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發:人物生平,人物成就,工運領袖,警察領袖,駐新疆,人物婚姻,不幸遇難,後世紀念

鄧發（1906年3月7日-1946年4月8日），原名鄧元釗，廣東雲浮人。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前期領導人之一，中國工人運動的早期領導人。1922年參加香港海員大罷工。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參加省港大罷工和東征戰役。

1927年參加廣州起義。1928年後任中共香港市委書記、廣州市委書記、廣東省委組織部長。1930年後任閩粵贛邊特委書記、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執行委員兼政治保衛局局長。長征中任縱隊政治委員。抗日戰爭期間任中共駐新疆代表、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民運委員會書記。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1945年9月代表解放區職工出席在巴黎召開的世界職工代表大會。

1946年4月8日，同博古、葉挺、黃齊生等人一同返延安時因飛機失事在呂梁市興縣黑茶山遇難。享年四十歲。

基本介紹

中文名：鄧發
別名：鄧元釗，易林
國籍：中國
出生地：廣東省雲浮市附城鄉石塘村
出生日期：1906年3月7日
逝世日期：1946年4月8日
信仰：共產主義

人物生平,人物成就,工運領袖,警察領袖,駐新疆,人物婚姻,不幸遇難,後世紀念,

人物生平

鄧發，1906年3月7日生，廣東省雲浮市附城鄉石塘村人；乳名8仔，書名鄧元釗，化名易林。父鄧興盛，母歐氏。

1912年歸庵書堂讀書。1915年遷開平縣水井墟古勞村。1916年返雲浮，讀私塾。1917年夏東明國小插班2年級。1919年轉城西國小。參加“54”運動。1921年輟學到廣州在東區公安局做勤雜，西湖路公益祥旅店當茶房。冬到香港，太古船塢輪船上當廚工，參加海員工會和洋務工會。1922年香港海員大罷工爆發後積極參加工會工作。

1925年6月省港大罷工時回廣州。7月任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代表，罷工委員會工人糾察隊隊長，罷工委員會宣傳部宣傳隊小隊長。1925年10月由蘇兆征介紹入黨，任支部組織幹事，西業總工會常委兼中共黨支部書記。1926年7月入國民黨，任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北伐青年工作隊隊長，參加支援北代戰爭工作。1927年4月任中共廣東油業工會支部書記。後到香港。11月回廣州為廣州起義準備工作。12月11日參加廣州起義，任第5區副指揮兼5區工人赤衛隊隊長，5區暴動委員會委員。起義失敗後按組織指示回到老家。

1928年春赴香港，任中共太古船塢支部書記，香港市委組織部部長。秋任廣東省委委員兼全國總工會南方代表，香港工人代表會議主席。冬任香港市委書記，廣東省委職委書記。被捕，營救出獄。1929年任廣州市委書記。不久任香港市委書記，廣東省委委員兼香港市委書記。1930年春任廣東省委組織部部長兼香港市委書記。夏任江西省委（白區）書記。組織被破壞後被捕，出獄之後返上海組織部工作。1930年9月任中共6屆3中中央委員。1930年2月到粵東大南山任閩粵贛邊區特委書記和軍事委員會主席。1931年4月任蘇區中央局委員。7月任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保衛處處長。11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1934年1月任中共6屆5中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2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政府主席團成員，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

鄧發和項英都是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後，為加強蘇區工作，被中共中央派往蘇區的。項英在前往贛西南的途中路經龍巖，曾與先期抵達的鄧發見面。項英抵達贛西南後，立即集中精力處理富田事變的後遺問題，未曾過問閩西的工作。

鄧發與項英是中共黨內少數出身無產階級的領導人，在中共早期歷史上，兩人都曾聲名顯赫。鄧發更因在省港大罷工期間擔任過工人糾察隊隊長，對「民眾專政」的一套較為熟悉。鄧發進入閩西蘇區後。一時頗看不慣在農村根據地中盛行的「流氓現象」和「流氓作風」，當鄧發看到蘇維埃文化部里，竟有幹部抱著兩個女人睡覺，就憑直覺做出判斷，閩西黨和蘇維埃機關里，已混人大量的反革命分子。而當1931年1月初紅十二軍（由羅炳輝任軍長，譚震林任政委）部分指戰員在大會上呼錯口號的事件發生後（1931年1月初，紅十二軍召開紀念李卜克內西、盧森堡、列寧大會，有十幾名紅軍指戰員由於不了解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的區別，在會上呼喊「擁護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萬歲」，鄧發便毫不猶豫地發動了「肅社民黨」運動。同是六屆三中全會派往蘇區的中央代表，鄧發缺乏項英所具有的對複雜事物進行縝密分析和慎重判斷的能力，鄧發的激烈的性格和狂熱的革命氣質導致閩西肅反的規模不斷擴大。

由鄧發主導的閩西肅反具有革命絞肉機的全部特徵，指稱社黨分子，全憑肉刑和逼供；肅反的唯一手段就是處決；恐怖機器一經開動，就產生了自我驅動的內在動力，使其瘋狂運轉，不斷依次進人更高階段，結果是縱火者也與之俱焚──殺人者終被殺！

