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霍巍教授界定了“高原絲綢之路”的含義。絲綢之路的概念有兩重含義，狹義的“絲綢之路”是西方人創造出來的一個有關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代稱，原指漢代中國和中亞、印度、西亞之間以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而從廣義上講，它不是指一條單一的路線，也不是指某一個時期的路線，它應該是一個網路。“高原絲綢之路”同樣也是一個代稱，指代西藏高原古代與外界聯繫與交流的途徑及方式。它是一個網路，不是指單一的某條路線，但卻包含著不同時代、不同走向、不同段落、不同功能在內的各條路線。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高原絲綢之路
- 概念提出者：霍巍
歷史背景
一、 “高原絲綢之路”概念的提出
首先，霍巍教授界定了“高原絲綢之路”的含義。絲綢之路的概念有兩重含義，狹義的“絲綢之路”是西方人創造出來的一個有關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代稱，原指漢代中國和中亞、印度、西亞之間以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而從廣義上講，它不是指一條單一的路線，也不是指某一個時期的路線，它應該是一個網路。“高原絲綢之路”同樣也是一個代稱，指代西藏高原古代與外界聯繫與交流的途徑及方式。它是一個網路，不是指單一的某條路線，但卻包含著不同時代、不同走向、不同段落、不同功能在內的各條路線。
▲ 霍巍教授
青藏高原的古道有過若干名稱，以物品交流命名的如麝香之路、食鹽之路，還有地域之間的交流，如唐蕃古道、蕃尼古道，以及唐宋以後的茶馬古道等。這些概念都與“高原絲綢之路”的講題有關。
在過去陸上絲綢之路的線路研究中，青藏高原區域是個空缺，它是絲綢之路上的孤島嗎?青藏高原的北面可以直接連通西域，與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和黃土高原形成一個非常通暢的環帶，雖有沙漠和戈壁，但有若干條綠洲相連，傳統上認為絲綢之路有些支線與青藏高原的北部地區是直接相通的。青藏高原的南面是喜馬拉雅山脈，它有若干條山口，東北部地區與橫斷山脈的六江流域連為一體。這些南北向的高山峽谷，自史前時期以來已經成為人類重要的通道。從地理環境上講，青藏高原雖然具有寒冷、乾燥等若干不適合人類生存的條件，但它不是禁區。關於青藏高原的歷史記載都很晚近，基本上是從唐代開始的，所以考古學的方法有助於解決這個區域的文明樣態和文化交流問題，是很好的切入點。
▲ 青藏高原衛星鳥瞰圖
二、西藏史前時期與外部世界的交流
西藏從史前時期開始與外部世界已經有了交流，首先來看它的作物體系。今天青藏高原的主食以青稞為主，如果把目光轉向距今5500多年前，它的東部主要種植小米。它的中部地區在距今3500年前，是一個混合地帶，青稞、小麥、小米混雜在一起。粟不是本地植物，應該是從黃河上游地區傳播到青藏高原地區的東部。麥類作物目前還是一個正在研究的問題。從東邊傳來的小米和從北面或西面傳來的小麥都進入到西藏中部地區這一混合地帶。青稞是從中亞還是從南亞傳播至這個混合地帶，還需要繼續探討。
