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立意義
歷史教育學既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也是歷史學和教育學的交叉學科。作為歷史學的分支，它主要基於歷史學的社會功能建立一整套的有專業性的社會服務系統。在國外，20世紀60、70年代的大學成立了兩個相關學科：歷史教育學（History Education）和公共史學（Public History）。前者針對18歲以前在校青少年學生進行歷史教育，依賴專業的歷史或社會科教師增強公民的歷史素養；後者將專門的歷史學訓練技能和研究成果運用於現實的社會各領域，其公共史學教育部分引領更廣泛的公眾實際操作歷史學。我國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強調歷史教育專業的獨立性（如白壽彝），90年代出版歷史教育學專著，2014年始在上海師大、浙江大學、重慶大學開設公共史學研討班。作為歷史學和教育學的交叉學科，則主要基於學校的歷史教育彰顯歷史學的育人功能。在國外，伴隨著歷史教育學的成熟，學校歷史教育學以歷史意識、歷史思維為核心構建出完整的研究系統。在國內，我校是最早的“學科教育學”倡導者，其研究至今已有20多年的歷史，其中歷史教育學研究一直處在國內領先位置。
在新形勢下，歷史教育學的地位日益突顯，研究領域不斷擴大，實際運用前景廣闊，所應對的問題也漸趨複雜，如何更好地發揮歷史學的智識的、精神的、文化的和休閒的價值，更好地運用歷史教育各種技藝，傳播有意義的歷史知識和研究成果，用以服務於國民健全的歷史素養，需要堅實的研究基礎和發展平台。
從現實看，歷史教育關乎國民的歷史觀、歷史意識的形成，在一定上也影響著國民的歷史記憶，包括他們對當下生活的立場與態度。我國有著尊重歷史且重視歷史教育的傳統。1949年後，黨和政府又把歷史教育和政治、道德高度整合起來，更需要我們拓寬眼界，更為務實地體現歷史教育的功能和作用。事實上，歷史教育在學校之外，還通過平面媒體、特別是網際網路，向大眾施加廣泛影響。
比如，在社會層面，持續出現的歷史熱，反映了民眾日益增加的文化需要，包括對歷史知識的消費和對歷史知識傳播的需求。人們從電視節目中接受信息量大、形式更為多樣的歷史知識，同時也受媒體過分追求市場效益而導致的非歷史或庸俗化的歷史現象的影響。據南開大學的“社會大眾歷史知識”調查結果（2006年底），71.5%的受訪者從歷史劇中獲得歷史知識，88.7%的受訪者支持進一步加強大中小學生和社會公眾的歷史知識教育，理由之一是，過分娛樂性、市場化的歷史傳播作品對歷史產生了嚴重的誤解與曲解。歷史教育研究有待擴展和深入。
從世界範圍看，各國的歷史教育在上個世紀90年代後，均極為重視。美國、德國、日本、英國等，學校的歷史課程都是核心課程（公民必須學習的學科）之一。加利福利亞大學設有國家歷史課程中心，制定全美歷史課程標準，像美國還有一個持續了38年的全國性的學術競賽——“國家歷史日”（National History Day），每年約有60萬學生參加。歐洲有各國學者共同編纂的《我們的歷史》；東亞中日韓三國學者嘗試編寫了《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等。歷史教育已經體現為“全球—地區—國家”一體性的（研究）發展態勢。公共史學成果對政府部門決策、博物館等公共資源的利用、民間史料的收集和研究、引導和開發民眾從事史學活動等產生積極影響。
總之，歷史教育走出大學校園，走出學術研究的象牙塔，將學術研究與政府公共政策、學術研究與社會發展、學術研究與民眾對歷史文化的興趣與需求結合起來，在成熟歷史教育學研究體系的過程中，發揮其自身特有的人文性、智識性、道德性特點，使歷史知識、歷史意識、歷史思維真正為大眾共享，並產生一定的社會的、積極的效益，是今後大學歷史學研究的一個新的落腳點，特別針對綜合型的研究性大學，這也是一個生存點和發展點。
與國外歷史教育學發達的國家相比，我國的歷史教育學研究僅限於基礎教育領域，而且視野還比較狹窄、觀念比較落後。與社會已經興起的“歷史熱”和國內普遍增長的對歷史關心和需求相比，我國大學現有歷史專業還顯得比較傳統——偏重於比較純粹的學術研究，嚴重忽略實用研究。所以，需要面向現實，面向未來，及時抓住歷史學科發展的大方向。
二、已有的工作基礎
1．學校方面的基礎：
