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個人生平,個人生活,母親,婚姻,教育基金,人物評價,繼母,同窗,老師,尖兵,
個人生平
錢瑗生於1937年5月，1959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俄語系，並留校任教。1966年從事英語教學，1978年公派至英國蘭開斯托大學進修英語及語言學，1980年回國。1986年晉升教授。1993年被聘為外語系英語語言文學博士生導師。1997年3月4日病逝，終年60歲。
全家福錢瑗生前是北京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也是中國學界德高望重的錢鐘書和楊絳夫婦的女兒。她治學嚴謹，開創了英語“文體學”；她關懷學生，為人剛正。逝世後得到許多學生、同事、同學、好友的緬懷。他們說：“我們不會忘記錢瑗。”這話並非虛言，錢瑗離世8年，錢瑗的兩位香港學生回北師大，一位捐款一百萬港幣，設立了“錢瑗教育基金”，另一位在《香港文學》上刊出了《紀念錢瑗專輯》，錢瑗的同事、好友和學生聞訊後，紛紛寫文章以紀念錢瑗。
個人生活
母親
錢瑗的母親、錢鐘書夫人楊絳於2016年5月25日1時10分去世，享年105歲。
婚姻
第一任丈夫王德一：
王德一的大學同學黎虎在《我們的錢瑗》中，專門撰文對媒體上曾經刊登的有關錢瑗與王德一婚姻的不實描述進行了補正。黎虎說，錢瑗與王德一是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時認識的，當時兩人都是學校美工隊的成員，負責畫畫，並且都非常有才情。畢業後，兩人又同時留校做了老師，文革初期，在錢瑗的主動示意下兩人確定了戀愛關係。1968年初，兩人結婚並搬入了歷史系單身教師宿舍。婚後錢瑗夫婦倆的婚姻生活非常幸福，王德一與錢鐘書、楊絳夫婦的關係也非常親密，楊絳還親手幫王德一理過發。可文革時期，王德一卻被安上了“炮打林副統帥”的罪名，不斷地遭到批鬥，最終不堪其辱在自己的隔離室北面窗戶的暖氣管上自殺身亡。王德一去世後，錢瑗便搬出了北師大歷史系的集體宿舍，回到了娘家與父母住在一起。
兒時的錢瑗
兒時的錢瑗第二任丈夫楊偉成
王德一去世後幾年，錢瑗一直過著單身生活。直到1974年，錢瑗才與第二任丈夫楊偉成組建了新的家庭。而此時，楊偉成與前妻的兒子已經18歲了，當上了繼母的錢瑗用自己的愛心贏得了楊偉成兩個孩子的愛。在《我們的錢瑗》中，她的繼女、繼子分別撰文深情回憶了與母親錢瑗在一起度過的二十多年的幸福生活。兩人在文章中同時回憶了在錢瑗生病前的“溫馨周末”，那時候每到周六，錢瑗都會從北師大到燈市口一路買好吃的東西給他們吃，除了涼麵、上好牛肉、大塊羊肉串、牛肉餡餅等傳統小吃外，在國外生活學習過的錢瑗還會專門為他們去買那時候很稀罕的西式點心。為了不跟子女們產生代溝，每當沒時間看電視時，錢瑗就會提前看好電視報，然後“一本正經”地與子女們討論電視劇情節。
母親楊絳著書《我們的錢瑗》
母親楊絳著書《我們的錢瑗》教育基金
錢鐘書,錢瑗在北京大學人物評價
繼母
我父親與錢瑗結婚時我18歲，剛剛到工廠上班。
