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精神論文

瞿秋白談“魯迅的精神”。“善於讀他的雜感的人，都可感覺到他的燃燒著的猛烈的火焰在掃著猥劣腐爛的黑暗世界。‘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闖將！’”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魯迅的精神論文
• 作者：瞿秋白
• 作者年代：1899-1935

內容簡介

“魯迅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民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於戰士，他是經歷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現在的四分之一世紀的戰鬥，從痛苦的經驗和深刻的觀察之中，帶著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里來的。”

作者簡介

瞿秋白(1899-1935)江蘇省常州市人。1916年入北京俄文專修館學習。1919年在北京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初，參加李大釗組織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10月，以北京《晨報》記者身分赴蘇俄採訪，是最早有系統地向中國人民報導蘇俄情況的新聞界先驅。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3年任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新青年》、《前鋒》主編和《嚮導》編輯。是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中央委員，四大中央局成員，五大、六大中央政治局委員，五大中央政治局常委。1927年8月，在漢口主持召開了中共"八七"緊急會議，會後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這期間，參預決定或指導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及其他地區的武裝起義。曾犯過"左"傾盲動主義錯誤。1928年參加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主席團委員及政治書記處成員，並留駐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1930年8月回國，9月和周恩來一起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遭王明等人打擊，被解除中央領導職務。從1931年夏至1933年秋，在上海和魯迅一起領導左翼文化運動。1934年2月到瑞金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員。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長汀縣被國民黨軍隊逮捕。6月18日在長汀縣羅漢嶺英勇就義。

點評

瞿秋白在文中說，統治者對宗教神權的態度，是利用它作為統治的工具。宗教神權所起的作用實質上就是麻醉人們，束縛人們，給他們不現實的希望，寄希望於來世。由於統治者的愚昧人民的政策，而且他們還給了“田舍郎”登“天子堂”的機會，於是貧窮的老百姓都甘於自己的受苦受壓迫的地位而不進行反抗。於是《轉運漢遇巧洞庭紅》《看財奴刁買冤家主》《鈍秀才一朝交泰》《劉元普雙生貴子》《逞多財白丁橫帶》《老門生三世報恩》等等，還有書中的大部分篇幅，無不把行善受苦修來世作為處世的法則，這些作品，從政治層面來說，簡直就是垃圾，幾乎沒有什麼意義。他唯一的作用是讓人們消極避世，為了皇帝服務。我想，這大概是魯迅先生所謂的“瞞和騙的文藝”吧。這種國民的弱點，直到民國才為魯迅先生指出來，在此以前，愚昧無知的國人受盡了它的煎熬，始終不吶喊。《鈍秀才》云：“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老門生》中云：“利名何必苦奔忙，遲早須臾在上蒼，但學蟠桃能結果，三千餘歲未為長。”《逞多財》云：“話說人生富貴，眼前的多是空花，不可認為實相。如今人一有時勢，便自道是萬年不拔之基。旁邊看的人也是一樣見識，豈知轉眼之間，灰飛煙滅，泰山化作冰山，極是不難的事。”《轉運漢》云：“那些......生來有福分的，隨他文學低淺，也會發科發甲；隨他武藝庸常，也會大清大受。鎮所謂：時也，運也。命也！”人的命運是上天早已注定的凡人只有服從的權利，所以我們只有等待，即使是三千年也要等，人力是沒有辦法改變自己或他人的命運的。因此，窮人要安心受窮，富人也不要跋扈張揚。善惡終有報應。這就是這就是作者的真實用意。

出版背景

瞿秋白與魯迅

寫得好究竟是魯迅 瞿秋白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之一，他的文學創作、評論和文學翻譯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也享有很高的地位。1931年至1933年底瞿秋白在上海這段時期，和魯迅共同領導了左翼文藝運動。這也正是國民黨發動反革命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白色恐怖異常嚴重的時候，出於對舊中國統治者們的痛恨和詛咒，也出於對光明和自由的追求，對祖國和人民的誠摯的愛，瞿秋白和魯迅這兩位文壇巨匠心心相印，並肩戰鬥，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在中國革命史和現代文學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1931年5月，由於上海的中共中央某機關遭到敵人的破壞，瞿秋白避居在矛盾家裡。一天，他在矛盾家裡見到了馮雪峰。他很激動地翻讀著馮雪峰給茅盾送來的左在線上關刊物《前哨》“紀念戰死者專號”。這時，他雖然沒有和魯迅先生見過面，但他對魯迅卻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對魯迅寫的文章十分讚賞。當瞿秋白看到魯迅寫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一文時，高興地稱讚說：“寫得好，究竟是魯迅！”

