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姐的“自由戀愛”》是現代文學家楊絳創作的一篇散文。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順姐的“自由戀愛”
- 創作年代：現代
- 作品體裁：散文
- 作者：楊絳
- 作品出處：《楊絳散文》
作品原文,作者簡介,
作品原文
順姐的“自由戀愛”
那天恰是春光明媚的好天氣，我在臥房窗前伏案工作。順姐在屋裡拖地，墩布作在地下，她倚著把兒，一心要引誘我和她說話。
“太太”（她很固執，定要把這個過時的尊稱強加於我），“你今晚去吃喜酒嗎？”
我說：“沒請我。”
“新娘子已經來了，你沒看見嗎？”
“沒看。”
“新郎五十，新娘子才十九！”
我說：“不，新郎四十九。”我還是埋頭工作。
順姐嘆息一聲，沒頭沒腦地說：“新娘子就和我一樣呢！”
我不禁停下筆，抬頭看著她發愣。人家是年輕漂亮、華衣美服的風流人物，順姐卻是個衣衫襤褸、四十來歲的粗胖女傭，怎么“一樣”呢？
順姐看出她已經引起我的興趣，先拖了幾下地，緩緩說：
“我現在也覺悟了呢！就是貪享受呢！”（順姐的鄉音：“呢”字用得特多。）
我認為順姐是最勤勞、最肯吃苦的人。重活兒、髒活兒她都乾，每天在三個人家幫傭，一人兼挑幾人的擔子。她享受什麼？
順姐曾告訴我，她家有個“姐姐”。不久我從她的話里發現：她和“姐姐”共有一個丈夫，丈夫已去世。“姐姐”想必是“大老婆”的美稱。隨後我又知道，她夫家是大地主——她家鄉最大的地主。據她告訴我，她是隨她媽媽逃荒要飯跑進那個城市的。我不免詫怪：“‘姐姐’思想解放，和順姐姐妹相稱了？”可是我後來漸漸明白了，所謂“姐姐”，只是順姐對我捏造的稱呼，她才不敢當面稱“姐姐”。
我說：“你怎么貪享受啊？”
她答非所問，只是繼續說她自己的話：
“我自己願意的呢！我們是自由戀愛呢！”
我忍不住要笑。我詫異說：“你們怎么自由戀愛呢？”我心想，一個地主少爺，一個逃荒要飯的，哪會有機會“自由戀愛”？
她低頭拖幾下地，停下說：
“是我自己願意的呢。我家裡人都反對呢。我哥哥、我媽媽都反對。我是早就有了人家的，可是我不願意——”
“你定過親？怎么樣的一個人？”
“就那么個人呢。我不願意，我是自由戀愛的。”
“你怎么自由戀愛呢？”我想不明白。
“嗯，我們是自由戀愛的。”她好像怕我不信，加勁肯定一句。
“你們又不在一個地方。”
“在一塊兒呢！”她立即回答。
我想了一想，明白了，她準是在地主家當丫頭的。我沒有再問，只覺得很可笑：既說“貪享受”，又說什麼“自由戀愛”。
我認識順姐，恰像小孩子玩“拼板”：把一幅圖板割裂出來的大小碎片湊拼成原先的圖西。零星的圖片包括她自己的傾訴，我歷次和她的問答，旁人的傳說和她偶然的吐露。我由這一天的談話，第一次拼湊出一小部分圖面。
她初來我家，是我們搬到乾麵胡同那年的冬天。寒風凜冽的清早，她拿著個隔宿的冷饅頭，頂著風邊走邊吃。這是她的早飯。午飯也是一個乾冷的饅頭，她邊走邊吃，到第二家去，專為這家病人洗屎褲子，因為這家女傭不肯幹這事。然後她又到第三家去乾一下午活兒，直到做完晚飯，洗過碗，才回自己家吃飯。我問她晚上吃什麼。她說“吃飯吃菜”。什麼菜呢？葷的素的都有，聽來很豐盛。
“等著你回家吃嗎？”
她含糊其辭。經我追問，她說回家很晚，家裡已經吃過晚飯了。
“給你留著菜嗎？”
她又含含糊糊。我料想留給她的，只是殘羹冷炙和剩飯了。
我看不過她冷風裡啃個乾饅頭當早飯。我家現成有多餘的粥、飯、菜餚和湯湯水水，我叫她烤熱了饅頭，吃煮熱的湯菜粥飯。中午就讓她吃了飯走。這是她和我交情的開始。她原先每星期的上午分別在幾家做，逐漸把每個上午都歸併到我家來。
她家人口不少。“姐姐”有個獨生女，最高學府畢業，右派分子，因不肯下鄉改造，脫離了崗位。這位大小姐新近離婚，有一個女兒一個兒子，都歸她撫養，離異的丈夫每月給贍養費。順姐自己有個兒子已高中畢業，在工廠工作；大女兒在文工團，小女兒在上學。
我問順姐：“你‘姐姐’早飯也吃個饅頭嗎？”
“不，她喝牛奶。”
“白牛奶。”
“加糖。”
“還吃什麼呢？”
“高級點心。”
那時候還在“三年困難”期間，這些東西都不易得。我又問別人吃什麼，順姐支吾其辭，可是早飯、午飯各啃一個冷饅頭的，顯然只順姐一人。
“你的錢都交給‘姐姐’？”
“我還債呢，我看病花了不少錢呢。”
我當時沒問她生什麼病，只說：“她們都不幹活兒嗎？”
她又含含糊糊，只說：“也乾。”
有一天，她忽從最貼身的內衣口袋裡掏出一個破爛的銀行存摺給我看，得意地說：
“我自己存的錢呢！”
我一看存摺是“零存零取”，結餘的錢不足三元。她使我想起故事裡的“小癲子”把私房錢藏在嘴裡，可惜存摺不能含在嘴裡。
我說：“你這存摺磨得字都看不清了，還是讓我給你藏著吧。”
她大為高興，把存摺交我保管。她說，她只管家裡的房租、水電、煤火，還有每天買菜的開銷；多餘的該是她的錢。她並不花錢買吃的，她只想攢點兒錢，夢想有朝一日攢得一筆錢，她就是自己的主人了。我因此為她加了工資，又把過節錢或大熱天的雙倍工資等，都讓她存上。她另開了一個“零存整取”的存單。
