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金經昌,出生於
武昌,後遷居
揚州,在那裡度過少年時代。1931年9月,考入
同濟大學土木系,1937年畢業。抗日戰爭爆發,淞滬淪陷,遂於1938年秋去
德國
達姆斯塔特工業大學深造,先後就讀道路及
城市工程學與城市規劃學,1940年春畢業。因在第二次大戰期間無法回國,便留在
德國任
達姆斯塔特工業大學道路及
城市工程研究所工程師。1945年,戰爭結束後還參加過達姆斯塔特城的戰後重建工作。1946年底回國,任職於
上海市工務局都市計畫委員會和
程世撫、
鐘耀華、
黃作燊等一起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修改並完成了當時的
上海市“都市計畫總圖一、二、三稿”。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繼續擔任
上海市建設委員會及規劃管理局的顧問等職務。他經常參與上海
城市規劃中一些重大問題的討論研究,有時還自己做規劃方案。 1947年起,金經昌於
同濟大學任職,從此開始了他的
城市規劃教學生涯。
金經昌積極參加國內外的一些學術活動。1956年,他陪同
梁思成訪問
德國及
蘇聯;
文化大革命後又兩次訪問
聯邦德國並在幾所大學講學。他還參加
中國城市規劃代表團訪問日本。1978年,
中國建築學會
城市規劃學術委員會在蘭州成立,他當選為副主任委員,後因年事已高,改任顧問。他還是
上海交通工程學會的副理事長。
人物經歷
創立教研室
1947年起,金經昌在
同濟大學工學院土木系任教授時,首先在國內開出了“都市計畫”課,介紹當時一些新的規劃理論。1950年,他與
馮紀忠教授共同倡議在土木系高年級開設市政課,並承擔了全部專業課的教學工作。1952年,院系調整,華東地區十幾所院校的土建系科集中到
同濟大學,在建築系內成立了由金經昌任主任的國內最早的
城市規劃教研室,他擔任此職務直至1978年。
金經昌與
馮紀忠等展望新
中國今後大規模建設的需要,積極倡議在建築系內創辦了培養
城市規劃方面人才的專業——城市建設與經營專業,1953年,有了首批畢業生,1956年,正式定名為“
城市規劃專業”。這是國內最早的
城市規劃專業,至1989年,已有28屆畢業生,人數近2000人。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都已是全國各地
城市規劃工作的骨幹。
文化大革命前,金經昌就已培養出了幾位國內最早的
城市規劃專業碩士研究生。
金經昌為
中國城市規劃教育事業的奠基所做出的開創性貢獻是不可磨滅的。他創辦的
城市規劃教研室,開始只有6人,目前已發展成為城市規劃系和城市規劃研究所,專業人員近50人,成為國內城市規劃教學與科研的重要基地。
金經昌為人師表,不但親自編寫國內最早的
城市規劃教材,親自帶學生外出調查,實踐,親自指導課程設計及畢業設計,還十分強調同學應把理論知識的學習與社會實踐結合起來,堅持城市規劃設計的題目必須“真題真做”,1953年,就將規劃設計的教學實踐選在
嘉定南翔鎮,把學生帶到現場進行教學實踐活動,這個傳統一直堅持到現在。
他還強調學生應具有全面深厚的工程、經濟基礎訓練,指出
城市規劃工作者要與許多工種的專業工程師合作,如果自己缺乏必要的工程知識就很難合作好,也很難從全面綜合的觀點提出問題、解決問題。他自己就對道路交通工程、給排水工程有很紮實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他認為城市規劃專業的學生應該“一專多能”,只有具備了廣博的工程經濟知識,才能在城市規劃方面成為專家。他認為
城市規劃的“專”應建立在“博”的基礎之上。
提出規劃理論
除了繁重的教學任務外,金經昌還經常參加一些規劃設計活動。1951年,他參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上海最早的工人居住區——
曹楊新村一期工程的規劃設計及同濟新村的總平面圖規劃。在這兩項規劃設計中都探索了新的規劃模式:道路分級分類,住宅成組成團布置,在爭取好朝向的情況下,又通過規劃手法打破行列式的單調。他把原有河濱組織在綠化系統中,每幢房屋附近均有小片綠地,又集中安排一些成片的綠地及草坪。這兩個規劃都在全國起了很大影響,受到國內外專家的好評。
他對
城市結構及道路系統的意見可以歸納為一個“分”字,即城市要“分塊”,道路要“分流”,腳踏車與汽車要“分道”行駛。他的這些學術觀點起初並不被很多人理解。通過他多年的大聲疾呼,又通過他的學生們的實踐,現已在全國各地規劃中起了很大影響。
金經昌非常強調
城市綠地的作用。他認為綠地是城市的“
肺”,可以提供為城市生命所需的“氧氣”。他認為
上海的主要矛盾是中心區綠地太少,有一個較長時期上海的人均公共綠地面積只有0.5平方米,這與“
城市現代化”的距離太大了。他建議在