寫得好究竟是魯迅

瞿秋白和魯迅的交往 不久，由馮雪峰幫忙，瞿秋白住進上海市紫霞路68號馮的朋友家裡。瞿秋白和魯迅的交往，就是在住進這所房子之後開始的，他們的中間聯繫人就是馮雪峰。當時，馮雪峰每隔三、四天，多則一個星期，到瞿秋白那裡去一次，對他談“左聯”與革命文學運動的情況，討論一些問題，拿他寫的文稿。瞿秋白就在這時開始指導和參與“左聯”的一些活動。除了為“左聯”公開發行的《北斗》、《文藝新聞》和秘密刊物《文學導報》寫雜文和論文，瞿秋白還開始比較有系統地翻譯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理論和蘇聯的文學作品。魯迅聽到馮雪峰說到這些情況，非常重視。一次，馮雪峰將瞿秋白對魯迅從日文譯本轉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著作和譯文的意見轉述給魯迅的時候，魯迅象是怕錯過機會似地急忙說：“我們抓住他！要他從原文多翻譯這類作品！”魯迅覺得，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能夠譯得精確流暢，現在是最要緊的。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確是最適宜的。魯迅甚至認為，在國內的文藝界是找不出第二個人可與他比較的。

瞿秋白和魯迅的交往

寫後記 不久，瞿秋白應魯迅之邀，將《鐵流》原本的序文翻譯出來，魯迅對此十分讚賞。隨後，魯迅又請瞿秋白翻譯盧那察爾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訶德》。這個劇本，魯迅原已根據日文譯本譯出了第一場，並以“隋洛文”的筆名在《北斗》第三期刊載。當魯迅找到俄文原本後，便中斷了翻譯，而請瞿秋白從頭譯，瞿秋白欣然同意。魯迅還親自為瞿秋白翻譯的《解放了的堂·吉訶德》寫了後記，並譯《作者傳略》。

寫後記

共同戰鬥的事業 這時，瞿秋白和魯迅雖然沒有見過面，許多事情都是通過馮雪峰口頭傳達或商量，但有了這共同戰鬥的事業，雙方的友誼已相當深厚了。魯迅譯的法捷耶夫名著《毀滅》出版後，瞿秋白寫信給魯迅說：“我也許和你自己一樣，看著這本《毀滅》，簡直非常地激動，我愛它，象愛自己的兒女一樣。咱們的這種愛，一定能夠幫助我們，使我們的精力增加起來，使我們的小小事業擴大起來”。瞿秋白在信中也對魯迅譯文中的幾個問題不客氣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並且說：“我們是這樣親密的人，沒有見面的時候就這樣親密的人，這種感覺，使我對你說話的時候，和自己商量一樣。”28日”，在答瞿秋白的信里，魯迅也非常高興地說：“我真如你來信所說那樣，就象親生的兒子一般愛他，並且由他想到兒子的兒子。……不過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樣，以為這只是一點小小的勝利，所以也希望多人合力的更來介紹。”這種同志間的鼓舞和支持，也表現在魯迅給予瞿秋白的雜文、論文的評價上。魯迅曾紹認為，瞿秋白的雜文深刻性不夠，少含蓄，第二遍讀起來就有“一覽無餘 ”的感覺。這一點瞿秋白自己也承認。然而，魯迅還認為，瞿秋白的雜文，尖銳，明白，“具有才華”。對於瞿秋白的論文，魯迅更是給予高度評價。瞿秋白所寫的揭露和批判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和“第三種人”及“自由人”的文章，魯迅看後曾幾次對馮雪峰等人說：“真是皇皇大論!在國內文藝界，能夠寫這樣論文的，現在還沒有第二個人!”

