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是指鑄刻在殷周青銅器上的銘文，也叫鐘鼎文。商周是青銅器的時代，青銅器的禮器以鼎為代表，樂器以鐘為代表，“鐘鼎”是青銅器的代名詞。所謂青銅，就是銅和錫的合金。中國在夏代就已進入青銅時代，銅的冶煉和銅器的製造技術十分發達。因為周以前把銅也叫金，所以銅器上的銘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為這類銅器以鐘鼎上的字數最多，所以過去又叫作“鐘鼎文”。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金文書法
- 起源時代：商代
- 盛行時代：周代
- 別稱：鐘鼎文
金文,金文書法,
金文
一 定義：
金文套用的年代，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滅六國，約1200多年。金文的字數，據容庚《金文編》記載，總計3722個，其中可以識別的字有2420個。金文是鑄刻在青銅器的鐘或鼎上的一種文字。金文起於商代，盛行於周代，是由甲骨文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文字。因鑄刻於鐘鼎之上，有時也稱為鐘鼎文。
據統計，金文約有三千零五字，其中可知有一千八百零四字，較甲骨文略多。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啟秦代小篆，流傳書跡多刻於鐘鼎之上，所以大體較甲骨文更能保存書寫原跡，具有古樸之風格。金文在筆法、結字、章法上都為書法的進一步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二 特點：
金文是銅器銘文，又稱鐘鼎文。由於銅器的製作大多有紀念價值，因 此刻寫者也較用心，比較起甲骨文，金文就像是裝飾體。依據出土的 銅器文字研究，金文也分為三期：前期是周武王、成王、康王時期，此時的銅器上金文文字不多，而字勢闊大，筆力宏肆。
中期是昭王、穆王時期，此時的器物較少，金文亦無大變化，跟前期比較起來，字勢相近，但不如其雄健的風格。後期金文，已逐漸看不到肥體，字型緊 密而又疏落，字形方闊，極為優美。鑄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稱為“金文”，又稱“鐘鼎文”。商朝的青銅器上文字很少，西周青銅器有長篇銘文出現，記錄周代貴族分封，祭祀，戰爭等重大政治活動。與甲骨文相比，甲骨文筆道細、直筆多、轉折處多，為方形有所不同，金文筆道肥粗，彎筆多，團塊多。
金文書法根據遺址發掘的情況，在盤庚遷殷之前商代彝器均無銘文，盤庚遷殷之後銘文開始少量出現，一般只有一到二個字，銘文圖案化，裝飾意味較濃，有典型的肥筆，大多為圖騰、族徽符號。“這些單個字或合義式的金文，多刻鑄在器物的內壁與底部等顯眼處，位置既隱蔽，當然表明它不負擔主要的功能。
”殷商晚期銘文字數開始增多，但也大多為幾十字。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的青銅器銘文所反映的內容僅限於祭祖銘功，而遠遠沒有達到甲骨文那種居於意識形態中心並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的普泛程度，由此，整個殷商金文始處於受甲骨文支配的附庸地位。
金文書法
一 定義：
是以金文的用筆方法創作的書法作品。
二 風格特點：
青銅器作為禮器在“禮樂”制度中的普泛化促使金文迅速走向成熟。西周初期金文尚保留著殷商晚期圖案化，工藝化傾向，典型的肥捺筆觸還廣泛存在，結構鬆散，文字元號不固定，在審美風格上還未形成獨特面目。西周中晚期金文則逐步擺脫商金文的影響，以“篆引”為審美象形基礎，開始形成自家風貌，裝飾性的肥捺筆觸漸消而走向純粹線條化。
在字形上改變了早期結構符號的散漫不定而臻於固定統一，結構取縱勢，修長婉麗，圓融內斂，其審美風格一掃商金文的雄強霸悍而呈現出渾穆沉潛的理性品格。更為重要的是，西周金文“線”的自足性得到強烈張揚，筆墨韻味開始擺脫鑄范工藝華過程而獲得獨立，線條渾厚華滋，凝重自然，已非高金文呆板、沉滯的線條語彙所可比擬。