首都師範大學是國內首個提出“學科教育學”概念（經歷倉孝和、楊傳偉、楊學禮三任校長），並最早成立“學科教育研究中心”的大學（經歷閻立欽、喬際平等主任）。為此，我們率先向教育部申請學科教育博士點（以後的學科“課程與教學論”博士點），牽頭組織過六屆全國學科教育學研討會。我校的饒傑滕教授（語文）、褚亞平教授（地理）、常銳倫教授（美術）、曹理教授（音樂）、於友西教授（歷史）等，都是所在學科教育（過去的教學法）重要開創者，在全國影響極大。遺憾的是，當時於是一些客觀原因，我們的整體優勢沒有在取得博士點方面取得佳績，且因學校大幅度調整發展策略，致使學科教育發展勢頭中斷。不過，其基礎尚牢，發展潛力仍較為厚重。
2．學院條件和學科方面的基礎：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有著良好的學術研究基礎和學術影響力，能夠為歷史教育學研究和發展提供學研基礎。
歷史教育學既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也是歷史學和教育學的交叉學科。作為歷史學的分支，它主要基於歷史學的社會功能建立一整套的有專業性的社會服務系統。在國外，20世紀60、70年代的大學成立了兩個相關學科：歷史教育學（History Education）和公共史學（Public History）。前者針對18歲以前在校青少年學生進行歷史教育，依賴專業的歷史或社會科教師增強公民的歷史素養；後者將專門的歷史學訓練技能和研究成果運用於現實的社會各領域，其公共史學教育部分引領更廣泛的公眾實際操作歷史學。我國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強調歷史教育專業的獨立性（如白壽彝），90年代出版歷史教育學專著，2014年始在上海師大、浙江大學、重慶大學開設公共史學研討班。作為歷史學和教育學的交叉學科，則主要基於學校的歷史教育彰顯歷史學的育人功能。在國外，伴隨著歷史教育學的成熟，學校歷史教育學以歷史意識、歷史思維為核心構建出完整的研究系統。在國內，我校是最早的“學科教育學”倡導者，其研究至今已有20多年的歷史，其中歷史教育學研究一直處在國內領先位置。
在新形勢下，歷史教育學的地位日益突顯，研究領域不斷擴大，實際運用前景廣闊，所應對的問題也漸趨複雜，如何更好地發揮歷史學的智識的、精神的、文化的和休閒的價值，更好地運用歷史教育各種技藝，傳播有意義的歷史知識和研究成果，用以服務於國民健全的歷史素養，需要堅實的研究基礎和發展平台。
從現實看，歷史教育關乎國民的歷史觀、歷史意識的形成，在一定上也影響著國民的歷史記憶，包括他們對當下生活的立場與態度。我國有著尊重歷史且重視歷史教育的傳統。1949年後，黨和政府又把歷史教育和政治、道德高度整合起來，更需要我們拓寬眼界，更為務實地體現歷史教育的功能和作用。事實上，歷史教育在學校之外，還通過平面媒體、特別是網際網路，向大眾施加廣泛影響。
比如，在社會層面，持續出現的歷史熱，反映了民眾日益增加的文化需要，包括對歷史知識的消費和對歷史知識傳播的需求。人們從電視節目中接受信息量大、形式更為多樣的歷史知識，同時也受媒體過分追求市場效益而導致的非歷史或庸俗化的歷史現象的影響。據南開大學的“社會大眾歷史知識”調查結果（2006年底），71.5%的受訪者從歷史劇中獲得歷史知識，88.7%的受訪者支持進一步加強大中小學生和社會公眾的歷史知識教育，理由之一是，過分娛樂性、市場化的歷史傳播作品對歷史產生了嚴重的誤解與曲解。歷史教育研究有待擴展和深入。
從世界範圍看，各國的歷史教育在上個世紀90年代後，均極為重視。美國、德國、日本、英國等，學校的歷史課程都是核心課程（公民必須學習的學科）之一。加利福利亞大學設有國家歷史課程中心，制定全美歷史課程標準，像美國還有一個持續了38年的全國性的學術競賽——“國家歷史日”（National History Day），每年約有60萬學生參加。歐洲有各國學者共同編纂的《我們的歷史》；東亞中日韓三國學者嘗試編寫了《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等。歷史教育已經體現為“全球—地區—國家”一體性的（研究）發展態勢。公共史學成果對政府部門決策、博物館等公共資源的利用、民間史料的收集和研究、引導和開發民眾從事史學活動等產生積極影響。
總之，歷史教育走出大學校園，走出學術研究的象牙塔，將學術研究與政府公共政策、學術研究與社會發展、學術研究與民眾對歷史文化的興趣與需求結合起來，在成熟歷史教育學研究體系的過程中，發揮其自身特有的人文性、智識性、道德性特點，使歷史知識、歷史意識、歷史思維真正為大眾共享，並產生一定的社會的、積極的效益，是今後大學歷史學研究的一個新的落腳點，特別針對綜合型的研究性大學，這也是一個生存點和發展點。