當時我並沒有不安。因為“錢瑗阿姨”，是個很隨和的人，不像個“後媽”。那時我心裡還有一個小算盤，“反正爸爸應該再結婚，那么錢瑗起碼是個不壞的選擇”。果然，錢瑗在進入西石槽楊家的生活之後，一開始就與我和妹妹以大朋友的方式交往著，從未讓我們感到有“繼母”的感覺。同時，我倆從她那裡得到的幫助是多方面的，她對我們的人生軌跡有很大影響。比如說我在25年前上大學時從未想到過由錢瑗輔導的英文會對我的一生起到如此積極的作用，為此我永遠感謝她！
錢瑗不是一個擅長家務的家庭主婦，大概也沒有人會這樣要求她。所以很有“自知之明”的錢瑗會儘量以其他方式彌補自己的這一“缺點”。在很長的一段時間，每到星期六她該回西石槽的日子我會很盼著她，原因是她經常會給我們帶回一些好吃的東西……因為要買東西，她一路要幾次換公車，經常到家很晚。如果是冬天，很早就黑天了，我們在家準備好了晚飯等著她。有時快七點了，我爸總是說：“先吃吧。媽可能馬上就到了。”往往是我們剛坐下來吃飯，門開了，媽隨著冷風背著大包小裹進得門來。她總是走得臉紅紅的，腦門上冒出汗珠。—邊急匆匆地從包里往外掏東西，嘴裡忙不迭地說：“對不起，對不起，來晚了，來晚了”我們習慣了她這樣出現，也很喜歡這樣的一個晚上。
飯後我們通常看電視；電視劇居多。錢瑗從沒有時間或耐心看完一部電視劇，但又捨不得對此“孤陋寡聞”，因此她總是提前看電視節目報，用這種作弊的方式了解一個故事的前因後果，然後得意地告訴我們：“後來……”對此，我們很有“意見”，認為她把懸念給破壞了。
同窗
人際處理
1997年3月4日，北師大博士生導師錢瑗教授病逝，終年59歲。她是錢鐘書和楊絳的獨女，我大學的同窗。
1960年春末夏初，北師大舉辦教改展覽。籌辦展覽的人都是青年教師。我和錢瑗是從外語系抽調的，我搞編輯，她搞美術。搞美術的在59屆同學中有號稱“妖魔鬼怪”的四員大將：歷史系的王德一，人們把“一”念作“Yao（妖）”，這便是“妖”的由來；物理系一位會變魔術，“魔”的頭銜當之無愧；生物系一位早有“小鬼”的外號，他當然是“鬼”無疑了；而錢瑗是四人中惟一的女性，沒有綽號，不過既然排行老四，那隻好把“怪”字認下來。“妖”和“怪”經多年的交往，戀愛，終成眷屬，人們戲稱“妖怪聯姻”，他們的婚姻很美滿。楊絳女士在《幹校六記》中曾提到女婿王德一。1969年11月，送錢老上車時，王德一見有人行李太多，便上前相助，文章寫了此時錢楊二老的心情：“默存和我看他熱心為旁人效力，不禁讚許新社會的好風尚，同時又互相安慰說：得一（這是錢锺書先生贈女婿的號，楊先生文章里總用“得一”。）和善忠厚，阿圓和他在一起，我們可以放心。”可誰想就在半年之後，北師大圍剿“五一六”之時，王德一受到誣陷，被逼自殺。這是錢瑗一生中所受的最大打擊。如今，27年之後，“怪”也隨“妖”而去。3月8日，“魔”與“鬼”齊來同遺體告別。當年悲憤送“妖”，今日沉痛別“怪”，令人感慨萬千。
錢鐘書、楊絳及女兒錢瑗
錢鐘書、楊絳及女兒錢瑗不久前，我見到北京女12中55屆畢業生名錄，其中每人有一段自我介紹。錢瑗是這么寫的：“1959年畢業，一直在北京師大外語系工作，‘文革’前教俄語，現在教英語，並負責一個以‘英語教學’為專業方向的碩士生培養項目。每學期上兩三門專業課，備課雖吃力，但能不斷學習新東西，真是‘惟學半’。”這不足百字的自述，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謙遜。她是我們這屆同學中第一個提升教授和博導的，可她總覺得自己原本的專業是俄語，現在改教英語，應加倍努力，邊教邊學，於是才有上述“惟學半”之說。其實，錢瑗家學淵源，英語基礎紮實，在學俄語的同時也未中斷學英語，1966年改教英語時水平已不低。1978年在英國蘭開斯脫大學進修兩年，1990年 又在英國紐卡斯爾大學訪學，攻研英語文體學、語用學及套用語言學，編寫出《英語文體學教程》（英語版），並寫出《英語言語節奏與英詩格律》等文章。有人說，她出於學界巨擘之家，其論著肯定得力於父母。可據我了解，錢瑗有疑難時，錢楊二老總是提出查找範圍或書名，讓她自己去找、去讀，自己解決問題。
