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修良

陳修良（1907年—1998年 ），女，浙江寧波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轉入中國共產黨；畢業於蘇聯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曾任漢口市委宣傳部秘書、江蘇省委婦委書記，《新華報》總編輯；建國後，歷任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全國婦聯華東區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婦聯第二屆執委、浙江省委宣傳部代部長、上海社會科學院顧問；她在晚年抱病寫下一百多萬字的回憶文章；陳修良病重住院期間，江澤民、黃菊、曾慶紅等領導人專程來到醫院看望；1998年11月6日病逝，享年91歲。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陳修良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寧波
• 出生日期：1907年
• 逝世日期：1998年11月6日
• 職業：革命家、黨史專家
• 信仰：共產主義

人物簡介

陳修良（1907年—1998年 ），女，1907年出生於寧波；1922年進寧波女子師範讀書。“五卅”運動後，因領導學生運動，被學校作為“赤色分子”開除。1925年10月，陳修良考入浙江省立女子中學（現杭十四中）學習至中學畢業。 陳修良在大革命高潮中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擔任共產黨早期婦女運動領導人向警予的秘書並由向警予同志介紹轉為正式黨員。

1927年11月至1930年7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回國後長期在上海等地從事地下工作。

1946年4月，陳修良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書記。1947年初，陳修良領導發動了著名的“5·20”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大遊行，並迅速席捲全國，形成了被毛澤東同志高度讚譽的繼軍事戰線之後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鬥爭的“第二條戰線”。

解放戰爭進入戰略決戰階段，她領導的市委先後策動中國國民黨空軍、海軍、首都警衛部隊、江寧要塞、南京大校場機場塔台、431電台等起義——這些起義倒戈事件發生在臨近解放的前夕，具有特殊的軍事、政治意義，黨中央給予了高度評價。

解放後，陳修良任南京市委組織部長、市委常委、婦委書記。1950年8月，陳修良任上海市委基層工作委員會副書記、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1955年2月調杭州工作，任浙江省委宣傳部代理部長。

1957年陳修良被打成“極右派”，遭遇坎坷；1977年陳修良摘去“右派”帽子後，曾先後任浙江省、上海市政協委員。1979年獲徹底平反，後調往上海任上海市政協常委。

1983年1月，她調任上海社會科學院黨委顧問、研究員。後又被聘為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黨史研究員、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顧問等。

1988年，陳修良離休後以耄耋之年，筆耕不輟，她抱病寫下一百多萬字的關於黨史的重要文章。

1998年陳修良病重住院，10月6日，正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以及黃菊、曾慶紅、徐匡迪等領導人專程來到華東醫院陳修良的病榻前，向她致以親切問候；1998年11月6日，這位傳奇女性不幸病逝，享年91歲。

人物生平

陳修良，1907年出生於寧波市呼童街一個舊式商業資本家家庭。1922年進寧波女子師範讀書。她擅長古文和書法，因學習優秀任班長。

解放初期的陳修良

“五卅”運動後，陳修良提議成立女師學生自治會，被選為會長兼寧波學生聯合會代表，積極領導學生運動，她還發表了《救時芻議》，被學校作為“赤色分子”開除。

1925年10月，她考入浙江省立女子中學繼續學習至中學畢業。她回憶道：“杭女中特別令我高興的是，我可以在課外自由地閱讀黨和團的刊物——《嚮導》、《中國青年》等，這些精神糧食引導我走上革命的道路。”

陳修良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任廣東省共青團宣傳部委員兼團省委機關報《少年先鋒》編輯。由團中央書記任弼時同志推薦，她擔任共產黨早期婦女運動領導人向警予的秘書，由向警予介紹轉為正式黨員。1927年11月至1930年7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回國後長期在上海等地從事地下工作。1932年11月，陳修良與共產黨員沙文漢結為伉儷。1937年11月，中共江蘇省委正式成立，沙文漢為省委委員，陳修良為婦委書記。1942年5月至11月，陳修良受陳毅的委派，創辦中共華中分局機關報《新華報》，任總編輯。後又在華中黨校任黨總支副書記。

1945年10月，抗戰勝利後，中共華中分局調集了一批久經考驗、有白區工作經驗的幹部，從事恢復和開闢黨在華中各城市的工作。陳修良被任命為南京工作部長，次年4月受命帶領一批幹部前往南京，與那裡的革命力量匯合，共同組建中共南京市委，陳修良任市委書記，開展秘密工作。39歲的陳修良與時任華中分局城工部部長的丈夫沙文漢悲壯作別，隱姓埋名離開淮安潛入南京。

作為國民黨統治中心的南京，一直處於高度白色恐怖之中，自1922年在這裡開始建黨後，市委組織已遭過8次重大破壞。陳修良領導的這屆市委採取了高度統一與分工負責相結合的活動形式，將黨的上下級組織、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嚴格分開，在一些重點部門還建立了多個平行組織，以確保工作的連續。陳修良還要求黨員幹部做到“三勤”(勤業、勤學、勤交友)和“三化”(職業化、社會化、民眾化)。這種鬥爭策略不僅有利於黨員在民眾中隱蔽，也有利於在黨組織周圍組織起多層次的民眾社團，發現、培養積極分子，還有利於黨組織及時了解民眾需求，適時推動民眾運動。