與國外歷史教育學發達的國家相比，我國的歷史教育學研究僅限於基礎教育領域，而且視野還比較狹窄、觀念比較落後。與社會已經興起的“歷史熱”和國內普遍增長的對歷史關心和需求相比，我國大學現有歷史專業還顯得比較傳統——偏重於比較純粹的學術研究，嚴重忽略實用研究。所以，需要面向現實，面向未來，及時抓住歷史學科發展的大方向。
二、已有的工作基礎
1．學校方面的基礎：
首都師範大學是國內首個提出“學科教育學”概念（經歷倉孝和、楊傳偉、楊學禮三任校長），並最早成立“學科教育研究中心”的大學（經歷閻立欽、喬際平等主任）。為此，我們率先向教育部申請學科教育博士點（以後的學科“課程與教學論”博士點），牽頭組織過六屆全國學科教育學研討會。我校的饒傑滕教授（語文）、褚亞平教授（地理）、常銳倫教授（美術）、曹理教授（音樂）、於友西教授（歷史）等，都是所在學科教育（過去的教學法）重要開創者，在全國影響極大。遺憾的是，當時於是一些客觀原因，我們的整體優勢沒有在取得博士點方面取得佳績，且因學校大幅度調整發展策略，致使學科教育發展勢頭中斷。不過，其基礎尚牢，發展潛力仍較為厚重。
2．學院條件和學科方面的基礎：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有著良好的學術研究基礎和學術影響力，能夠為歷史教育學研究和發展提供學研基礎。
我院1984年設定歷史教學法碩士研究生方向，導師是齊世榮教授。我國歷史教學法最早畢業的前三批碩士，都是由首都師範大學（當時的北京師範學院）授予學位的。
2014年，我院又率先設定歷史教育學博士研究生方向，導師是郝春文教授、趙亞夫教授，開創了在歷史學一級學科設立歷史教育學的先例。博士培養為“歷史教育學與歷史公共知識傳播中心”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研究基礎。
我院的歷史教育研究30餘年來，一直在全國處於領先地位，積累了大量的理論和實踐經驗和成果。到目前為止，可以概括為：（1）學術作品影響較大。《歷史教學法》（1989—2012年，共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是唯一獲得全國一等獎的教材；其他，如《歷史教育學》（高等教育出版社）、《國外歷史課程標準評介》（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在學界有較大影響；（2）學術地位較高。從於友西教授始，我院教學法教授一直擔任全國學會的副理事長、理事長、學術主任，學術影響力全國公認。（3）主持、參與國家重要基礎教育項目。如齊世榮教授、徐藍教授主持《歷史課程標準》的修訂項目；趙亞夫教授主持《社會課程標準》、《歷史與社會課程標準》的研製項目。徐藍教授、趙亞夫教授主持“國培計畫”項目等。通過參與、主持教育部的相關基礎教育改革項目，我院在學校歷史教育具有實在的影響力。（4）研究生培養最早。目前在歷史教育學術型碩士、博士方面，我院都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3．研究者個人研究方面的基礎：
趙亞夫教授，教育部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教材專家工作委員會第一、二屆委員，教育部全國教師教育課程資源專家委員會文科工作委員會第一、二屆委員，教育部全國師範院校教學指導委員會教育碩士專家組成員；教育部“國培專家庫”首批專家；全國教師教育學會常務理事；全國歷史教師教育專業委員會第一、二屆理事長，北京市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專家組成員，是國內知名的歷史教育、公民教育、社會科教育專家，已出版30餘部著作、200餘篇文章，在歷史教學界具有權威性。
張漢林，全國歷史教師教育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國內知名的中學歷史教學專家，曾在北京四中做過6年歷史教師，在西城做教研員11年，目前和郝春文教師、趙亞夫教授讀博士。其主編的《國中歷史有效教學》、《要點?行動?示例：中學教師專業標準解讀》等著作，在歷史教學界獲得好評。
曹小文是歷史教學法碩士、史學理論博士，在理論方面見長。
此外，徐藍教授不僅是世界史研究的名家，在歷史教育界也頗有影響。自2010年開始，徐藍教授主持中學歷史課程標準的修訂。董增剛副教授的專業領域是中國近代史，同時是北京卷歷史高考命題組的組長，多年來一直主持北京卷歷史高考試題的命制。
4．國際交往方面的基礎：
