現了當今絲綢之路學研究的發展壯大與日趨完善。甘肅省博物館館長俄軍研究員則就赴天水考察做了詳盡的說明。8月2日，中午，諸位專家學者乘車赴天水考察麥積山石窟、張家川戰國時代貴族墓、大地灣新石器時代遺址。
本次會議以“絲綢之路文化”為主題，共收到學術論文40餘篇，下面就以“絲綢之路學”、“敦煌學”、“吐魯番學”、“河西史地研究”、“西夏學”為切入點，對本次會議所提交的論文做扼要介紹。
有關“絲綢之路學”的論文有侯世新《絲綢之路的使者——西域胡人略論》，作者將西域胡人對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貢獻做了闡釋，這些遊走在絲路上的西域胡人把中國的絲綢與文化帶到西域、中亞乃至歐洲，羅馬、大食、波斯的物產與文化也經他們沿絲綢之路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這些西域胡人無疑就是絲綢之路上東西文化交流的信使。李並成《蘭州與絲綢之路東段的五條幹道》一文則通過多年的實地考察和史料研究發現，絲綢之路在蘭州附近不僅僅是“山結”，也是“水結”，自然更是“路結”所系之地。沿著山脈和河谷而行的絲綢之路東段的五條幹道，即“秦隴南道”、“羌中道（吐谷渾道）”、“唐蕃古道”、“大斗拔谷道”、“洪池嶺（烏鞘嶺）道”，皆在蘭州附近相聚。張德芳《漢簡與絲綢之路》一文則以甘肅出土的漢簡為基礎，就其所記載的有關絲綢之路的重要信息展開討論，數量巨大的漢簡成為研究漢代絲綢之路的鴻寶。何雙全《懸泉置對絲路考古的貢獻》一文則從微觀上對敦煌懸泉置出土的漢簡做研究，印證了東漢時期絲綢之路的存在和走向以及具體路線之間的里程。居延漢簡里有“驛置道里簿”，裡面記載著從西安到張掖的驛置。兩條簡連在一起，就能發現漢代郵路是怎么從西安走到敦煌的。這樣就給我們展示了一個絲綢之路從西安到新疆的主要路線。李永平《馬家源戰國墓葬和秦漢時期六盤山地區絲綢之路交通研究》一文對馬家源戰國墓葬做了詳盡研究，從中整理出了秦漢時期寧夏六盤山地區絲綢之路支線的存在和使用情況。齊陳駿先生《絲綢之路記略》一文是先生八十年代對絲綢之路實地考察之後的心得，是先生幾十年從事絲路學、敦煌學、西北史地研究的回顧與總結。楊琮《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一文主要介紹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是絲路研究的新方向，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海上交通的路線，是中國陶瓷銷往海外，西方的香藥輸入中國的主幹道，其重要性不亞於路上絲綢之路，在路上絲路研究之外，海上絲路研究亦不可忽視。 有關“敦煌學”的論文有百橋明穗《敦煌的淨土變與日本的淨土園》，作者在考察長安、洛陽、敦煌、西域等地的淨土變圖像之後，發現敦煌淨土變圖像以唐代為中心，幾乎貫穿了敦煌莫高窟唐之後的所有年代，從唐到宋、西夏，歷史的變遷並沒有終止人們對於阿彌陀佛及阿彌陀西方淨土的信仰，這種信仰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延續，不斷被人們接受、朝拜，並成為世界燦爛文化裡面獨特的一支。王晶波《敦煌學與中國現代學術文化思潮》一文主要介紹了敦煌學的發展與中國現代學術文化思潮的起伏變化密切相聯。可以說，作為中國現代學術文化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敦煌學的發展受到中國現代學術文化思潮的制約與影響，中國現代學術格局也常因敦煌學的新發現而改觀。