每逢過節，她照例要求給假一天。我說：“你就在我家過節不行嗎？”她又大為高興，就在我家過節，還叫自己的兩個女兒來向我拜節。她們倆長得都不錯，很斯文，有點拘謹，也帶點矜持。順姐常誇她大女兒刻苦練功，又笑她小女兒“虛榮呢”。我給順姐幾隻半舊的手提包，小女兒看中一隻有肩帶的，掛在身上當裝飾。我注意到順姐有一口整齊的好牙齒，兩頰兩笑渦，一對耳朵肥厚伏貼，不過鼻子太尖瘦，眼睛大昏濁，而且眼睛是橫的。人眼當然是橫生的，不知為什麼她的眼睛叫人覺得是橫的，我也說不明白。她的大女兒身材苗條，面貌秀麗；小女兒是嬌滴滴的，都有一口好牙齒。小女兒更像媽媽；眼神很清，卻也橫。
順姐常說我喝水太多，人都喝胖了。
我笑問：“你胖還是我胖？”
她說：“當然你胖啊！”
我的大棉襖罩衣，只能作她的緊身襯衣。我瞧她褲子單薄，給了她一條我嫌太大的厚毛褲，她卻伸不進腿去，只好拆了重結。我笑著拉了她並立在大鏡子前面，問她誰胖。她驚奇地望著鏡子裡的自己，好像從未見過這種發胖的女人。我自從見了她的女兒，才悟到她心目中的自己，還像十幾歲小姑娘時代那么苗條、那么嬌小呢。
我為她攢的錢漸漸積到一百元。順姐第一次見到我的三姐姐和七妹妹，第一句話都是“太太給我攢了一百塊錢呢！”說是我為她攢的也對，因為都是額外多給的。她名義上的工資照例全交給“姐姐”。她的存款逐漸增長，二百，三百，快到四百了，她家的大小姐突然光臨，很不客氣，岸然進來，問：
“我們的順姐在你家做吧？”
她相貌端莊，已是稍為發福的中年人了，雖然家常打扮，看得出她年輕時準比順姐的大女兒還美。我請她進來，問她有什麼事。
她傲然在沙發上一坐，問我：“她每月工錢多少？”
我說：“你問她自己嘛。”
“我問她了，她不肯說。”她口齒清楚斬截。
我說：“那么，我沒有義務向你報告，你也沒有權利來調查我呀。”
她很無禮地說：“唷！你們倒是相處得很好啊！”
我說：“她工作好，我很滿意”。
她瞪著我，我也瞪著她。她坐了一會兒，只好告辭。
這位大小姐，和順姐的大女兒長得比較相像。我因此猜想：她們的爸爸準是個文秀的少爺。順姐年輕時準也是個玲瓏的小丫頭。
據順姐先後流露，這位大小姐最利害，最會折磨人。順姐的“姐姐”曾給她兒子幾件新襯衫。大小姐想起這事，半夜三更立逼順姐開箱子找出來退還她。順姐常說，她幹活兒不怕累，只求晚上睡個好覺。可是她總不得睡。這位大小姐中午睡大覺，自己睡足了，晚上就折騰順姐，叫她不得安寧。順姐睡在她家堆放箱籠什物的小屋裡。大小姐隨時出出進進，開亮了電燈，翻箱倒櫃。據同住一院的鄰居傳出來，這位小姐經常半夜裡罰順姐下跪、打她耳光。我料想大小姐來我家凋查順姐工資的那天晚上，順姐準罰跪並吃了耳光。可是她沒有告訴我。
順姐常強調自己來北京之前，在家鄉勞動多年，已經脫掉地主的帽子。據她後來告訴我，全國解放時，她家大小姐在北京上大學，立即把她媽媽接到北京（她就是個逃亡地主婆）。她丈夫沒有被鎮壓，只是拘捕入獄，死在監牢里了。順姐頂缸做了地主婆。當時她的小女兒出生不久，她就下地勞動，得了子宮高度下垂症。這就是她治病花了不少錢的緣故。她雖然動了手術，並沒有除淨病根。順姐不懂生理學，只求乾脆割除病根，就可以輕輕鬆鬆幹活兒，她還得了靜脈曲張的病，當時也沒理會，以為只需把曲曲彎彎的筋全部抽掉就行。
我常夸順姐幹活勤快利索，可當勞模。她嘆氣說，她和一個寡婦親戚都可以當上勞模，只要她們肯改嫁。她們倆都不肯。想娶順姐的恰巧是管她勞動的幹部，因為她拒絕，故意刁難她，分配她乾最重的活兒，她總算都頂過來了。我問她當時多少年紀。她才三十歲。
她稱丈夫為“他”，有時怕我不明白，稱“他們爹”或“老頭子”。她也許為“他”開脫地主之罪，也許為了賣弄“他”的學問，幾次對我說，“他開學校，他是校長呢！”又說，她的“公公”對待下人頂厚道，就只“老太婆”利害。（順姐和我逐漸熟了，有時不稱“姐姐”，乾脆稱“老太婆”或“老婆子”。）這位太太是名門之女，有個親妹妹在英國留學，一直沒有回國。
有一天，順姐忽來向我報喜，她的大女兒轉正了，穿上軍裝了，也升了級，加了工資。我向她賀喜，她卻氣得淌眼抹淚。
“一家人都早已知道了，只瞞我一個呢！”
她的子女，一出世就由大太太抱去撫養：孩子只認大太太為“媽媽”，順姐稱為“麼麼”（讀如“夭”），連姨娘都不是。他們心上怎會有什麼“麼麼”啊！
不久後，她告訴我，她家大小姐倒運了，那離了婚的丈夫犯下錯誤，降了級，工資減少了，判定的贍養費也相應打了折扣。大小姐沒好氣，順姐難免多受折磨。有一天，她滿面憂慮，又對我說起還債，還給我看一份法院的判決書和一份原告的狀子。原來她家大小姐向法院告了一狀，說自己現在經濟困難，她的弟弟妹妹都由她撫育成人，如今二人都已工作，該每月各出一半工資，償還她撫養的費用。這位小姐筆頭很健，狀子寫得頭頭是道。還說自己政治上處於不利地位，如何處處受壓。法院判令弟妹每月各將工資之半，津貼姐姐的生活。我仔細看了法院的判決和原告的狀子，真想不到會有這等奇事。我問順姐：
“你的孩子是她撫養的嗎？”
順姐說，大小姐當大學生時期，每年要花家裡多少多少錢；畢業後以至結婚後，月月要家裡貼多少多少錢，她哪裡撫養過弟弟妹妹呢！她家的錢，她弟弟妹妹就沒份嗎？至於順姐欠的債，確是欠了。她頂缸當地主婆，勞累過度，得了一身病；等到脫掉地主的帽子，她已經病得很厲害，當時丈夫已經去世，她帶了小女兒，投奔太太和大小姐。她們把她送進醫院，動了一個不小的手術，花了不少錢——這就是她欠的債，天天在償還。
