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阿爾伯特·施佩爾，原是建築師出身。1930年12月4日他作為大學助教與眾多柏林高校教師和師生參加了希特勒對師生的演講，象許多人一樣。施佩爾被希特勒的演講所打動，看到德國新的希望，一個月後他加入民社黨。
1932年施佩爾接受了改建民社黨在柏林福斯大街上剛得到的大區黨部大樓的任務，改建工程圓滿完成。戈培爾（民社黨柏林大區區長）向施佩爾表示了感謝。幾個月後施佩爾又受命為5月1日民眾大會設計會場布景，這得到了希特勒的讚賞。1933年底，28歲的施佩爾為希特勒的建築師特魯斯特工作，改建柏林的總理府。對於希特勒的重用，施佩爾在回憶錄里寫道：“為接受一所大廈的任務，我會象浮士德一樣出賣自己的靈魂，現在我找到了我的靡非斯特。”
1934年初，施佩爾受希特勒之命設計紐倫堡黨代會會場第佩林機場的布景。施佩爾設計了一個巨大的主席台長300米，高24米。長度為卡拉卡那公共浴場的兩倍。頂部樹立了一隻展翅欲飛的雄鷹，其展開的翅膀寬達33米。全場安置了130架探照燈。希特勒完全支持，施佩爾回憶錄中寫道：
實際效果遠遠超過我的想像。130道輪廓分明的光柱以十二米的間距從會場周圍射向夜空，在天上六千至八千米仍清晰可見，然後漸漸模糊，匯成一片光輝，給人的感覺是一個巨大的空間，每一道光束象一個區欄，構成無限高的外牆。有時一片雲彩穿過光環，給這個壯麗的效果增添了一種超現實主義的虛幻因素。我想，這個“光的教堂”是第一個這種類型的發光的建築設計，對我來說它不僅是我最美的，而且是唯一以其方式超越時間而存在的空間作品。
希特勒抱怨他1933年1月30日遷入的總理府“只適合肥皂公司占用”，而不合適作為強大的德意志帝國的中樞。1938年1月底希特勒召見施佩爾時說：“我有一項緊迫的任務委託於您，在最近的將來，我要召開一些極其重要的會議，為此，我需要有大會堂和大客廳，我要藉此機會，特別在較小國家的要人面前顯示出我的威儀來。”希特勒要求新的總理府在1939年1月10日前完成。當晚施佩爾帶了張工程表再見希特勒，許諾將在1939年1月9日工程全部竣工。對於了解建築這行上的希特勒來說，這是從來沒有過的速度。施佩爾的設計是，從威廉廣場來的外賓經大門進入檢閱場，再上台階步入一間較小的門廳，約五米高的雙扇門開處，是一間鑲嵌圖案裝飾的大廳，來客接著走上幾級樓梯進到一間半球形屋頂的圓形客廳，再往前是一條一百四十五米長的畫廊，比凡爾塞宮的鏡廊長一倍多，這組房間前後長達二百二十米。然後才到了希特勒的接見廳，希特勒高興地說：“他們從大門口到接見廳這段漫長的路上，會多少領略到德國的威武雄壯！”
施佩爾用4500名工人分兩班倒日夜施工，在全國各地還有幾千人打造各種各件。終於於1939年1月7日提前兩天竣工。希特勒對此高度稱讚施佩爾：“這項傑作的成功及其是怎樣成功的只能歸功於這位天才的建築師，歸功於他藝術上的天賦和罕見的組織才能……這項傑作說明了天才的建築大師和造型師阿爾伯特·施佩爾的才幹。”這為以後任命施佩爾為武器彈藥部長，負責組織軍工生產打下了基礎。
1936年夏，希特勒交給施佩爾一項最大的建築任務：重建柏林，世界首都日耳曼尼亞的設計。他認為：“柏林是一個大城市，但不是一個真正世界著稱的大都會看看巴黎吧，世界上最美的城市。甚至維也納也是！這些都是氣派宏偉的城市。柏林算得什麼，不過是些建築物橫七豎八的堆積。我們必須超過巴黎和維也納。”1937年初正式任要任施佩爾為“振興德國首都建築總監”。“由希特勒構思施佩爾設計的是由一座高117米凱旋大樓門和一座高290米的圓頂大會堂（可容約15萬人）。由長7公里寬120米的大街連線。中間大街兩旁排列著17座政府部門辦公樓，計畫1950年完成，但希特勒永遠也看不到建築的建成。戰爭爆發使工程已不可能完成。
