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概述,會議歷史背景,會議主要內容,明確提出了贛西南黨的三項主要任務,制定了《贛西南土地法》,確定了“攻取吉安是目前行動的總目標”,會議決定成立了共同前委和中共贛西南特委,會議要求省、縣、區、鄉迅速建立蘇維埃政府,會議重要意義,
概述
本文著重從會議的歷史背景、主要內容及其重要意義三個方面進行了論述。 關鍵字:“二七陂頭會議”；背景；主要內容；意義
會議歷史背景
土地革命戰爭初期，毛澤東、朱德領導創建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之後，贛西南地區的中共組織領導農民舉行武裝暴動，創建工農革命武裝，開闢了若干小塊的紅色割據區域。到1928年春，以東固為中心的“永豐、興國、於都三縣交界處已形成割據”①。東固革命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人創建的最早的革命根據地之一，它的建立在武裝鬥爭、土地革命、政權建設和根據地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創造了許多獨特的經驗，為贛西南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礎。毛澤東曾高度讚揚東固革命根據地的成就，說它是“第二個井岡山”，陳毅稱它為“東井岡”，當時民眾有“上有井岡山，下有東固山”之美稱。
1929年12月，古田會議召開，會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建設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古田會議決議。決議總結了紅四軍成立以來在部隊建設上的基本經驗教訓，確立了中國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大會選舉產生了新的紅四軍前委，毛澤東當選為前委書記。古田會議結束後，江西、福建、廣東三省的敵人發動了對閩西蘇區的聯合“會剿”，圍攻紅四軍。為了將敵人引出閩西，打破“會剿”，發展閩西蘇區，擴大贛西南根據地，紅四軍離開閩西向贛南和武夷山中部進軍。1930年1月7日，朱德率領紅四軍第一、三、四縱隊從閩西古田向贛南進軍，毛澤東則率領紅四軍第二縱隊挺進贛南。1月24日，紅四軍4個縱隊在寧都東韶會合。在此之前，彭德懷率領紅五軍由湘鄂贛邊也來到了贛西。
兩支主力紅軍不約而同，先後進入贛西南，給贛西南黨的組織和革命民眾以極大的鼓舞。在贛西南的紅軍分兵到各縣發動民眾，開展游擊戰爭，促進了贛西南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然而，在鬥爭劇烈和繁重的任務面前，贛西黨組織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視員江漢波、贛西特委委員李文林為代表的一方，和以贛西特委書記劉士奇、特委委員曾山為代表的一方，在對待時局的估量、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時機、攻打吉安的策略和分配土地等重大問題上，出現了嚴重的意見分歧，許多實際問題亟待解決。
會議主要內容
在認真進行社會調查和會議籌備的基礎上，1930年2月6日，紅四軍前委、贛西特委和紅軍第五軍、第六軍軍委聯席會議舉行了預備會。由於會議提前召開，從四面八方趕來的黨、政、軍代表，陸續到達陂頭村。2月7日至9日，在陂頭村一棟前後兩進的梁家宗祠召開了正式會議。出席會議代表共有50餘人，他們是：紅四軍前委書記毛澤東及熊壽祺、宋裕和；贛西特委書記劉士奇及曾山、劉和謙、許伯年、胡品；第六軍軍委書記、軍長黃公略及王如痴、姚起華；蘇維埃黨團代表李文林；江西省委巡視員江漢波；第六軍各縱隊負責人；還有東固、純化、延福、阜田、同水、金灘、富田、儒行、儒林、中鵠、水南、水東各區委代表和泰和、吉水中心縣委代表以及陂頭附近區域的活動分子等。紅五軍軍委書記彭德懷及滕代遠因贛江漲水阻隔不能到會，來信委託黃公略、劉士奇兼作紅五軍的代表；贛南特委代表沒來得及趕到陂頭未能出席。朱德因留守藤田主持軍事工作沒有出席，陳毅也因故未能參加。會議推舉毛澤東、劉士奇、曾山為聯席會議主席團成員，主持並領導了這次會議。
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政權問題、土地問題、武裝問題、組織問題等，從而確定贛西南黨組織的主要任務及其如何實施。