趙亞夫教授為“日本東亞歷史與文化交流會”外籍研究者，與日本學藝大學、歷史教育者協定會保持長期的學術關係。近年來，趙教授以全國歷史教師教育理事長的身份，前後與韓國歷史教育學會、美國社會科學會建立學術交流關係。自2014年起，我國與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合作，每年輪流主辦國際學術會議。2016年，擬邀請德國歷史教育界的領軍人物耶爾恩?呂森訪華，開拓與歐洲歷史教育界的關係。這些都可以直接成為首都師大拓展歷史教育專業影響力的資源。
5．歷史教育的服務性基礎：
（1）將個人的學術影響轉化於一種社會性服務，現在主要是依賴教育部項目；（2）將專業學會的活動轉化為學校的影響力，現在全國歷史教師教育專業委員會舉辦的“全國師範生專業技能大賽”已有四屆，“全國教育碩士專業技能大賽”一屆。
三、工作目標計畫
中心的工作分為兩塊：歷史教育學建設；公共歷史知識傳播的研究與組織。針對目前的現狀，中心成立後先以歷史教育學為重點，兼顧公共歷史知識傳播，將開展如下工作：
（一）開展系統深入的學術研究，提升本學科國際影響力。
1．以《歷史教育學學科體系的構建》為題，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建立起歷史教育學的學科體系。
2．在完成教育部“國中歷史教師培訓課程標準”的基礎上，開發國中歷史教師培訓相關配套的資源。
3．編輯出版歷史教育學研究叢書，如《歷史意識研究》、《歷史思維研究》等。
（二）開展廣泛的國際學術交流，深化學術和套用兩方面研究。
1．2016年下半年，舉辦“歷史教育與歷史意識”國際學術高端論壇，邀請德國歷史教育界的領軍人物耶爾恩?呂森來華講座，與國內相關知名學者、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世界知識》等知名媒體人探討歷史教育的重大問題，提高首師大歷史教育聲譽。
2．與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的學術交流制度化，吸收更多的國內學者參與交流，擴大我校的學術影響力。
3．進一步拓展與日本、香港、台灣、美國歷史教育學者的經常性交流，促使中心成為國內對外交流的一個重鎮。
（三）創辦《歷史教育年鑑》
與相關機構或公司合作，編輯出版《歷史教育年鑑》，成為宣傳和研究歷史教育學的重要陣地。年鑑擬設“歷史教育學研究”、“歷史教育學年度報告”、“域外歷史教育學”、“年度公共史學活動評選”等欄目。邀請國內外的學者撰稿。
（四）開展面向政府和社會的歷史教育服務
1．承接政府部門的相關課題，有針對性地展開專題性調研等項目。如目前正在進行的“澳門中國小中國歷史教育課程完整性和科學性檢視”項目（已落首師大，50萬澳元）。
2．繼續做好現有的“國培計畫”項目，爭取在保持現有項目基礎上申請更高級別的“國培計畫”項目。
3．利用全國中學生歷史寫作大賽和全國大學生歷史寫作大賽等契機，組織“歷史教師公益講堂”、“非虛構寫作高級研修班”、“中學生歷史夏令營”“大學生歷史夏令營”等活動。
4．探索歷史公共知識傳播的其他可能性，尋求橫向或多向的合作。
2014年，我院又率先設定歷史教育學博士研究生方向，導師是郝春文教授、趙亞夫教授，開創了在歷史學一級學科設立歷史教育學的先例。博士培養為“歷史教育學與歷史公共知識傳播中心”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研究基礎。
我院的歷史教育研究30餘年來，一直在全國處於領先地位，積累了大量的理論和實踐經驗和成果。到目前為止，可以概括為：（1）學術作品影響較大。《歷史教學法》（1989—2012年，共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是唯一獲得全國一等獎的教材；其他，如《歷史教育學》（高等教育出版社）、《國外歷史課程標準評介》（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在學界有較大影響；（2）學術地位較高。從於友西教授始，我院教學法教授一直擔任全國學會的副理事長、理事長、學術主任，學術影響力全國公認。（3）主持、參與國家重要基礎教育項目。如齊世榮教授、徐藍教授主持《歷史課程標準》的修訂項目；趙亞夫教授主持《社會課程標準》、《歷史與社會課程標準》的研製項目。徐藍教授、趙亞夫教授主持“國培計畫”項目等。通過參與、主持教育部的相關基礎教育改革項目，我院在學校歷史教育具有實在的影響力。（4）研究生培養最早。目前在歷史教育學術型碩士、博士方面，我院都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3．研究者個人研究方面的基礎：
