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概述,創作背景,故事梗概,作品賞析,人物分析,寫作特點,政治意蘊,藝術賞析,作者簡介,作者自述,
概述
沈從文名作，是作者一九三七年回到湘西，並且在沅水中部一個縣城裡住了約四個月之後有感而寫的一篇隨記。是他繼《邊城》之後，關於湘西人物、風情的又一曲輓歌。跟隨作者敘述的目光，我們可以感受到湘西在戰爭發展中的種種變遷。
創作背景
一九三四年，沈從文第一次回到十多年前離別的家鄉湘西，這一經歷直接導致了《湘行散記》的誕生；回到北平後續寫完成了返鄉前已經動筆的《邊城》，“創造一點純粹的詩，與生活不相粘附的詩” 。這兩部作品成為沈從文湘西題材作品的典範，代表了他成熟的風格和個性特徵。
但是，這次返鄉經歷卻使他真切意識到，《邊城》的世界已經無法“對應”二十年來發生了深刻變化的湘西現實世界，他在鳳凰老家給妻子的信里說：“這裡一切使我感慨之至。一切皆變了，一切皆不同了，真是使我這齣門過久的人很難過的事！” 雖然《邊城》仍然按照原來的計畫寫出，寫成了“與生活不相粘附的詩”，卻也以悲劇性的結局埋下了他的悲哀和傷感；而且，使他“很難過的事”未能寫出，這就為他以後對家鄉的書寫留下了延展的空間。
對這一點，他當時就產生了明確的想法，所以在《〈邊城〉題記》里，預告似地說：“我並不即此而止，還預備給他們一種對照的機會，將在另外一個作品裡，來提到二十年來的內戰，使一些首當其衝的農民，性格靈魂被大力所壓，失去了原來的樸質，勤儉，和平，正直的型範以後，成了一個什麼樣子的新東西。他們受橫徵暴斂以及鴉片煙的毒害，變成了如何窮困與懶惰！我將把這個民族為歷史所帶走向一個不可知的命運中前進時，一些小人物在變動中的憂患，與由於營養不足所產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樣活下去’的觀念和欲望，來作樸素的敘述。我的讀者應是有理性，而這點理性便基於對中國社會變動有所關心，認識這個民族的過去偉大處與目前墮落處，各在那裡很寂寞的從事於民族復興大業的人。”
《長河》最初的醞釀，應該就在此一時期。作品卻一直沒有寫出來。
《長河》是到昆明兩個多月後開始寫的。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沈從文給還滯留在北平的妻子張兆和寫信，告訴說：“我已寄望舒文章十頁，下期航信還可寄十頁。”這文章，指的就是《長河》。戴望舒時任香港《星島日報·星座》副刊主編，《長河》從八月七日起在該副刊連載，至十一月十九日，共六十七次，未完。信里，沈從文向妻子談起這部剛剛開頭的作品，“我用的是辰河地方作故事背景，寫橘園，以及附屬於橘園生活的村民，如何活；如何活不下去，如何變；如何變成另外一種人。預備寫六萬字。” 隔了一天，三十日又寫一信，一開頭就說：“已夜十一點，我寫了《長河》五個頁子，寫一個鄉村秋天的種種。仿佛有各色的樹葉落在桌上紙上，有秋天陽光射在紙上。夜已沉靜，然而並不沉靜。雨很大，打在瓦上和院中竹子上。電閃極白，接著是一個比一個強的炸雷聲，在左邊右邊，各處響著。房子微微震動著。稍微有點疲倦，有點冷，有點原始的恐怖。我想起數千年前人住在洞穴里，睡在洞中一隅聽雷聲轟響所引起的情緒。同時也想起現代人在另外一種人為的巨雷響聲中所引起的情緒。我覺得很感動。唉，人生。這洪大聲音，令人對歷史感到悲哀，因為它正在重造歷史。”
正是在“現代”的雷聲轟響中，帶著對變動中的歷史的悲哀，沈從文再次書寫鄉土，書寫一個不同於《邊城》的“現實”的湘西世界。
剛落筆的時候，《長河》只是一個中篇的構思，可是寫作的過程中發現這個篇幅容納不了變動時代的歷史含量，就打算寫成多卷本的長篇。中間隔了一長段時間之後，到一九四二年四月，動手補充修改《長河》第一卷，在五月在給沈雲麓的信里說，“《長河》已十三萬字，不久可付印。”“《長河》有三十萬字，用呂家坪作背景。”（“三十萬字”指的是預計全部完成後的字數）“最近在改《長河》，一連兩個禮拜，身心都如崩潰，但一想想，該作品將與一百萬或更多讀者對面，就不敢不謹慎其事了。” 到九月八日，又報告說，“上卷約十四萬字，不久或可出版。”
事實是，桂林明日社正準備出版《長河》第一卷，沒料到十四萬字書稿被扣，經重慶、桂林兩度審查，各有刪削，卻仍然不能出版。原因是，“從目下檢審制度的原則來衡量它時，作品的忠實，便不免多觸忌諱，轉容易成為無益之業了。因此作品最先在香港發表，即被刪節了一部分，致前後始終不一致。原先重寫分章發表時，又有部分篇章不能刊載。到預備在桂林印行送審時，且被檢查處認為思想不妥，全部扣留，幸得朋友為輾轉交涉，徑送重慶複審，重加刪節，方能發還付印。” 這是一九四三年寫的《題記》裡面的話，“付印”仍然只是構想。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一月，昆明文聚社終於出版了這部小說，因此前屢遭刪節，出版時只剩十一萬字。第六章《大幫船攏碼頭》的中間，竟印了一行“（被中央宣傳部刪去一大段）”的字樣。《沈從文全集》即據文聚社單行本編入，另外增加了新發現的《〈長河〉自注》。
黃永玉在沈從文去世後曾經非常感慨地談到《長河》：“寫《長河》的時候，從文表叔是四十歲上下年紀吧！為什麼淺嘗輒止了呢？它該是《戰爭與和平》那么厚的一部東西的啊！照湘西人本份的看法，這是一本最像湘西人的書，可惜太短。”“寫《長河》之後一定出了特別的事，令這位很難集中的人分了心，不能不說是一種損失。真可惜。”
故事梗概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湖南沅水流域上游有一條支流叫辰河，辰河的中部小口岸是呂家坪，呂家坪上住著當地商會的會長，還駐紮著保全隊。河下游約四里一個小土坡叫“楓樹坳”，坳上有個滕姓祠堂。祠堂前後有十幾株老楓木樹，祠堂前老楓樹下，擺攤子坐坳的，是個弄船老水手。楓木坳對河蘿蔔溪有一大片桔子園，園主滕長順有兩個兒子三個女兒，小女兒夭夭最漂亮，外號“黑中俏”。那一年，桔子又豐收了，桔子樹上結滿了碩大的果子。
