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此文是為反對當時黨記憶體在著的兩種傾向而寫的。當時黨內的第一種傾向，以陳獨秀為代表，只注意同國民黨合作，忘記了農民，這是右傾機會主義。第二種傾向，以張國燾為代表，只注意工人運動，同樣忘記了農民，這是“左”傾機會主義。這兩種機會主義都感覺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處去尋找力量，到何處去取得廣大的同盟軍。毛澤東指出中國無產階級的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是農民，這樣就解決了中國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軍問題。毛澤東並且預見到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動搖的階級，他們在革命高漲時將要分化，其右翼將要跑到帝國主義方面去。1927年所發生的事變，證明了這一點。有學者考證，該文經過大量刪節，所刪的就是對知識分子階層的分析。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 外文名：An Analysis of the Social Classes in China
- 作者：毛澤東
- 創作時間：1925年12月
- 創作背景：為反對當時黨記憶體在著的兩種傾向而寫
- 名句：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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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革命黨是民眾的嚮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我們要分辨真正的敵友，不可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在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其生存和發展，是附屬於帝國主義的。這些階級代表中國最落後的和最反動的生產關係，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他們和中國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別是大地主階級和大買辦階級，他們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是極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國家主義派⑴和國民黨右派。
中產階級。這個階級代表中國城鄉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中產階級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他們對於中國革命具有矛盾的態度：他們在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覺痛苦時，需要革命，贊成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運動；但是當著革命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勇猛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對於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感覺到威脅時，他們又懷疑革命。其政治主張為實現民族資產階級一階級統治的國家。有一個自稱為戴季陶⑵“真實信徒”的，在北京《晨報》⑶上發表議論說：“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共產黨。”這兩句話，畫出了這個階級的矛盾惶遽狀態。他們反對以階級鬥爭學說解釋國民黨的民生主義，他們反對國民黨聯俄和容納共產黨⑷及左派分子。但是這個階級的企圖——實現民族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為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兩大勢力作最後鬥爭的局面。這兩大勢力豎起了兩面大旗：一面是紅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國際⑸高舉著，號召全世界一切被壓迫階級集合於其旗幟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國際聯盟⑹高舉著，號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於其旗幟之下。那些中間階級，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沒有他們“獨立”的餘地。所以，中國的中產階級，以其本階級為主體的“獨立”革命思想，僅僅是一個幻想。
登《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中國青年》
登《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中國青年》小資產階級。如自耕農⑺，手工業主，小知識階層——學生界、中國小教員、小員司、小事務員、小律師，小商人等都屬於這一類。這一個階級，在人數上，在階級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自耕農和手工業主所經營的，都是小生產的經濟。這個小資產階級內的各階層雖然同處在小資產階級經濟地位，但有三個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錢剩米的，即用其體力或腦力勞動所得，除自給外，每年有餘剩。這種人發財觀念極重，對趙公元帥禮拜最勤，雖不妄想發大財，卻總想爬上中產階級地位。他們看見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財東，往往垂著一尺長的涎水。這種人膽子小，他們怕官，也有點怕革命。因為他們的經濟地位和中產階級頗接近，故對於中產階級的宣傳頗相信，對於革命取懷疑的態度。這一部分人在小資產階級中占少數，是小資產階級的右翼。第二部分是在經濟上大體上可以自給的。