1931年3月2日，由處決原紅十二軍第100團政委林梅汀等十七人而拉開了閩西蘇區肅反大恐怖的帷幕，肅反狂潮迅速波及紅軍、黨和蘇維埃各級機構，以及共青團、少先隊、兒童團系統，結果導致地方紅軍中大部分排以上幹部，閩西蘇維埃政府三十五名執行委員和候補委員中的50%，[64]段奮夫等一批閩西農民暴動的領導者，和永定、龍巖、杭武等縣區的負責人都盡行被消滅。被害者中大多為二十幾歲的青年，閩西肅反第一個犧牲者林梅汀被殺時，年僅二十四歲。在被害者中，也有不少少先隊、兒童團員，最小的只有十六歲。[65]許多五花八門的罪名，諸如參加了「社民黨」的「十毫子運動」、「食煙大同盟」、「姑娘姐妹團」、「找愛團」、「膳食委員會」，都成為被處決的理由。

在閩西肅反的犧牲者中，地富家庭出身的黨員幹部占有相當的比例，這也反映了蘇區肅反運動的一個帶有共性的特徵，即在所有清洗運動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幹部都是首當其衝的整肅對象。在1931年3月2日召開的閩西第一次公審處決大會上，閩西肅反委員會主席林一株明確宣布懲處「社黨分子」的三項原則，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即出身不好者處以死刑，其依據是，「地主富農子弟，在鬥爭中必然會背叛革命」。[66]

由「肅社民黨」造成的空前「紅色恐怖」使閩西蘇區的黨員、幹部和普通民眾陷入一片驚恐之中，許多幹部和戰士被迫逃亡，有的甚至飄洋過海以求避難，更多的人則紛紛逃往由傅伯翠控制的上杭古蛟區。

傅伯翠是蛟洋農民暴動的領導人，曾任紅四軍四縱隊司令員和閩西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傅因在其家鄉古蛟區實行「共家制度」受到閩西黨組織的批評，其後，又因拒絕出席黨的會議和拒不服從工作調動，在1930年10月，被黨組織指稱為「第三黨觀點」而受到留黨察看的處分。鄧發擔任中共閩粵贛特委書記後。在1931年2月宣布開除傅伯翠的黨籍，並派紅軍攻打傅的家鄉古蛟區，逼使傅伯翠走上擁兵反抗的道路。

1931年3月6日，閩西蘇維埃政府發布第二十三號通告，宣布傅伯翠為閩西「社民黨」首領，古蛟區為「社會民主黨巢穴」。在大恐怖中，傅伯翠控制的古蛟區成為大批紅軍幹部戰士逃避捕殺的避難所。[67]

1931年春夏之交，閩西大規模的紅色恐怖已發展到動搖共產黨社會基礎的危險地步──在閩西政府所轄之下，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根據地的社會秩序受到嚴重破壞。在傅伯翠擁兵反抗之後，1931年5月27日，又爆發了在中共歷史上鮮為人知的「坑口兵變」。

「坑口兵變」的發生與被鎮壓，幾乎與贛西南的「富田事變」如出一轍。

在閩西大清洗的高潮階段，閩西杭武縣第三區（現屬上杭縣溪口鄉，太拔鄉）區委書記何登南、縣武裝第三大隊政委陳錦玉等二百人被控以「社黨分子」的罪名，被拘押在坑口和白砂（縣蘇維埃政府所在地）。5月27日，縣武裝第三大隊大隊長李真，副政委張純銘，副大隊長丘子庭等率眾扣押了正在此巡視的閩西蘇維埃政府秘書長羅壽春，迫其書寫手令釋放被扣人員。當晚，李真等率領三大隊包圍區蘇維埃政府，放出被捕人員。同時又派出一部分人員前往白砂，以羅壽春的手令，將被關押的第三區人員帶回釋放。

以鄧發為書記的中共閩粵贛省委（1931年5月，原特委易名為省委）得知「坑口事變」訊息，立即認定屬於「反革命暴動性質」，隨即抽調新紅十二軍進攻杭武第三區，至5月29日，除少數人逃亡外，第三大隊的大部分人員被繳械逮捕，兩天前剛被釋放的人員又再次被捕。同日，閩粵贛省委作出決議，指示：「對於已經被捕的社黨，應多方審訊以破獲其整個組織，同時要很快地處決」。[68]於是，李真、何登南、丘子庭及第三大隊絕大多數被捕幹部、戰士盡被處決。

5月29日的鎮壓雖然極為嚴厲，但是並沒有完全壓下閩西蘇區軍民對肅反的極度憤怒。6月1日，杭武縣第二區部分幹部與地方武裝又發動反抗，在此前後，永定的溪南和虎崗，也發生類似自發的反抗行動，但全部遭到鎮壓。[69]

鄧發作為中共閩西蘇區黨的最高領導人，對於所發生的這一切極端行為，應負有直接的、第一位的責任。

1934年10月參加長征，任中央紅軍軍委2縱隊副司令員兼副政委。1935年任中央軍委縱隊政委。9月任陝甘支隊3縱隊政委。11月任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糧食部部長。1936年6月受中共中央委託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