老水手從攤子前來往的過客那裡聽說“新生活”就要來臨，這種“新生活”在他看來似乎不是什麼好事情，於是他有了一點“杞憂”。他過河告訴長順，然而長順非常坦然並不以為意。呂家坪上的會長也從辰谿縣歸來的夥計那裡聽說“新生活”就要來了。其實，“新生活”並不會這么快就來臨，但是，保全隊長來了。他在會長那裡收下了每年的保全費，同時還帶走了會長預先開好的收據。為了答謝各方人情，會長在長順處買下了一船桔子，長順家包括夭夭在內開始摘桔子，老水手滿滿也過來幫忙。保全隊長同樣看中了長順的桔子，但是他採取了訛詐的手段，飽經世事的長順沒有中計，隊長生氣了，幸好會長從中調停，才算平息。這一卷的最後寫的是社戲，桔子豐收了，為敬謝神靈長順請來浦市戲班子來唱了幾天戲，人神同樂好不熱鬧，一切似乎還是和原來一樣。
作品賞析
小說寫的是辰河中部呂家坪水碼頭及其附近小村蘿蔔溪的人與事，時間是在一九三六年秋天。從二十世紀初到這個時間，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動輻射到這偏僻之地，居住在湘西辰河兩岸的人的哀樂和悲歡，就和一個更大世界的變動聯繫在一起，不可能是封閉的時間和空間裡的哀樂和悲歡了。從《邊城》這個自足世界的時間和空間，到《長河》風吹草動都與外界息息相關的時間和空間，其性質已經顯示出非常不同的特徵。
第一章《人與地》，就是寫三十年來沿河居民生活世界發生變化的大略情形。這裡盛產橘柚，陌生人路過橘園，若要買，得到的回答一定是不賣。“入境問俗”，“不賣”和“不許吃”卻是兩回事，你儘管摘來吃好了：“鄉親，我這橘子賣可不賣，你要吃，儘管吃好了。這水泡泡的東西，你一個人能吃多少？十個八個算什麼？你歇歇憩再趕路，天氣老早咧。”這樣的開篇，先寫仲夏橘子開花香馥醉人，九月橘子成熟，隨處堆積，如一堆堆火焰；再寫讓路人管飽吃橘子卻不收分文，如此筆致很容易讓人產生錯覺，以為沈從文又在寫他拿手的美麗的自然和淳樸的民風，像《邊城》里，過渡人如果抓一把銅錢擲到船板上，老船夫照例一一拾起，追著塞回那人手裡。不過這一次，沈從文卻想在淳樸的風俗之外，關注另外的問題。所以他緊接著就寫，“到把橘子吃飽時，自然同時也明白了‘只許吃不肯賣’的另外一個理由。”原來是橘子太多，不值錢，不好賣。“出橘子地方反買不出橘子，實在說原來是賣不出橘子。有時出產太多，沿河發生了戰事，裝運不便，又不會用它釀酒，較小不中吃，連小碼頭都運不去，摘下樹後成堆的聽它爛掉，也極平常。”戰亂影響了橘子的外運，這是顯而易見的。
接著寫這地方的人事。從屈原放逐到此寫出《橘頌》兩千年來，雖然多少有些改變，卻依然不過是隨著季節輪換生老病死，一半人在地面上生根，一半人在水面上流轉。但是這些年，情形卻出現了不一樣的變化。這個變化，概而言之，是“現代”來了。“現代”是怎么到了這個地方的呢？從人來看，譬如說，誰家的孩子上進，讀書好，考入省立師範學堂，“待到暑假中，兒子穿了白色制服，帶了一網籃書報，回到鄉下來時，一家大小必對之充滿敬畏之忱。母親每天必為兒子煮兩個荷包蛋當早點，培補元氣，父親在兒子面前，話也不敢亂說。”這是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現象。
受了一點“現代”教育的兒子，使古老中國的父親天經地義的“權威”一下子喪失了，反而“敬畏”起有了一點“現代文化資本”的兒子來。這個現象不是偶然的和個別的，在二十世紀中國總體的“現代”進程中，“現代文化資本”令人生畏起敬的優越性，時時處處可以找到佐證。時光進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出現了一個從他的詩篇里能夠感受到四季輪轉、風吹的方向和麥子的成長的優秀詩人海子，廣大貧瘠的鄉村找到了他的歌手；可是，你也許想像不到，“據說在家裡，他的農民父親甚至有點兒不敢跟他說話，因為他是一位大學教師。” “現代”的權威，從三十年代的湘西到八十年代的安徽，並沒有根本的改變。而兒子呢，“兒子自以為已受新教育，對家中一切自然都不大看得上眼，認為腐敗瑣碎，在老人面前常常作‘得了夠了’搖頭神氣。
……到後在本校或縣裡作了國小教員，升了校長，或又作了教育局的科員，縣黨部委員，收入雖不比一個舵手高多少，可是有了‘斯文’身份，而兼點‘官’氣，”一來二去，就成了“當地名人”了。既成名人，“思想又新，當然就要‘革命’。”“革命”不出兩個公式：一是與有“思想”、又“摩登”、懂“愛情”的新女性發生戀愛或婚姻，是謂家庭革命；二是回鄉來要改造社會，於是作代表，辦學會，印報紙，發議論……到後夢想的“大時代”終於到來，卻壓力過猛，末了不出兩途，或逃亡，或被殺。
沈從文特別注意到婦女的生活情形。本地女孩子的情感教育，不外是聽老年人說《二度梅》、《天雨花》等才子佳人彈詞故事，七仙女下凡塵等神話傳說，二八月唱土地戲謝神還願，戲文中又多的是烈士佳人故事；下河洗菜淘米，上山砍柴打草，容易受年青野孩子歌聲引誘。幻想雖多，多數人還是本本分分嫁人過日子。出了不合規矩的事，性格強的，就會像《邊城》里翠翠母親那樣自殺；不幸遇到親族中有人輩分大，勢力強，讀了幾本“子曰”，道德感和虐待狂不可分開，就會糾集人捆了女子去“沉潭”。但這裡大多數人不讀“子曰”，也就不過問這種事。
上等紙菸和各樣罐頭，在各階層間作廣泛的消費。所謂抽象的東西也不過是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際世故。然而人們用這種謙虛而誠懇的態度來接受一切，來學習一切，能學習能接受的終不外如彼或如此。”時髦青年也好，普通學生也好，“共同對現狀表示不滿，可是國家社會問題何在，進步的實現必需如何努力，照例全不明白。”所能做的，不過是“揮霍家中前一輩的積蓄，享受現實，並用‘時代輪子’‘帝國主義’一類空洞字句，寫點現實論文和詩歌，情書或家信。”少數“想要好好的努力奮鬥一番的，也只是就學校讀書時所得到的簡單文化概念，以為世界上除了‘政治’，再無別的事。……個人出路和國家幻想都完全寄托在一種依附性的打算中，結果到社會裡一滾，自然就消失了。”
