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時期的另一個現象同樣值得我們關注，那就是5月份非典流言突然大規模擴散，流言的傳播範圍與傳播速度都超出了我們的想像。雖然由於政府與媒體很快採取了有力的措施，使流言迅速被遏止，但是對這一現象從傳播學的視角來進行反思，無疑會給我們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非典流言
- 所屬類目：謠言
- 事件時間：2003年5月
- 事件地點：中國
流言的溫床,流言兇猛,應對與反思,
流言的溫床
農村的客群群體與信息讀解方式
對於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今天已經能夠給出一個清晰的線索。2003年5月初，正當中國政府和全國人民奮力與非典抗爭之際，一股流言在湘鄂兩省秘密流傳，其中湖北潛江仙桃一帶與湖南寧鄉望城一帶的流言版本比較一致，說是當地“一嬰兒一出生即會說話”，或是“一個多年的啞巴開口說話”，而說話的內容都是告訴大家如何對付非典，方法也很簡單，放鞭炮、掛艾葉、喝綠豆湯就可以有效地防治非典。這股流言很快向其他周邊省份擴散，中間又出現了多個不同的版本。據不完全統計，流言在短短的幾天內至少擴散到了14個省份。所幸的是，中央與各地政府立即採取了有效措施，於是流言迅速退潮，
如果我們仔細梳理，不難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這次流言的發源地及其擴散的主要地區都是相對不發達的農村地區，諸如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流言並不沒什麼市場，就是在兩湖地區，武漢、長沙這樣的大城市所受影響也較少，流言泛濫地主要是一些縣一級的農村地區。為什麼流言總是與農村地區聯繫在一起，為什麼農村地區會成為流言的溫床呢？
我們知道，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流言仍然是一種信息，只不過是一種虛假的或錯誤的信息，那么這種信息得以流傳，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客群群體。農村之所以成為流言的溫床，正是因為那兒提供了能夠接受流言並擴散流言的客群。中國由於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城鄉差別，在農村地區不僅收入低，醫療條件差，而且教育發展程度較低，信息相對閉塞，這種狀況影響了其客群對信息的接受。因而面對來勢洶洶的非典，恐懼加無奈的心態更加促使他們願意相信這種簡單的對付非典的辦法。存在決定意識，這種唯物的態度是我們分析問題的基礎。總之，非典流言這次在農村與城市不同的表現其根源在於二者所提供的不同的客群群體及相應而來的信息讀解方式；如果更深地透視，又與客群群體的物質生活條件密切相關。事實上，如果我們回溯歷史，不難發現歷史上多次大規模流言泛濫同樣出現在農村地區，這決不是巧合。
流言兇猛
適度恐懼與傳播效果
流言能夠在短短的幾天內如水銀瀉地般地擴散到十多個省份，這不能不讓人感到震驚。如果拋開流言所會帶來的負面影響不談，那么這種傳播所產生的效果讓人不能輕視。如果我們無法把它界定為一種偶然，我們就必須透視在這種傳播現象背後所隱含的傳播機理。
讓我們首先來構想一下，在非典已經基本上得到有效控制的今天，這樣一個流言如果產生，就算是在農村地區，它會被如此迅猛地傳播嗎？我想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因此，當時特定的傳播環境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
傳播學家們很久以前就對恐懼與傳播效果之間的關係進行過科學的實驗，他們所關注的是客群在接受能夠帶來恐懼的信息後有沒有態度改變，如果有的話，則傳播產生了效果。在經過大量的實驗後，傳播學家們總結出一個模式，認為訴諸恐懼與態度改變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倒“U”形狀的曲線，也就是說，信息中較高或較低程度的恐懼都會導致少量的態度改變，而中等程度的恐懼將會導致最大的態度改變，換句話說，帶有中等程度恐懼的信息傳播效果最好。
根據這一原理，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非典流言在5月初得以漫延，因為它在本質上吻合了傳播學中所謂適度恐懼所具有的最大傳播效果論。我們可以想像，如果非典不是致命的，而是象感冒一樣的小疾病，那么會有人對這種流言當真嗎？同樣，如果我們確定非典真是無藥可治，那么人們在絕望的心態下，也不會過多關注這種流言。恰恰相反，流言一方面承認非典的致命性，但另一方面，它又提出了一種簡便易行的解決途徑，於是這種恐懼只是適度的，因此它流傳的速度最為迅猛。從心理學角度來看，人們也更樂於接受一些有利於自身的信息，更何況在農村地區，人們科學常識的匱乏也決定了他們更容易接受簡單化了的擺脫恐懼的方法。這種透視，讓我們看到在非典流言擴散這種非理性的表象下的理性傳播法則。
應對與反思
人際傳播、大眾傳播與發展傳播學
本次非典流言由於各級政府應對得法，很快便被扼制。如果我們從傳播渠道來看，則可以發現流言的傳播渠道與政府的控制渠道並不相同。
流言傳播的主要途徑是人際傳播，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口口相傳。這雖然與歷史上多次大型的流言擴散並沒有太大的差異，但我們也必須看到，今天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傳統的人際傳播正在被改變，這表現為人們經常藉助家庭電話或手機來進行人與人之間的溝通，這也是西方學者經常提到的機器輔助人際傳播。根據有關方面的統計，在非典流言傳播最猛的那天，電話流量明顯增大。比如，在湖南的衡陽縣，有關人士就發現，在6日凌晨，電話流量出現異動，遠遠超出平常。這種通過現代通訊工具來傳播流言的做法，還導致了另外一個後果，那就是今天的流言在傳播過程中變異的程度較少，不象古代那樣，幾經周轉後已面目全非。因此，本次流言的基本版本事實上也就那么幾種。
如果說流言的傳播主要表現為人際傳播，那么政府的控制渠道則主要是大眾媒介。由於在我國，各種大眾媒介都為國有，因而其體制特徵已經決定了關於非典的流言是無法堂而皇之的進入報紙或電視這樣的大眾媒介，它們只能通過人際的渠道秘密傳播。而政府的應對策略正好相反，我們發現各級政府都充分運用了大眾媒介的影響力，相關領導全部在電視上發表講話，澄清事實，以消除流言的負面影響。許多報紙也就這一問題讓各種專家發表意見，組織民眾進行討論。雖然農村地區由於文化教育程度的限制，報紙較難發揮作用，但地方電視台的權威性與影響力卻有效地遏制了流言的傳播。從這一事件我們不難看出現代社會中大眾媒介確實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社會建制，而大眾媒介的輿論領導權對於民眾利益及國家安全至關重要。
這次事件也再次讓我們思考傳播與發展的關係。雖然政府與媒體這一次在對付流言方面取得了顯著的勝利，但如果我們的農村地區不能得到發展，文化教育程度繼續低下，那么我們就無法消除下一次流言擴散的隱患。傳播學大師施拉姆早就指出，傳播可以在開發中國家發揮多重作用，這正是發展傳播學的研究重點。有學者就曾把發展傳播學定義為“運用現代的和傳統的傳播技術，以促進和加強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變革的過程”。我國學者也曾就傳播與人的現代化這一主題進行過專門調研。這次非典流言的傳播再次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如果要想從根本上杜絕流言，那么就必須提高農村地區民眾的物質生活水平與文化教育程度，就必須使農村地區有一個較大的發展。而要想做到這一切，我們反過來又要充分利用大眾媒介的影響力，開啟民智，提供豐富及時的信息，通過傳播來促進現代化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發展傳播學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