這一部分人比較第一部分人大不相同，他們也想發財，但是趙公元帥⑻總不讓他們發財，而且因為帝國主義、軍閥、封建地主、買辦大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他們感覺世界已經不是從前的世界。他們覺得如果只使用和從前相等的勞動，就會不能維持生活。必須增加勞動時間，每天起早散晚，對於職業加倍注意，方能維持生活。他們有點罵人了，罵洋人叫“洋鬼子”，罵軍閥叫“搶錢司令”，罵土豪劣紳叫“為富不仁”。對於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運動，僅懷疑其未必成功(理由是：洋人和軍閥的來頭那么大)，不肯貿然參加，取了中立的態度，但是絕不反對革命。這一部分人數甚多，大概占小資產階級的一半。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謂殷實人家，漸漸變得僅僅可以保住，漸漸變得生活下降了。他們每逢年終結賬一次，就吃驚一次，說：“咳，又虧了！”這種人因為他們過去過著好日子，後來逐年下降，負債漸多，漸次過著淒涼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慄”。這種人在精神上感覺的痛苦很大，因為他們有一個相反的比較。這種人在革命運動中頗要緊，是一個數量不小的民眾，是小資產階級的左翼。以上所說小資產階級的三部分，對於革命的態度，在平時各不相同；但到戰時，即到革命潮流高漲、可以看得見勝利的曙光時，不但小資產階級的左派參加革命，中派亦可參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挾，也只得附和著革命。我們從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⑼和各地農民運動的經驗看來，這個斷定是不錯的。
半無產階級。此處所謂半無產階級，包含：(一)絕大部分半自耕農⑽，(二)貧農，(三)小手工業者，(四)店員⑾，(五)小販等五種。絕大部分半自耕農和貧農是農村中一個數量極大的民眾。所謂農民問題，主要就是他們的問題。半自耕農、貧農和小手工業者所經營的，都是更細小的小生產的經濟。絕大部分半自耕農和貧農雖同屬半無產階級，但其經濟狀況仍有上、中、下三個細別。半自耕農，其生活苦於自耕農，因其食糧每年大約有一半不夠，須租別人田地，或者出賣一部分勞動力，或經營小商，以資彌補。春夏之間，青黃不接，高利向別人借債，重價向別人糴糧，較之自耕農的無求於人，自然景遇要苦，但是優於貧農。因為貧農無土地，每年耕種只得收穫之一半或不足一半；半自耕農則租於別人的部分雖只收穫一半或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卻可全得。故半自耕農的革命性優於自耕農而不及貧農。貧農是農村中的佃農，受地主的剝削。其經濟地位又分兩部分。一部分貧農有比較充足的農具和相當數量的資金。此種農民，每年勞動結果，自己可得一半。不足部分，可以種雜糧、撈魚蝦、飼雞豕，或出賣一部分勞動力，勉強維持生活，於艱難竭蹶之中，存聊以卒歲之想。故其生活苦於半自耕農，然較另一部分貧農為優。其革命性，則優於半自耕農而不及另一部分貧農。所謂另一部分貧農，則既無充足的農具，又無資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無幾，更需要出賣一部分勞動力。荒時暴月，向親友乞哀告憐，借得幾斗幾升，敷衍三日五日，債務叢集，如牛負重。他們是農民中極艱苦者，極易接受革命的宣傳。小手工業者所以稱為半無產階級，是因為他們雖然自有簡單的生產手段，且系一種自由職業，但他們也常常被迫出賣一部分勞動力，其經濟地位略與農村中的貧農相當。因其家庭負擔之重，工資和生活費用之不相稱，時有貧困的壓迫和失業的恐慌，和貧農亦大致相同。店員是商店的雇員，以微薄的薪資，供家庭的費用，物價年年增長，薪給往往須數年一增，偶與此輩傾談，便見叫苦不迭。其地位和貧農及小手工業者不相上下，對於革命宣傳極易接受。小販不論肩挑叫賣，或街畔攤售，總之本小利微，吃著不夠。其地位和貧農不相上下，其需要一個變更現狀的革命，也和貧農相同。
無產階級。現代工業無產階級約二百萬人。中國因經濟落後，故現代工業無產階級人數不多。二百萬左右的產業工人中，主要為鐵路、礦山、海運、紡織、造船五種產業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個數量是在外資產業的奴役下。工業無產階級人數雖不多，卻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做了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我們看罷工運動，如海員罷工⑿、鐵路罷工⒀、開灤和焦作煤礦罷工⒁、沙面罷工⒂以及“五卅”後上海香港兩處的大罷工⒃所表現的力量，就可知工業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所處地位的重要。他們所以能如此，第一個原因是集中。無論哪種人都不如他們的集中。第二個原因是經濟地位低下。他們失了生產手段，剩下兩手，絕了發財的望，又受著帝國主義、軍閥、資產階級的極殘酷的待遇，所以他們特別能戰鬥。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碼頭搬運夫和人力車夫占多數，糞夫清道夫等亦屬於這一類。他們除雙手外，別無長物，其經濟地位和產業工人相似，惟不及產業工人的集中和在生產上的重要。中國尚少新式的資本主義的農業。所謂農村無產階級，是指長工、月工、零工等僱農而言。此等僱農不僅無土地，無農具，又無絲毫資金，只得營工度日。其勞動時間之長，工資之少，待遇之薄，職業之不安定，超過其他工人。此種人在鄉村中是最感困難者，在農民運動中和貧農處於同一緊要的地位。
此外，還有數量不小的遊民無產者，為失了土地的農民和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他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組織，如閩粵的“三合會”，湘鄂黔蜀的“哥老會”，皖豫魯等省的“大刀會”，直隸及東三省的“在理會”，上海等處的“青幫”⒄，都曾經是他們的政治和經濟鬥爭的互助團體。處置這一批人，是中國的困難的問題之一。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