魏迎春《晚唐五代敦煌僧尼試經與考課制度研究》一文主要對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設定的專門機構試部進行考察，試部是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都司管轄下的一個專門機構，職能是秉承都僧統的旨意，監督各個僧尼業務修行進度及其效果如何。作者以此為中心考察佛教教團的考課制度，進而發現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寺院辦學、教授生徒，已經將唐代學校教育的一套制度使用到了寺院之中，也就是說將學校考課生徒的制度直接引用到寺院之中，用於考課僧尼修習佛經的過程。馬格霞《從敦煌文獻看敦煌禪宗修持的世俗性》一文主要對敦煌禪宗修持中的世俗性進行考察，禪宗追求明心見性，頓悟成佛，但在民眾宣傳過程中採用變文、曲子詞、詩歌等宣傳形式，從這些不同的宣傳形式可以看出敦煌禪宗修持具有的顯著的世俗性。
祈曉慶《晚唐五代敦煌粟特居民結社問題研究》一文以敦煌敦煌社邑文書為基礎，並從其中占比例最高的社司轉帖類文書及所附人名來研究粟特人結社問題的相關信息。山本孝子《侯侍郎直諫表與書儀－Дx.01698簡介－》一文對敦煌寫本Дx.01698進行了初步考察，探索該寫本的特性。Дx.01698之中保存有《侯侍郎直諫表》以及《謝酒飯狀》、《賀冬》，唐代佚文《侯侍郎直諫表》與一般書札範文寫在一件寫本上，這是其他書儀寫本中所不見的特例，對考察書儀的源流演變，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趙青山《略論敦煌契約中的“悔約條款”》一文主要對敦煌契約中經常提到“一定已後不準休悔”、“準法不悔”、“準格不悔”等悔約條款進行研究，探討了敦煌契約中悔約條款的特點、適用範圍，悔約責任形式、懲罰力度、懲罰標的物及其實質等方面問題。孔令梅《隋宋間敦煌令狐氏與佛教述論》一文則對敦煌大族令狐氏與佛教的關係進行了探討，唐宋敦煌令狐氏不少人出家入佛，且有不少人在僧界擔任中下層僧官，令狐氏是敦煌佛教發展的重要力量。王使臻《敦煌文獻P．3016V〈某乙致令公狀〉考述》一文對敦煌文獻P．3016V中一件抄寫的《某乙致令公狀》進行了考述，認為它是五代後唐同光二年（924）敦煌歸義軍節度使曹議金寫給朔方節度使韓洙的狀稿的抄件。趙曉芳《兩件甘藏敦煌文書釋錄》一文則對甘肅省敦煌研究院藏的兩件元代文書——《元至正廿四年（公元1364年）馬哈麻借羊毛契》、《元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永昌稅使司契尾》進行重新錄文，並結合敦煌、吐魯番、黑城等地出土文書，探討部分詞語的含義。
張善慶《中晚唐五代時期敦煌降魔變地神圖像》一文將敦煌降魔變的發展分為早晚兩個階段。中晚唐五代時期最大的特點就是增加了地神證言這一情節。作者以地神圖像為線索，分別從佛教經典、圖像以及區域文化三個角度對其進行考量，認為降魔變的這一發展乃是由於受到于闐粉本的影響所致。郝二旭《敦煌曲轅犁新考》一文則對在中國農業科技發展史中有著里程碑式重大意義的莫高窟445窟中的曲轅犁進行研究，就其真實性和曇花一現的原因作討論，作者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結合考古、文獻資料，論證了敦煌曲轅犁的真實性並探討了其曇花一現的原因。