沈從文和魯迅是兩個非常不同的作家，但是，在他們之間，在他們的文學的深處，卻能夠發現埋藏著某些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一致性。如果我們能夠重視青年魯迅提出的“白心”的概念，那么幾乎就可以說，沈從文正是一個保持和維護著“白心”思想和感受的作家。僅就“偽士當去，迷信可存”這句話所涵蓋的內容而言，被“正信”所拒斥而魯迅認為“可存”的“迷信”，其中包含著與精神“本根”相聯繫的“白心”；而這一點，在《長河》第一章的末尾，就有生動、親切、自然的描述：
當地大多數女子有在體力與情感兩方面，都可稱為健康淳良的農家婦，需要的不是認識幾百字來討論婦女問題，倒是與日常生活有關係的常識和信仰，如種牛痘，治瘧疾，以及與家事有關收成有關的種種。對於兒女的壽夭，尚完全付之於自然淘汰。對於橘柚，雖從經驗上已知接枝選種，情感上卻還相信每在歲暮年末，用糖汁灌溉橘樹根株，一面用童男童女在樹下問答“甜了嗎？”“甜了！”下年結果即可望味道轉甜。一切生活都混合經驗與迷信，因此單獨憑經驗可望得到的進步，無迷信攙雜其間，便不容易接受。但同類迷信，在這種農家婦女也有一點好處，即是把生活裝點得不十分枯燥，青春期女性神經病即較少。不論他們過的日子如何平凡而單純，在生命中依然有一種幻異情感，或憑傳說故事，引導到一個美麗而溫柔仙境裡去，或信天委命，來抵抗這種不幸。迷信另外一種形式，表現於行為，如敬神演戲，朝山拜佛，對於大多數女子，更可排泄她們蘊蓄被壓抑的情感，轉換一年到頭的疲勞，尤其見得重要而必需。
如果把這其中的“迷信”剷除，他們生活的完整性就必然遭到嚴重破壞，他們的情感、信仰和精神就會失去正常循環的流通渠道，他們的日常起居、生產勞動和生命狀態就會變得“枯燥”，從而引發種種問題。
生活的完整性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中建立起來的，保持和維護生活的完整性是人類生活的基本意識和行為，就是在因此而生的一些儀式、禮俗、風尚當中，也自有一份與久遠歷史相聯、與現實生活相關的莊嚴。《長河》第三章寫到橘子園主人滕長順一家的生活，敘述得耐心細緻，一年從頭到尾，什麼時節怎么過，一一道來，娓娓而談：
這一家人都儼然無宗教信仰，但觀音生日，財神生日，藥王生日，以及一切傳說中的神佛生日，卻從俗敬香或吃齋，出份子給當地辦會首事人。一切附予農村社會的節會與禁忌，都遵守奉行，十分虔敬。正月里出行，必翻閱通書，選個良辰吉日。驚蟄節，必從俗做蕎粑吃。寒食清明必上墳，煮臘肉社飯到野外去聚餐。端午必包裹粽子，門戶上懸一束蒲艾，於五月五日午時造五毒八寶膏藥，配六一散痧藥，預備大六月天送人。全家喝過雄黃酒後，便換好了新衣服，上呂家坪去看賽船，為村中那條船吶喊助威。六月嘗新，必吃鯉魚，茄子，和天地里新得包穀新米。
《長河》的最後一章，是《社戲》。美國學者金介甫（Jeffrey Kinkley）認為，《長河》“有些篇章並沒有把小說情節展開，特別是最後一章寫得相當輕鬆，顯然是硬湊的一節，把故事匆匆結束，免得別人說他對自己的民族過於悲觀。” 這個說法，恐怕是有些隔膜的。
按照往年成例，秋收時節，請戲班子來唱戲，既是酬神，向神還原許願，也是民眾娛樂熱鬧的節日。人神和悅，既是莊嚴的、虔誠的，也是活潑的、快樂的。鄉村生活的完整性，鄉民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的健康循環，是有賴於社戲這一類的形式來維持的。
在一九三六年，蘿蔔溪，社戲是不是還要照常舉行呢？省里向上調兵開撥的事情已經傳遍呂家坪，向下游去的船得要擔當風險，“時局不好，集眾唱戲是不是影響治安？”連這樣的問題都出來了。滕長順約集本村人商量，“這事既是大家有分，所以要大家商量決定。末了依照多數主張，班子既然接來了，酬神戲還是在伏波宮前空坪中舉行。”這一筆，自然而起自然而落，不見波瀾，卻是實在好，好在並不刻意地透露出，這個地方的民眾在危機四伏的情境中，照常生活的能力，照常莊嚴虔敬和活潑快樂的能力。商會會長拿定主意照原來計畫裝了五船貨物向下游放去，滕長順也要放兩船橘子到下河去賣，該怎么做還怎么做，實際事物的打算安排里見出精神來。
沈從文是在切身的現實情境中寫社戲，就要把現實的不純淨因素寫進來。所以他寫戲外的人事和社會情形，具體而複雜。他寫到夭夭看戲時感受到保全隊長眼光的壓迫，於是就到河邊去看船，和哥哥說話；哥哥三黑子正對湯湯流水，想起家裡被欺壓訛詐的事，火氣上心。三黑子遠遠聽見伏波宮前鑼鼓聲，說：“菩薩保佑今年過一個太平年，不要出事情就好，夭夭，你看爹爹這場戲，忙得飯也不能吃，不知他許下有什麼願心！”夭夭依隨老水手煙桿所指，望見紅紫色的遠山野燒，說：“好看的都應當長遠存在。”老水手有所感觸，嘆了一口氣：“夭夭，依我看，好看的總不會長久。”
但是，就是在這樣的現實情境中，沈從文依然寫出了社戲帶來的莊嚴與熱鬧，虔誠和快樂。本村和附近村子的人，都換了漿洗過的新衣服，婦女多戴上滿頭新洗過的首飾，來一面看戲一面掏錢買各種零食吃；還有人帶了香燭紙張順便敬神還願。第一天開鑼時，首事人磕頭焚香，祭殺牡羊和雄雞。第一齣戲象徵吉祥，對神示敬，對人頌禱；第二出戲與勸忠敬孝有關。到了下午，戲文才趨熱鬧活潑，村民沉酣其中。
特別是，演戲和看戲，都是在寬闊的環境裡，在大的自然空間中，而不是在一個狹小局限的人為空間裡，這樣也就特別能夠感受得到，“在素樸自然景物下襯托簡單信仰蘊蓄了多少抒情詩氣分” 。沈從文寫戲收鑼時的情景，與魯迅《社戲》里船行水上的文字，真可謂異曲同工：