順姐敘事交代不清，代名詞所指不明，事情發生的先後也沒個次序，得耐心聽，還得費很多時間。經我提綱摯領地盤問，知道她在地主家當丫頭時，十四歲就懷孕了。地主家承認她懷的是他們家的子息，拿出三十元給順姐的男家退婚，又出三十元給順姐的媽，把她買下來。順姐是個“沒工錢、白吃飯的”。她為主人家生兒育女，貼身伺候主人主婦，也下地勞動。主人家從沒給過工資，也沒有節賞，也沒有月例錢，只為她做過一身綈料的衣褲。（這大約是生了兒子以後吧？）她吃飯不和主人同桌，只站在桌旁伺候，添湯添飯，熱天還打扇。她是個三十元賣掉終身的女奴。我算算她歷年該得的最低工資，治病的費用即使還大幾倍，還債還綽有餘裕。她一天幫三家，賺的錢（除了我為她存的私房）全供家用開銷。撫育她兒女的，不是她，倒是她家的大小姐嗎？
看來，大小姐準料定順姐有私蓄，要逼她吐出來；叫她眼看兒女還債，少不得多拿出些錢來補貼兒女。順姐愁的是，二經法院判決，有案可稽，她的子女也就像她一樣，老得還債了。
我問順姐，“你說的事都有憑有據嗎？”
她說：“都有呢。”大小姐到手的一注注款子，何年何月，什麼名目，她歷歷如數家珍。
我說：“順姐，我給你寫個狀子，向中級人民法院抗訴，怎么樣？我也能寫狀子。”
她快活得像翻譯文章里常說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按她的意思替她抗訴。我擺出大量事實，都證據確鑿，一目了然。擺出了這些事實，道理不講自明。中級法院駁回大小姐的原訴，判定順姐的子女沒有義務還債；但如果出於友愛，不妨酌量對他們的姐姐給些幫助。
我看了中級法院的判決，十分愜意，覺得吐了一口氣。可是順姐並不喜形於色。我後來猜想：順姐為這事，一定給大小姐罰跪，吃了狠狠的一頓嘴巴子呢。而且她的子女並不感謝她。他們自願每月貼大姐一半工資。
我設身處地，也能體會那位大小姐的恚恨，也能替她暗暗咒罵順姐：“我們好好一個家！偏有你這個死不要臉的賤丫頭，眼睛橫呀橫的，扁著身於擠進我們家來。你算掙氣，會生兒子！我媽媽在封建壓力下，把你的子女當親生的一般撫養，你還不心足？財產原該是我的，現在反正大家都沒有了，你倒把陳年宿帳記得清楚？”
不記得哪個節日，順姐的兒女到我家來了。我指著順姐問他們：“她是你們的生身媽媽，你們知道不知道？”
他們愕然。他們說不知道。能不知道嗎？我不能理解。但他們不知道，順姐當然不敢自己說啊。
順姐以後曾說，要不是我當面說明，她的子女不會認她做媽。可思順姐仍然是個“麼麼”。直到文化大革命，順姐一家（除了她的一子二女）全給趕回家鄉，順姐的“姐姐”去世，順姐九死一生又回北京，她的子女才改口稱“媽媽”。不過這是後話了。
順姐日夜勞累，又不得睡覺，腿上屈曲的靜脈脹得疼痛，不能站立。我叫她上協和醫院理療，果然有效。順姐覺得我花了冤錢，重活兒又不是我家給她乾的。所以我越叫她休息，她越要賣命。結果，原來需要的一兩個療程延伸到兩三個療程才見效。我說理療當和休息結合，她怎么也聽不進。
接下就來了“文化大革命”。院子裡一個“極左大娘”叫順姐寫我的大字報。順姐說：寫別的太太，都可以，就這個太太她不能寫。她舉出種種原因，“極左大娘”也無可奈何。我陪斗給剃了半個光頭（所謂陰陽頭），“極左大娘”高興得對我們鄰居的阿姨說：“你們對門的美人子，成了禿瓢兒了！公母倆一對禿瓢兒！”那位阿姨和我也有交情，就回答說：“這個年頭兒，誰都不知道自己怎樣呢！”順姐把這話傳給我聽，安慰我說：“到這時候，你就知道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了。不過，還是好人多呢。”我常記著她這句話。
紅衛兵開始只剪短了我的頭髮。順姐為我修齊頭髮，用爽身粉撣去頭髮楂子，一面在我後頸和肩背上輕輕摩挲，摩挲著自言自語：
“‘他’用的就是這種爽身粉呢。藍腰牌，就是這個牌子呢。”
大約她聞到了這種爽身粉的香，不由得想起死去的丈夫，忘了自己摩挲的是我的皮肉了。我當時雖然沒有心情喜笑，卻不禁暗暗好笑，又不忍笑她。從前聽她自稱“我們是自由戀愛”，覺得滑稽，這時我只有憐憫和同情了。
紅衛兵要到她家去“造反”，同院住戶都教她控訴她家的大小姐。順姐事先對我說：“趕下鄉去勞動我不怕，我倒是喜歡在地里勞動。我就怕和大小姐在一塊兒。”那位大小姐口才很好，紅衛兵去造反，她出來侃侃而談，把順姐一把拖下水。結果，大小姐和她的子女、她的媽媽，連同順姐，一齊給趕回家鄉。順姐沒有控訴大小姐，也沒為自己辯白一句。
“文革”初期，我自忖難免成為牛鬼蛇神，乘早把順姐的銀行存單交還她自己保管。她已有七百多元存款。我教她藏在身邊，別給家人知道，存單的帳號我已替她記下，存單丟失也不怕，不過她至少得告知自己的兒子（她兒子忠厚可靠，和順姐長得最像）。我下幹校前曾偷偷到她家去探看，同院的人說“全家都給轟走了”。我和順姐失去了聯繫。
有一天，我在街上走，忽有個女孩子從我後面竄出來，叫一聲“錢姨媽”。我回臉一看，原來是順姐的小女兒，她畢業後沒升學，分配在工廠工作。據說，他們兄妹三況都在工作的單位寄宿。我問起她家的人，說是在鄉下。她沒給我留個地址就走了。