王新春《畢爾格·布林的敦煌西千佛洞調查》一文對首位考察敦煌西千佛洞並撰寫考察報告的西方學者畢爾格·布林做了研究，其《敦煌西千佛洞新探》對西千佛洞的地理環境、石窟內容、石窟保護等方面進行了論述，這些成果成為西千佛洞最早的歷史檔案，為研究西千佛洞不可或缺的材料。劉全波《羅振玉刊布敦煌遺書考論》一文對羅振玉致力於敦煌遺書的整理刊布進行考論，弄清了羅氏刊布敦煌遺書的時間、版本以及後人翻拍、影印羅氏所刊敦煌遺書的諸版本，還原出一個清晰的羅氏刊書史。寇鳳凱《敦煌本〈諸經要略妙義〉的文獻學考察》一文對出現於唐太宗貞觀年間至中唐安史之亂之間的P.2467號《諸經要略妙義》進行文獻學考察，《諸經要略妙義》的編纂者對道教經典進行摘抄，故保存了許多現今道藏或者其它敦煌文書中所沒有的經文，具有較大的輯佚價值。
有關“吐魯番學”的論文主要有水濤《新疆史前考古的新進展》，作者通過大量考古資料來說明新疆其實很早以前就是人類生息繁衍之所，並一直是東西方文明交流融會的重要地點，古人類遺留下極為豐富的物質和精神文明成果。從公元十九世紀末開始，中外考古學家陸續對新疆各地的史前遺址文物進行了一系列考古發掘和整理調查，特別是關於塔里木盆地南緣地區諸遺址出土文物的新探索，吐魯番盆地史前考古文化的新發現等使新疆史前時期的考古文化面貌逐步清晰。但由於新疆特有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使得新疆史前時期諸多問題迄今眾說紛紜，特別是很多理論概念問題依然未有定論。因此，新疆史前考古年代學、新疆史前的種族和民族、新疆史前的冶金考古以及新疆周邊地區考古的新發現和新探索等學術問題仍需要進一步的研究。楊潔《薩珊銀幣非吐魯番銀錢再論》一文對在我國古代絲綢之路沿線城鎮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進行研究，對一些學者認為的吐魯番墓葬群中出土的薩珊銀幣就是當地的流通貨幣銀錢的觀點進行辨正。作者認為吐魯番文書中的銀錢與薩珊銀幣存在年代上的差異，與開元通寶的比值各不相同，史料記載的不確定性以及受薩珊銀幣流入數量的限制等因素的影響，可以推斷吐魯番地區流通的銀錢並不是波斯薩珊銀幣。
有關“河西史地”的論文有鄭炳林先生《晚唐五代宋初河西地區羌胡交往考》，先生認為晚唐五代宋初河西走廊民族遷徙交往呈現頻繁狀態，特別是南北交往最為頻繁。晚唐張氏歸義軍時期由於軍事力量的加強，羌胡交往稍有控制，五代宋初曹氏歸義軍政權控制的範圍縮小，力量減弱，玉門軍以東由回鶻、達怛、嗢末控制，建立很多小的區域政權，羌胡交往頻繁，在敦煌出土文獻及其歷史文獻資料中留下豐富的記載。先生就此時期河西走廊地區民族遷徙交往呈現出頻繁狀態進行研究，揭示出這個時期羌胡南北交往的路線和程度。劉毅《明代肅王與肅藩陵墓》一文則對明代肅王及位於榆中縣的肅藩陵墓進行考察，就其陵墓形制以及其出土文物進行了分析研究。屈直敏《佚名著〈西河舊事〉輯考》一文對《西河舊事》一書的作者、成書年代進行了考察，並對所存佚文進行了考證、校釋。作者指正了《西河舊事》樊文深撰的錯誤，並認為此書的撰成時間當在351-522年之間。夏春峰《〈西遊記〉圖像在甘肅河西地區流布研究——從佛理角度論取經人物》一文以圖像和西遊記人物切入，嘗試性地對河西地區佛教進行另一種方式的解讀，進而透視佛教在中國的多元表現。作者認為河西地區作為中國佛教較早開始傳入的地區，在用圖像解讀佛教方面是比較突出的，很多佛教寺院包括石窟，都繪製有和唐僧取經有關的人物圖像，構成了河西地區佛教的一大特色。