會上，毛澤東作了目前政治形勢及黨的任務的詳細報告，傳達了中共中央第六十號通告精神和古田會議精神。與會代表聯繫當地鬥爭實際，緊緊圍繞會議的中心議題進行了暢所欲言的討論，特別是對“攻打吉安”和“分配土地”兩個問題的討論非常激烈。經過深入討論，與會代表在對當前形勢、敵我態勢、紅軍任務、土地分配等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見，解決了贛西南黨、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建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
明確提出了贛西南黨的三項主要任務
會議對國內外政治形勢進行了分析和估量。大家認為，帝國主義正在積極布置反蘇聯戰爭，世界無產階級和殖民地被壓迫民眾共起反抗帝國主義，中國軍閥混戰日益加劇，財經危機遍布全中國，民眾的反抗運動到處發展，紅色武裝鬥爭有了大規模的開展。大家普遍認識到“以江西為中心的閩、粵、浙、贛、湘五省武裝鬥爭形勢，是一個日益發展的形勢，也是擴大土地革命影響於全國各地的鮮明旗幟，他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有力分子，他而且是世界意義上實行著武裝擁護蘇維埃、促進世界革命的有力分子。”③由此，會議認為“世界革命高潮要隨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運動中爆發，中國的革命高潮很快地要到來，中國蘇維埃將繼俄國蘇維埃而出現，成為世界蘇維埃的有力支柱。而中國之內首先出現的將是江西蘇維埃，因為江西的客觀條件和主觀力量都比各省要成熟”④。
會議根據對目前形勢的分析與估計，提出了贛西南黨的主要任務是：“一、擴大蘇維埃區域，特別提出爭取江西全省的口號；二、深入土地革命；三、擴大工農武裝”。會議指出“由於這三大任務之實現，將使南方各省反對勢力次第消滅於紅旗之下，廣大民眾團聚在紅旗的周圍，成為推動全國革命的一大動力”。會議強調指出：“實現這三個任務不是完全不費氣力的，它是要從激烈的艱苦的鬥爭中方能取得，以前所沒有的大的艱苦鬥爭將隨革命勢力的前進而到來。因為和我們作對的不但是中國的統治者——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而且是世界的統治者——帝國主義。”⑤。
制定了《贛西南土地法》
會議批評了江西省委巡視員江漢波的遲遲不分配土地、不廢除債務等做法。強調在土地問題上，應堅持“一要分，二要快！”的原則。在土地分配上，議會代表反映出兩種不同意見：一方主張按勞動力分配土地，認為這樣可以發展生產；另一方則主張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認為這樣可以爭取民眾。與會代表聽取了雙方的意見，借鑑各地土地鬥爭的經驗，經過認真討論認識到：“土地革命的當前目的，是動搖封建基礎和爭取廣大民眾。” 按男女老幼平分土地“是為了爭取廣大貧農民眾，所不可忽略的緊要策略。‘發展生產’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標準，‘爭取民眾’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標準。”⑥要爭取民眾，就必須首先滿足貧苦農民對土地的要求，因此，大家贊同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辦法。
會議經過詳細討論，並根據閩西土地鬥爭的經驗及各地調查研究所得到的材料，制定了《贛西南土地法》又稱（“二七”《土地法》），這是繼《井岡山土地法》、《興國土地法》之後的又一部土地法令。“二七”《土地法》 內容全面，結構完善，在革命根據地土地法令檔案中，第一次設定了“章”和“條”的條款。它共有四章三十三條，較前兩部《土地法》分別增加了24條和25條。“二七”《土地法》對土地沒收對象、沒收內容、分配對象、分田數量標準、以及廢除債務、繳納土地稅等方面作了更為明確的或新的規定。