收鑼時已天近黃昏，天上一片霞，照得人特別好看。自作風流的船家子，保全隊兵士，都裝作有意無心，各在渡船口岔路邊逗留不前，等待看看那些穿花圍裙扛板凳回家的年青婦女。一切人影子都在地平線上被斜陽拉得長長的，臉龐被夕照炙得紅紅的。到處是笑語嘈雜，為前一時戲文中的打趣處引起調謔和爭論。過呂家坪去的渡頭，尤其熱鬧，人多齊集在那裡候船過渡，雖臨時加了兩隻船，還不夠用。方頭平底大渡船，裝滿了從戲場回家的人，慢慢在平靜河水中移動，兩岸小山都成一片紫色，天上雲影也逐漸在由黃而變紅，由紅而變紫，太空無雲處但見一片深青，秋天來特有的澄清。在淡青色天末，一顆長庚星白金似的放著煜煜光亮，慢慢的向上升起。遠山野燒，因逼近薄暮，背景既轉成深藍色，已由一片白煙變成點點紅火。……一切光景無不神奇而動人。
魯迅寫半夜行船回家，光景的“神奇而動人”，不相上下：
月還沒有落，仿佛看戲也並不很久似的，而一離趙莊，月光又顯得格外的皎潔。回望戲檯燈火光中，卻又如初來未到時候一般，又漂渺得像一座仙山樓閣，滿被紅霞罩著了。吹到耳邊來的又是橫笛，很悠揚；我疑心老旦已經進去了，但也不好意思說再回去看。
不多久，松柏林早在船後了，船行也並不慢，但周圍的黑暗只是濃，可知已經到了深夜。他們一面議論著戲子，或罵，或笑，一面加緊的搖船。這一次船頭的激水聲更其響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條大白魚背著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躥，連夜裡的幾個老漁父，也停了艇子喝彩起來。
沈從文還特意強調了人與“光景”的未分離性，他緊接著“一切光景無不神奇而動人”的讚嘆之後，又說：
可是，人人都融合在這種光景中，帶點快樂和疲倦的心情，等待還家。無一個人能遠離這個社會的快樂和疲倦，聲音與顏色，來領會讚賞這耳目官覺所感受的新奇。
不過，這種未分離的狀態，遲早會被破壞。
這個小小地方的樸素的歡樂，自然襯托下的抒情詩氣氛，其實正處在大的災難的包圍之中，除了接連不斷的地方性動亂，前頭還有即將全面爆發的抗日戰爭，整個國家民族的大劫已經是步步緊逼上來了。就是在這樣的地方，在大災難的背景上寫酬神娛己的社戲，寫與日常生活緊密關聯的歡樂、虔敬和抒情詩氣氛，顯示出沈從文筆力的非凡強健。
人物分析
作品中的人物，是作者抒寫其獨特人生情緒和美學理想的媒介物。在《長河》人物形象身上，凝聚著沈從文對社會、歷史、民族的高層次思考。他們不僅能給人以美的享受，而且促人深思，使讀者從中獲取哲理的啟迪。
《長河》人物群像，可以分為三個系列：
地方特權勢力的代表
一是地方特權勢力的代表，包括駐守呂家坪鎮的保全隊長，還有師爺、副爺等諸多小官小吏。這一系列人物是那個特定時代里湘西地區反動統治的行動的具體實施者。他們政治上壓制民眾，橫行鄉里，野蠻霸道，經濟上巧立名目搜刮錢財，欺詐盤剝，逼得老百姓們怨聲載道。一個農民收了一個32斤的大蘿蔔，報到縣裡省里請賞，金牌久久沒有拿到，反被縣衙敲去一筆竹槓。這還未了，又有某某委員下鄉來看大蘿蔔，免不得大家湊份子請酒，委員吃飽喝足，臨走還滿攜了菜種和肥雞。圍繞一個蘿蔔，竟生出如許繁複文章！鄉下人的淳樸憧憬、勞動自豪感，與“父母官”的不勞而獲、恬不知恥形成鮮明對比。對前者，作家飽含深痛惋惜和同情，對那群地地道道的寄生蟲，是持否定、批判態度的。其中尤以一位宗姓的保全隊長性格刻畫最為突出。
自詡為“見過世面”的人物
保全隊長這個自詡為“見過世面”的人物，在省里中學念過書，鍍上了一層都市時髦的所謂“文明”外衣，骨子裡滲出的虛偽和銅臭與鄉下人的素樸人格迥然相異、格格不入。他驕傲於同交際花戀愛，用紅葉箋寫情書，被蛀蝕空了的心靈只餘下這點無聊、庸俗的嚮往。卻自視頗高，時時環顧鄉下人，擺出一副不足與語的官架子。桔子園醜劇中，他欲謀私利，帶著師爺前往，與桔林主人滕長順“商量”買桔子。趾高氣揚，威風八面，偏偏屢屢受挫，心虛膽怯，不打自招地暴露了骯髒齷齪的用心。師爺對滕長順連哄帶嚇，對上司則大肆吹捧，使盡渾身解數，活脫脫兩個丑角兒唱著滑稽戲。漫畫式的筆法更加深了諷刺意味。後來保全隊長看中了滕長順年輕美貌的小女兒夭夭，百般挑逗調戲，企圖霸占。鎮定自若的姑娘使得他自討沒趣，只有灰溜溜退去。寥寥數語，緊扣人物特徵，腐敗潰爛的靈魂纖毫畢現。他們既是摧殘人性的社會惡勢力的走卒，同時又是這一勢力的犧牲者，體現著失卻了本質中的素樸純真，被吞噬或是扭曲變形了的人性。作者在揭露他們醜惡的時候，總是不忍運用尖刻殘忍的筆觸，不忍心看到人性被過多的醜惡戕害。於是，厭惡多於痛恨，諷刺多於批判，流露出一些軟弱寬容。
鄉鎮有產者形象
其二，是以桔子園主人滕長順和商會會長為代表人物的鄉鎮有產者形象。這些在當地得人信服、社會地位頗高的“老闆”，家道殷實，人丁興旺，生活美滿和睦。滕長順原也是兩手空空，屋徒四壁。大半生辛勤勞作，風裡雨里，水陸兼行，“一面由於氣運，一面由於才能”，興起一份不薄的家業。他誠實可靠，勤勞質樸，強健麻利，挑起穀子，行步如飛，小伙子也比不上，且“為人義道公正”，因而人人敬重。村子裡碰到什麼公共事業，常常被推為領袖，全權代為解決。這樣一位煎熬半生，終於掙扎出個“頭面”，不愁吃穿的呂家坪當地上等人，懷裡也揣著一本難念的經。桔園收成好，一旦為保全隊長算計，便逃脫不了被恐嚇勒索，甚至自己疼愛的小女夭夭都有被看上搶走的危險。商會會長主要的工作不是為商家謀福利，“倒全是消極的應付”，應付各級小官吏、駐防保全隊，“官來如剃”的過路副爺、委員，滿足他們無休止的貪婪欲望，處境實在尷尬。他們經受著依權仗勢的保全隊長的欺壓叱罵，滿腹憤懣，除了私下幾句牢騷，鬱結胸中的一股怨氣便再無從排遣。社會地位和身份決定了他們不得不曲意奉迎，見機行事，忍氣吞聲，以求得變動中的暫時安寧。即使怨憤泄露幾點在言語上，最終也總是息事寧人，出錢買個平安。解釋這一切的只有“氣運”。他們把所有命運的不公歸為“氣運”，來麻痹自己，安慰自己。面對社會的急劇動盪，僅僅要求儘可能少地受傷害，全家還可以飽暖和睦地生活下去。他們仍然葆有素樸正直的人性，但已經不那么純淨了，蒙上了一層妥協消極的灰色調子。
