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長安太學
- 級別：西漢時期最高學府
- 設立者：漢武帝
- 地位：中國史上首個官辦中央最高學府
太學創立,太學生活,太學的影響,積極影響,消極影響,
太學創立
“太學”一詞西周時已有，《大戴記·保傅》記載：“帝入太學，承師問道。”西周的太學又名大學，天子和諸侯均設之，“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辟雍和泮宮亦如宮廷，貴族們常在這裡舉行祭祀、宴會、選拔武士，議定作戰計畫等，打了勝仗，就到這裡“獻俘”、“告功”。至漢代，太學獨立分化出來，成為專門傳經授業的學校。西漢的太學，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的官辦中央最高學府。它的出現，不僅延伸了中國殷周以來的教育階梯，而且健全了從中央到地方網路交織的教育體系。
具體做法是由朝廷選拔優秀青年五十人為博士弟子，列入固定編制。其標準是“十八以上，儀狀端正，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這種博士弟子無俸祿且自理生活費用，但可享受免學費及“復其身”（免除本人賦稅徭役）的待遇。太學的考核制度十分嚴格，據《漢書·儒林傳》記：“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就是說，博士弟子每年需經考試，通一藝（即詩、書、易、禮、春秋五經之一）便授下級諮詢官吏；優秀者可充任皇帝侍從，優異者破格錄用。對“不事學”或“下材”的劣等生，考核後予以除名。
太學生活
博士弟子的生活一般比較清苦，西漢中期的名臣王章在太學肄業時，病臥於牛衣（冬季牛馬禦寒的粗褐）中，哀哀哭泣。西漢晚期的宰相翟方進，原是外郡孤兒，為了求學，寡母隨他跋涉千里，在長安編制草鞋供他衣食，終於學而有成。東漢光武帝劉秀，原是南陽中小地主，他在西漢晚期肄業於長安太學時，曾和同窗合資買驢，對外租賃，以補貼生活費用。當然，太學中也有貴胄子弟，如新都侯王莽為了沽名釣譽，將子侄都送入太學，在他休沐之日，“振車騎，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見《漢書·王莽傳》）。不過，這種闊綽的學生畢竟只是極少數。
西漢施政，儒法雜糅，將經術與法制有機地融為一體。因而太學出身的經生一旦臨政，往往頓成能吏，上述王章、翟方進、劉秀都是代表人物。因而，有見識的地方大員，寧可自出學費派有為的青年入京就學。例如蜀郡太守文翁在太學初備雛形時，便選擇“開敏有材”的小吏十餘人，親自飭勵，送入京師為博士弟子。每年派官員入京繳納貢賦時，隨帶大批土產，支付學生們的用度。他的苦心果然沒有白費，這些“保送生”們以後不少位至郡守刺史。由於太學博士弟子多數來自下層，所以政治眼光敏銳。他們年輕熱情，敢作敢為。漢宣帝時，司隸校尉鮑宣秉公司法，遭到權貴誣陷，判處死刑。濟南籍的太學生王鹹，在太學門前揚幡大呼：“欲救鮑司隸者集此幡下！”一時聚眾千人，遮攔長安大道，鉤留丞相馬車，在未央宮北闕門慷慨陳辭，一時震動京城，並終於因此挽救了鮑宣性命。這恐怕可以算得上是我國歷史上學生運動的開章首篇了吧。
太學的影響
太學作為西漢時期的最高學府，產生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特定歷史背景下，在維護政治一統、培養新型後備官員以及以團體之力抵制政治不良風氣方面均產生過積極影響。
積極影響
第一，太學興起維護了西漢政治一統局面。太學“以經學為教育內容, 以經術取士標準, 猶如車之二輪, 推動‘儒術獨尊’政策的施行, 逐漸使儒家思想成為全國上下統一的思想和是非標準”，有效地維護了政治統一。
第二，太學為西漢國家培養出了一批新型後備官員，為封建官僚集團注入了新鮮血液與活力。在此之前，西漢官員選拔主要有兩種方式：軍功取士和選自郎官。當時軍功地主已經沒落，以此途逕入選官僚集團的並不多見；而郎官又多出自“任子”或“貲選”，難以選到真才實學之人。太學在選官方面對弟子要進行嚴格考核，唯有品學兼優者方能入選，這種重才學、尚品行的選官標準，無疑是選舉制度的一大進步。
第三，太學以團體力量抵制不良的政治風氣，成為中國學生運動的先聲。如漢哀帝時期，丞相孔光屬官違制，鮑宣秉公辦事，扣押屬官，沒收車馬，此事得罪了丞相，最後被以大不敬之罪被捕下獄。事情發生後，“博士弟子濟南王鹹舉幡於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哀帝迫於博士弟子們的團體壓力免除了鮑宣死刑。
當然，作為一所官辦性質的高等學府，太學又在教學內容、教學理念、禁錮學術思想自由發展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帶有階級的烙印和標籤，其消極影響同樣顯而易見。
當然，作為一所官辦性質的高等學府，太學又在教學內容、教學理念、禁錮學術思想自由發展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帶有階級的烙印和標籤，其消極影響同樣顯而易見。
消極影響
第一，太學教授內容單一、偏頗，限制了其他學科知識的傳播和發展。西漢太學單純以儒家經典為授課內容，進一步將儒學及儒家經典推向了神壇，其他學科知識很難有立足之地，尤其是先秦墨家重視自然科學的傳統從此中斷。
第二，太學對弟子考核授官，是儒家“學而優則仕”思想的具體實踐，刺激了廣大學子為祿利之路埋首群經，罕問世事，即使付出畢生精力亦樂此不疲、無怨無悔。
第三，太學僵死、教條地注重師承關係的傳統，禁錮了學術思想的自由發展。西漢經師傳經,若不嚴守師法或家法,非但不能任博士,即便當上博士,也不會受到重用。如《漢書·儒林傳》載:“喜好自稱譽,得《易》家侯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博士缺，眾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同時，經學傳授過程中，又由於門戶之見，相互攻訐的現象屢見不鮮，導致了學術思想的混亂和無所適從。
西漢太學雖屬於高等教育的初創階段，但也有成功的經驗，同時太學所暴露出的問題及消極影響，也值得我們去總結反思。
西漢太學雖屬於高等教育的初創階段，但也有成功的經驗，同時太學所暴露出的問題及消極影響，也值得我們去總結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