做教授、當博導，當然是好事，可其中甘苦局外人是體會不到的。錢瑗淡泊名利，可重視肩上的責任。因為人手不夠，她這個博導除了研究生的課還開本科生的課。加上她住在城裡，來往不便，所以課安排得集中，一周有兩個上午要上四節課。四節連軸轉是很累的。此時，她像部隊處於一級戰備那樣，精神亢奮而緊張。北京交通高峰時常堵車，遇到這種情況，平時沉穩而有風度的博導則像熱鍋上的螞蟻，心急如焚。為了不誤課，只有一個辦法：早起早走。一次因夜間工作起得晚了，匆匆梳洗後出門，一路急走，趕到車站，盼車，擠車……總算到了學校，鬆了口氣，可上教學樓的台階時，一低頭，發現自己穿的皮鞋竟是一黃一黑，真是忙中出錯！怎么辦呢？只好請一位住校的老師趕緊回家把夫人的鞋拿來……看起來，這只是件令人發笑的小事，可卻說明錢瑗精神的緊張程度，她像一架上緊發條的機器，已經松不下來。一次我問她近況如何，她答：“心力交瘁。”我勸她趕快“勒馬”，她說：“我是在虎背上……。”
做事原則
錢瑗把旁人看來是“分外之事”也都負責擔當。事例很多，如她發現外語系資料室翁某平時勤奮自學，並抽時間旁聽大學課程，便主動為他批改作業，指導他讀書，連續幾年，從不間斷，終於使這位有志青年以同等學力考上了民族大學的研究生。
日前，多年同錢瑗共事的陳教授談起一件使他難忘的事。1996年初，陳去錢家探望。閒談中錢瑗捧出一部很厚的辭書——《韋氏英語大辭典》。陳不解其意，打開一看，見書頁上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工整的蠅頭小字，再往下翻，幾乎每頁如此，而全書有好幾千頁，這是多么大的工程啊！面對陳驚奇的目光，錢瑗解釋說：“我父親在下放期間，把這本辭典帶在身邊，從頭到尾看了三遍，對每個辭條都作了認真的審讀和詳盡的評註：修改、補充、更正，旁徵博引，等於重新修訂了這部辭書。”陳教授激動地說：“這可是寶貝呀！以後要靠你把它整理出來啦！”錢瑗答：“可惜我自顧不暇。”陳教授感慨地說：“錢老的學風是傳家寶，對錢瑗的影響極大。上海某高校編寫的《英語精讀課本》，是錢瑗主審。她同樣是逐字逐句，從頭至尾反覆讀了幾遍，不少書頁上也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字跡。”
人非鋼鐵，而鋼鐵“過度疲勞”也會斷裂。長期超負荷工作，使錢瑗這塊鋼鐵出現了裂紋，先是咳嗽，繼而腰疼。讓她去看病，她說不要緊，休息休息就能好，實在不行，就在回家時順路買點藥丸吃吃，就算“治”了病。1996年春，腰疾加劇，一日清晨竟無法坐起，瞞著老母悄悄打電話到外語系求助。儘管她不願意，可還是被“押送”到醫院，檢查發現是骨結核，脊椎有三節病變，並且不排除有癌細胞的可能。以後再查，又發現肺有問題，住進北京溫泉胸科醫院，經專家會診，確診為肺癌，晚期，肺部積水，癌細胞擴散，已是病入膏肓了。