綜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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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戴季陶(一八九一——一九四九)，又名傳賢，原籍浙江湖州，生於四川廣漢。早年參加中國同盟會，從事過反對清政府和袁世凱的活動。後曾和蔣介石在上海共同經營交易所的投機事業。一九二五年隨著孫中山的逝世和革命高潮的到來，他歪曲孫中山學說的革命內容，散布反對國共合作、反對工農革命運動的謬論，為後來蔣介石的反共活動作了準備。一九二七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歷任國民政府委員、考試院院長等職。一九四九年二月，蔣介石的統治即將崩潰，戴季陶感到絕望而自殺。
〔3〕北京《晨報》，初名《晨鐘報》，一九一六年八月創刊於北京，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改名為《晨報》，一九二八年六月停刊。
〔4〕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間，孫中山在共產黨人的幫助下，決定改組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容納共產黨人參加國民黨，並於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廣州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伯渠、瞿秋白等共產黨人參加了這次大會。他們曾經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或候補委員，擔任過國民黨的許多領導工作，對於幫助國民黨走上革命的道路，起了重大的作用。
〔5〕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寧領導下成立。一九二二年中國共產黨參加共產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通過決定，提議解散共產國際，同年六月共產國際正式宣布解散。
〔6〕國際聯盟簡稱國聯，一九二○年一月正式成立。先後參加的有六十多個國家。國際聯盟標榜以“促進國際合作，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為目的，實際上日益成為帝國主義國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無形瓦解，一九四六年四月正式宣布解散。
〔7〕這裡是指中農。
〔9〕指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爆發的反帝愛國運動。一九二五年五月間，上海、青島的日本紗廠先後發生工人罷工的鬥爭，遭到日本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鎮壓。上海內外棉第七廠日本資本家在五月十五日槍殺了工人顧正紅，並傷工人十餘人。二十九日青島工人被反動政府屠殺八人。五月三十日，上海二千餘學生分頭在公共租界各馬路進行宣傳講演，一百餘名遭巡捕(租界內的警察)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閘巡捕房內，引起了學生和市民的極大憤慨，有近萬人聚集在巡捕房門口，要求釋放被捕學生。英帝國主義的巡捕向民眾開槍，打死打傷許多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六月，英日等帝國主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繼續進行屠殺。這些屠殺事件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公憤。廣大的工人、學生和部分工商業者，在許多城市和縣鎮舉行遊行示威和罷工、罷課、罷市，形成了全國規模的反帝愛國運動高潮。
〔10〕這裡是指自己有一部分土地，同時租種一部分土地，或出賣一部分勞動力，或兼營小商的貧農。
〔11〕店員有不同的階層，他們一般不占有生產資料，生活來源的全部或者主要部分是依靠向店主出賣勞動力所取得的工資。毛澤東在這裡所指的是店員中的一部分，還有一部分下層店員過著無產階級的生活。
〔12〕指一九二二年香港和上海的海員罷工。香港海員罷工爆發於一月十二日，堅持了八個星期。最後，香港英帝國主義當局被迫答應增加工資，恢復原工會，釋放被捕工人，撫恤在罷工中死難烈士的家屬。上海海員罷工於八月五日開始，堅持了三個星期，也得到勝利。
〔13〕指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主要鐵路線的工人罷工。在罷工過程中，工人民眾的覺悟迅速提高，要求改善生活的經濟鬥爭迅速發展為反對軍閥的政治鬥爭。一九二三年二月四日，京漢鐵路工人為爭取組織總工會的自由，舉行總罷工。其他許多鐵路的工人也紛紛回響。二月七日，英帝國主義支持的北洋軍閥吳佩孚、蕭耀南等，殘酷地屠殺京漢鐵路的工人，造成了二七慘案。
〔14〕開灤煤礦是直隸省(今河北省)開平、灤縣一帶煤礦的總稱，當時為英帝國主義者所控制。開灤罷工指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一月間礦工三萬餘人舉行的大罷工。英帝國主義者和北洋軍閥對這次罷工進行殘酷的鎮壓，工人死傷很多，但是仍然堅持鬥爭。最後，英帝國主義者不得不答應給工人增加一部分工資。焦作煤礦，在河南省北部，當時也為英帝國主義者所控制。焦作罷工指一九二五年七月爆發的罷工。這次罷工是為回響五卅運動而發動的，前後堅持七個多月。最後，英帝國主義者不得不承認工會有代表工人的權利，並且被迫接受增加工資、不無故開除工人和補償工人因罷工所受的損失等項條件。
〔15〕沙面當時是英法帝國主義在廣州的租界。一九二四年七月，統治沙面的帝國主義者頒布新警律，規定沙面的中國人出入租界必須攜帶貼有本人相片的執照，在租界內行動必須受各種苛刻的限制，但是外國人卻可以自由出入活動。沙面工人於七月十五日宣告罷工，抗議這些無理措施。這次沙面罷工迫使英法帝國主義者取消了新警律。
〔16〕指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開始的上海大罷工和六月十九日開始的香港大罷工。這兩處罷工是當時全國反帝愛國運動的支柱。前者有二十多萬工人參加，堅持了三四個月；後者有二十五萬工人參加，堅持了一年零四個月，是截至當時為止的世界工人運動史中時間最長的一次罷工。
〔17〕三合會、哥老會、大刀會、在理會、青幫是舊中國的一些民間秘密團體，參加者主要的是破產農民、失業手工業工人和流氓無產者。這類團體大都用宗教迷信為團聚成員的工具，採取家長制的組織形式，有的還擁有武裝。參加這類團體的人，在社會生活中有互相援助的義務，有時還共同反抗壓迫他們的地主、官僚和外國侵略者。但是，農民和手工業工人不可能依靠這類團體得到出路。同時，由於這類團體帶有嚴重的封建性和盲目的破壞性，它們又往往容易被反動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勢力所操縱和利用。隨著工人階級力量的壯大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農民和手工業工人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逐步地建立了完全新式的民眾組織，這類落後的團體就失掉了它們的存在價值。