第一，在沒收對象、沒收內容上更明確。井岡山《土地法》規定“沒收一切土地”，興國《土地法》規定“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二七”《土地法》則明確規定：“暴動推翻豪紳地主階級政權後，須立即沒收一切豪紳地主階級及祠堂廟宇社會的田地、山林、池塘、房屋。”第二，在分配對象上更全面。“二七”《土地法》規定“應依鄉村人口數目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土地於“貧苦農民”；“豪紳地主及反動派的家屬”、“鄉村中工商學各業”，“得酌量分與田地。”“遊民分田者須戒絕鴉片賭博等惡嗜好”，否則收回田地。這些規定有利於蘇區的社會穩定和生產發展。第三，新增了“廢除債務”等章節，這是前兩部《土地法》所沒有的內容。明文規定：“工農窮人欠豪紳地主之債一律不還”，“豪紳地主及商人欠公家或工農貧民或小資產階級之債務，不論新舊都要清還。”還規定“工農窮人欠商家交易之帳”、“工農窮人自己來往之帳”等如何“免還”、“歸還”的界限。此外，“二七”《土地法》規定土地稅按分田數量分八等徵收，並按50%、10%、20%、10%的比例分別由鄉、區、縣、省蘇維埃支配。⑦上述規定，充實和完善了黨的土地革命路線和土地法，表明了黨領導的土地革命實踐經驗的豐富及深入發展。
確定了“攻取吉安是目前行動的總目標”
會議肯定擴大紅軍第六軍是正確的，指出“擴大紅軍與建立地方武裝是目前爭政權、分土地，反帝反軍閥的唯一任務。目前紅軍要集中，民眾武裝要加強。”⑧會議在討論攻打吉安問題時，省委巡視員江漢波等人反對攻打吉安的主張，認為這是“左”傾盲動。劉士奇、曾山則主張攻打吉安，認為這是執行廣大民眾的要求。經過激烈的爭論，與會代表在攻取吉安問題上基本達成共識，肯定“打吉安”政策是正確的。會議決定為奪取江西全省政權，在軍事上首先要攻取吉安。會議同時確定了攻打吉安的戰略戰術部署，是拉開攻擊架式，圍而不攻，首先解決吉安周圍之敵，然後再一舉攻取吉安。
會議確定“攻取吉安是目前行動的總目標”，提出攻打吉安的6個口號，即“打到吉安去消滅一切反動勢力”、“打到吉安去建立贛西蘇維埃政府”、“打到吉安去徹底分配土地”、“打到吉安去擴大工農武裝”、“打到吉安去消滅軍閥混戰”、“打到吉安去武裝擁護蘇維埃”。會議要求各部隊、各政府、各民眾組織應把這些口號立即向工農士兵及被壓迫民眾進行宣傳，張貼在每個城鄉的牆壁，為攻打吉安和奪取江西全省大造聲勢，使國民黨軍心恐慌。會議對主力紅軍的調動和農民武裝作了具體部署，同時要求大力發展壯大地方革命武裝。
會議決定成立了共同前委和中共贛西南特委
會議分析討論了贛西、贛南黨的組織建設，指出：“贛西、贛南黨內有一嚴重的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會議號召黨內革命同志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的布爾什維克化。”⑨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會議決定從組織上加強和統一黨的領導。提出“為指導廣大的武裝鬥爭，指導在這鬥爭局面下的土地革命的深入，政權的建立和武裝組織的擴大，有組織最高的領導機關的迫切需要”。決定將“以前中央任命的指導四軍及隨四軍所到之處的地方工作的前委” ⑩擴大成為統一領導紅四、紅五、紅六軍和贛西、贛南、閩西、東江、湘贛邊等地區的中共共同前敵委員會，統一指揮湘鄂贛閩粵的工作。紅四、紅五、紅六軍則分別成立軍委，受共同前委指揮。共同前委人選由各軍負責同志和閩西、東江、湘鄂贛邊、贛西南等特委負責同志組成。會上共選舉產生共同前委委員17人，他們是：毛澤東、郭貞、曾山、王懷、方誌敏、朱德、潘心源、黃公略、劉士奇、彭德懷、譚震林、陳毅、鄧子恢、張鼎丞、袁國平、李文林、滕代遠。指定毛澤東、曾山、劉士奇、朱德、潘心源五人為常委，黃公略、彭德懷為候補常委，毛澤東為書記。共同前委得到黨中央的承認，仍隨紅四軍行動。其後紅四軍軍委成立，潘心源擔任書記。
這次會議還決定將中共贛西特委和贛南特委合併，成立中共贛西南特委。1929年下半年，中共贛西特委、湘贛邊特委、贛南特委，約有近半年時間沒有與省委取得聯繫，致使三特委機關不健全。1930年初，江西各地黨組織進行調整，1月，中央巡視員潘心源在遂川雩田召開中共贛西特委、湘贛邊特委、紅五軍軍委聯席會議，決定將贛西特委和湘贛邊特委合併，組成新的中共贛西特委。在“二七”會議上“為了贛西南的統一指導，決定將贛西、贛南兩個特委合併，指定新的名單，成立贛西南特委” ○11，並指定劉士奇、曾山等為臨時負責人。會議還決定擇日召開贛西南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選舉中共贛西南特委組織。
會議要求省、縣、區、鄉迅速建立蘇維埃政府
會議批評了贛西南有些地方割據兩三年才遲遲建立政權的錯誤，指出必須立即糾正這一現象，要求各武裝割據區域都必須迅速成立縣、區、鄉蘇維埃政府。會議決定召開“江西全省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省蘇維埃政府，奪取江西全省政權為總的行動目標。
此外，會議還決定將東固紅軍教導隊擴編成立為贛西南紅軍學校（亦稱紅軍第六分校）。朱德任校長，毛澤東任政治委員。
會議重要意義