上述診斷結果對病人是保密的。可錢瑗早已心中有數，親友的神情、大夫的談話、服用的藥物及採取的醫療措施早已泄露了天機。可她裝作不知，不問病，不談病，似乎只是挪了挪上班地點，在病床上依舊工作，定期給博、碩士生指導，為國家教委《外語專業21世紀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改革》的科研課題寫研討提綱，還特地為《中國小外語教學》雜誌寫了篇稿子。我在電話里提到稿子的事，勸她多休息。她說：“這是還文債。答應很久的事了，欠債總是不好的。”
學校為了保證病人休息，不讓更多人去看望，我只好打電話和寫信。一次托陳教授帶去一信，給她念完後，她顯得很高興，說這是老同學的信，小心地收藏在枕下。去年11月初，聽說病情惡化，我和老伴顧不得“禁令”，趕到醫院，我們坐在她床前，三人相對，我深情地說：“特洛伊卡”（俄語，三人小組，三套馬車之意），她會意地微微點頭。當年在班裡我是團支書，錢瑗是組委，海雲是宣委，40多年前的“特洛伊卡”今日重聚病榻之旁，自是感慨萬端，我們拿出老同學的照片、信件，共同回憶著以往的歲月，交談著現今同學們的情況。海雲帶來一個俄羅斯木套娃，錢瑗驚喜地說：“啊，馬特廖什卡（俄語），多可愛呀！以前我也有一個，可是……一次家裡來了個小客人，我父親不會哄孩子，就拿這馬特廖什卡讓他玩，並送給了他，我真捨不得！”只見她把木套娃一個個地打開，擺成一排，從大到小，一共五個。她一個個地撫摩，目光中含著真情，就像看著自己的孩子。她一生沒生育，沒有自己的孩子，可在這垂危的時刻卻仍充滿母愛……閒談中我們問起她父親，她說：“父親也在醫院，他知道我也病了也住醫院了。我給他寫過信，我母親經常為我們兩個傳遞訊息。可是……”她話語無限惆悵地咽住不說了。她還告訴我們：“我母親曾對父親說，他這么病著，真可憐。可父親說：‘我不可憐，你們才可憐，要照看病人。’我現在覺得真是這樣，我媽最可憐。86歲了，還要照顧兩個病人。”自她入院以後，就不讓母親來看望，怕母親見到她那副樣子痛心。可是她們母女每晚通電話。
此時的錢瑗，肺癌擴散，肺功能極弱，整天離不開氧氣！癌細胞侵入骨骼，脊椎骨質疏鬆，只能平躺不動。背上的褥瘡潰爛得露出骨頭，也無法翻身治療。下身癱瘓，腸胃失去蠕動能力，不能進食，只能輸液。而全身可輸液的靜脈已經扎爛，只好另想別法。我們去的那天正趕上大夫給她做一個小手術，在左肩胛骨下開一個輸液小口。據說第一次是在右邊開的口，結果沒成功，又改在左邊，反覆折騰，其痛苦可想而知。見到我們，她笑著說：“在身上隨便打洞，真殘酷呀！”她用玩笑掩蓋自己的痛苦，為的是不讓別人為她痛苦。
就在這惡疾纏身、生命垂危的情況下，錢瑗仍惦著工作，想著別人——她隨時把想到的事記下來或交待別人，說自己身子不聽使喚，腦子還可以想；她張羅著為雲南老同學的老伴治病買藥，並把一筆剛收到的稿費寄去……她有多少要操心的事啊！
她在不該走的時候走了。我曾勸她，古人說：“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要保護自己，學會說“不！”她明白這個道理，可是做不到，一幹起來就忘記一切。每年的體檢“沒時間”參加，長期的咳嗽和腰疼不去診治，終於釀成大災。近來我常想：像錢瑗這樣國家多年培養的人才，全身心投入事業而不知保護自己的人——誰來保護他們？親友？領導？各級組織？還是政府？難道能看著他們一個個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無所作為嗎？
老師