應該指出，作者把滕長順這樣的鄉鎮小有產者寫成受邪惡勢力壓迫最深重的人，是有他的局限性的。試想，像滕長順這樣家業興旺、資財豐富的“頭面人物”，尚且這樣受欺凌、艱難度日，何況一無所有的窮苦百姓呢？作者如此描寫，影響了人物的真實性，但其生動鮮明可以說是毋庸置疑的。
第三組人物形象是老水手、夭夭、三黑子等有生氣的山鄉人。作者在這些人物身上傾注了全部的熱情和摯愛，以讚美的筆調描寫了他們在風雲變動之時的鎮定從容、勇敢無畏，鄉村型智慧以及對美好未來的憧憬。
老水手貫穿作品始終，著墨最多，刻畫最為細緻。他的身世“簡單而不平凡”，命運多舛，家破人亡，頭髮花白了才安身楓木坳祠堂，度過餘生。然而“人老心不老”，絕不似許多歷經人世滄桑的老者那樣透著太多的恬淡，沒有因為看破紅塵而對眼前事情的漠不關心。在旁人看來，當然“稍微有點古怪”，與眾不同。湘西山水所給予的養料，60餘年經歷鍛打造就的倔強、旺盛的生命力，使他“對於許多事情，好探索猜想，且居然還有點童心”。“新生活”到來，老水手是第一個熱切關注者，他“相當興奮”，心中激起豐富聯想。道聽途說得來各種確實的不確實的訊息，更助長了他的情緒騷動。
他時時為地方未來及小兒女輩的命運擔憂。生活經驗的積累沉澱，使他學會了從外部世界的變化中認識與掌握自身出路的樸素人生哲學。他以一顆敏銳多感的心和政治嗅覺判斷時事，從身邊種種見聞里尋覓“新生活”大勢將至的跡象。於是，過坳歇腳玩猴兒戲的外鄉人成了“偵探”，成了“新生活”派來的先鋒；忙於在呂家坪碼頭上船主水手們中間穿梭，熱心且耐心地打聽著外界有關新聞，思考著生活的準確答案。其陰差陽錯、自以為然，煞有介事處，確實顯得有點過敏唐突，難怪滕長順笑他“杞人憂天”了。不容忽視的是滑稽之中，他的擔憂與判斷往往“暗合事物的本質”，擦亮智慧火花。“愚憨和睿智在他身上實現了奇妙的結合”，這在文學史上也是少有的。
老水手承襲了湘西民族亘古以來一直具備的傳統美德：勤勞、善良、熱情質樸。老來孤獨，應滕長順一家的善意邀請與他們同住，可是勞動慣了的他總不能心安理得。操勞一生，為生計四處奔波，工作不是束縛，倒是解放他那飽經憂患、熱忱跳動的心的靈藥。做了楓木坳守祠堂人之後，生活於他才真正變得舒適愜意起來。老水手渴望世道公平合理，渴望一切美好的事物可以永久存在，但多年的人世苦旅告訴他渴望大抵只是渴望而已，他深知美好理想的實現是艱難而遙遠的。他嘆息著“好看的總不會長久，……好人不會長壽，惡漢活千年，天下事難說！”多么精闢的湘西人民苦難史的總結，血與淚都凝縮其中了。他又絕非性格軟弱，聽憑命運擺布的懦夫。面對紛雜政治力量引發的時局急劇變化，他喊道：“慢慢的來罷，慢慢的看罷。……有一天你看老子的厲害！”這種憤怒的呼喊，應該說是老水手的反抗，儘管這種抗爭並未付諸行動，但它又是那么從容、自信地在老水手的心裡存在著，生長著。難怪老水手的忘年交夭夭由衷地讚嘆“天下歸你管，一定公平得多”。
夭夭和她的哥哥三黑子是鄉村新成長起來的小兒女輩的典型。
夭夭俏麗活潑，同沈從文作品中那些從湘西土地上款款走來的美麗的少女們一樣，她是沐浴著飽含濕潤氣息的陽光，迎著清爽山風，汲取天地之精華長大的。大自然是她的又一個母親，天性中自然流溢著靈秀之氣，本質純潔，猶如深山流出、未受工業文明污染的一線清泉，容不得一點兒污穢。她天真、聰慧，生活無憂無慮，受著全家人的寵愛，又“乖巧謙虛，不占先逞強”，舉動間總是現出那么一種惹人憐愛的柔順和小小的狡黠。最為難能可貴的是她置身於社會變動、人生憂患漩渦之中的鎮定自若，和老水手相比，另具一派自在從容的姿態，還夾雜著些許天真的無畏。面對未來茫然不可知的任何變化，她毫不懼怕，視若無睹。保全隊長妄想霸占夭夭，放肆挑逗調笑，一般少女只會陷入驚恐慌亂之中，可夭夭“只覺得面前一個唱的說的都不太高明，有點傻相，所以也從旁笑著”。抽身出去，微笑著欣賞一出諂媚於己的低劣表演，她很有些哲人的味道了，根本談不上什麼恐慌。她幼稚地堅信：“老百姓不犯王法，管不著，沒理由懼怕。”
夭夭的形象，叫人不由想起《邊城》中的翠翠。二者同是作者傾盡筆力讚美的可愛的湘西少女，靈魂純淨透明的自然之子，她們卻又有著多么明顯的差異！翠翠柔媚中隱含著一絲憂鬱，她朦朧地嚮往著幸福的愛情，可這愛情未有圓滿結局使她惆悵。面對爺爺的去世，儺送的出走，她表現出難得的忠貞和堅強。翠翠的堅強體現於沉默地勞作，對美好未來的凝眸遐思。夭夭呢，因生活和婚姻的美滿而顯得爽朗外向，坦白大方，不知憂愁為何物。
《摘桔子》一節將夭夭的好動嬌憨描畫得維妙維肖。這個略帶野氣的女孩，只是在別人開玩笑地提及她“忌諱”的未婚夫時，才會不動聲色轉身跑去，現出羞澀之態。大多時候“猴兒精”一樣竄上跳下，不得安生。跳躍奔走在山坳原野間，工作當作遊戲，又做得分好地好。其靈動性情，對世事的鎮定，敢於藐視強權的品格，向我們展示了更為堅韌和旺盛的生命力。如果說翠翠是一桿修長挺拔，籠著淡淡輕愁般綠蔭的青竹，夭夭就是一叢明快艷麗的楓葉，秋風凜凜，秋雨侵襲，倔強地燃燒著，俯瞰兇險奔流的大河。
三黑子出場不多，這個強健硬朗的青年，“為人心直”。小說開卷不久，通過夭夭之口便側面敘述了他與水上警察所起的一場衝突。他不甘心忍受這些特權勢力的盤剝勒索，執意不肯彎腰妥協，剛硬耿直的個性，敢於抗爭、寧折不屈的精神，略見一斑。及至遠航營運歸來，聽說家裡遭到保全隊長的無理訛詐，終於按捺不住怒火，公開喊出“沙腦殼，沙腦殼，我總有天要用斧頭砍一兩個”的大膽宣言，