陂頭會議的意義“二七”會議的成功召開，“解決黨內的爭執，確定了黨的幾個中心任務與策略，挽救了贛西南黨的危機” ○12。會議閉幕後，贛西南各級黨組織認真傳達貫徹會議精神。1930年2月15日，在贛縣召開贛南工作會議，貫徹“二七”會議精神。2月16日，《共同前委通告第一號》發出，向所屬部隊和地方黨組織通報“二七”會議主要內容，並公布共同前委成員名單。此次會議使各級黨組織及黨員、紅軍統一了認識，明確了任務，“給贛西南黨一個有力的推動者” ○13，對贛西南革命形勢的快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一）“二七”會議促進了贛西南土地革命分田運動的高潮。“二七”會議後，共同前委和中共贛西南特委為實現“二七”會議確定的三大任務，領導根據地軍民進行了波瀾壯闊的鬥爭。贛西南蘇區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土地革命高潮，在興國、吉安、吉水、泰和、永豐等縣區，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分田運動。廣大貧苦農民分到了夢寐以求的田地，他們打心眼裡擁護共產黨和工農紅軍，極大地調動了他們參加革命、建設根據地的積極性。經過土地制度的改革，贛西南和閩西革命根據地內社會結構和階級關係發生了根本變化，真正揭開了革命根據地土地運動的新篇章。
1930年7月2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報》，對贛西南的分田運動作了這樣的報導：“各地的農民，自動地將本村居的人口及土地數目調查，報告到鄉政府，並將一切契約田據，概行燒毀；不分日夜開民眾大會，解決土地問題，所以不到半月之久，將贛西南的土地分了22個縣……農村的鬥爭，又深入一層了。”當時，整個贛西南蘇區，出現了“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動人景象。到1930年10月已有30餘縣完成了土地分配。
（二）“二七”會議加強了黨的領導，黨組織和蘇維埃政權相繼建立。共同前委和中共贛西南特委成立後，加強了贛西南及湘鄂贛閩粵地區黨的統一領導。會後，“贛西南黨已開始布爾什維克化”，“黨員的政治水平有相當的提高”，大多數黨員和黨的主要幹部，能在黨的正確路線指導下，振奮精神，團結一致。“開除了一些機會主義的黨員，驅逐了許多地主富農” ○14，使黨內富農路線得到了一定的糾正。同時嚴格注意從僱農、貧農、鄉村手工業工人和城市工人中發展黨員，加強黨的基層組織。“民眾對黨的信仰非常好，因為黨在鬥爭中能夠起政治的領導。”○151930年3月22日至29日，中共贛西南地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在吉安富田鄉陂下村召開，會議貫徹“二七”會議精神，討論了政治、組織、宣傳、武裝、政權、農運、兵運等問題，並作出了相應的決議。選舉產生了中共贛西南特委正式委員17人，候補委員11人。選舉劉士奇、王懷、李文林、蕭道德、叢允中5人為常委，書記劉士奇，組織部長王懷，宣傳部長劉士奇（兼），秘書長李白芳，工委書記蕭道德，婦委書記陳婉如，軍委書記曾炳春。至此，中共贛西南特委正式成立。為便於指導，中共贛西南特委下設東路、中路、北路、西路和贛南東河、西河等6個行委。各地黨組織也紛紛建立。
“二七”會議前，贛西南大部分區縣長期停滯在農會、革命委員會一類臨時政權的組織中，這種組織又多是臨時大會選出的，民眾基礎非常薄弱。“二七”會議後，1930年2月中旬，贛西縣、區蘇維埃代表會議召開，正式選舉產生贛西蘇維埃政府。3月，在贛西蘇維埃政府的基礎上，成立了贛西南地區統一的革命政權組織——贛西南蘇維埃政府，曾山任主席。其所轄各縣、區、鄉也普遍建立了蘇維埃政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的成立，標誌著贛西南革命根據地已經形成。至10月初，贛西南革命根據地已發展到30餘縣、400餘萬人口。此時，紅軍攻克吉安城，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正式成立，曾山當選為主席。江西紅色政權區域的面積已占全省總面積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成為全國最大的一塊革命根據地。與此同時，包括龍巖、永定、上杭、武平、長汀、連城等縣的閩西革命根據地初步形成。3月18日至24日，在龍巖召開閩西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宣布成立閩西工農蘇維埃政府，鄧子恢任主席。