青銅時代的西藏，以拉薩曲貢墓葬出土的鐵柄銅鏡為例，很明顯不是漢式鏡，結構和照鏡的方法和漢鏡不同。這是兩個不同的傳統，東方的具鈕鏡和西方的帶柄鏡，後者的源頭非常遙遠，古希臘、古羅馬、兩河流域都有。青藏高原發現的帶柄鏡表明在青銅時代已經有外部因素的進入。它的紋飾可能吸納了西南文化的要素，但整個鏡形是來自西方。
第二個例子，是霍巍教授親自發掘出土的雙圓餅首青銅短劍，出土於靠近印度河上游的西藏皮央，和四川鹽源出土的短劍類似，甚至三角形的紋樣帶都是一致的。這么遙遠的空間，如此相似，如果離開了遠距離的貿易和交流是不可能出現的。
▲ 青銅短劍比較圖
通過以上發現，霍巍教授總結，早在史前時期，西藏外部以及西藏內部之間的交通路線已經存在，甚至比較成熟。
三、吐蕃王朝時期對外交流的全面擴展
吐蕃與唐王朝的興起和滅亡幾乎是在同一時期，在三百年的時間內，亞洲地區興起的唐王朝、阿拉伯大食、吐蕃是三股最大的勢力。吐蕃王朝時期有大量的考古材料。公元9世紀中後期，吐蕃最為強大，統治疆域向西越過蔥嶺，一度扼控了絲綢之路，將安西四鎮收入到它的統治版圖之下。向南進入到天竺，泥婆羅、北印度的一部分一度成為吐蕃的版圖，當然後來又退回來了。向東一度攻占了唐都長安，東南一度到達成都鄰近，南面到了雲南的南詔大理。這么一個龐大的版圖，吐蕃通過四面八方的驛站交通路線來控制周邊。
▲ 絲綢之路地圖
吐蕃時期考古材料可以看到很多外來文明的跡象：
大昭寺。大昭寺是文成公主進藏後所建的第一座神廟，當時還不是佛殿，是神廟，但很顯然已經有非常濃郁的佛教因素。大昭寺直到今天仍然十分重要，但我們所知有限。宿白先生第一次特別指出應該關注大昭寺底層建築中的中心殿堂，認為是吐蕃時期最早的殿堂之一，而且來源於南亞。這個殿堂，有一個迴廊，由若干僧房小室構成，這種結構，宿白先生敏銳地認識到應該來源於那爛陀。文獻中有一個名詞長期以來很難解釋，見於巴臥·祖拉陳哇的《賢者喜宴》：“贊普松贊乾布時，建立了邏娑白哈爾，弘揚佛法，此後到贊普赤德祖贊時，又建立了扎瑪瓜洲神殿。”邏娑就是今天的拉薩，神域的意思。但白哈爾始終沒有被解釋出來，很多史籍都這么說，可能是毗克羅，是梵語的直接對譯，與印度佛寺建築中的毗訶羅(Vihãra，即僧房院)相似。
雖然印度現存地面佛寺中這類建築已極難見到，但在印度阿旃陀石窟寺當中還能見到。此外7世紀中葉僧人義淨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對那爛陀寺伽藍建置的記載也與此相仿。《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新羅慧能法師傳》記載那爛陀寺形制：“然其寺形，畟方如城，四面直檐，長廊遍布，皆是磚室。重疊三層，層高丈余。”在今天的那爛陀遺址可以見到同樣的建築形式。還有一種類型，是第二階段，在僧房窟中建塔院，霍巍教授在孟加拉也曾找到。這兩種樣式在西藏都可以找到，但第二種樣式要晚到公元9到12世紀，也就是在印度佛教的晚段西藏才可以看到。
▲ 大昭寺底層殿堂平面圖
▲ 印度那爛陀遺址