抗爭精神進一步成長起來。大凡鄉下人視為盛大節日的酬神唱戲是蘿蔔溪難得的娛樂，這個單純沉靜的村莊顯得熱鬧活潑了許多。鑼鼓喧囂並不能帶給三黑子快樂和安慰。他獨坐河畔，對人神和悅背後的醜惡黑暗心存憤懣，切齒痛恨著“橫蠻強霸的就占上風”的不平之事。這時的三黑子，頭腦中已經萌生了“我當了主席，一定要槍斃好多好多人，做官的不好，也得槍斃”的與現實強加於人的巨大外力相抗衡相牴觸的政治參與意識，採取暴力武裝剷除不平的革命思想。稱不上見多識廣，但三黑子已經懂得透過表象去把握社會實質，並對它進行思考了。也許這思考還不那么深入、透徹，尚處於初級階段、不成熟，帶有自發、起步的性質，卻譜寫了《長河》之歌的最高亢的旋律。
寫作特點
《長河》共十一章，寫得舒展，開闊，有些散漫，不像《邊城》那樣精緻，卻有厚實粗拙的美感。金介甫認為“有些篇章並沒有把小說情節展開”，其實作者並不特別在意情節，用黃永玉的話說是“他排除精挑細選的人物和情節”。黃永玉的那段話是這樣說的：“我讓《長河》深深地吸引住的是從文表叔文體中醞釀著新的變格。他排除精挑細選的人物和情節。他寫小說不再光是為了有教養的外省人和文字、文體行家甚至他聰明的學生了。他發現這是他與故鄉父老子弟秉燭夜談的第一本知心的書。”
政治意蘊
現代作家沈從文以湘西邊地書寫聞名於世，作品以浪漫主義、自由主義為創作旨歸，倡導“抽象的抒情”、致力於“人性”寫作，三十年代的代表作《長河》關注民生、關注政治，體現了現實主義創作品格，文本中對反動當權者的諷刺和批判，對古老湘西未來走向的現代性倡往，和樸素的民治、改造思想，彰顯了一個文學家的政治關懷．
藝術賞析
每次讀罷《長河》，總會引起一種惆悵。跟《邊城》相比，《長河》有了某種微妙的變化。書中的夭夭也跟《邊城》中的翠翠一樣，有著活潑的天性、善良的心地和一些美麗的幻想，她身邊的水手、船長、橘子園主人，也有著同樣的心地和助人的熱情，如果沒有發生變故，她們都應該有著一個完美的結局。《邊城》里的翠翠最後無法與大老或二老在一起，她只有獨自等待那渺茫的“明天”；夭夭本應該有著比翠翠更好的命運，她有意中人，有更多親人的關愛，但正如書中不止一次著意渲染的濃濃秋意那樣，夭夭的命運似乎也正如秋意一樣，本該燦爛的人生，卻有了一種淡淡的隱憂和哀愁。
試著比較翠翠的悲哀和夭夭的不幸，我們便能頗有意味地發現，她們倆的悲哀有著如此的不同。造成翠翠悲哀的結局似乎能更多地歸結於命運的捉弄，翠翠本身是沒有錯，她天真的性情，對一個水手的初戀，這對一個正處於青春期的女孩來說是再正常不過的，我們能把所有的罪責都歸結到這個美麗的女孩身上嗎？老船夫、大老、二老都是善良的人，為人厚道，都對翠翠懷著一顆善良的心，那也沒有錯，所有的人都沒有錯，那么悲劇的原因，就只能歸於那難以言說的神秘命運了。到了夭夭這裡，所有不幸的產生似乎不能全部歸於命運的捉弄。夭夭仍如翠翠那樣天真善良，老水手、橘子園主人仍如《邊城》中的老船長那樣厚道，但通讀這部分，我們不難感受到其中悲涼的氛圍，《長河》才寫完第一部分，書中並沒有交代夭夭最後的結局，但我們完全可以根據現有情節的發展，大膽地預測夭夭的結局也是一個悲劇。對於夭夭不幸的原因，書中是有一些暗示，一是對“新生活”到來的恐慌；二是保全隊長對夭夭的“主意”。而這兩個原因歸納起來，都可以歸結為社會人事的變動。《長河》就是一部講述社會人事的變動對自然人性侵蝕的小說，一部講述動盪的社會對美的摧毀對人性破壞的小說。在沈從文這裡，似乎正應和著社會進步與道德墮落之間二律背反的規律。
社會環境對人的性情的形成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心”的養成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按照環境決定論的觀點，人的個性和心理的形成，完全來自於外部社會環境的作用，但當兩種不同的環境相互碰撞時，人性的形成就變得頗為複雜。翠翠、夭夭的善良正代表著邊地人們的淳樸，當遇上外部的勢利環境，人性原有的淳樸被功利虛浮侵蝕時，悲劇就產生了。讀罷《長河》，人性的環境遇上功利的環境而不得不退讓的那種感慨，以及感慨後的惆悵也就產生了。
當自然的人性遇上了功利虛浮的侵蝕時，要么退讓，將淳樸的人性變成功利的人性，要么把功利的人性改造成順應自然的人性。後者只有思想的偉人才能做到，多數人屬於前者，功利的現實性實在比抽象人性的誘惑力要大得多，特別是在當前物質利益日益變得重要的時代，人性被擠到了人生的邊緣。如此關照，《邊城》中的翠翠、《長河》中的夭夭的美就變得尤為可貴，翠翠、夭夭也就不僅僅只是她們自己。在當今時代，《邊城》、《長河》在對人心的警示上也還有某種持久的魅力。離沈從文先生寫《長河》的時間過去很多年了，在這世事的沉浮中，又有多少自然的人性扭曲臣服在功名的威嚴下，多少像翠翠、夭夭那樣的美在世俗中消逝，多少世俗的黑手遮蔽了人性的光輝？當我們聽到諸如“道德多少錢一斤”、“金錢至上”的言論時，心裡就會有明確的答案。
勢利是對淳樸人性的戕害，人性則是對受傷心靈的撫慰。在世俗的環境裡，從小受著勢利的影響，我們的心在一點一點地被扭曲，善良的天性一點一點地淡去，甚至完全讓位於那並沒有什麼價值的勢利。長期以來，我們受到了勢利的毒害，就一邊在指責那些令人深惡痛絕的勢利時，也在戕害著自己的心靈，對別人報之以勢利的手段，直接或間接地摧毀著人性的美，忘記了我們自然的本性在各種勢利的夾縫裡痛苦地呻吟。在經歷了勢利的人生之後，看到《邊城》里的翠翠、《長河》里的夭夭，我們便會嗤之以鼻，以為那不過是書生不切實際的幻想。但我們能放棄那美的人性嗎？歷史告訴我們，如果我們還是作為人而存在的話，人性便不可拋棄，如同人不能空心而活一樣。如果我們還對人性懷有一點希望的話，翠翠、夭夭的美，又何嘗不是我們對理想人生的一種嚮往？
作者簡介
沈從文(1902-1988)，原名沈岳煥，字崇文，湖南鳳凰縣人。現代著名作家、歷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說代表人物，二十世紀最優秀的中國文學家之一。他一生筆耕不輟，著作頗豐，作品結集約有八十多部，是現代作家中成書最多的一位。主要作品有：小說《邊城》、《長河》、《八駿圖》，散文集《從文自傳》、《湘行散記》，文論集《燭虛》、《雲南看雲集》等。他的作品充滿了對人性的隱憂和對生命的哲學思考，給人教益和啟示。憑藉獨特的創作風格，沈從文在中國文壇中被譽為“鄉土文學之父”。
