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事變(閩變)

福建事變

閩變一般指本詞條

福建事變,1933年11月20日,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以國民黨十九路軍為主力,在福建福州發動的抗日反蔣事件。事變後建立了反蔣政權。1932年,“一·二八”抗戰結束後,蔣介石調十九路軍在福建“剿共”。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軍將領聯合國民黨內李濟深等一部分勢力,在福建福州南校場召開大會,決定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1月15日,蔣介石軍隊攻陷福州。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軍總部分別遷往漳州和泉州。同年1月21日,泉州、漳州失守,福建事變失敗。事後,各高層領導人出走,十九路軍亦在繳械後被解散收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福建事變
  • 時間:1933年11月12日至1934年1月21日
  • 地點福建省
  • 領導人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
  • 參與軍隊:國民黨第十九路軍、蔣介石軍隊
  • 結果:事變失敗,泉州、漳州失守
  • 歷史意義:推動了第二次國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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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背景

福建整肅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由於他們的抗日要求和行動得不到蔣介石政府的支持,與蔣的矛盾日益激化。
蔡廷鍇蔡廷鍇
1932年凇滬抗戰的參戰主力是十九路軍(後期增加了中央軍第五軍),迫於日本壓力,蔣介石政權簽署中日《凇滬協定》,十九路軍被調離上海,開赴福建剿共。
1932年,國民黨軍第19路軍進行“一·二八”淞滬抗戰,觸犯了南京政府的對日不抵抗政策。在《淞滬停戰協定》簽訂的第二天,蔣介石對“違令”抗日的19路軍進行“整肅”,下令將該軍3個師分別派到皖、鄂、贛三省“剿共”前線參加內戰。
6月,19路軍陸續入閩後,蔣介石整肅、收編了陳國輝張貞等雜牌部隊,並舉兵進占閩西蘇區和閩南游擊區,在軍內外進行反共活動。年底,蔣介石改組福建省政府,任命19路軍總指揮蔣光鼐為省主席、軍長蔡廷鍇為駐閩綏靖公署主任兼十九路軍總指揮。

反蔣方案

1933年5月,十九路軍的老上司陳銘樞游歐回國,開始積極籌劃反蔣。參與陳銘樞策劃的梅龔彬回憶,陳提出上中下三種方案:“第一種方案(上策)是聯合粵桂反蔣;如果陳濟棠不肯參加的話,就執行第二種方案(中策),先搞閩桂聯合倒陳,再發動反蔣;如果陳濟棠和李宗仁都不肯乾,那只有採取第三種方案(下策),爭取與紅軍合作反蔣。

事變經過

事變準備

1933年6月1日《塘沽協定》簽字後第二天,蔣、蔡在福州發表通電,反對蔣介石對日妥協、出賣華北。接著又在中國共產黨抗日主張的影響下和“剿赤”軍事失敗的刺激下,放棄了抗日與“剿赤”並行的方針,十九路軍代表陳公培和紅軍代表彭德懷在南平王台簽訂停戰協定,劃分“國界“,並於10月26日派代表至江西瑞金與中國工農紅軍簽訂《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為事變的發動創造了有利條件。
11月20日,李濟深等在福州召開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發表《人民權利宣言》。福建事變爆發。
11月21日,李濟深等通電脫離國民黨,隨後聯合第三黨和神州國光社成員發起成立生產人民黨,以陳銘樞為總書記。

成立政府

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於1933年11月22日正式宣布成立。由李濟深、陳銘樞、陳友仁、馮玉祥(余心清代)、黃琪翔戴戟、蔣光鼐、蔡廷鍇、徐謙、何公敢、李章達等11人組成人民革命政府委員,由李濟深擔任主席。廢除南京政府年號,改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為“中華共和國元年”,福州中華共和國首都。廢除原來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另立新國旗。並宣布革命政府的中心任務是外求民族解放,排除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內求打倒軍閥,推翻國民黨統治,實現人民民主自由,發展國民經濟,解放工農勞苦民眾。
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後,受到各地民眾和海外華僑的擁護,但同時也遭到蔣介石政府的輿論攻擊和軍事鎮壓。

最終失敗

12月下旬,蔣介石抽調進攻江西蘇區的嫡系部隊十餘萬人,以衛立煌、張治中、蔣鼎文為三路前敵總指揮,在海、空軍的配合下,由贛東和浙江分路進攻延平、古田等地。衛立煌行動迅速,很快抵達福建北部,對十九路軍形成夾擊之勢。剛剛成立不到百日的“人民革命政府”由於內部不團結,許多事情還沒有商定,就宣告夭折了。衛立煌為了截斷十九路軍經泉州退入廣東的道路,又迅速行軍,隱蔽地繞到閩江以南進行阻擊。同時,蔣介石大撒金錢,收買十九路軍高級將領,使其內部自亂陣腳,軍長師長几乎全部向中央軍投誠。
1934年1月上、中旬,延平、古田、福州先後被蔣軍占領,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軍總部分別遷往漳州和泉州。
21日,在蔣介石分化瓦解和優勢兵力的攻擊下,泉州、漳州相繼失守,福建事變終告失敗。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逃往香港,第十九路軍的番號被取消,軍隊被蔣介石改編,保留60、61、78師三個主力師番號,軍官大多調整為黃埔系

歷史評價

福建事變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獨具特色的政治事件,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史上具有標誌性意義和重大影響的歷史事件之一。它不僅為中共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提出提供了重要歷史依據,而且為促使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建立、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提供了有益借鑑,同時也給我們留下不少啟示,這些啟示可以從一個側面增進對統一戰線這一革命“法寶”的豐富歷史內涵的了解,對加強新時期統一戰線工作也是有所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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