第二個例證還是宿白先生髮現的。他最早注意到大昭寺藏的吐蕃銀壺是歐亞文明交流的見證。霍巍教授後來獲得了這件銀壺更清楚的照片，它的紋樣是錘揲鏨刻後貼上去的。此銀器在藏文中早有記載，松贊乾布使用過，五世達賴也使用過，曾在滅佛運動中作為伏藏被隱藏起來，後來才供奉於大昭寺，成為大昭寺的鎮館之寶。宿白先生認為可能產於中亞吐火羅地區，但也有不同看法。銀壺上的人像為胡人，深目高鼻，絡腮鬍子，最重要的標誌是頭上有日月星冠，這是波斯薩珊王朝王室貴族的標誌。他穿的是帶翻領的大長袍，腳蹬靴，是胡人的服飾，所以霍巍教授傾向於它來自波斯胡。
日月星冠在波斯薩珊的銀器上多有發現。此人形象反彈琵琶，過去認為是絲路女妓樂特有的，但男人亦可這樣。還有很多細節可以分析，包括袍和蹀躞帶等。壺的另一面，對說明壺的功能很有幫助。可以看到一個酩酊大醉的大漢，帽子已經丟了，絡腮鬍子，胡人面孔，後面有一人扶著他，幫他拉著腰帶，下面還有一小孩抱著他的腿，防止倒下。說明這是一件酒器，是松贊乾布用過的酒器。在青海出土的吐蕃時期棺板畫上也畫有一被人手扶著大吐的醉漢，與之類似，都是吐蕃人在一些重要場合如喪葬儀節中喝酒的形象。
▲ 大昭寺藏吐蕃銀壺
▲ 銀壺上的人物
美國克里弗蘭藝術館中收藏的三件吐蕃時代的金銀器，有扳指杯、高足瓶、來通，正面都有一些特殊的紋樣，霍巍教授稱之為吐蕃怪獸，人身獸體，或者人面鳥身，是吐蕃時期特殊的神靈。在來通上，有一個人戴著冠，有翅膀，下面是鳥的腳，此形象不是佛教中的迦陵頻伽，而是吐蕃傳說中吐蕃贊普的化身，將苯教信仰中的大鵬鳥與贊普聯繫在一起。來通的器形在西方常見，與銀壺等器物一樣，或者是接受了西方的金銀器系統的影響，或者它們的產地就在吐蕃。文獻有記載，吐蕃人朝貢中央王朝，獻給唐朝最精彩的朝聘禮物是金銀器，帶走最多的是絲綢。青海發現的吐蕃棺板畫上，人物形象手上端的是胡瓶，雖然在西藏沒有找到實物，但它的發現是遲早的事情。這種器物的形象來源於西方。棺板畫上可解讀的細節還很多，如赭面習俗，是用礦物質顏料混合油脂塗抹在臉上，不是為了愛美，是為了保護皮膚，防止強烈的紫外線照射。除此之外，還有他(她)們穿的衣服，大量的絲綢套用在了衣襟、領口、袖口、長袍的邊緣等地方，也值得注意。
▲ 吐蕃銀瓶與來通
另外，近年發現的吐蕃騎馬的形象與斯基泰的騎馬形象相似，其袍服與大昭寺銀壺上的形象也相似，頭戴頭巾的形象又與棺板畫上的形象類似。無論是金銀器還是棺板畫都出現很多外來文化的因素。
▲ 吐蕃騎士形象
下面來看絲綢。吐蕃絲綢保存最好的是克里弗蘭藝術博物館的吐蕃小孩衣物，與金銀器同時入藏，衣物上有大團窠對鳥紋飾，衣服樣式是唐式的小領對襟，紋飾圖樣是西方的。類似的衣服在後來的調查中又找到一件，是由一位美國的私人收藏家所收藏，也是小孩的衣物，從樣式來看，唐代的味道更濃，上面的紋樣是大團窠連珠對獸對鳥紋。馬鞍上也有這樣的紋樣，對鳥銜垂飾站在棕櫚樹枝上。這些紋樣是唐代外銷絲綢的重要紋樣。除了對鳥，還有對獸，在青海吐蕃墓中出土的一件絲綢，對馬頭上有飄帶，身上長有小翼，馬的上部有一對勝和團花。勝和團花圖案的母題來自波斯薩珊。在波斯薩珊的對馬和單馬的紋樣中，同樣有飄帶和雙翼，頭上是日月星徽。傳入中土後，我們已經不明白它的意思，上面將它分解為一個小團花，下面按照中國人的理解分解為一個勝，所以可以肯定有勝和團花圖案的絲綢應該產自中土。通過觀察在烏茲別克斯坦阿胡拉西阿勃宮殿遺址中的人物像，吐蕃紋樣的大團窠、連珠、對鳥、馬的形象等，其源頭應該在中亞。
▲ 克里弗蘭藝術館所藏吐蕃衣物