上世紀60年代，我是北師大中文系的學生，而錢瑗是外語系的老師，她只是我廣義上的老師，並沒有直接教過我。在大學裡，隔系如隔山，不要說不同系了，就算是同系不同級，甚至同級不同班，也少有往來。如果不是“文革”中打破了系與系之間、師生之間的界限的話，我大概也不會與錢瑗老師交往。
錢瑗的母親楊絳 交往也必得有個機緣。那個時候，我和外語系學生張仁強來往甚密，他常來我宿舍串門瞎聊天。那天我們走在校園裡，學校美工組正在架設梯子畫毛主席揮手的彩色油畫；仁強指著其中一人說：“錢瑗。”在此之前，我從他口中聽過這個名字，也知道她當時在歷史系任教的丈夫因被懷疑是“五一六”分子而被隔離審查期間在學校自尋短見，當時他自盡的宿舍樓還拉上“某某某自絕於人民！”的大標語，名字被打叉。是仁強告訴我，我才知道，原來那是她的丈夫。我一直也不敢向她問起此事，也不知道應該說甚么才好，只得好像甚么事情也沒有發生過一樣，甚么都不說。不說，當時是因為不會說話，如今回想，大概也是不忍觸痛她內心的傷處。但從表面看來，她斯文如昔，說話柔婉，但我想，所有的暴風驟雨，她都在默默承受。
有一天中午在飯堂吃午飯時碰到她，我和她站在飯桌邊一面吃飯一面聊天，說起翻譯小說，提到傅雷，她說是世叔伯，但他譯的羅曼羅蘭的長篇小說《約翰·克里斯朵夫》沒看過。這個長篇小說在文革前便被視為宣揚“個人英雄主義”，當然上不了中文系的課堂，甚至學校圖書館也不出借；文革期間更加無處可尋。我手上存有一套，便借給她看了。她看完後說了甚么，我都不記得了。
我卻記得，在我獲準移居香港，即將離開北京時，我又在吃午飯時在飯堂碰到她，我向她告別，她笑說，好多年前她爸爸在香港投宿客棧，推門進去，管房的說沒房間，錢鐘書爭辯道：門口明明寫“有房間”嘛！那管房領他去看，指著那牌子大聲說：“硑房間！”原來，大學者錢鐘書也被廣東字“硑”難倒，“硑”字也看成“有”了！
我來香港後，一直都有和錢瑗通信，那時我在補英語，她在信中便告訴我許多學習英語的方法，可惜我太懶，終究也沒有所成。當然，我的資質也遠遠不及錢瑗，即使我用功，只怕也無法長進。錢瑗上大學時的專業是當時在內地最吃香的外語———俄語，留校任教後，由於教學上的需要，轉向英語。這種轉型，我想不是人人都可以成功的，但她做到了，而且業務冒尖，除了家學淵源之外，定必還有過人的智力和自身的努力。怪不得楊絳這樣寫她：“阿瑗是我生平傑作，鐘書認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讀書種子’。”1990年，錢瑗又到英國訪問半年後經香港回北京，那天晚上，仁強在尖沙咀請她吃飯，我作陪。飯後到他當時在美孚新的家小坐敘舊，然後我們再送她回她借宿的中文大學賓館。當我們的車子徐徐開走，我回頭一望，夜色中見她仍站在那西班牙式建築門前揮手。這是我離開北京後第一次重逢錢瑗，沒想到竟也是最後一次見到她。
她回京後仍有書信來往，只是本來就不密，往後就越來越疏，以致音訊全無，我也不以為意，覺得大家都忙。當她去世的噩耗傳來，我簡直不敢也不能相信。讀《我們仨》才知道，她1995年腰痛求醫，1996年一月住院。但我一點也不知道，她信中從沒透露過。我又想起，上世紀80年代中，錢鐘書的小說《圍城》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重版，錢瑗還請她爸爸題簽贈我，由她寄來。我並沒有見過錢鐘書，這本書一直留在我書架上，每次望見，恍惚便閃爍著錢瑗老師那斯文的笑容。
尖兵