1947年初，因內戰進一步擴大，國統區內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經濟危機加劇，國民黨徵兵征糧、加捐加稅，造成民怨沸騰、民變蜂起，爭生存、反內戰的呼聲一日高一日，中共中央要求各地黨組織逐步將愛國民主運動推向高潮。根據中共上海分局的指示，陳修良領導南京市委毅然承擔率先發動鬥爭的重任，在進步力量和民盟等民主黨派支持下，於5月上旬陸續在國立中央大學、私立金陵大學等，以爭取公費待遇為由發動罷課、請願，直至串聯滬、蘇、杭地區16所專科以上學校代表參加。5月20日國民參政會四屆三次大會開幕當日，在南京爆發了5,000多名學生參加的挽救教育危機聯合大遊行，反飢餓、反內戰的口號響徹石頭城。

陳修良與市委分管學生工作的委員親自到街頭觀看，密切關注鬥爭情況。當學生遊行遭到中國國民黨血腥鎮壓，釀成震驚中外的血案後，為貫徹上海分局迅速改變鬥爭策略，避免無謂犧牲的指示，陳修良又緊急派人火速到中央大學等學校引導學生及時轉換鬥爭方式，實行靈活的“休止罷課”，將原“六·二”上街遊行示威改為校內集會，使中國國民黨準備再次對學生施行鎮壓的陰謀沒有得逞。這場由南京發起的學生運動的風暴迅速席捲全國，引發了全社會各階層人民的鬥爭，形成了被毛澤東高度評價的繼軍事戰線之後，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鬥爭的“第二條戰線”。

陳修良與丈夫沙文漢在西湖合影

南京既為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居於政治、軍事、經濟決策中心位置，就必然成為我黨開展情報工作的重點地區和目標。陳修良在南京除負責市委全面工作外，親自分管情報和策反工作。經她精心謀劃和運作，以黨員為主體的南京市委情報系統，組織十分精幹，人員最多時約40人左右，在各關鍵要害部門，都安插有耳目。在陳修良的直接領導下，中共南京市委先後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對渡江戰役、解放戰爭的勝利以及人民政權的鞏固作出了重大貢獻。為配合人民解放軍的攻勢，陳修良領導的市委還先後策動國民黨空軍b—24重型轟炸機起義、國民黨海軍“重慶號”巡洋艦起義、國民黨軍97師即首都警衛部隊起義、江寧要塞起義，南京大校場機場塔台、431電台起義等。這些起義、倒戈事件由於發生在臨近解放的前夕，因而具有特殊的軍事、政治意義。對於南京地下市委的情報、策反工作，周恩來、劉伯承、李克農等領導人曾給予高度評價。

1948年冬，解放戰爭進入戰略決戰階段，陳修良領導的南京市委與敵人的鬥爭也到了重要關頭。她根據中央和上海局的指示，將工作重點轉到反對搬遷、反對破壞，穩定民心、迎接解放方面。各級黨組織利用各機關、廠礦、學校等單位的“應變”組織，開展保護工廠、學校、機關、城市的鬥爭，組織力量調查、清點物資，登記造冊，為解放後接管城市做準備。1949年4月22日，國民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決定棄守南京，並下令撤離時炸毀港口、火車站、機場、重要倉庫等設施。由中共南京市委領導民眾組織的各種“糾察隊”、“巡邏隊”、“自衛隊”立即行動起來，與黨組織策動起義的約2000名警察和工委系統組織起來的幾千名義務警察，聯合維護社會治安，保衛城市公共設施。南京解放時，除下關車站、法務部部分被燒外，其餘均保存完好。全城水、電、電訊、輪船、火車、公共運輸等均未停止供應和運行。當年領兵攻占南京的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八兵團司令員陳士榘曾說，南京實際上是“和平”解放的，地下黨起了裡應外合的作用，是有別於北平和平解放和天津武力攻占的另一種模式。 南京解放後，陳修良任南京市委組織部長、市委常委、婦委書記。1950年8月，陳修良任上海市委基層工作委員會副書記、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1955年2月，調杭州工作，任浙江省委宣傳部代理部長。

陳修良畫像（油畫作品）

在任期間，因在對待知識分子的問題、資本家改造的問題、黨政分工等問題上有不同意見，及因在浙江省第二次黨代會上代表宣傳分團發言，對當時省委的思想作風提出意見等所謂的“反黨罪狀”，於1957年被打成“極右派”，下放到農村勞動改造。（陳修良後來在回憶錄中稱“1956年，劉曉任駐蘇大使，將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報告”寄給了中央，還附上了自己寫的一份報告，認為史達林搞肅反擴大化，強迫實行農業集體化，搞個人迷信是完全錯誤的，赫魯雪夫揭露這些問題是正確的。我同意劉曉的看法。在討論蘇聯問題時，我發表了類似的看法。不料在“反右”時這卻成了“反蘇”言論，成了把我打成“極右派”分子的罪名之一。）