作者自述
《沈從文為什麼沒寫完《長河》》
首段
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從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轉到家鄉鳳凰縣。去鄉已經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麼都不同了。表面上看來，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極大進步，試仔細注意注意，便見出在變化中墮落趨勢。最明顯的事，即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素樸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無餘，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經被常識所摧毀，然而做人時的義利取捨是非辨別也隨同泯沒了。“現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體的東西，不過是點綴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輸入，上等紙菸和各樣罐頭在各階層間作廣泛的消費。抽象的東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際世故。大家都仿佛用個謙虛而誠懇的態度來接受一切，來學習一切，能學習能接受的終不外如彼或如此。地方上年事較長的，體力日漸衰竭，情感已近於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優美崇高風度。所謂時髦青年，便只能給人痛苦印象，他若是個公子哥兒，衣襟上必插兩支自來水筆，手腕上帶個白金手錶，稍有太陽，便趕忙戴上大黑眼鏡，表示知道愛重目光，衣冠必十分入時，材料且異常講究。特別長處是會吹口琴、唱京戲，閉目吸大炮台或三五字香菸，能在呼吸間辨別出牌號優劣。玩撲克時會十多種花樣。既有錢而無知，大白天有時還拿個大電筒或極小手電筒，因為牌號新光亮足即可滿足主有者莫大虛榮，並儼然可將社會地位提高。他若是個普通學生，有點思想，
中段
必以能讀什麼前進書店出的政治經濟小冊子，知道些文壇訊息名人軼事或體育明星為已足。這些人都共同對現狀表示不滿，可是國家社會問題何在，進步的實現必須如何努力，照例全不明白。（即以地方而論，前一代固有的優點，尤其是長輩中婦女，祖母或老姑母行勤儉治生忠厚待人處，以及在素樸自然景物下襯托簡單信仰蘊蓄了多少抒情詩氣分，這些東西又如何被外來洋布煤油逐漸破壞，年青人几几乎全不認識，也毫無希望可以從學習中去認識。）一面不滿現狀，一面用求學名分，向大都市裡跑去，在上海或南京，武漢或長沙從從容容住下來，揮霍家中前一輩的積蓄，享受腐爛的現實。並用“時代輪子”“帝國主義”一類空洞字句，寫點現實論文和詩歌，情書或家信。末了是畢業，結婚，回家，回到原有那個現實里做新一代的紳士或封翁，等待完事。
就中少數真有志氣，有理想，無從使用家中財產，或不屑使用家中財產，想要好好的努力奮鬥一番的，也只是就學校讀書時所得到的簡單文化概念，以為世界上除了“政治”，再無別的事物。對歷史社會的發展，既缺少較深刻的認識，對個人生命的意義，也缺少較深刻的理解。個人出路和國家幻想，都完全寄托在一種依附性的打算中，結果到社會裡一滾，自然就消失了。這些人本身雖若依舊好好存在，而且有好些或許都做了小官，發了小財，生兒育女，日子過得很好，但是那點年青人的壯志和雄心，從事業中有以自見，從學術上有以自立的氣概，可完全消失淨盡了。當時我認為唯一有希望的，是幾個年富力強，單純頭腦中還可培養點高尚理想的年青軍官。然而在他們那個環境中，竟象是什麼事都無從作。地方明日的困難，必須應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無方法預先在人事上有所準備。
因此我寫了個小說，取名《邊城》，寫了個遊記，取名《湘行散記》，兩個作品中都有軍人露面，在《邊城》題記上，且曾提起一個問題，即擬將“過去”和“當前”對照，所謂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可能從什麼方面著手。《邊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熱情，雖然已經成為過去了，應當還保留些本質在年青人的血里或夢裡，相宜環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我還將繼續《邊城》在另外一個作品中，把當地農民性格靈魂被時代大力壓扁曲屈失去了原有的素樸所表現的式樣，加以解剖與描繪。其實這個工作，在《湘行散記》上就試驗過了。因為還有另外各種忌諱，雖屬小說遊記，對當前事情亦不能暢所欲言，只好寄無限希望於未來。
中日戰事發生後，一九三七年的冬天，我又有機會回到湘西，並且在沅水中部一個縣城裡住了約四個月。
