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饒家駒
- 出生地：法國洛林地區
- 出生日期：1878
- 逝世日期：1946
人物經歷,事跡,紀念,難民之父,
人物經歷
饒家駒神父1878年出生於法國桑特市，早年加入耶穌會，隨後在英國和比利時修道、獲得學位，1913年到上海傳教。
1938年5月2日，為了維持南市難民營，饒家駒開始向全世界募集物資和資金。
1938年3月9日，蔣介石向饒家駒致信感謝。
1938年9月，饒神父來到漢口，推動了漢口難民營的設立。
1940年6月16日，饒家駒回到巴黎，繼續從事戰時救濟工作。
1946年9月13日，饒家駒因為白血病在柏林去世。
1949年8月12日，《日內瓦第四公約》誕生，饒神父提出的戰時的平民保護被列入國際公約。
事跡
民國26年八一三戰事爆發，饒受各方委託，在復旦大學操場、徐家匯等地建立了6所難民收容所，收容難民5萬多人次。饒鑒於鵠候於法租界與南市交界的民國路(今人民路)上的大量難民，於是提出了設立“南市難民區”的建議。
經過他奔走,得到英、美、法等國駐滬外交當局支持,最後取得中日交戰雙方的同意,11月9日南市難民區正式成立。成立的當天就收容難民2萬多人。最多曾有收容所130餘所,收容難民10萬人以上。難民區由以饒家駒（當時任國際紅十字會難民救濟委員會負責人）為首的外籍人組成監督委員會負責管理。
為拓寬經費來源，饒家駒於翌年5月赴美在白宮會晤羅斯福總統，獲資助約70萬美元。在美期間，饒利用一切機會走訪政界和社會要人，四處募捐。美國紅十字會回響而發起“一碗飯運動”。饒還在旅美華僑中發動募捐，並去加拿大開展此項活動。南市難民區直到民國29年6月30日始告結束。
紀念
“饒神父在南市區救濟難民，對我而言是記憶猶新，幼時的我非常敬佩饒神父”，80高齡的劉復田2014年11月9日來到上海師範大學，參加中國首次舉辦的紀念法國神父饒家駒的國際研討會。
德國商人拉貝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國際人道主義行動廣為人知，但饒家駒這位較之拉貝，更早挽救無數中國人生命的法國人，卻一直知者寥寥。與會中外學者認為，這位在中國抗戰中失去右手的獨臂教父，堪稱“上海拉貝”、“中國辛德勒”。
1937年11月，饒家駒在上海方浜中路、民國路（今人民路）內創立戰時平民救護的難民區——饒家駒區，延續至1940年6月，保護了30多萬中國難民，此後又在廣州、漢口等地設立安全區，救援中國難民。
“饒家駒首創的保護平民安全區模式，直接促成了戰後《日內瓦條約》修訂，加入了戰時平民保護相關條款，其實，這就是寫入國際公約的第一個‘上海模式’”。上海師大人文學院院長蘇智良教授介紹說，二戰結束後饒家駒又赴德國救濟難民，並因勞累過度而逝世。
研討會上放映了上海音像資料館製作的《饒家駒與戰時難民保護》歷史紀錄片，上海戰時難民代表、86歲的王曉梅看完抑制不住激動，連稱“就是這么回事”，她講述在難民區的親身體驗，“日軍晚上會到難民區內強征女孩，我和姐姐晚上就帶著被褥到這裡睡覺，因為這裡處在難民區中部，日軍並沒有到這裡來抓人”，老人至今非常感激饒家駒從侵華日軍手中留下了王醫馬弄24號這塊安生立命之所。
蘇智良說，現在紀念饒家駒，不僅為紀念，“當今世界，仍存在著戰爭、暴力和殺戮，難民救助始終為國際社會關注，饒家駒在國際上為戰時保護平民創立了具有典範效應的模式，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
在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所研究員、中國世界歷史學會名譽會長湯重南看來，從饒家駒、拉貝等國際和平友好人士的事跡，可見中國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明年又適逢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與會中外專家倡議，在原南市難民區舊址建立紀念碑和饒家駒紀念像，建立紀念館，同時保護難民區原來的建築。