上海市中心區應及早做出拆除破爛舊屋以增加綠地面積的全面規劃。不少“噬綠工程”把過去遺留下來的“花園洋房”變成了“高樓大廈”是十分欠妥的。1958年,他與
德國專家雷台爾為
合肥作過一個風扇形布局的規劃方案,從三個方向把綠地或
農田楔入
城市。
合肥的規劃後經多次修改但始終堅持這個布局模式,使今日
合肥已成為一個環境質量標準很高的
城市。
1980年,受
聯邦德國洪堡基金會的邀請,金經昌再訪闊別幾十年的德國,親眼目睹戰後德國
城市重建後高質量的城市環境,主要特徵就是城市綠地很多。回國後他到處大聲疾呼,要大力提高
城市綠地標準,改善城市的布局結構,要力爭做到:“
城市在中,森林在城市中”。
金經昌認為
城市規劃工作者要有遠見,規劃圖不是現狀圖,不能只顧眼前利益而為未來留下障礙。他常提起一個實例,就是
上海北京路的改建,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到1978年才把最後一段“瓶頸地段”按當年擬定的紅線寬度拓寬了。他說,規劃工作者就是要有這種韌性和耐心。
對某些建築設計,他也往往以一個規劃專家獨具的慧眼提出一些獨到的見解。在上海新客站的規劃設計方面,站址選在原來的東站,但因受地形限制,使主持站屋設計的建築師們費盡了腦筋。在市政府領導召集的討論會上,金經昌提出了經過長期思索的“採用南北兩個入口,站屋架空在鐵道上”的方案建議,得到與會領導和專家的一致讚賞。根據這一建議設計建造的上海新客站,乘客可以從兩個方向進出車站,有利於交通疏散,並且節約用地,在全國獲得高度評價,並被列入上海“十佳”建築。
治學嚴謹
金經昌治學嚴謹,作風正派,敢於提不同意見,也敢于堅持正確意見。他認為借鑑國外經驗要結合
中國實際而不能盲目搬用,否則會帶來嚴重後果。他認為50年代搬用
蘇聯規劃手法,總體規劃片面搞形式構圖,軸線對稱,居住區搞圖案式周邊布置,單純追求“街景”,而忽視住宅朝向,是不符合
中國實際情況的。80年代初,他又針對某些
城市盲目學習
西方大建
高層建築的偏向,尖銳地提出:“各在盲目學習
西方高層建築,以為非此無以體現現代化,中小城市也把主要財力投放在
高層建築上,使有限的投入無法滿足正常的城建需要,同時建了高層建築又沒有省出更多的空地作為綠化和交通用地,這顯然是不當的……”。
金經昌對一些歷史文化古城盲目地追求寬大道路和片面地搞“舊貌換新顏”提出反對意見。他認為這些
城市是民族歷史文化的積澱,對傳統不應輕易否定,而應採取嚴肅慎重的態度。目前經濟力量不夠,規劃和建設水平也不高,應首先保護好原貌,留待後人精雕細琢地去規劃設計。
金經昌為人耿直,嫉惡如仇,敢於直言,提倡說實話。他常以此作為
城市規劃工作者的職業道德來教育學生。他對某些人以專家身份自居,卻違背科學,揣摸某些領導人的意圖,提一些違心的意見非常反感。他認為這不是幫了領導而是害了領導。某一個時期,某些單位及領導以“經濟效益”為唯一目的,占用綠地,搞“見縫插針”或建造一些密度很高的
高層建築,他毫不客氣地提出不同意見。如1958年大躍進時期,蘇州市一些領導決定拆除蘇州古城牆,請金經昌去“提意見”,設盛宴熱情接待,金經昌堅持反對的態度,堅持到半夜也不鬆口。有關領導只好於次晨就禮送他出境。第二天,這座有著2000多年歷史的蘇州古城牆便被拆除了。
愛好攝影
金經昌不僅是
中國著名的
城市規劃學家,而且又是國內著名的業餘攝影藝術家。1936—1937年,他在
上海主編過攝影雜誌《飛鷹》 ,共20期。他曾是
中國攝影學會的理事和
上海攝影家協會的副主席。1961年,他與劉旭滄在
上海、
南京、
杭州、
北京舉辦過“劉旭滄、金石聲攝影藝術展覽會”。1988年,又一次在
上海美術館舉辦“金石聲攝影藝術展”。他在文化方面的素養是多方面的,現為
上海市文聯委員。他對篆刻亦有很深的愛好和造詣。他還參與編輯了《德漢詞典》 ,翻譯過電影《貝多芬傳》等。現在他雖已年逾古稀,還在為一些攝影雜誌撰文,又經常在《新民晚報》上發表一些幽默的散文,而其主題又多半是他的老本行——
城市規劃。
人物簡歷
1946—1949年
上海市工務局都市計畫委員會工程師。
1951—1955年
上海市市政建設委員會委員、顧問。
1978—1984年
同濟大學建築系
城市規劃設計研究所所長。
1978—1981年
中國建築學會城市規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主要論著
2 金經昌.
上海大連西路實驗小區規劃(第一階段工作介紹).
同濟大學學報,1958,4.
3 金經昌.
城市道路系統的規劃問題.
同濟大學學報,1959,9.
5 金經昌(參編).
中國大百科全書(建築?園林?
城市規劃卷)(若干詞目).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
6 金經昌.
城市規劃?城市道路交通?城市高速公路.城市規劃彙刊,1979,3、4.
7 金經昌.
城市規劃的目的是為人民服務.城市規劃彙刊,19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