分析
這篇文章通過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政治態度，說明了中國革命的領導、動力和對象：
第一， 分清敵友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澤東指出，要分辨真正的敵人，不可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因為在階級社會裡，經濟地位決定政治態度，不同階級處於不同的經濟地位，就有不同的經濟利益，為了維護本階級的利益，他們對革命就有不同的政治態度。只有這樣，用經濟地位來考察各階級的政治態度，才不會被暫時的表象所迷惑。
第二， 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是中國革命的敵人； 前者是用封建制度剝削和壓迫農民的階級，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社會基礎，後者是直接為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家服務並為他們所豢養的階級。他們代表中國最落後、最反動的生產關係，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他們和中國革命的目的完全不同。是中國革命的對象。
第三， 中國資產階級分為官僚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既有革命性又有軟弱性、妥協性。一方面，他們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束縛，贊成反帝反軍閥的革命運動，可以成為革命的力量之一；另一面，他們經濟上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又有聯繫，在革命到來時，他們會發生分化，左翼會跑到革命一邊，右翼會跑到反革命一邊。
第四，小資產階級主要是指農村的自耕農、手工業主、小知識分子和小商人。這個階層屬於小生產者，他們都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買辦階級的壓迫，日益走向破產和半破產的境地。他們在革命到來時會站在革命的一邊，是中國革命可靠的同盟軍。
第五， 半無產階級包括大部分的自耕農、貧農、小手工業者、店員和小販等。他們是更小的小生產經濟，經濟地位低下，生活困難，遭受深重的剝削和壓迫，有強烈的革命要求。他們是中國革命的最可靠的同盟軍。
第六，無產階級人數不多，但他們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是近代最進步的階級，他們最有遠見，大公無私，富於組織性和紀律性。除此以外，中國無產階級還具有自己的特點：第一是集中；第二是經濟地位低下，兩手空空，受帝國主義、軍閥、資產階級的殘酷的待遇，所以在革命中比任何階級更堅決、徹底。是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
毛澤東還批判了黨內的“左”右傾錯誤。
意義
革命意義
這篇文章的重要意義在於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的方法，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論述了中國革命的對象、動力、性質和前途等一系列問題，初步提出了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為探索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作出了傑出的貢獻，為黨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實踐提供了理論指導。它標誌著毛澤東思想的萌芽。
現實意義
如今，時代在變，實踐在變，新的建設歷程呼喚新的理論。然而，《分析》中所告訴我們的：要正確認識我國社會階層結構的新變化，解決“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這一首要問題的思想對我們今天仍具有現實意義。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處理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各階級、各階層間的關係，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宏偉事業。
地位
《分析》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基本思想萌芽的重要標誌，是指導中國革命的綱領性文獻之一，它在中國革命歷史上光彩奪目，熠熠生輝。
創作背景
1925年，國共兩黨合作推動的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正在蓬勃發展。並逐漸形成了大革命的高潮。而廣東革命根據地統一，則為舉行北伐戰爭準備了較為鞏固的後方基地。
當時，中國的革命勢力和反革命的勢力正醞釀著一場大決戰。在這一革命的緊急關頭，中國社會的各階級都有自己的表現，反映出其對待革命的態度。同時，革命統一戰線內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鬥爭也日益尖銳。國民黨內部分化加劇，除原有的老右派外，又出現了以蔣介石、戴季陶等為首的新右派。他們鼓吹階級調和，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工農民眾進行階級鬥爭，並藉此在統一戰線中排擠和打擊共產黨。而當時在中共黨內也出現了一些模糊認識和錯誤傾向。
國民革命的興起和統一戰線中爭奪革命領導權的鬥爭日益激化等新情勢，都迫切要求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前途的基本問題——革命領導權、動力、對象、及革命前途等有清醒的認識，作出馬克思主義的回答。在這樣的形勢下，毛澤東於1925年12月寫出了這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