共同戰鬥的事業

相見就真象魚遇著水融洽自然 1932年春末夏初，在北四川路底川北公寓三樓魯迅的住所，瞿秋白和魯迅初次見面了。據許廣平回憶：“魯迅和瞿秋白一開始相見就真象魚遇著水，融洽自然”。“魯迅對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別重逢有許多話要說的老朋友，又如毫無隔閡的親人骨肉一樣，真是至親相見，不須拘禮的樣子。”他們談的很暢快，“從日常生活，戰爭帶來的不安定，彼此的遭遇，到文學戰線上的情況，都一個接一個地滔滔不絕無話不談，生怕時光過去得太快了似的”。半月後，瞿秋白夫婦又去看望了魯迅夫婦，瞿秋白和魯迅一經見面，就過從甚密。由於瞿秋白的特殊身份，敵人對他搜捕甚緊，他的處境非常危險，隨時都有被敵人逮捕的可能性。眼看這種情況，魯迅十分焦急，寢食不安，總想對他加以幫助，使他得到比較安定的生活環境。1933年3月3日，魯迅由內山夫人幫忙為瞿秋白租下了北四川路施高塔路東照星一個日本人住房裡的後樓房間。3月6日，魯迅就到瞿秋白新居祝賀，並以花一盆相贈，瞿秋白也將魯迅用“洛文”署名贈他的對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掛在牆上，以示心照。

相見就真象魚遇著水融洽自然

魯迅看問題實在深刻 瞿秋白的居所與魯迅的居所相隔不遠，雙方往來十分密切。瞿秋白夫人楊之華回憶：“魯迅幾乎每天到日照里看我們和秋白談論政治、時事、文藝等各方面的事情，樂而忘返。……秋白一見魯迅，就立刻改變了不愛說話的性情，兩人邊說邊笑，有時哈哈大笑，衝破了象牢籠似的小亭子間裡不自由的空氣。”他們推心置腹地交談，彼此的了解和情誼日漸加深，瞿秋白不止一次地說：“魯迅看問題實在深刻”，“和魯迅多談談，又反反覆覆地重讀了他的雜感，我可以算是了解魯迅的。”魯迅在閒談到一些問題的時候，也常常情不自禁地說：“這問題何芝(瞿秋白的別名之一)是這樣看法的，……我以為他的看法是對的。”

魯迅看問題實在深刻

作品是不能給殺掉的也是殺不掉的 1934年1月初，瞿秋白在到中央蘇區前，特意到魯迅寓所話別。為了表示惜別之情，魯迅向許廣平提出把床位讓給瞿秋白安睡，自己睡在地板上，以稍盡無限友情於萬一。魯迅在得知瞿秋白不幸被捕的訊息後，很是悲傷。他曾努力設法從各方面籌資營救。事情未果，就傳來了瞿秋白壯烈犧牲的噩耗，魯迅更是悲憤交加。他在1935年6月27日和9月1日致友人的信中說：“中國人是在自己把好人殺完，秋即其一。……中文俄文都好象他那樣的，我看中國現在少有”。“瞿若不死，譯這種書(指《死魂靈》)是極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殺人者為罪大惡極”。對摯友遇難的悲痛之情，對敵人的滿腔憤怒，溢於字裡行間。瞿秋白遇難後，魯迅等幾個他的生前好友，商定要集資為他出書，以資紀念。魯迅撐著帶病之軀，以頑強的精神，為亡友編校遺著《海上述林》。他親自負責設計封面，編排校對，安排插圖，選擇紙張。但他的肺病也日趨嚴重起來，時常大量吐血。在日本友人的幫助下，《海上述林》上卷終於裝訂出版了。當和馮雪峰談起編輯、校訂和出版《海上述林》的情況時，魯迅悲憤地說：“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個紀念，也是一個抗議，一個示威!……人給殺掉了，作品是不能給殺掉的，也是殺不掉的!”但遺憾的是，魯迅先生未及見到，《海上述林》的下卷，便與世長辭了。

作品是不能給殺掉的也是殺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