我從幹校回京，順姐的兩個女兒忽來看我，流淚說：她們的媽病得要死了，“那個媽媽”已經去世，大姐跑得不知去向了。那時，他們兄妹三個都已結婚。我建議她們姐妹下鄉去看看（因為她們比哥哥容易請假），如有可能，把她們的媽接回北京治病。她們回去和自己的丈夫、哥嫂等商量，三家湊了錢（我也搭一份），由她們姐妹買了許多贈送鄉村幹部的禮品，回鄉探母。不久，她們竟把順姐接了出來。順姐頭髮全都灰白了，兩目無光，橫都不橫了，路也不能走，由子女用腳踏車推著到我家。她當著兒女們沒多說話。我到她住處去看她，當時家裡沒別人，經我盤問，才知道她在鄉間的詳細情況。
大小姐一到鄉間，就告訴村幹部順姐有很多錢。順姐只好拿出錢來，蓋了一所房子，置買了家具和生活必需品，又分得一塊地，順姐下地勞動，養活家裡人。沒多久，“姐姐”投水自盡了，大小姐逃跑幾次，抓回來又溜走，最後她帶著女兒跑了，在各地流竄，撩下個兒子給順姐帶。順姐乾慣農活，交了公糧，還有餘裕，日子過得不錯。只是她舊病復發，子宮快要脫落，非醫治不可。這次她能回京固然靠了禮品，她兩個女兒也表現特好。雖然從沒下過鄉，居然下地去勞動。順姐把房子連同家具半送半賣給生產隊，把大小姐的兒子帶回北京送還他父親。村幹部出一紙證明，表揚順姐勞動積極，樂於助人等等。
順姐在鄉間重逢自己的哥哥。哥哥詫怪說：“我們都翻了身，你怎么倒翻下去了呢？”村幹部也承認當初把她錯劃了階級，因為她並非小老婆，只是個丫頭，當地人都知道的。這個地主家有一名轎夫、一名廚子還活著，都可作證。“文革”中，順姐的大女兒因出身不好，已退伍轉業。兒子由同一緣故，未得申請入黨。兒女們都要為媽媽要求糾正錯劃，然後才能把她的戶口遷回北京。
他們中間有“筆桿子”，寫了申請書請我過目。他們筆下的順姐，簡直就是電影裡的“白毛女”。順姐對此沒發表意見。我當然也沒有意見。他們為了糾正錯劃的階級，在北京原住處的居委和鄉村幹部兩方雙管齊下，送了不少“人事”。兒子女兒還特地回鄉一次。但事情老拖著。村幹部說：“沒有問題，只待外調，不過一時還沒有機會。”北京街道上那位大娘滿口答應，說只需到派出所一談就妥。我懷疑兩方都是受了禮物，空口敷衍。一年、兩年、三年過去，事情還是拖延著。街道上那位大娘給人揭發了受賄的劣跡；我也看到村里一個不知什麼職位的幹部寫信要這要那。順姐進醫院動了手術，病癒又在我家幹活。她白花了兩三年來攢下的錢，仍然是個沒戶口的“黑人”。每逢節日，街道查戶口，她只好聞風躲避。她嘆氣說：“人家過節快活，就我苦，像個沒處藏身的逃犯。”
那時候我們住一間辦公室，順姐住她兒子家，每天到我家幹活，早來晚歸。她一天早上跑來，面無人色，好像剛見了討命鬼似的。原來她在火車站附近看見了她家的大小姐。我安慰她說，不要緊，北京地方大，不會再碰見。可是大小姐晚上竟找到她弟弟家裡，揪住順姐和她吵鬧，怪她賣掉了鄉間的房子家具。她自己雖是“黑人”，卻毫無顧忌地向派出所去告順姐，要找她還帳。派出所就到順姐兒子家去找她。順姐是積威之下，見了大小姐的影子都害怕的。派出所又是她逃避都來不及的機關。可是逼到這個地步，她也直起腰板子來自衛了。鄉間的房子是她花錢造的，家具什物是她置備的，“老太婆”的遺產她分文未取，因為“剝削來的財物她不要”。順姐雖然鈍口笨舌，只為理直氣壯，說話有力。她多次到派出所去和大小姐對質，博得了派出所同志的了解和同情。順姐轉禍為福，“黑人”從此出了官，也就不再急於恢復戶籍了。反正她在我們家，足有糧食可吃。到“四人幫”下台，她不但立即恢復戶籍，她錯劃的階級，那時候也無所謂了。
我們搬入新居，她來同住，無憂無慮，大大發福起來，人人見了她就說她“又胖了”。我說：“順姐，你得減食，太胖了要多病的。”她說：“不行呢，我是餓怕了的，我得吃飽呢！”
順姐對我不再像以前那樣愛面子、遮遮掩掩。她告訴我，她隨母逃荒出來，曾在別人家當丫頭，可是她都不樂意，她最喜歡這個地主家，因為那裡有吃有玩，最自在快活。她和同夥的丫頭每逢過節，一同偷酒喝，既醉且飽，睡覺醒來還暈頭暈腦，一身酒氣，不免討打，可是她很樂。
原來她就是為貪圖這點“享受”，“自由戀愛”了。從此她喪失了小丫頭所享受的那點子快活自在，成了“麼麼”。她說自己“覺悟了”，確也是真情。
她沒享受到什麼，身體已壞得不能再承受任何享受。一次她連天不想吃東西。我急了。我說：“順姐，你好好想想，你要吃什麼？”
她認真想了一下，說：“我想吃個‘那交’（辣椒）呢。”
“生的？還是乾的？”
“北陽台上，泡菜罈子裡的。”
我去撈了一隻最長的紅辣椒，她全吃下，說舒服了。不過那是暫時的。不久她大病，我又一次把她送入醫院。這回是割掉了膽囊。病癒不到兩年，曲張的靜脈裂口，流了一地血。這時她家境已經很好，她就告老回家了。
現在她的兒女輩都工作順利，有的是廠長，有的是經理，還有兩個八級工。折磨她的那位大小姐，“右派”原是錯劃；她得到落實政策，飛往國外去了。順姐現在是自己的主人了，逢時過節，總做些我愛吃的菜餚來看望我。稱她“順姐”的，只我一人了。也許只我一人，知道她的“自由戀愛”；只我一人，領會她“我也覺悟了呢”的滋味。
一九九一年一月
“太太”（她很固執，定要把這個過時的尊稱強加於我），“你今晚去吃喜酒嗎？”
我說：“沒請我。”
“新娘子已經來了，你沒看見嗎？”
“沒看。”
“新郎五十，新娘子才十九！”