1942年2月7日，武器和彈藥部部長費里茨·托特因座機墜毀身亡。他的托特組織修建了公路和西壁防線。第二天，希特勒任命施佩爾擔任托特的全部職務。從此施佩爾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他在希特勒的支持下努力工作，德國軍事工業產量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加，為德國進行長期戰爭作了巨大的貢獻（詳見戰時經濟）。
作為民社黨的部長，不可避免地捲入了與其他高級領導的勾心鬥角，施佩爾和戈培爾一樣。對戰爭形勢有著清醒的認識。1943年10月6日，施佩爾對帝國長官和各大區區長發展講話，闡述了德國經濟有一部分還是和平時期的結構，認為要打贏戰爭，必須作出犧牲。他威脅道：“迄今為此，個別大區不讓消費品工業停工，這種態度再也不能允許了。在我提出要求後十四天內，本人決意不惜任何代價貫徹帝國的權威。我已同黨衛隊帝國長官希姆萊談過，這從現在起對於不實行這些措施的大區，我將採取相應的措施。”大區區長在民社黨中央黨部總書記馬丁·鮑曼的支持下，抵制了這種威脅，因為鮑曼讓希特勒下令禁止希姆萊干涉大區區長的職權。
4至8星期內，德國經濟要最後崩潰，這是可以料定的……經濟崩潰以後，戰爭就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即使在軍事上也是如此……我們必須盡力保持一個基礎，那怕是最原始的狀態的基礎，使這個民族能夠繼續生存下去……我們沒有權利在戰爭的現階段進行一種可以影響這個民族的生存的破壞行動。如果我們的敵人要摧毀這個曾經無比英勇地作戰的民族，那么，這個歷史的恥辱應完全由他們承擔，我們有責任使這個民族有一切的可能在遙遠的將來得到復興……。
如果戰爭失敗，這個民族也將滅亡。這種命運是不可避免的，沒有必要考慮這個民族維持一個最原始的生存基礎的問題。恰恰相反，最好由我們自己動手把這些基礎被扔掉，因為這個民族將被證明是軟弱的民族，而未來屬於強大的東方民族，而且在戰爭以後留下來的人不過都是劣等貨，因為優秀的人已經戰死了。
第二天希特勒下令：凡是敵人當即或於可以預見的未來可能為繼續作戰而利用的帝國境內一切軍事、運輸、通訊、工業和供應設備，以及全部資源，均應破壞之，由軍事指揮部大區區長和國防委員負責執行，所有相反的指示均屬無效。
施佩爾試圖阻止這項命令，他勸說各大區區長。希特勒獲悉後要求施佩爾休假，施佩爾則以辭職來反抗。在他向希特勒表示無條件擁護後，希特勒在施佩爾的爭取下，又頒布一項命令：“在任何情況下不得採取削弱我們自己戰鬥力措施，生產必須儘可能繼續到最後一刻。即使某個工廠由於敵人迅速推進而在未加破壞之前，陷落敵手也在所不惜。軍備和戰時生產所長所屬辦事處和機構為唯一的執行者、黨、政、軍機關將於執行時予以協助。”這樣施佩爾利用此命令與部分軍官和大區區長保護了許多重要工廠和設施。
戰後在紐倫堡法庭上，施佩爾不想逃避他的責任和罪過，他說：“我承擔全部責任。”施佩爾最後被判20年監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