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簡介,機構職責,歷史沿革,部門設定,
學校簡介
西方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事實上是從建立在航海、商業、殖民基礎上的海上文明中孕育催生出來的。晚清中國社會，在綿延了2000多年的專制主義政制的蔭庇下，在西方列強兵臨城下的炮火淫威中，不得不被迫開始對前來挑戰的海上文明做出回應。1866年，經左宗棠等晚清重臣的竭力倡導和說服，林則徐的女婿沈葆楨接任籌建福建船政局。為船政之需，沈葆楨於1866年在福州城內于山白塔寺（即定光寺）開設“求是堂藝局”，這就是馬尾船政學堂的前身。1867年該學堂遷往福州馬尾港，馬尾從此成為福建船政局的基地和中國近代海軍事業的搖籃。
馬尾船政學堂分為前學堂和後學堂，前學堂主要學習如何製造船艦，後學堂主要學習如何駕駛船艦。無論是福建船政局還是其所轄屬的馬尾船政學堂，其設立的目的都在於“師夷長技以制夷”。也就是說當時的中國政府和官員士紳們，希望在“技”的層面上回應海上文明。號稱當時遠東第一大造船廠的馬尾船政局，直接擔負起了試圖使中國社會能夠擁有自己的堅船快艦猛炮的重任。
晚清中國以造船練兵為主要手段的“洋務運動”，只是努力在“技”或“器”的層面上回應海上文明的挑戰。至於“政”和“教”的層面的回應幾乎沒有展開。原因是：執政的清廷擔心因“政”的回應而導致王權的瓦解，所以不願意在“政制”層面上有所變革以回應海上文明的威脅；中國的廣大士紳骨子裡固守中國本土文化的優越感，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想法沁入骨髓，所以在文化價值理念等“教”的層面上也難於回應海上文明的挑戰。
然而，僅僅局限在追求“富強”的“技”的層面對海上文明進行回應，這對中國社會近現代化的變革是遠遠不夠的。當時的有識之士也看到了這一點。主張變法的王韜認識到，馬尾船政局等在“技”的層面上回應海上文明本身就有局限，因為所有的“技”都由“西人指授”，用今天的話說，洋教習們掌握著核心技術，中國學來的永遠是人家二流或三流的已被淘汰的“技”，這樣中國永遠跟在海上文明的身後亦步亦趨，永無出頭之日。中國的“急務”是要致力於培養出有自主創新變革能力的人才。
那么，如何改變唯“技”是求的局限性呢？王韜等人認為“技”的回應只是“末”，關鍵應該在“內本”——“政”和“教”上有所作為。但王韜等有識之士所理解的“政”與“教”依然是持守中國本土的，他們都還不能深入思考為什麼中國社會現實的“政”“教”狀況與孔子以來所主張崇尚的“政”“教”理想之間懸如冰火兩重天。直到從馬尾船政學堂走出了第一屆的畢業生嚴復，中國近代士人才開始了從“政”與“教”的層面回應西方海上文明的努力。
儘管福建船政局和馬尾船政學堂只是清廷被迫在“技”的層面回應海上文明的產物，但是，它客觀上為中國社會培養造就出了一批試圖在“技”“政”“教”多領域全方位回應海上文明、為中國社會的變革發展開出新路徑新境界的民族精英。船政洋務培養造就了嚴復、陳季同、劉步蟾、林泰曾、薩鎮冰、陳壽彭、王壽昌、詹天佑、馬建忠等諸多人物，他們不僅是中國近代海軍事業發展的先驅，更是試圖在“技”“政”“教”多領域回應海上文明卓有建樹的風流人物。
1874年日本出兵侵占台灣。馬尾船政第一屆畢業生嚴復、林泰曾、劉步蟾等，隨沈葆楨入台保台，他們到台東沿海探測港口、地形、氣象、海況和日本的海陸軍情報，為清廷驅逐日軍保台成功作出了貢獻。嚴復等人留歐歸來後，多成為李鴻章興辦的北洋水師學堂和北洋艦隊的中堅人物。嚴復在北洋水師學堂主持教務和校務長達20年，為中國海軍培養了大批將士。1894年中日甲午海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中國在軍事和外交上全面潰敗。嚴復痛定思痛，認為“中國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學問之非，與士大夫心術之壞。”
