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會議結束以後，江西、福建，廣東之敵對閩西地區發動“三省會剿”，圍攻紅四軍。為了將敵引出閩西，打破“會剿”，發展閩西蘇區，擴大贛西南根據地，紅四軍離開閩西，向武夷山中部及贛南進軍。1930年2月7日至9日，毛澤東在吉安東固地區的陂頭村，主持召開了中共紅四軍前委、贛西特委(贛南特委因來不及趕到未參加)、紅五、六軍軍委聯席會議，即“二七會議”或“陂頭會議”。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二·七會議
- 時間：1930年2月7日至9日
- 地點：吉安東固地區的陂頭村
- 主持者：毛澤東
會議成果,會議通告,會議影響,
會議成果
會議確定了中國共產黨在贛西南的任務：
擴大蘇維埃地區深入土地革命擴大工農武裝制定了攻打吉安，進而奪取江西全省的戰略部署。
會議還制訂了一部《土地法》，並成立了一個前委，成員包括：
書記：毛澤東 常委：毛澤東、曾山、劉士奇、潘星元 候補常委：黃公略、彭德懷
會議通告
前委的第1號通告
贛西南黨內有一嚴重的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黨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敗。聯席會議號召黨內革命同志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的布爾什維克化。
二七會議聽取了毛澤東關於政治形勢和今後任務的報告，與會代表聯繫當地鬥爭實際進行了熱烈討論，提出並解決了對贛西南黨和革命根據地建設具有重大意義的一系列問題。會議根據對全國及江西革命形勢的分析，確定了贛西南黨的重要任務是深入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權和發展工農武裝，並提出江西有“首先勝利奪取全省政權之可能”。由於會議強調了完成這一任務的艱巨性和偉大意義，從而克服了贛西南黨內麻痹輕敵埋頭建設的思想，統一了黨的思想和行動，為爭取更大的勝利創造了前提，會議制定了在軍事上首先解決吉安周圍之敵，然後攻打吉安的戰略戰術部署，規定了行動紀律和財政政策，會議批評和糾正了前一時期贛西南黨內在土地革命問題上的右傾思想，制定了《土地法》，強調了在土地問題上“一要分二要快”。會議還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進一步從組織上加強和統一了黨的領導，將紅四軍前委擴大為四、五、六軍的共同前委，各軍成立軍委，受前委統一指揮。擴大後的前委由17人組成，毛澤東、朱德、曾山、劉士奇、潘星源為常委，彭德懷、黃公略為候補常委，毛澤東為書記。同時，贛西、贛南兩特委合併為贛西南特委，劉士奇為書記。同時還決定召集贛四南黨的代表大會及江西全省工農兵代表大會。
會議經過詳細討論頒布的《土地法》，在堅持沒收地主階級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的作法和“抽多補少”原則的同時，在沒收對象、沒收內容、以及分配對象等方面作出了比井岡山《土地法》、興國《土地法》更為明確的規定，具體指明“沒收一切豪紳地主階級及祠堂廟宇社會的田地、山林、池塘、房屋”；地主及反動派的家屬、鄉村中工商學各業，“得酌量分與田地”；遊民分田的，須戒鴉片、賭博等惡習，否則收回田地。此外，二七《土地法》在廢除債務和徵收農業稅方面也作出了一些新的具體規定，工農貧民欠商家交易之賬，非商業高利貸的，“仍舊要還”；借貸可由縣蘇維埃按當地金融狀況規定不超過普通資本在當地一般經濟活動中所得利率之數；土地稅按分田數量分八等徵收，並按50%、20%、20%、10%的比例分別由鄉、區、縣、省蘇維埃支配。上述新規定，充實和完善了黨的土地革命路線和土地法，表明了黨領導的土地革命的深入和實踐經驗的豐富。
會議影響
二七會議也存在著對當時政治形勢分析過分樂觀的傾向；對贛南與黨的看法上也曾錯誤地認為“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對特委中某些執不同見解的同志的批判和處理上也犯有錯誤。但是，總的說來，二七會議對迅速打開贛西南與黨的工作局面，推動贛西南革命根據地的建設和發展，以至對整個贛南、閩西割據地區的革命鬥爭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