晚商時期，以毛筆書寫為核心的甲骨文、金文線上條形態上已趨融合，到西周初期，隨著甲文的衰微，書法本體的發展已體現為金文的演變，進化。
無庸置疑，金文主流地位的建立是書法全面走向以毛筆書寫為中心的開端，同時，它也全面開啟了筆法演變的源流。
由於青銅器處於“禮樂”文化的核心，處於大一統王權的牢固統轄之下，因而西周金文的風格演變比較緩慢，從《大盂鼎》到《虢季子白盤》、《散氏盤》，西周金文雖然也產生了較大的風格跨度，但這種風格差異尚未衝破類風格的籠罩，從而走向審美風格的多元化。
公元前221年周平王東遷，定都雒邑，是為東周，歷史由此進入春秋戰國時期。春秋戰國是中國古代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的大動盪的歷史時期。隨著普通王權的崩潰，各諸侯國展開空前激烈的兼併戰爭。在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禮崩樂壞”，“學在官府”的文化壟斷被打破，以“士”為中心新的文化體系開始全面崛起。它顯示出春秋戰國人本主義的覺醒。“社會的解體與觀念的解放是連在一起的。懷疑論，無神論思潮在春秋已蔚為風氣。殷周以來的遠古巫術宗教傳統在迅速褪色，失去其神聖的地位。”
作為西周“禮樂”制度象徵的青銅文明在春秋戰國也同奴隸制一樣走向全面衰落。郭沫若曾將殷周青銅器分為四期，第三，第四期正值春秋戰國。郭沫若將三、四期劃分為開放期和新式期。他說：“開放器的器物……形制率較前期簡便。
有紋繢者、刻鏤漸浮淺，多粗花。前期盛極一時之雷紋，幾至絕跡。饕餮失其權威，多縮小而降低附庸地位(如鼎簋等之足)，夔龍夔鳳等，化為變相夔紋，盤夔紋……大抵本期已脫去神話傳統。”“新式期之器物形式可分為墮落式與精進式兩種。墮落式沿前期之路線而益趨簡陋，多無紋績。……精進式則輕靈而多奇構，紋繢刻鏤更淺細……器之紋繢多為同一印板之反覆，紋樣繁多，不主故常，與前二期之每成定式大異其撰。其較多見者為蟠螭紋或蟠虺紋，乃前期蟠夔紋之精巧化也。有鑲嵌錯金之新奇，有羽人飛獸之躍進，附麗於器體之動物，多用寫實形。”
春秋戰國時期，青銅器作為禮器已從宗教巫術禮儀的籠罩中解脫出來而萌發出對美的自覺追求。如火烈烈的野蠻恐怖已成過去，青銅文明走上衰落之途。作為王權與等級制度象徵的青銅禮器再也不是不可僭越的“神器”。楚莊王“問鼎”便發生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它表明大一統王權崩潰的不可避免。
楚子伐陸渾之戎，逐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奸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山，成王定於郟辱，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西周“禮樂”制度的崩潰，使作為“禮”的象徵的青銅器製作擺脫王室的絕對控制，列國諸侯卿大夫開始大量自鑄青銅器，用於祭神祀祖的青銅器的神聖感已蕩然無存。同時，由於諸侯割據，各區域間經濟、文化，發展極不平衡，“言語異聲，文字異形”金文地域性風格漸趨形成。從春秋戰國開始，金文宗周傳統被打破，而開始產生多元化審美格局。這主要表現在金文地域化風格色彩方面，在書風上，大致可以按地域劃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是齊魯型，分布在山東一帶，主要包括齊、魯、杞、戴、邾、薛、滕、鑄等國。
第二種類型是中原型，在河南、陝西一帶，包括鄭、衛、虞、虢、蔡、陳等國。
第三種類型是江淮型，在長江中下游一帶，主要包括楚、吳、越、徐、許等國。
第四種類型是秦型，在今陝西與山西一帶，主要為秦、晉二國。
金文崇周傳統在春秋戰國時期已經遭到地域化書風的有力挑戰，隨著多元化地域政治格局折形成，金文文化審美的整體性被打破了，典型的大篆傳統已被棄置不顧。“齊魯型”金文雖尚保持西周金文溫柔敦厚的“禮樂”傳統，但在內在精神上已失去西周金文的泱泱大國之風，線條纖弱，書體內斂寒倫。相對於中原齊魯諸國，秦國由於避居西土，文化觀念較為封閉，同時秦國襲居西周故地，因而在文化傳統方面一直受周文化的籠罩，由此，在七國中，秦系書風是最恪守宗周傳統的。王國維所謂“六國用古文，秦用籀文”即指這一書史現象。不過，由於秦與大戎少數民族雜居習染，民俗強悍，加之國家崇尚法治，因而表現在書風上便少溫柔敦厚之旨而多尚武殺伐之氣，這從《秦公簋》中已顯露端倪。