隨後，嚴復在1895年2月至5月間持續發表了4篇政論文：《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和《救亡決論》，深刻針砭了中國社會在長期的專制政體下的種種弊端，指出中西方社會的根本區別在於對待“自由”的不同上，鼓吹中國社會的變革應該樹立“自由為體，民主為用”的治理念。同時，嚴復對阻礙思想創新的科舉制也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提倡“黜偽而崇真”、實事求是的精神，並試圖用“自由”和“人道”的理念教化中國大眾，以期開啟“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中國社會新境界。嚴複試圖在“政”“教”的層面上回應海上文明，對中國社會的變革產生了重大影響。
對中國社會如何在列強紛爭的複雜國際局勢中求變革，嚴復有清醒的認識。他希望中國社會穩健地回應海上文明。面對咄咄逼人的海上列強，嚴復主張中國自身應建立強權政府，以避免被海上列強蹂躪瓜分的厄運。他認為，應通過聚精會神地發展中國的經濟實力和致力於知識“學問”的創新，以建設強權政府，這樣才能擠入國際社會競爭的遊戲平台“公道”中，與海上列強相抗衡，這是嚴復對當日中國政府的期待。
與嚴復同為馬尾船政學堂第一屆學生的陳季同，是晚清中國外交界聲名和影響力僅次於曾紀澤的外交官。陳季同諳熟國際法，他在歐洲處理外交事務期間，不但首以法語著作在法國報刊上宣傳介紹中國社會，讓羅曼·羅蘭等法國人士深為服膺；更努力通過國際法等國際社會通行的遊戲規則處理中外事務，在國是日艱的形勢下，試圖通過國際“公法”爭取和維護中國利益。1897年，他和梁啓超、汪康年、經元善等傾向變法維新的人士一起在上海創辦了中國女學會書塾，這是近代中國人自辦的第一所女子學校。
陳季同的弟弟陳壽彭是馬尾船政第三屆學生，畢業後曾遊學日本、歐洲，回國後成為兩江總督周馥的幕僚，入寧波辦“儲才學堂”，和兄陳季同一起勘測疏導永定河，翻譯了《中國江海險要圖志》，並在上海和妻子薛紹徽共同翻譯了凡爾納的科幻小說《八十日環遊記》、《外國列女傳》等，造就了中國近代第一個女翻譯家、女學士薛紹徽。陳季同兄弟家人和朋友同道的作為，代表了中國社會有識之士為在“技”、“政”“教”領域全方位回應海上文明而進行著不懈的努力。
與陳壽彭同為馬尾船政學堂第三屆學生的王壽昌，則直接促成了好友林紓對《茶花女》的翻譯。林紓不懂外語，精通法語、日語的王壽昌親自為林紓擔任《茶花女》的口譯。正如陳季同造就了創作《孽海花》，對法國文學深有了解的曾樸、陳壽彭造就了女翻譯家薛紹徽一樣，王壽昌催生了作為翻譯家的林紓和林譯小說。而無論是曾樸、薛紹徽，還是林紓，他們的文學成就為開啟中國社會的新民智，為重塑國人的情感、信念、文化價值等，為中國社會在“教”的層面上回應西方海上文明，都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貢獻。
馬尾船政學堂和它所造就的民族精英都飄零在了歷史的風雨中。然而，他們的精神遺產至今仍可為國人汲取養分，至少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其一，勇為天下先的開拓進取精神。馬尾船政學堂走出的一代精英絕大多數都有敢於為中華民族的復興而勇於擔當的責任意識和開拓精神。嚴復就是這種精神的代表人物。在舉國上下努力建設創新型社會的今天，培養有開拓進取精神的一代新人依然是中華民族變革圖強的關鍵所在。
其二，穩健變革的精神。以嚴復、陳季同等為代表的馬尾船政學堂的一代精英，都主張中國社會必須在“技”“政”“教”多領域全方位地積極變革，以回應海上文明的挑戰。他們同時主張變革必須是穩健的，而不是冒進的或守舊的，他們致力於中國社會以開放的姿態融入近現代國際社會，試圖在近現代國際通行公約即國際法，或中國社會本身確立的符合現代文明進程的“法”的框架下，有序地變革中國社會，他們對中國社會應走漸進式的法治理性變革之路的認識近一百年來多被以革命為主流的國人所誤解。當前，有必要重新梳理和認識以嚴復等人為代表的社會穩健變革的理論和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