住處恰當水陸衝要，耳目見聞復多，湘西在戰爭發展中的種種變遷，以及地方問題如何由混亂中除舊布新，漸上軌道，依舊存在一些問題，我都有機會知道得清清楚楚。還有那個無可克服的根本弱點，問題何在，我也完全明白。和我同住的，是一個在嘉善國防線上受傷回來的小兄弟。從他和他的部下若干小軍官接觸中，我得以知道戰前一年他們在這個地方的情形，以及戰爭起後他們人生觀的如何逐漸改變。過不久，這些年青軍官，隨同我那傷愈不久的小兄弟，用“榮譽軍團”名分，帶了兩團新兵，重新開往江西前線保衛南昌和日軍作戰去了。一個陰雲沉沉的下午，當我眼看到十幾隻帆船順流而下，我那兄弟和一群小軍官站在船頭默默的向我揮手時，我獨自在乾涸河灘上，跟著跑了一陣，不知不覺眼睛已被熱淚浸濕。因為以前一點杞憂，無不陸續成為事實，以前一點夢想，又差不多全在這一群軍官行為上得到證明。一面是受過去所束縛的事實，在在令人痛苦，一面卻是某種向上理想，好好移植到年青生命中，似乎還能發芽生根，然而剛到能發芽生根時又不免被急風猛雨摧折。
那時節湘省政府正擬試派幾千年青學生下鄉，推行民訓工作，協助“後備師”作新兵準備訓練，技術上相當麻煩。武漢局勢轉緊，公私機關和各省難民向湘西疏散的日益增多。一般人士對於湘西實缺少認識，常籠統概括名為“匪區”。地方保甲制度本不大健全，兵役進行又因“代役制”糾紛相當多。
所以我又寫了兩本小書，一本取名《湘西》，一本取名《長河》。當時敵人正企圖向武漢進犯，戰事有轉入洞庭湖澤地帶可能。地方種種與戰事既不可分，我可寫的雖很多，能寫出的當然並不多。就沅水流域人事瑣瑣小處，它的過去、當前和發展中的未來，將作證明，希望它能給外來者一種比較近實的印象，更希望的還是可以燃起行將下鄉的學生一點克服困難的勇氣和信心！另外卻又用辰河流域一個小小的水碼頭作背景，就我所熟習的人事作題材，來寫寫這個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與“變”，以及在兩相乘除中所有的哀樂。問題在分析現實，所以忠忠實實和問題接觸時，心中不免痛苦，唯恐作品和讀者對面，給讀者也只是一個痛苦印象，還特意加上一點牧歌的諧趣，取得人事上的調和。作品起始寫到的，即是習慣下的種種存在；事事都受習慣控制，所以貨幣和物產，於這一片小小地方活動流轉時所形成的各種生活式樣與生活理想，都若在一個無可避免的情形中發展。人事上的對立，人事上的相左，更仿佛無不各有它宿命的結局。
作品設計注重在將常與變錯綜，寫出“過去”“當前”與那個發展中的“未來”，因此前一部分所能見到的，除了自然景物的明朗，和生長於這個環境中幾個小兒女性情上的天真純粹，還可見出一點希望，其餘筆下所涉及的人和事，自然便不免黯淡無光。尤其是敘述到地方特權者時，一支筆即再殘忍也不能寫下去，有意作成的鄉村幽默，終無從中和那點沉痛感慨。然而就我所想到的看來，一個有良心的讀者，是會承認這個作品不失其為莊嚴與認真的。雖然這只是湘西一隅的事情，說不定它正和西南好些地方情形相差不多。雖然這些現象的存在，對外戰爭一來都給淹沒了，可是和這些類似的問題，也許會在別一地方發生。或者戰爭已當真完全淨化了中國，然而把這點近於歷史陳跡的社會風景，用文字好好的保留下來，與“當前”嶄新的局面對照，似乎也很可以幫助我們對社會多有一點新的認識，即在戰爭中一個地方的進步的過程，必然包含若干人情的衝突與人和人關係的重造。
我們大多數人，戰前雖活在那么一個過程中，然而從目下檢審制度的原則來衡量它時，作品的忠實，不免會觸忌諱，容易成為無益之業了。因此作品最先在香港發表，即被刪節了一部分，致前後始終不一致。重寫分章發表時，又有部分篇章不能刊載。到預備在桂林印行送審時，且被檢查處認為思想不妥，全部扣留。幸得朋友為輾轉交涉，徑送重慶複審，重加刪節，經過一年方能發還付櫻國家既在戰爭中，出版物各個管理制度，個人實完全表示同意。因為這個制度若運用得法，不特能消極的限止不良作品出版，還可望進一步鼓勵優秀作品產生，制度有益於國家，情形顯明。
惟一面是個人如此謹慎認真的來處理一個問題，所遇到的恰好也就是那么一種好象也十分謹慎認真的檢審制度。另外在社會上又似乎只要作者不過於謹慎認真，只要在官場中善於周旋，便也可以隨處隨時得到種種不認真的便利。（本人打算把所有作品重新整理付印時，每個集子必有幾篇“免登”，另外卻又有人得到特許，用造謠言方式作小文章侮辱本人，如象某某小刊物上的玩意兒，不算犯罪。）兩相對照，雖對現狀不免有點迷惑，但又多少看出一點訊息，即當前社會有些還是過去的繼續。國家在進步過程中，我們還得容忍隨同習慣而存在的許多事實，讀書人所盼望的合理與公正，恐還得各方面各部門“專家”真正抬頭時，方有希望。
結尾
記得《邊城》付印時，在那本小書題記上，我曾說過：所希望的讀者，應當是身在學校以外，或文壇訊息，文學論戰，以及各種批評所達不到的地方，在各種事業里低頭努，力，很寂寞的從事於民族復興大業的人，作品所能給他們的，也許是一點有會於心的快樂，也許只是痛苦，這本小書，我能說些什麼？我很明白，我的讀者在人生經驗上，對於國家所遭遇的挫折，以及這個民族憂患所自來的根本原因，還有那個多數在共同目的下所有的掙扎向上方式，從中所獲得的教訓，……都一定比我知道的還要多還要深。個人所能作的，以前是一個平常故事，過了將近十年，還依然只是一個平常故事。過去寫的也許還能給他們一點啟示或認識，目下可什麼全說不上了。想起我的讀者在沉默中所忍受的困難，以及為戰勝困難所表現的堅韌和勇敢，我覺得我應當沉默，一切話都是多餘了。在我能給他們什麼以前，他們已先給了我許多許多了。橫在我們面前許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卻不用悲觀。驟然而來的風雨，說不定會把許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掃摧殘，弄得無蹤無跡。然而一個人對於人類前途的熱忱，和工作的虔敬態度，是應當永遠存在，且必然能給後來者以極大鼓勵的！在我所熟習的讀者一部分人表現上，我已看到了人類最高品德的另一面。事如可能，我在把本書擬定的下三卷完成時，便將繼續在一個平常故事中，來寫出我對於這類人的頌歌。
一九四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