時任浙江省省長的丈夫沙文漢也被劃為“右派”。她以超人的毅力克服了無數的困難，身處逆境而從不消極，堅持積極學習與思考，終於在晚年黨的十一屆三中會後迎來了春天。

1977年12月，陳修良被宣布摘去“右派”帽子，先後被安排為浙江省、上海市的政協委員。1979年獲徹底平反，任上海市政協常委。1982年已故的沙文漢也獲徹底平反。1983年1月，她調任上海社會科學院黨委顧問、研究員。後又被聘為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黨史研究員、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顧問……1988年，陳修良離休。在耄耋之年筆耕不輟，她抱病寫下一百多萬字關於黨史的重要文章，為曾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同志平反做了許多工作。

陳修良與丈夫沙文漢合影

1998年10月6日，正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和黃菊、曾慶紅、徐匡迪等領導人專程來到華東醫院陳修良的病榻前，親切看望這位新中國建立前在南京黨組織任職時間最長的領導人、市委惟一的女書記，與她就當年黨在南京的地下鬥爭情況親切交談。

陳修良傾吐衷言：“地下工作是黨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它對於完整地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有重要意義。我年事已高，希望有人幫助我把真實的歷史留下來，供後人研究。”總書記對此十分重視，可惜的是，這項工作還未及展開，她就於1998年11月6日凌晨溘然長逝，享年91歲。

在陳修良同志告別儀式上，江澤民和黃菊、曾慶紅、徐匡迪等黨中央、上海市委的領導人贈送了花圈。

人物評價

這位曾擔任過著名女共產黨人向警予的秘書、大革命時期就入黨的老布爾什維克，在73載的革命生涯中，剛正不阿，畢生追求真理，完全將自己奉獻於我國人民爭取解放和民主的事業。

她是我國革命歷史的見證人，她的文集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文化和精神遺產。

人物家庭

陳修良的母親是陳馥（袁世英），出生於寧波一個富裕家庭；陳修良的孿生姐姐陳維真是寧波早期青年團成員。

20世紀20年代，陳修良在莫斯科，遇上中共駐國際代表成員、職工國際常委余飛——余飛在國內本已婚，卻隱暪此事，陳修良在不知情下，和余飛結婚，並生有一女，回國後，余飛叛變，在報上刊登自首聲明，陳修良遂給中共中央寫信聲明與余飛徹底脫離關係。

1927年，陳修良在母親陳馥主持下，陳修良與沙文漢結婚，婚後一同前去東京。

1946年4月，陳修良潛入南京開展鬥爭，她的工作是由時任華中分局城工部的丈夫沙文漢直接領導；由於任務危險，九死一生；沙文漢贈妻陳修良詩曰：男兒一世重橫行，巾幗豈無翻海鯨？欲得虎兒需入穴，如今虎穴是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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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繾綣》——沙文漢陳修良畫傳

作　者：沙尚之　主編

百年繾綣·沙文漢陳修良畫傳

出 版 社：北京科文圖書業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出版時間：2007-11-1

版　次：1頁　數：177印刷時間：2007-11-1

開　本：16開紙　張：膠版紙 印　次：1I S B N：9787807451204包　裝：平裝

內容簡介

書本兩位主人公是20世紀革命知識分子，他們倆為推動中國社會的文明進步作出了許多貢獻。今年是他們兩人的百年誕辰紀念，其子特作該書以做紀念。書本發表的照片基本上按照兩位傳主的年份順序編排。

為便於讀者了解他們一生的活動是在劇烈變化的歷史大背景下進行的，在書中加入了與傳主有關的人物和事件內容，插入了有關烈士、戰友的事跡，“五二0”運動和在解放戰爭中起義的將士的照片和文字說明，希望有助於讀者更好地理解當時的背景和傳主在特定歷史時刻的思想與行動。

目錄

序 言 沙尚之第一部分 少年時代

陳修良與丈夫沙文漢合影

第二部分 大革命的洗禮

第三部分 莫斯科—東京—上海

第四部分 “孤島”鬥爭

第五部分 在新四軍根據地

第六部分 “虎穴”驚魂

第七部分 勝利會師

第八部分 投身祖國建設

第九部分 逆境忠誠

第十部分 劫後餘生勤筆耕

尾 聲 黃沙吹盡始得金

編後記

本書兩位主人公是20世紀革命知識分子，他們倆為推動中國社會的文明進步作出了許多貢獻。2007年是他們兩人的百年誕辰紀念，其子特作該書以做紀念。

書本發表的照片基本上按照兩位傳主的年份順序編排。為便於讀者了解他們一生的活動是在劇烈變化的歷史大背景下進行的，在書中加入了與傳主有關的人物和事件內容，插入了有關烈士、戰友的事跡，“520”運動和在解放戰爭中起義的將士的照片和文字說明，希望有助於讀者更好地理解當時的背景和傳主在特定歷史時刻的思想與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