上述材料證明，吐蕃出現了大量的外來文化因素，這些外來要素與吐蕃向東南西北四個方向擴張有密切聯繫。
除了考古發現的材料外，文獻材料也值得重視。鹽與麝香是吐蕃重要的特產。《隋書·女國傳》：“尤多鹽，恆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女國在今天西藏的西部地區，曾向印度銷售食鹽。伊朗人在《世界境域志》中關於呼羅珊諸邊境地區的第24條記載：“……其地有銀、金、石榴石、青金石諸礦。其麝香是從吐蕃輸入的。”還有造紙術和熬糖法值得注意。造紙術由中土傳入吐蕃後再傳入天竺的可能性很大，黃盛璋先生在《關於中國紙和造紙法傳入印巴次大陸的時間和路線問題》一文中專門有所研究。吐蕃的造紙術直到今天仍在使用，而且蟲子不咬，是在造紙的時候加入了狼毒花。
中印邊境的造紙術很興盛，而且形成了一個傳播中心，覆蓋到了克什米爾等地區，很可能是先傳入吐蕃，再傳入印度。另外，印度的熬糖法傳入中國的問題也十分重要。道宣《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使既西返，又敕王玄策等二十餘人，隨往……並就菩提寺召石蜜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具到東夏。”王玄策作為使臣去印度就是要招石密匠，石密就是今天的冰糖。王玄策從印度引入石蜜到中土，可能中間經過吐蕃。
四、吐蕃古道的考古發現
吐蕃古道的考古發現這一部分，是霍巍教授認為自己多年來通過考古工作做出過一些貢獻的地方。他指出近年提出的“一帶一路”，作為整體考量不能離開青藏高原，文獻記載給了我們很多線索，考古工作也需要相應跟進。
季羨林先生已經在文獻中梳理出了一條非常重要的交通路線，即唐代經過吐蕃通往印度的交通路線。他認為唐代包括之前的中外交流主要是中印，然後才是和中亞和西亞地區。季先生在《玄奘與〈大唐西域記〉——校注〈大唐西域記〉前言》中認為，“在中印交通路線方面，從初唐起開闢了一個新階段。……陸路還有一條道路，就是經過西藏、尼泊爾到印度去。這一條路線過去走的人非常少。到了初唐義淨時代，走這一條道路的和尚多了起來，這主要是由於政治方面的原因。文成公主嫁到西藏去，一方面把中國內地的文化帶到了西藏，加強了漢藏兩個民族的互相學習，互相了解。另一方面，又給到印度去留學的和尚創造了條件。……初唐中印交通的另一個特點，走西藏、尼泊爾道路，這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里有足夠的例證可以說明。”不再繞大圈，不再走唐僧走過的過沙漠翻雪山很艱難的路線，而是穿過今天的青藏高原，直接進入尼泊爾，這就是唐蕃古道。在蘭州附近不再向北方前進，而是向西南方向，經過了今天的吐蕃都城邏些(拉薩)，沿雅魯藏布江往南，今天的中尼公路也是這么走，但具體是從哪條道出去的，歷史文獻記載語焉不詳。