錢瑗和她父母一樣，志氣不大。她考上了北京師範大學，立志要當教師的尖兵。尖兵，我原以為是女兒創的新鮮詞兒，料想是一名小兵而又是好兵，反正不是什麼將領或官長。她畢業後留校當教師，就盡心竭力地當尖兵。錢瑗是怎么樣的尖兵，她的同學、同事和學生準比我更了解。
錢瑗堅強不屈，正直不阿。北師大曾和英國合作培養“英語教學”研究生。錢瑗常和英方管事人爭執，怪他們派來的專家英語水平不高，不合北師大英語研究生的要求。結果英國大使請她晚宴，向她道歉，同時也請她說說她的計畫和要求。錢瑗的回答頭頭是道，英大使聽了點頭稱善。我聽她講了，也明白她是在建立一項有用的學科。
有一天，北師大將招待英國文化委員會派來的一位監管人。校內的英國專家聽說這人已視察過許多中國的大學，脾氣很大，總使人難堪，所以事先和錢瑗打招呼，說那人的嚴厲是“衝著我們”，叫錢瑗別介意。錢瑗不免也擺足了戰鬥的姿態。不料這位客人和錢瑗談話之後非常和氣，表示十二分地滿意，說“全中國就是北師大一校把這個合作的項目辦成功了”，接下來慨嘆說：“你們中國人太浪費，有了好成績，不知推廣。”錢瑗因為這項工作獲得學校頒發的一份獎狀。她住進醫院之前，交給媽媽三份獎狀。我想她該是一名好的小兵，稱得上尖兵。
錢瑗愛教書，也愛學生。她講完課晚上回家，得擠車，半路還得倒車，到家該是很累了。可是往往到家來不及坐定，就會有人來電話問這問那，電話還很長。有時晚飯後也有學生來找。錢瑗告訴我，她班上的研究生問題最多，沒結婚的要結婚，結了婚的要離婚。婚姻問題對學習影響很大，她得認真對待。所以學生找她談一切問題，她都耐心而又細心地一一解答，從不厭倦。
錢瑗教的文體學是一門繁重而枯燥的課，但她善用例句來解釋問題，而選擇的例句非常精彩，就把文體學教得生動有趣了。她常上新北大(舊燕京)的圖書館去借書還書。她把借的書讀完一批又讀一批，讀了許多英國文學作品，這為她選擇例句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楊絳
錢瑗去英國進修的兩年，學習非常刻苦，她說，導師指定閱讀某一詩歌作品，開始怎么也讀不懂，非常著急，於是她找了許多同時期的其他詩歌作品來讀，進而研究詩歌的韻律。待她讀了足夠多的書，再回頭來讀導師指定的詩歌。她在病床上不能動彈，就一個勁兒看書，她重讀許多外國原版名著，說：“這下有時間精讀了，還真又讀出不少心得來。”病中仍不釋卷,勤于思考。--------錢碧湘
樂觀，堅強：
面對病痛的折磨，不肯認輸。
一般人總喜歡說自己的病,但錢瑗可不那樣,她始終熱情的關心別人.------錢青
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對坎坷的境遇和受到的打擊，她沒倒下。她鎮定，堅毅，還是堅韌不拔的繼續做學問。
淡薄名利，謙虛：
去英國進修，名額有限，她不去爭，臨到資格考試，有人退縮，她才被公推出去應考。
她從不以家庭背景驕人，只是非常感激父母給她的不言之教。
脫俗：
錢瑗是個忙人，從來不參加游山逛水的活動。她在開會前常常去當地的師範學校開會或講學。會議結束時，她要不馬上回到北京學校，要不就在旅館裡看書備課，很少跟我們大家出去玩。
她永遠把別人放在前面，從來不考慮自己。
有的人你跟他打了一輩子交道，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有的人你見他一面,就把他看出個八九不離十，錢瑗屬於後一種人。-------葉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