趙亞夫教授，教育部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教材專家工作委員會第一、二屆委員，教育部全國教師教育課程資源專家委員會文科工作委員會第一、二屆委員，教育部全國師範院校教學指導委員會教育碩士專家組成員；教育部“國培專家庫”首批專家；全國教師教育學會常務理事；全國歷史教師教育專業委員會第一、二屆理事長，北京市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專家組成員，是國內知名的歷史教育、公民教育、社會科教育專家，已出版30餘部著作、200餘篇文章，在歷史教學界具有權威性。
張漢林，全國歷史教師教育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國內知名的中學歷史教學專家，曾在北京四中做過6年歷史教師，在西城做教研員11年，目前和郝春文教師、趙亞夫教授讀博士。其主編的《國中歷史有效教學》、《要點?行動?示例：中學教師專業標準解讀》等著作，在歷史教學界獲得好評。
曹小文是歷史教學法碩士、史學理論博士，在理論方面見長。
此外，徐藍教授不僅是世界史研究的名家，在歷史教育界也頗有影響。自2010年開始，徐藍教授主持中學歷史課程標準的修訂。董增剛副教授的專業領域是中國近代史，同時是北京卷歷史高考命題組的組長，多年來一直主持北京卷歷史高考試題的命制。
4．國際交往方面的基礎：
趙亞夫教授為“日本東亞歷史與文化交流會”外籍研究者，與日本學藝大學、歷史教育者協定會保持長期的學術關係。近年來，趙教授以全國歷史教師教育理事長的身份，前後與韓國歷史教育學會、美國社會科學會建立學術交流關係。自2014年起，我國與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合作，每年輪流主辦國際學術會議。2016年，擬邀請德國歷史教育界的領軍人物耶爾恩?呂森訪華，開拓與歐洲歷史教育界的關係。這些都可以直接成為首都師大拓展歷史教育專業影響力的資源。
5．歷史教育的服務性基礎：
（1）將個人的學術影響轉化於一種社會性服務，現在主要是依賴教育部項目；（2）將專業學會的活動轉化為學校的影響力，現在全國歷史教師教育專業委員會舉辦的“全國師範生專業技能大賽”已有四屆，“全國教育碩士專業技能大賽”一屆。
三、工作目標計畫
中心的工作分為兩塊：歷史教育學建設；公共歷史知識傳播的研究與組織。針對目前的現狀，中心成立後先以歷史教育學為重點，兼顧公共歷史知識傳播，將開展如下工作：
（一）開展系統深入的學術研究，提升本學科國際影響力。
1．以《歷史教育學學科體系的構建》為題，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建立起歷史教育學的學科體系。
2．在完成教育部“國中歷史教師培訓課程標準”的基礎上，開發國中歷史教師培訓相關配套的資源。
3．編輯出版歷史教育學研究叢書，如《歷史意識研究》、《歷史思維研究》等。
（二）開展廣泛的國際學術交流，深化學術和套用兩方面研究。
1．2016年下半年，舉辦“歷史教育與歷史意識”國際學術高端論壇，邀請德國歷史教育界的領軍人物耶爾恩?呂森來華講座，與國內相關知名學者、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世界知識》等知名媒體人探討歷史教育的重大問題，提高首師大歷史教育聲譽。
2．與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的學術交流制度化，吸收更多的國內學者參與交流，擴大我校的學術影響力。
3．進一步拓展與日本、香港、台灣、美國歷史教育學者的經常性交流，促使中心成為國內對外交流的一個重鎮。
（三）創辦《歷史教育年鑑》
與相關機構或公司合作，編輯出版《歷史教育年鑑》，成為宣傳和研究歷史教育學的重要陣地。年鑑擬設“歷史教育學研究”、“歷史教育學年度報告”、“域外歷史教育學”、“年度公共史學活動評選”等欄目。邀請國內外的學者撰稿。
（四）開展面向政府和社會的歷史教育服務
1．承接政府部門的相關課題，有針對性地展開專題性調研等項目。如目前正在進行的“澳門中國小中國歷史教育課程完整性和科學性檢視”項目（已落首師大，50萬澳元）。
2．繼續做好現有的“國培計畫”項目，爭取在保持現有項目基礎上申請更高級別的“國培計畫”項目。
3．利用全國中學生歷史寫作大賽和全國大學生歷史寫作大賽等契機，組織“歷史教師公益講堂”、“非虛構寫作高級研修班”、“中學生歷史夏令營”“大學生歷史夏令營”等活動。
4．探索歷史公共知識傳播的其他可能性，尋求橫向或多向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