有關於“西夏學”的論文有段玉泉《西夏五明顯密國師口拶也阿難捺補考》一文，作者對多次出現在西夏文獻中的五明顯密國師口拶也阿難捺進行了考證，認為五明顯密國師口拶也阿難捺在文獻翻譯過程中承擔“傳”或“證義”的職責，而在藏文文獻中也保存了多部由他創作、翻譯或校訂的作品，他還有可能就是古印度的八十四大成就者之一。在西夏藏傳佛教文獻的翻譯過程中，他主要負責著由梵文翻譯成藏文的工作，是相當一部分佛教作品梵譯的領導者。王曉暉《黑城所出北元文書及其相關問題》一文利用黑城所出元代文書研究北元初期（尤其是1369－1372年）歷史，並將其中有明確紀年的文書整理出來，以探討亦集乃、肅州分省問題和亦集乃路統治衰微在政治經濟方面的表現，並對宣光二年為中心的甘肅亦集乃路大事做一列舉，以補史書之缺憾。
此外，肥田路美《玄奘三藏請來佛像的意義》一文對玄奘自天竺請來的佛像進行了研究，由於玄奘大師顯赫的身份以及與李唐王朝的密切關係，使得玄奘大師請來的佛像在都城乃至都城以外的很多地方流傳起來，深遠影響到中國乃至周邊地區佛像粉本的流布。董華鋒《試論北魏隴東的八面體中心塔柱》一文則主要結合相關考古資料揭示了地處隴東的慶陽樓底村一號窟與涇川王母宮石窟八面體中心塔柱與北涼石塔的淵源關係；並在此基礎上，依據北涼石塔所表現出來的八面體造像與八卦、方位的關係，對慶陽樓底村一號窟與涇川王母宮石窟八面體中心塔柱各面造像進行了定名。馬洪菊《葉昌熾與甘肅金石學研究》一文介紹了金石學家葉昌熾於1902年至1906年出任甘肅學政期間，勤力搜羅甘肅金石資料，盡心研究，大大推進了甘肅金石學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張軍勝《試論專制體制對皇族的負面影響——主要以唐皇子的結局為例證》一文主要以歷史上有較多的皇子被誅殺為例，分析了專制體制對皇族的負面影響。作者認為皇子對儲位的爭奪、君主對皇子的猜忌以及政權的更迭是導致皇子悲劇性結局的直接原因，而專制權力的過度集中和終身世襲，則又是這些原因得以產生的根源。張園園《〈夷堅志〉所見道教醫學》一文對《夷堅志》所見道教醫學故事進行了分析，認為《夷堅志》既有以醫藥、針灸、按摩等醫藥為核心的治療，也有以道教道術為主的驅邪祟愈疾的救助，在道教思想的理論框架內豐富發展了醫學。唐尚書《漢唐西北農牧分界線變遷原因研究綜述》一文則對漢代農牧分界線、唐代農牧分界線及其變遷原因進行了綜述性的探討。
縱觀這次會議，絲綢之路文化是主幹，是統領此次會議的靈魂。無論是敦煌學、吐魯番學、西夏學乃至其他，都是在絲綢之路文化研究這條主線的統領下進行的，蘭州、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吐魯番、于闐、龜茲等等，就猶如顆顆瑪瑙鑲綴在絲路之上，而他們獨特的歷史、文化、藝術無疑是絲路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絲綢之路是古代東西方的貿易之路，是東西方科學技術及文化、宗教得以交流傳播的必經之路，絲綢之路把東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緊緊的聯繫在一起，推動了東西方全方位、多層次的接觸、碰撞、激盪、交流與融合，對彼此的社會歷史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經由絲綢之路而發生的文化交流，其範圍之廣、程度之深，時常超出人們的預想，所以我們要拓寬視野，整合歷史學、考古學、宗教學、民俗學、藝術學等方面的力量，將絲綢之路研究做好做透，這無疑將推動中國學術乃至世界學術的新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