研究的轉折是在1992年，在中尼邊境吉隆縣，霍巍教授團隊發現了一通重要的唐碑，即《大唐天竺使之銘》。過去稱為“使出銘”，現改為“使之銘”。發現的位置是在一個將藏語翻譯成漢語叫馬拉山口的地方，此唐碑銘刻于山口的岩壁上。發現的過程頗為有趣，經過多方探訪，當地縣委書記告訴霍巍在這個地方有漢字，碑刻影響到當地的水渠修建，馬上要被毀掉。當霍巍教授帶著自己的團隊第二天趕到這裡，發現碑刻上塗滿了酥油，因刻有漢字，被當地藏民認為是神石。令人振奮的是，碑刻被考古隊逐漸清洗乾淨後，出現了唯大唐顯慶三年幾個字，證明是唐碑。《大唐天竺使之銘》共發現二百多個殘字，下面部分已經剝落，為唐高宗顯慶三年(公元658年)所刻，是目前西藏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唐代漢文碑銘，意義十分重大。碑刻所載建碑者為唐代官方使節王玄榮，榮為避諱，是王玄策所立。這處石刻字跡俊秀規整，為唐代初年開通的唐—吐蕃—天竺通道的唯一實物證據，趙超先生認為當時一定帶有專門的寫手和刻工。
在此唐碑被發現之前，已經有很多學者研究過這條道路，也研究過王玄策有關事跡，如馮承鈞翻譯過法國學者列維對王玄策的研究，並從很多史書中將王玄策的有關事跡摘錄出來。列維曾希望在印度找到王玄策的碑刻，可惜無果。《法苑珠林》一書曾收錄過王玄策出使天竺的相關條目。王玄策與玄奘是同時代的人，曾寫過一本《中天竺行記》，可惜此書後來沒有流傳下來，很多殘章斷句被《法苑珠林》收錄，到了宋代，部分內容甚至被歸入《大唐西域記》內。正史中記載王玄策貞觀年間出使印度至少三次，公元658年出使走的是這條路，而且牽扯進了天竺的國內皇位更迭亂局，隻身逃出，向泥婆羅和吐蕃求得救兵，平定叛亂，將叛臣押至長安，獻俘闕下。吉隆唐碑的發現，第一次從考古實物材料上將古道走向，尤其是將顯慶三年的出山口搞清楚了，意義非常重大。
▲ 吉隆唐碑發現地
▲ 吉隆唐碑
接下來霍巍教授又講了近些年西藏西部的新發現與早期漢藏交流，主要包括早期的絲綢與茶葉傳入西藏，以及黃金面具的流行等問題，可能涉及西藏通往印度的另一條道路。
與王玄策差不多同時期，還有一名僧人玄照，受官方派遣，在西域和印度一帶長期遊歷。王玄策得知玄照在印度名氣和影響力很大，匯報給唐王朝，遂受命尋找玄照，這段故事被記載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玄照所走的道路很奇怪，他沒有經泥婆羅，是到北印度，王邦維先生推測當時吐蕃到印度的路線有兩條，一條是上面提到的泥婆羅到中印度，最為便捷，而另外一條路從西北也可以到北印度，但這條道路多不為人知。《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是這樣記載的：“沙門玄照法師者，太州仙掌人也。……以貞觀年中，乃於大興善寺玄證明師處初學梵語。於是杖錫西邁，掛想祗園。背金府而出流沙，踐鐵門而登雪嶺。漱香池以結念，畢契四弘;陟蔥嶺而翹心，誓度有三。途經速利，過覩貨羅，遠跨胡疆，到土蕃國。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漸向闍蘭陀國，經於四載，蒙國王欽重，留之供養。……後因唐使王玄策歸鄉，表奏言其實德，遂蒙降敕旨，重詣西天，追玄照入京。路次泥婆羅國，蒙國王發遣，送至土蕃，重見文成公主，深致禮遇，資給歸唐。於是巡涉西蕃，而至東夏。以九月而辭苫部，正月便到洛陽，五月之間，途經萬里。”金府指的是今天甘肅一帶，苫部指中印度一帶，根據這段記載，王邦維推測是不是另有一條西部道路，“從土蕃往北天，似乎也未取道泥婆羅，而是直接到闍蘭陀國。如此玄照則只能沿今西藏西南岡底斯山與喜馬拉雅山之間，雅魯藏布江上游馬泉河谷西北行，即略當於今新藏公路南段的路線，然後順薩特累季河上遊河谷入北印度”。