我說：“不，新郎四十九。”我還是埋頭工作。
順姐嘆息一聲，沒頭沒腦地說：“新娘子就和我一樣呢！”
我不禁停下筆，抬頭看著她發愣。人家是年輕漂亮、華衣美服的風流人物，順姐卻是個衣衫襤褸、四十來歲的粗胖女傭，怎么“一樣”呢？
順姐看出她已經引起我的興趣，先拖了幾下地，緩緩說：
“我現在也覺悟了呢！就是貪享受呢！”（順姐的鄉音：“呢”字用得特多。）
我認為順姐是最勤勞、最肯吃苦的人。重活兒、髒活兒她都乾，每天在三個人家幫傭，一人兼挑幾人的擔子。她享受什麼？
順姐曾告訴我，她家有個“姐姐”。不久我從她的話里發現：她和“姐姐”共有一個丈夫，丈夫已去世。“姐姐”想必是“大老婆”的美稱。隨後我又知道，她夫家是大地主——她家鄉最大的地主。據她告訴我，她是隨她媽媽逃荒要飯跑進那個城市的。我不免詫怪：“‘姐姐’思想解放，和順姐姐妹相稱了？”可是我後來漸漸明白了，所謂“姐姐”，只是順姐對我捏造的稱呼，她才不敢當面稱“姐姐”。
我說：“你怎么貪享受啊？”
她答非所問，只是繼續說她自己的話：
“我自己願意的呢！我們是自由戀愛呢！”
我忍不住要笑。我詫異說：“你們怎么自由戀愛呢？”我心想，一個地主少爺，一個逃荒要飯的，哪會有機會“自由戀愛”？
她低頭拖幾下地，停下說：
“是我自己願意的呢。我家裡人都反對呢。我哥哥、我媽媽都反對。我是早就有了人家的，可是我不願意——”
“你定過親？怎么樣的一個人？”
“就那么個人呢。我不願意，我是自由戀愛的。”
“你怎么自由戀愛呢？”我想不明白。
“嗯，我們是自由戀愛的。”她好像怕我不信，加勁肯定一句。
“你們又不在一個地方。”
“在一塊兒呢！”她立即回答。
我想了一想，明白了，她準是在地主家當丫頭的。我沒有再問，只覺得很可笑：既說“貪享受”，又說什麼“自由戀愛”。
我認識順姐，恰像小孩子玩“拼板”：把一幅圖板割裂出來的大小碎片湊拼成原先的圖西。零星的圖片包括她自己的傾訴，我歷次和她的問答，旁人的傳說和她偶然的吐露。我由這一天的談話，第一次拼湊出一小部分圖面。
她初來我家，是我們搬到乾麵胡同那年的冬天。寒風凜冽的清早，她拿著個隔宿的冷饅頭，頂著風邊走邊吃。這是她的早飯。午飯也是一個乾冷的饅頭，她邊走邊吃，到第二家去，專為這家病人洗屎褲子，因為這家女傭不肯幹這事。然後她又到第三家去乾一下午活兒，直到做完晚飯，洗過碗，才回自己家吃飯。我問她晚上吃什麼。她說“吃飯吃菜”。什麼菜呢？葷的素的都有，聽來很豐盛。
“等著你回家吃嗎？”
她含糊其辭。經我追問，她說回家很晚，家裡已經吃過晚飯了。
“給你留著菜嗎？”
她又含含糊糊。我料想留給她的，只是殘羹冷炙和剩飯了。
我看不過她冷風裡啃個乾饅頭當早飯。我家現成有多餘的粥、飯、菜餚和湯湯水水，我叫她烤熱了饅頭，吃煮熱的湯菜粥飯。中午就讓她吃了飯走。這是她和我交情的開始。她原先每星期的上午分別在幾家做，逐漸把每個上午都歸併到我家來。
她家人口不少。“姐姐”有個獨生女，最高學府畢業，右派分子，因不肯下鄉改造，脫離了崗位。這位大小姐新近離婚，有一個女兒一個兒子，都歸她撫養，離異的丈夫每月給贍養費。順姐自己有個兒子已高中畢業，在工廠工作；大女兒在文工團，小女兒在上學。
我問順姐：“你‘姐姐’早飯也吃個饅頭嗎？”
“不，她喝牛奶。”
“白牛奶。”
“加糖。”
“還吃什麼呢？”
“高級點心。”
那時候還在“三年困難”期間，這些東西都不易得。我又問別人吃什麼，順姐支吾其辭，可是早飯、午飯各啃一個冷饅頭的，顯然只順姐一人。
“你的錢都交給‘姐姐’？”
“我還債呢，我看病花了不少錢呢。”
我當時沒問她生什麼病，只說：“她們都不幹活兒嗎？”
她又含含糊糊，只說：“也乾。”
有一天，她忽從最貼身的內衣口袋裡掏出一個破爛的銀行存摺給我看，得意地說：
“我自己存的錢呢！”
我一看存摺是“零存零取”，結餘的錢不足三元。她使我想起故事裡的“小癲子”把私房錢藏在嘴裡，可惜存摺不能含在嘴裡。
我說：“你這存摺磨得字都看不清了，還是讓我給你藏著吧。”
她大為高興，把存摺交我保管。她說，她只管家裡的房租、水電、煤火，還有每天買菜的開銷；多餘的該是她的錢。她並不花錢買吃的，她只想攢點兒錢，夢想有朝一日攢得一筆錢，她就是自己的主人了。我因此為她加了工資，又把過節錢或大熱天的雙倍工資等，都讓她存上。她另開了一個“零存整取”的存單。
每逢過節，她照例要求給假一天。我說：“你就在我家過節不行嗎？”她又大為高興，就在我家過節，還叫自己的兩個女兒來向我拜節。她們倆長得都不錯，很斯文，有點拘謹，也帶點矜持。順姐常誇她大女兒刻苦練功，又笑她小女兒“虛榮呢”。我給順姐幾隻半舊的手提包，小女兒看中一隻有肩帶的，掛在身上當裝飾。我注意到順姐有一口整齊的好牙齒，兩頰兩笑渦，一對耳朵肥厚伏貼，不過鼻子太尖瘦，眼睛大昏濁，而且眼睛是橫的。人眼當然是橫生的，不知為什麼她的眼睛叫人覺得是橫的，我也說不明白。她的大女兒身材苗條，面貌秀麗；小女兒是嬌滴滴的，都有一口好牙齒。小女兒更像媽媽；眼神很清，卻也橫。
順姐常說我喝水太多，人都喝胖了。
我笑問：“你胖還是我胖？”
她說：“當然你胖啊！”