“我們希望有更多像劉復田一樣，生活在原來南市難民區的老人能站出來，講述自己曾經的生活經歷和日軍暴行，讓那段歷史大白於天下”，蘇智良說。
當天，中法友好年項目“饒家駒與戰時平民保護”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上海閉幕，該會由上海師範大學和上海市歷史學會聯合主辦，來自法、德、美、荷蘭和中國各地學者約90人參加了會議。
難民之父
法國神父饒家駒是中國人民患難之交的國際友人，抗日戰爭期間在上海、漢口等地設立安全區，救援中國難民數十萬人，貢獻卓著。
饒家駒與上海國際救濟會
饒家駒“從性情方面說，他是一位宅心忠厚，和易近人，長於籌劃，勇於執行，極有決心的人”。當1937年“盧溝橋事變”、平津失守、淞滬緊張之際，饒家駒就已經敏銳地預感到中日在上海的交鋒已不可避免。作為上海華洋義賑會的會長，他與宋漢章謀生出建立一個統籌救濟事宜的國際組織的念頭。“八一三事變”的當天，由上海大部分慈善組織的代表及部分國家的駐華領事等人組合而成的上海國際救濟會正式成立，饒家駒在其中擔任常務委員及救濟組副主任。
饒家駒神父兼任震旦大學教授
饒家駒神父兼任震旦大學教授1937年八一三戰役爆發後，規模日益擴大，日軍轟炸燒殺所造成的難民潮從未止息，大批外地的戰爭難民也湧入上海，其中既包括江蘇、浙江等上海周邊地區的民眾，也有國際難民如來自德國或歐洲其他地區的猶太難民等。百萬難民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於是，饒家駒親自兼任第一難民收容所所長，並陸續在租界內設立6個難民收容所，至1938年8月，一共收容難民6萬多人。
饒家駒建立南市難民區
淞滬戰役爆發後，上海華洋義賑會會長、國際救濟基金委員會委員、上海國際紅十字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饒家駒已在考慮設立難民區，他認為，上海戰爭將長期化，應建立一種“難民安全區”，以拯救難民。饒家駒以“上海國際會”的名義，起草了英文協定。然後，饒家駒向日本政府和軍隊交涉，要求勿對難民區進行攻擊，得到肯定的答覆。
難民區下設監察委員會，饒家駒任主席，總管區內諸事；成員包括3個法國人，2個英國人，1個美國人，1個挪威人以及兩租界的代表。為便於管理，難民區內又劃分為9個區，每區設區長1人，下設總務、文書、訓導、給養、庶務、衛生、清潔、登記、調查、醫務各組。饒家駒在難民區內有著極高的威望，他一身兼司法官與行政長官，其一言一行，即為區內人民之法律。一次，有人站在高處分發饅頭等食物，幾十個飢腸轆轆的難民一擁而上，亂成一團。饒神父推開那些飢餓的手，拍打著難民們的頭，“不要搶，安靜下來，排隊領取！”原本溫文爾雅的神父突然大聲訓斥，但那些被打的難民都笑嘻嘻地看著這個外國人，絲毫不動怒。他們都知道這個人是來幫助自己的。饒家駒喜歡和難民在一起，他經常攙著兒童的手，撫摸他們的頭，從口袋裡掏出糖果給他們吃。饒神父和大家一起經歷著危險。一次在難民區與非難民區的交界線上，他的黑色法衣被飛來的彈片撕開了長長的口子。還有一次，日本士兵用槍頂著他，他毫不畏懼，幸而舉槍的日本兵最後沒有扣動扳機。
饒家駒在南市難民區內的工作點
饒家駒在南市難民區內的工作點饒家駒每天坐一輛黃包車，從呂班路到老北門或新開河，出法租界鐵門，到南市難民區辦公，黃昏才回到租界寓所，或到洋涇浜天主堂休息。他是日日工作，天天到“區”，運籌帷幄，事必躬親，巡視考察，不遑寧處。饒家駒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區內的一切，都必須審慎處理，偶爾大意，就會引起國際糾紛。其他如給養問題，更是一件極端困難的事。為獲得更多的資金支持，他常常親自出馬，進行募捐。1937年12月1日饒家駒到靜安寺路的美國婦女俱樂部演講，呼籲大家踴躍捐輸、共襄善舉。1938年5月，饒家駒飛赴美國、加拿大，為難民募捐。在白宮，羅斯福總統向饒家駒承諾價值70萬美元的援助計畫。美國將本該處理的小麥運到中國，慷慨地交給饒家駒支配。饒家駒還在美國發起了“一碗飯運動”，加上美國政府的援助，饒家駒此行大約募集到100萬美元。這巨款全部被饒家駒用於南市難民區的難民救助。