贛西南、閩西蘇維埃政府以及江西省蘇維埃政府的成立，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二七”會議壯大了紅軍及地方軍事武裝力量。1930年2月14日，“二七”聯席會議主席團發布了《關於占領吉安建立江西蘇維埃政府》的第一號通告。通告具體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形勢和力量對比後，要求紅軍第四、五、六軍作出行動部署，動員贛西南150萬民眾的力量，配合紅軍攻打吉安。2月底紅五軍攻克安福縣城，之後又攻克分宜、宜春等地。3月，中央軍事部召集專門會議討論江西軍事工作，對贛西南地區的軍事鬥爭給予肯定。會議指出“江西整個軍事運動形勢，無論主觀上客觀上都有優越的形勢”，“革命勢力是很發展的武裝鬥爭普遍到偏僻的鄉村，除幾個中心區域外，都是農民武裝，朱毛及五軍的縱橫游擊，以及最近三軍的進攻吉安，所有這些都有很大的影響。” ○16
“二七”會議後，地方武裝有了進一步發展，成立了贛西南赤衛軍總指揮部，武裝了工農，擴大了紅軍，贛西南已經形成整個的武裝鬥爭局面。1930年6月，贛西南、閩西地區的紅四軍、紅六軍、紅十二軍合編為紅軍第一軍團，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同年秋，紅二十軍、紅二十二軍也編入紅一軍團。8月24日，紅一軍團與彭德懷率領的紅三軍團在湖南瀏陽永和會合，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兼總前委書記，彭德懷任副總司令，全軍發展到3萬餘人。至此，朱毛紅軍完成了開闢贛西南、閩西的戰略計畫，為爾後形成中央蘇區奠定了軍事基礎。
（四）毛澤東高度評價了“二七”會議。毛澤東十多年後在延安談到“二七”會議時曾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回憶說：“1930年2月7日，在贛南召開了一個重要的地方黨代表大會，討論蘇維埃的未來綱領。出席會議的有地方黨、政、軍的代表。會上，代表們對土地政策進行了深入的討論，那些反對重新分配土地的人領導的反對‘機會主義’鬥爭被擊敗。大會決定實行土地重新分配，加速蘇維埃的建設。在那之前，紅軍只是建立了地方和鄉蘇維埃。這次會上決定成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農民們對這個新綱領的熱情支持，對這後來幾個月中打敗國民黨軍隊的‘圍剿’起了積極作用。”○17
“二七”會議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對全國政治形勢的估計過分樂觀，對土地沒收標準過嚴，對贛西特委中某些持不同見解的同志的批評和處理也犯有錯誤。但是總的來說，“二七”會議對迅速打開贛西南黨的工作局面，推動贛西南革命根據地的發展，以至對整箇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建設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二七”會議在中國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史冊上，寫下了永不磨滅的篇章。
注 釋：
○1《中共江西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28年4月25日。
○2○12○14《中共贛西南特委向省委的報告》，1930年3月。
○3○4○5○6○9○10○11《前委通告第一號——聯席會議的結論並宣告前委成立》，1930年2月16日。
○7《贛西南土地法》，1930年2月。
○8《中共江西省委巡視員張懷萬巡視贛西南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0年4月5日。
○13《中共贛西南特委朱昌諧給中央的工作報告》，1930年3月。
○15《中共贛西南特委劉士奇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0年10月7日。
○16《中央軍部討論江西軍事工作布置的結論》，《軍事通信》第二期1930年3月15日出版。
○17[美]埃德加. 斯諾：《紅星照耀中國》第131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
作者：趙云云，女，中央檔案館 研究館員，主要從事中央檔案資料的編研工作。曾參與編輯出版各類史料書籍40餘部，發表論文50餘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