我的大棉襖罩衣，只能作她的緊身襯衣。我瞧她褲子單薄，給了她一條我嫌太大的厚毛褲，她卻伸不進腿去，只好拆了重結。我笑著拉了她並立在大鏡子前面，問她誰胖。她驚奇地望著鏡子裡的自己，好像從未見過這種發胖的女人。我自從見了她的女兒，才悟到她心目中的自己，還像十幾歲小姑娘時代那么苗條、那么嬌小呢。
我為她攢的錢漸漸積到一百元。順姐第一次見到我的三姐姐和七妹妹，第一句話都是“太太給我攢了一百塊錢呢！”說是我為她攢的也對，因為都是額外多給的。她名義上的工資照例全交給“姐姐”。她的存款逐漸增長，二百，三百，快到四百了，她家的大小姐突然光臨，很不客氣，岸然進來，問：
“我們的順姐在你家做吧？”
她相貌端莊，已是稍為發福的中年人了，雖然家常打扮，看得出她年輕時準比順姐的大女兒還美。我請她進來，問她有什麼事。
她傲然在沙發上一坐，問我：“她每月工錢多少？”
我說：“你問她自己嘛。”
“我問她了，她不肯說。”她口齒清楚斬截。
我說：“那么，我沒有義務向你報告，你也沒有權利來調查我呀。”
她很無禮地說：“唷！你們倒是相處得很好啊！”
我說：“她工作好，我很滿意”。
她瞪著我，我也瞪著她。她坐了一會兒，只好告辭。
這位大小姐，和順姐的大女兒長得比較相像。我因此猜想：她們的爸爸準是個文秀的少爺。順姐年輕時準也是個玲瓏的小丫頭。
據順姐先後流露，這位大小姐最利害，最會折磨人。順姐的“姐姐”曾給她兒子幾件新襯衫。大小姐想起這事，半夜三更立逼順姐開箱子找出來退還她。順姐常說，她幹活兒不怕累，只求晚上睡個好覺。可是她總不得睡。這位大小姐中午睡大覺，自己睡足了，晚上就折騰順姐，叫她不得安寧。順姐睡在她家堆放箱籠什物的小屋裡。大小姐隨時出出進進，開亮了電燈，翻箱倒櫃。據同住一院的鄰居傳出來，這位小姐經常半夜裡罰順姐下跪、打她耳光。我料想大小姐來我家凋查順姐工資的那天晚上，順姐準罰跪並吃了耳光。可是她沒有告訴我。
順姐常強調自己來北京之前，在家鄉勞動多年，已經脫掉地主的帽子。據她後來告訴我，全國解放時，她家大小姐在北京上大學，立即把她媽媽接到北京（她就是個逃亡地主婆）。她丈夫沒有被鎮壓，只是拘捕入獄，死在監牢里了。順姐頂缸做了地主婆。當時她的小女兒出生不久，她就下地勞動，得了子宮高度下垂症。這就是她治病花了不少錢的緣故。她雖然動了手術，並沒有除淨病根。順姐不懂生理學，只求乾脆割除病根，就可以輕輕鬆鬆幹活兒，她還得了靜脈曲張的病，當時也沒理會，以為只需把曲曲彎彎的筋全部抽掉就行。
我常夸順姐幹活勤快利索，可當勞模。她嘆氣說，她和一個寡婦親戚都可以當上勞模，只要她們肯改嫁。她們倆都不肯。想娶順姐的恰巧是管她勞動的幹部，因為她拒絕，故意刁難她，分配她乾最重的活兒，她總算都頂過來了。我問她當時多少年紀。她才三十歲。
她稱丈夫為“他”，有時怕我不明白，稱“他們爹”或“老頭子”。她也許為“他”開脫地主之罪，也許為了賣弄“他”的學問，幾次對我說，“他開學校，他是校長呢！”又說，她的“公公”對待下人頂厚道，就只“老太婆”利害。（順姐和我逐漸熟了，有時不稱“姐姐”，乾脆稱“老太婆”或“老婆子”。）這位太太是名門之女，有個親妹妹在英國留學，一直沒有回國。
有一天，順姐忽來向我報喜，她的大女兒轉正了，穿上軍裝了，也升了級，加了工資。我向她賀喜，她卻氣得淌眼抹淚。
“一家人都早已知道了，只瞞我一個呢！”
她的子女，一出世就由大太太抱去撫養：孩子只認大太太為“媽媽”，順姐稱為“麼麼”（讀如“夭”），連姨娘都不是。他們心上怎會有什麼“麼麼”啊！
不久後，她告訴我，她家大小姐倒運了，那離了婚的丈夫犯下錯誤，降了級，工資減少了，判定的贍養費也相應打了折扣。大小姐沒好氣，順姐難免多受折磨。有一天，她滿面憂慮，又對我說起還債，還給我看一份法院的判決書和一份原告的狀子。原來她家大小姐向法院告了一狀，說自己現在經濟困難，她的弟弟妹妹都由她撫育成人，如今二人都已工作，該每月各出一半工資，償還她撫養的費用。這位小姐筆頭很健，狀子寫得頭頭是道。還說自己政治上處於不利地位，如何處處受壓。法院判令弟妹每月各將工資之半，津貼姐姐的生活。我仔細看了法院的判決和原告的狀子，真想不到會有這等奇事。我問順姐：
“你的孩子是她撫養的嗎？”
順姐說，大小姐當大學生時期，每年要花家裡多少多少錢；畢業後以至結婚後，月月要家裡貼多少多少錢，她哪裡撫養過弟弟妹妹呢！她家的錢，她弟弟妹妹就沒份嗎？至於順姐欠的債，確是欠了。她頂缸當地主婆，勞累過度，得了一身病；等到脫掉地主的帽子，她已經病得很厲害，當時丈夫已經去世，她帶了小女兒，投奔太太和大小姐。她們把她送進醫院，動了一個不小的手術，花了不少錢——這就是她欠的債，天天在償還。
順姐敘事交代不清，代名詞所指不明，事情發生的先後也沒個次序，得耐心聽，還得費很多時間。經我提綱摯領地盤問，知道她在地主家當丫頭時，十四歲就懷孕了。地主家承認她懷的是他們家的子息，拿出三十元給順姐的男家退婚，又出三十元給順姐的媽，把她買下來。順姐是個“沒工錢、白吃飯的”。她為主人家生兒育女，貼身伺候主人主婦，也下地勞動。主人家從沒給過工資，也沒有節賞，也沒有月例錢，只為她做過一身綈料的衣褲。（這大約是生了兒子以後吧？）她吃飯不和主人同桌，只站在桌旁伺候，添湯添飯，熱天還打扇。她是個三十元賣掉終身的女奴。我算算她歷年該得的最低工資，治病的費用即使還大幾倍，還債還綽有餘裕。她一天幫三家，賺的錢（除了我為她存的私房）全供家用開銷。撫育她兒女的，不是她，倒是她家的大小姐嗎？