近些年在西藏西部印度河上游的札達縣有一些重大考古發現。西藏境內的札達縣是象泉河流經的重鎮，象泉河流出國境後就成為薩特萊傑河，即印度河的上游，它和克什米爾的關係非常密切。它所在的古道與吉隆已經形成一條環道，既可以從傳統的絲綢之路進入到西藏的西部地區，再從西部地區可以到達與泥婆羅溝通的吉隆山口。如何來證明很早就已經存在一個通道呢?近年來在穹隆古魯甲寺發現的考古材料是最有力的證據。穹隆古魯甲寺雖然是近現代晚期寺廟，但建成歷史悠久，可與寺廟周邊的漢晉時期遺址聯繫起來。四年前，寺院旁的公路上一輛載重汽車陷入坑中，周圍僧眾幫助抬起卡車，卻發現被壓出的坑中有很多文物。
僧人清理了這個坑，取走文物。一位叫金書波的西藏當地領導，他是學歷史出身，得知此事，十分感興趣，出了一本書，並把照片發給霍巍教授。這裡最重要的發現是出土有“王侯”兩字的絲綢，對稱還有兩字，霍巍認為是“羊王”，這裡是羊同故地，仝濤則認為是鏡像字“侯王”，師生意見有所不同。“王侯”字樣的絲織品不可能是西藏人自己的，一定是由外面輸入而來。而從哪裡來的，從伴出絲織物來看，最接近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漢晉墓出土的絲織物，紋飾也呈城垛狀分布。阿斯塔那墓還出土“胡王”錦，也是呈鏡像狀。這些絲綢具有官方功能，是由中央王朝賞賜給吐魯番一帶的酋豪。當時形成了由邊地向中央的朝貢體系，邊地獻上銀盤、胡瓶，中央王朝賞賜珠寶，尤其是絲綢。
▲ 札達絲織品出土地點
▲ 札達出土王侯絲織品
這批材料還有一些伴出物，如發現了連綴於絲綢上的黃金面具。金箔人面飾由上部頭冠及下部人面飾組成，黃金面具上的一些細節，如頭冠飾有三組塔狀、兩兩相對的鳥、麥穗及動物紋(鹿、羊?)紋飾，是一個很奇妙的圖案組合，一定有其特定的含義。類似這樣的黃金面具不止發現一具。如果放在一個更廣闊的區域看，在西藏的周邊區域，新疆的昭蘇曾經出土過類似的黃金面具，在吉爾吉斯斯坦薩石墓地出土過黃金面具，在印度和尼泊爾也有發現，發現的地點均是環喜馬拉雅山地帶。所以西藏西部地區既有來自中原、來自東方的影響，也有來自西方中亞一帶的影響，這與西藏西部地區的地理位置是相吻合的。
▲ 阿里札達縣出土的黃金覆面
還有一些重要發現，例如在銅器內發現了茶葉，在一件木案內發現有茶葉狀食物殘渣。經檢測，這些植物遺存都是茶葉，碳十四測年距今1800年左右，比文獻記載茶葉在唐代傳入西藏要早得多。這一發現表明，這些最早的茶葉傳入藏地的路線，可能與後來唐宋之際通過“茶馬貿易”將四川、雲南、貴州等漢藏邊地茶葉輸入到藏地的傳統路線，即所謂的“茶馬古道”，有所不同，而是更多地利用了漢晉時期通過西域漢晉絲綢之路，進而南下阿里高原，與漢地的絲綢等奢侈品一道，行銷到西藏西部地區。這條線路，在漢晉時期已經開通，玄照之所以走這條路線，是早已知道這條路線的存在，與後來的四川、雲南、貴州的茶馬古道不同，更多利用了漢晉時期通過西域漢晉絲綢之路，進而南下阿里高原，與漢地絲綢等奢侈品一道行銷到西藏西部地區。松贊乾布先是滅掉西藏東北部的蘇毗，然後向西一舉滅掉羊同，而羊同早在隋代時已經通使中原，建立朝聘關係。羊同被滅後，這條路線自然會被吐蕃和唐朝知曉，玄照能在這裡活動，與這條環線的形成有很大的關係。霍巍教授覺得這個問題目前已經可以講得比較清楚，唐代開通了“高原絲綢之路”的兩大幹線，一是泥婆羅道，還有就是玄照所走的這條經過西域的路線，經吐魯番到葉城，然後南下進入到青藏高原，與阿里地區的象泉河匯合，然後從象泉河逆流而下，到泥婆羅道，形成一條環線。