處於江淮文化圈的楚金文從一開始即與西周金文拉開了距離，從而形成與北系書風相對峙的南系書風。這不得不歸之於楚金文在發展演變過程中所具有的獨立品格和主體意識。楚金文之所以在春秋戰國時期沒有受到宗周傳統的籠罩，在於楚國與周王室長期處於對立狀態：中原文化與楚文化的相對隔膜。《左傳‘召公十二年》記載：“昔我先王熊繹，與呂公用汲、王孫平、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而我獨無有。”西周分封時，楚國因有功而沒有得到周朝冊封，這構成互相間不睦的起因。“西周時北方君主視楚國為蠻夷，而楚也自認，與彼對抗。據西周銅器《禽簋》，《矢令簋》等銘文和《詩經》某些篇章的記載，周楚之間曾發生過許多次戰爭，甚至昭王南征而不復。楚與周長期不睦，文化隔閡較深。”不過，應該看到，楚國與西周的對立並設有從根本上限制楚國對中原文化的吸收，只是在吸收的方式、程度上具有強烈的主體色彩。楚文化的地域色彩極為濃厚，楚人尚鬼崇巫，喜卜好祀，尚保留著氏族社會後期強烈的原始宗教意識和圖騰崇拜觀念。這與中原禮樂文化的理性精神恰恰構成鮮明對照。這種“巫”文化反映到書風上即表現為楚金文衝破西周金文的理性精神而注入楚騷浪漫的神韻，從而形成楚金文詭譎、流美的審美風格。從被公認為最早的楚金文《楚公蒙鐘》、 《楚公逆鑄》可以明顯看出楚金文在接受西周金文影響的同時對它進行的風格改造。除在整體形態上《楚公蒙鐘》、《楚公逆鑄》尚保留著西周金文的面貌，在書體的空間構成，線條形態及運動節奏上都已呈現自家品格。阮元在《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中論到《楚公蒙鐘》、《楚公逆鑄》說：“文字雄奇，不類齊氣，可覘荊楚霸氣。”
楚金文的宗周傾向僅在早期維持短暫的時間。從中期開始，花體雜篆構成楚金文的主流形態，而這種形態實際在《楚公蒙鐘》、《楚公逆鑄》中即已顯露萌芽。從楚金文的書體演變來看，花體雜篆不僅對楚金文的全面成熟構成強烈影響，而且對整個大篆體系向隸變過渡起到奠基作用。作為南系書風的主流形態，花體雜篆對吳、越、徐、蔡等長江中下游國家的書風也構成整體籠罩。從審美觀念分析，花體雜篆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楚人的龍、鳳圖騰崇拜。他們將龍鳳的流美造型和圖騰崇拜的文化心理意識融人花體雜篆的創造中，從而使花體雜篆成為楚人巫騷浪漫的積澱物。
楚金文後期摒棄花體雜篆的裝飾意匠，而向早期宗周傳統復歸。這一時期，楚金文將《散氏盤》的形體結構與花體雜篆的流美線條創造性地結合起來，從而推動楚金文走向全面成熟。這個時期的楚金文較早中期金文結體趨於扁方，用筆更加流利勁爽，並且出現衄挫頓搶的豐富變化，從而打破空間造型的僵滯態勢，而在時空維度上獲得自由的律動，這種草篆意趣實際上已顯示出隸變的訊息。
春秋戰國金文由於擺脫了宗教禮儀的文化重負，而表現出強烈自覺的審美意識。這個時期的金文已作為獨立的審美因素構成青銅器的重要審美內容。“於是增加線條的美感，使之富於裝飾性，即成為春秋戰國時代正體篆書注重風格變化的主要動力。另一方面刻款開始流行，它以加工方便，文字更具有書寫的美感而風靡各國。體勢修長、線條婉曲的金文大篆隨之脫穎而出並成為時尚。”
在春秋戰國金文普遍追求唯美傾向的同時，書體的簡率、草化偽變也成為這個時期地域書風的另一重要傾向。如《侯馬盟書》，秦、楚的簡牘文字，戰國古璽，貨幣，權量文字都廣泛存在減省、草化現象，這在很大程度上可視為隸變的先聲。
在春秋戰國金文中，花體雜篆作為江淮型金文的典型書體，它與齊魯型、秦型金文最大的不同即在於擺脫了政教束縛而表現出純粹的審美理念。花體雜篆最終雖因其末流所表現出的非文字工藝化傾向而成為書史上的匆匆過客，但花體雜篆本身的史學價值是不容抹殺的。在春秋戰國時期，花體雜篆與草化傾向相結合徹底顛覆了大篆傳統，並直接為隸變奠定了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