看來，大小姐準料定順姐有私蓄，要逼她吐出來；叫她眼看兒女還債，少不得多拿出些錢來補貼兒女。順姐愁的是，二經法院判決，有案可稽，她的子女也就像她一樣，老得還債了。
我問順姐，“你說的事都有憑有據嗎？”
她說：“都有呢。”大小姐到手的一注注款子，何年何月，什麼名目，她歷歷如數家珍。
我說：“順姐，我給你寫個狀子，向中級人民法院抗訴，怎么樣？我也能寫狀子。”
她快活得像翻譯文章里常說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按她的意思替她抗訴。我擺出大量事實，都證據確鑿，一目了然。擺出了這些事實，道理不講自明。中級法院駁回大小姐的原訴，判定順姐的子女沒有義務還債；但如果出於友愛，不妨酌量對他們的姐姐給些幫助。
我看了中級法院的判決，十分愜意，覺得吐了一口氣。可是順姐並不喜形於色。我後來猜想：順姐為這事，一定給大小姐罰跪，吃了狠狠的一頓嘴巴子呢。而且她的子女並不感謝她。他們自願每月貼大姐一半工資。
我設身處地，也能體會那位大小姐的恚恨，也能替她暗暗咒罵順姐：“我們好好一個家！偏有你這個死不要臉的賤丫頭，眼睛橫呀橫的，扁著身於擠進我們家來。你算掙氣，會生兒子！我媽媽在封建壓力下，把你的子女當親生的一般撫養，你還不心足？財產原該是我的，現在反正大家都沒有了，你倒把陳年宿帳記得清楚？”
不記得哪個節日，順姐的兒女到我家來了。我指著順姐問他們：“她是你們的生身媽媽，你們知道不知道？”
他們愕然。他們說不知道。能不知道嗎？我不能理解。但他們不知道，順姐當然不敢自己說啊。
順姐以後曾說，要不是我當面說明，她的子女不會認她做媽。可思順姐仍然是個“麼麼”。直到文化大革命，順姐一家（除了她的一子二女）全給趕回家鄉，順姐的“姐姐”去世，順姐九死一生又回北京，她的子女才改口稱“媽媽”。不過這是後話了。
順姐日夜勞累，又不得睡覺，腿上屈曲的靜脈脹得疼痛，不能站立。我叫她上協和醫院理療，果然有效。順姐覺得我花了冤錢，重活兒又不是我家給她乾的。所以我越叫她休息，她越要賣命。結果，原來需要的一兩個療程延伸到兩三個療程才見效。我說理療當和休息結合，她怎么也聽不進。
接下就來了“文化大革命”。院子裡一個“極左大娘”叫順姐寫我的大字報。順姐說：寫別的太太，都可以，就這個太太她不能寫。她舉出種種原因，“極左大娘”也無可奈何。我陪斗給剃了半個光頭（所謂陰陽頭），“極左大娘”高興得對我們鄰居的阿姨說：“你們對門的美人子，成了禿瓢兒了！公母倆一對禿瓢兒！”那位阿姨和我也有交情，就回答說：“這個年頭兒，誰都不知道自己怎樣呢！”順姐把這話傳給我聽，安慰我說：“到這時候，你就知道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了。不過，還是好人多呢。”我常記著她這句話。
紅衛兵開始只剪短了我的頭髮。順姐為我修齊頭髮，用爽身粉撣去頭髮楂子，一面在我後頸和肩背上輕輕摩挲，摩挲著自言自語：
“‘他’用的就是這種爽身粉呢。藍腰牌，就是這個牌子呢。”
大約她聞到了這種爽身粉的香，不由得想起死去的丈夫，忘了自己摩挲的是我的皮肉了。我當時雖然沒有心情喜笑，卻不禁暗暗好笑，又不忍笑她。從前聽她自稱“我們是自由戀愛”，覺得滑稽，這時我只有憐憫和同情了。
紅衛兵要到她家去“造反”，同院住戶都教她控訴她家的大小姐。順姐事先對我說：“趕下鄉去勞動我不怕，我倒是喜歡在地里勞動。我就怕和大小姐在一塊兒。”那位大小姐口才很好，紅衛兵去造反，她出來侃侃而談，把順姐一把拖下水。結果，大小姐和她的子女、她的媽媽，連同順姐，一齊給趕回家鄉。順姐沒有控訴大小姐，也沒為自己辯白一句。
“文革”初期，我自忖難免成為牛鬼蛇神，乘早把順姐的銀行存單交還她自己保管。她已有七百多元存款。我教她藏在身邊，別給家人知道，存單的帳號我已替她記下，存單丟失也不怕，不過她至少得告知自己的兒子（她兒子忠厚可靠，和順姐長得最像）。我下幹校前曾偷偷到她家去探看，同院的人說“全家都給轟走了”。我和順姐失去了聯繫。
有一天，我在街上走，忽有個女孩子從我後面竄出來，叫一聲“錢姨媽”。我回臉一看，原來是順姐的小女兒，她畢業後沒升學，分配在工廠工作。據說，他們兄妹三況都在工作的單位寄宿。我問起她家的人，說是在鄉下。她沒給我留個地址就走了。
我從幹校回京，順姐的兩個女兒忽來看我，流淚說：她們的媽病得要死了，“那個媽媽”已經去世，大姐跑得不知去向了。那時，他們兄妹三個都已結婚。我建議她們姐妹下鄉去看看（因為她們比哥哥容易請假），如有可能，把她們的媽接回北京治病。她們回去和自己的丈夫、哥嫂等商量，三家湊了錢（我也搭一份），由她們姐妹買了許多贈送鄉村幹部的禮品，回鄉探母。不久，她們竟把順姐接了出來。順姐頭髮全都灰白了，兩目無光，橫都不橫了，路也不能走，由子女用腳踏車推著到我家。她當著兒女們沒多說話。我到她住處去看她，當時家裡沒別人，經我盤問，才知道她在鄉間的詳細情況。