▲ 吉隆和札達的位置
由以上考古新發現材料可知，目前我們有足夠的證據來講青藏高原古道的形成和文化交流，對很多文化現象也可以做出一些解釋。
茶馬古道與前面所講兩條道路比較起來，有所不同，起到了內部凝聚的作用，它溝通了漢藏以及西夏等，形成了一個內部文化交流、商業貿易網路，是一個內向性的路線。主要目的不是外銷，因為到唐宋以後，印度的茶葉生產也慢慢開始發達起來。但是在前期，最重要的路線就是文獻記載的西藏中部的泥婆羅道以及西藏西部通往印度的古道。
最後霍巍教授總結，青藏高原自古以來就與外界保持著密切的聯繫與交流，史前時期已有固定的通道。處於亞洲腹心地帶的吐蕃王朝極大地拓展了對外交流的孔道，形成網狀結構的交通路線，主要是向南和向西擴展，向南到達尼泊爾，向西既可以南下與這條古道匯合，也可以繼續向西，進入中亞地區。這兩條幹道是連線“絲綢之路”不可或缺的主幹道，應視為“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往學界對這個區域注意不夠，以後應該有更多的關注。
在講座的互動階段，有聽眾提問早期的佛教傳入及漢晉時期西南通道的交流問題，霍巍教授回應西南絲綢之路是他另外一個研究領域，與高原這一塊還有所區別。早期佛教的傳入，一個是海路說，如孔望山的發現。第二個是陸路說，通過絲綢之路。但有個比較有意思的問題，早期的佛教因素，是不是佛教的東西不好說，這些因素如搖錢樹上的人像，還有崖墓上的頭像，不能說不是佛像，尤其麻浩崖墓上的佛像有背光、椎髻、施印、拽衣角、結跏趺坐，是十分標準的佛像，但並不是一個偶像，是刻在崖墓上的。其它如長江中游的搖錢樹做在馬具的裝飾品上，這些東西都屬於帶有佛教因素的早期考古材料。它們是怎么傳進來的?現在有比較多的證據表明還是從陸路上傳入。
因為佛教我們把它叫像教，有偶像崇拜，像教是從健陀羅時代開始的，最早出現佛的形象是公元1世紀左右。差不多在這個時期的敦煌懸泉地區出土了很多漢簡，其中一件簡記載物主住在“小浮屠里”，這個材料很重要，在懸泉驛站留下來的文字說明不僅有僧人，還形成了一定的聚集規模。聯繫到四川出土的這些佛教元素的東西，時代大概在東漢，間隔近百年左右，這條線路上見到的東西是可以連成一條線的。但海路方面，孔望山的年代不好確定，且孔望山是一個絕版，缺乏材料將海路與中原、南方、西南這些早期佛教的材料聯繫起來。
阿富汗的材料很重要，從印度西北部到阿富汗，再到敦煌，這條線路一直是暢通的，且年代集中在公元1世紀。至於滇緬線，有沒有早期的傳播，有一些線索，如雲南石寨山發現的多瓣銀盒，郭物最近寫過一篇以石寨山為中心的半月形文化傳播帶的文章，很有意思，中國西南地區值得關注。但西南地區有很多外來因素的傳入不代表它是佛教傳播的主幹線。根據現在的考古材料來看，佛教傳播的主幹線主要還是西邊，特別要注意甘青這一線，在這裡，一條去往中原，一條南下，經過甘青道進入成都平原。放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層面來看，成都在早期一定是個比較重要的集散地，應該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