饒家駒神父肖像
饒家駒神父肖像中共地下組織參與難民救助並積極動員難民投奔新四軍。為此，饒家駒負責辦通行證，使難民船順利經過日軍封鎖線，到敵後抗日根據地。
1940年6月16日，饒家駒奉法國天主教會之命，離開中國去巴黎從事戰時救濟工作。當他黯然告別相處了26年的中國老百姓後，南市難民區因缺乏主持人，很快就不復存在了。7月3日，難民區監察委員會致函法國駐滬總領事館，宣告已於6月30日停止活動。至此南市難民區不復存在。
在難民區存在的963天裡，饒家駒成為仁慈的第三方的代表、道義的代表，同時也是中日交戰雙方的監督力量，贏得了難民的讚譽。1940年4月29日，這一天也是饒神父的生日，南市難胞自發舉行慶典，一見他經過，沿途高呼“活佛”，饒氏也為之熱淚盈眶。
饒家駒雖然離開了上海，但難胞們沒有忘記這位保護救濟他們的法國神父。
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內的饒家駒神父銅像
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內的饒家駒神父銅像他們預備為饒氏鑄造一座銅像，以資永遠紀念。一個星期六的上午，難胞們一人手持一磚，先舉行了一個莊嚴的銅像奠基典禮。他們又想把城內的方浜路改為饒家路，方浜橋改為饒家橋，以志去思。饒家駒取道香港返法後，上海難民仍期盼他能重返上海。他曾表示自己此次只是暫返歐洲，不久還會回來。但事實上，饒家駒此次卻是一去未能復返了。
饒家駒難民救助模式的推廣
在成功地創辦了上海南市難民區後，饒家駒又將目光投向更廣闊的中國內陸地區，積極參與中國其他地區的難民救助。饒家駒等認為：“這個經受過考驗的實踐（即南市難民區）已經拯救了中國很多非戰鬥人員（這是在我們受到極其缺乏經驗和極大的當地阻礙的情況下取得的），因此，我們有個合理的想法，這個方法能夠同樣地套用到其他環境或者其他地方”。
1937年11月中旬，在南京的各國人士仿效南市難民區，在南京設立安全區。而拉貝、華群、馬吉等人在創建南京安全區時，正是通過饒家駒與日本方面進行聯繫。日軍拒絕設立安全區的意圖也是先告知饒家駒的。
饒家駒與安全區裡的難民和孩子們
饒家駒與安全區裡的難民和孩子們1938年10月漢口成立難民區，饒家駒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曾在上海與日本總領事等多次討論，形成備忘錄。然後赴重慶遊說宋美齡，向中方爭取到大筆救濟基金。同時也與美、英、法國代表會商。漢口難民區成立時，饒家駒擔任委員會臨時主席，接管了漢口特別行政區，並說動日軍，使難民區免於日軍的轟炸。
同年10月24日，經中日雙方同意，廣州也設立了難民區委員會，並設立5個救援中心以保護平民。
饒家駒回到法國後，繼續推廣難民救助的“上海模式”。此時的饒家駒已經62歲了，但他不顧自己年事已高，仍東奔西跑，為救助難民而奔走呼號。
二戰結束後，饒家駒赴柏林從事善後救濟工作，一心救助曾是敵國的德國民眾。因勞累過度，1946年9月10日饒家駒在柏林去世，終年僅68歲。
圖書《饒家駒與戰時平民保護》
圖書《饒家駒與戰時平民保護》饒家駒雖然去世了，但他留給後人的財富是十分寶貴的。正像英國駐華司令、陸軍少將史沫萊特預見的那樣，饒家駒創辦的南市難民區於1938年被第16屆國際紅十字會視為世界範圍內戰時保護平民的成功範例。1949年《日內瓦第四公約》簽約，饒家駒在中國建立及維持難民區的舉措載入了公約，這個公約就是饒家駒模式的延續。
饒家駒一生都致力於戰時平民救助，他指出，難民問題是全人類的問題，向難民提供救濟這個問題是今天的世界面臨的最為重要的人道主義問題。他曾發誓要為不幸的人儘自己最後的力量！饒家駒堪稱是20世紀世界人道主義的光輝典範。
饒家駒雖然是法國人，但他視中國為第二故鄉，即使死後也希望埋葬在中國的土地上。在華的最後歲月里，他還將自己的名字“饒家駒”改為“饒家華”，足見其對中國的感情之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