大小姐一到鄉間，就告訴村幹部順姐有很多錢。順姐只好拿出錢來，蓋了一所房子，置買了家具和生活必需品，又分得一塊地，順姐下地勞動，養活家裡人。沒多久，“姐姐”投水自盡了，大小姐逃跑幾次，抓回來又溜走，最後她帶著女兒跑了，在各地流竄，撩下個兒子給順姐帶。順姐乾慣農活，交了公糧，還有餘裕，日子過得不錯。只是她舊病復發，子宮快要脫落，非醫治不可。這次她能回京固然靠了禮品，她兩個女兒也表現特好。雖然從沒下過鄉，居然下地去勞動。順姐把房子連同家具半送半賣給生產隊，把大小姐的兒子帶回北京送還他父親。村幹部出一紙證明，表揚順姐勞動積極，樂於助人等等。
順姐在鄉間重逢自己的哥哥。哥哥詫怪說：“我們都翻了身，你怎么倒翻下去了呢？”村幹部也承認當初把她錯劃了階級，因為她並非小老婆，只是個丫頭，當地人都知道的。這個地主家有一名轎夫、一名廚子還活著，都可作證。“文革”中，順姐的大女兒因出身不好，已退伍轉業。兒子由同一緣故，未得申請入黨。兒女們都要為媽媽要求糾正錯劃，然後才能把她的戶口遷回北京。
他們中間有“筆桿子”，寫了申請書請我過目。他們筆下的順姐，簡直就是電影裡的“白毛女”。順姐對此沒發表意見。我當然也沒有意見。他們為了糾正錯劃的階級，在北京原住處的居委和鄉村幹部兩方雙管齊下，送了不少“人事”。兒子女兒還特地回鄉一次。但事情老拖著。村幹部說：“沒有問題，只待外調，不過一時還沒有機會。”北京街道上那位大娘滿口答應，說只需到派出所一談就妥。我懷疑兩方都是受了禮物，空口敷衍。一年、兩年、三年過去，事情還是拖延著。街道上那位大娘給人揭發了受賄的劣跡；我也看到村里一個不知什麼職位的幹部寫信要這要那。順姐進醫院動了手術，病癒又在我家幹活。她白花了兩三年來攢下的錢，仍然是個沒戶口的“黑人”。每逢節日，街道查戶口，她只好聞風躲避。她嘆氣說：“人家過節快活，就我苦，像個沒處藏身的逃犯。”
那時候我們住一間辦公室，順姐住她兒子家，每天到我家幹活，早來晚歸。她一天早上跑來，面無人色，好像剛見了討命鬼似的。原來她在火車站附近看見了她家的大小姐。我安慰她說，不要緊，北京地方大，不會再碰見。可是大小姐晚上竟找到她弟弟家裡，揪住順姐和她吵鬧，怪她賣掉了鄉間的房子家具。她自己雖是“黑人”，卻毫無顧忌地向派出所去告順姐，要找她還帳。派出所就到順姐兒子家去找她。順姐是積威之下，見了大小姐的影子都害怕的。派出所又是她逃避都來不及的機關。可是逼到這個地步，她也直起腰板子來自衛了。鄉間的房子是她花錢造的，家具什物是她置備的，“老太婆”的遺產她分文未取，因為“剝削來的財物她不要”。順姐雖然鈍口笨舌，只為理直氣壯，說話有力。她多次到派出所去和大小姐對質，博得了派出所同志的了解和同情。順姐轉禍為福，“黑人”從此出了官，也就不再急於恢復戶籍了。反正她在我們家，足有糧食可吃。到“四人幫”下台，她不但立即恢復戶籍，她錯劃的階級，那時候也無所謂了。
我們搬入新居，她來同住，無憂無慮，大大發福起來，人人見了她就說她“又胖了”。我說：“順姐，你得減食，太胖了要多病的。”她說：“不行呢，我是餓怕了的，我得吃飽呢！”
順姐對我不再像以前那樣愛面子、遮遮掩掩。她告訴我，她隨母逃荒出來，曾在別人家當丫頭，可是她都不樂意，她最喜歡這個地主家，因為那裡有吃有玩，最自在快活。她和同夥的丫頭每逢過節，一同偷酒喝，既醉且飽，睡覺醒來還暈頭暈腦，一身酒氣，不免討打，可是她很樂。
原來她就是為貪圖這點“享受”，“自由戀愛”了。從此她喪失了小丫頭所享受的那點子快活自在，成了“麼麼”。她說自己“覺悟了”，確也是真情。
她沒享受到什麼，身體已壞得不能再承受任何享受。一次她連天不想吃東西。我急了。我說：“順姐，你好好想想，你要吃什麼？”
她認真想了一下，說：“我想吃個‘那交’（辣椒）呢。”
“生的？還是乾的？”
“北陽台上，泡菜罈子裡的。”
我去撈了一隻最長的紅辣椒，她全吃下，說舒服了。不過那是暫時的。不久她大病，我又一次把她送入醫院。這回是割掉了膽囊。病癒不到兩年，曲張的靜脈裂口，流了一地血。這時她家境已經很好，她就告老回家了。
現在她的兒女輩都工作順利，有的是廠長，有的是經理，還有兩個八級工。折磨她的那位大小姐，“右派”原是錯劃；她得到落實政策，飛往國外去了。順姐現在是自己的主人了，逢時過節，總做些我愛吃的菜餚來看望我。稱她“順姐”的，只我一人了。也許只我一人，知道她的“自由戀愛”；只我一人，領會她“我也覺悟了呢”的滋味。
一九九一年一月
作者簡介
楊絳（1911—2016年），錢鐘書夫人，本名楊季康，中國現代文學家、翻譯家、戲劇家。祖籍為江蘇無錫，出生於北京，1932年畢業於蘇州東吳大學，成為清華大學研究院外國語文研究生。1949年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1953年，任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主要文學作品有《洗澡》、《幹校六記》，2003年出版回憶一家三口數十年風雨生活的《我們仨》，96歲成書《走到人生邊上》，劇本《弄假成真》，《稱心如意》、《風絮》等，翻譯了《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西班牙著名流浪漢小說《小癩子》、法國勒薩日的長篇小說《吉爾·布拉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