鄧發與《西行漫記》

------摘自《西行漫記》

在我【斯諾】到了不久之後，王牧師又一次告訴我，我就是要搭這樣的卡車到前線去。坐飛機的計畫告吹了：這樣做有可能引起少帥【張學良】難堪，因為如果有一個外國人丟在前線不回來，他的美國飛行員可能嘴快說出來。
一天早晨，王牧師同一個東北軍軍官，或者至少是個穿著東北軍軍官制服的年輕人一起來見我。他建議我們到西安城外漢朝古城遺址一游。在旅館外面有一輛掛著窗簾的汽車等著我們，我們進了汽車以後，我看到裡邊坐著一個頭戴一副墨鏡，身穿一套國民黨官員穿的中山裝的人。我們驅車前往漢朝一個皇宮的遺址，在那裡，我們走上了有名的漢武帝坐在他的御殿里君臨天下的隆起的土堆。你在這裡還能拾到一些二千多年以前大屋頂上的碎瓦片。
王牧師和那個東北軍軍官有幾句話要說，所以他們站在一旁說話去了。那個國民黨官員在我們坐汽車出來的塵土飛揚的路上一直坐在那裡沒有說話，這時向我走了過來，卸下墨鏡，摘掉白帽。我這才看出他相當年輕。他的一頭黑油油的濃髮下面，一雙閃閃發光的眼睛緊緊地盯著我，他的青銅色的臉上露出了惡作劇的笑容，在他卸掉那副墨鏡以後，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制服是件偽裝，他並不是個坐辦公室的官僚，而是個戶外活動的人。他中等身材，看上去力氣不大，所以當他走進過來，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時，我沒有想到他的手象鐵抓子似的那么有力，不僅痛得退縮了一步。我後來注意到，這個人的行動有一種黑豹的優美風度，在那套硬邦邦的制服底下，一點也不失輕巧矯捷。
他把臉湊近我，露出笑容，銳利的眼光緊緊地盯著我，把我的兩條胳膊緊緊地握在他的那雙鐵爪子中，然後搖搖腦袋，滑稽地撅起了嘴，向我眨著眼！“瞧瞧我！”他低聲說，好像一個有什麼秘密的孩子一樣高興。“瞧瞧我！瞧瞧我！你認出我來了嗎？”
我不知道這個人是怎么回事。他興奮地不知在說些什麼東西，結果這種興奮情緒也感染了我，但是我覺得很尷尬，因為我不知說什麼才好。認出他來了嗎？我這一輩子從來沒有遇到過像他那樣的中國人！我抱歉地搖搖頭。
他從我的胳膊上鬆開一隻手，用手指指著他的胸膛。“我以為你可能在什麼地方見過我的照片，”他說。“我是鄧發，”他告訴我說——“鄧發！”他的腦袋像後一仰，看著我對這個炸彈的反應。
鄧發？鄧發……喔，鄧發是中國共產黨秘密警察的頭子。而且還有，懸賞五萬元要他的首級！
鄧發泄漏了他的身份以後高興得跳了起來。他壓捺不住自己，對目前這樣情況感到好玩：他，這個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敵營中心，不把到處追擊他的特務放在眼裡。他看到我，一個自告奮勇到“匪”區去的美國人感到很高興——不斷地擁抱我。他什麼都願意給我。我要他的馬嗎？啊，他的馬好極了，紅色中國最好的馬！我要他的照片嗎？他收集的不少，都可以給我。我要他的日記嗎？他會帶信到仍在蘇區的妻子，把這一切，還有別的東西都給我。他後來真的沒有食言。
真是個你意想不到的中國人！真是個你意想不到的赤匪！
鄧發是個廣東人，出身工人階級家庭，曾經在一艘來往於廣州與香港之間的輪船上當西餐廚師。他是香港海員大罷工的一個領導人，被一個不喜歡罷工的英國警察打傷了胸口，折斷了幾乎全部肋骨。他接著就成了共產黨，進了黃埔軍校，參加了國民革命，一九二七年以後到江西參加了紅軍。
我們在那個土堆上站了一個多小時，一邊談話，一邊看著下面綠草掩蓋的皇城遺址。我無法向你形容那一時刻在我感情上引起的奇怪衝擊——由於我們所在的環境而這么強烈，又是這么奇怪地富有預兆性質，這么奇怪地超脫於我、超脫於中國的那部分變化無窮的歷史；因為這些共產黨人把鄧發這個地方當作我們四個人可以安然無事地碰面的安全場所，似乎是很不協調的，但是又是很合乎邏輯的，而且畢竟是在這裡，在兩千多年以前，當時已經夠激進的大漢族統治著一個統一的、當時是進步的中國，成功地在戰國的混亂中鞏固了一個民族的和文化，使得後代從此以後以漢族子孫自稱，就在這樣的地方會見這個令人驚訝的現代革命年輕戰士，又是多么合適啊。

就是在這裡，鄧發告訴我由誰護送我去紅區，我一路怎么走，我在紅色中國怎么生活，並且向我保證在那裡會受到熱烈歡迎。
“你不怕丟掉你的腦袋嗎？”我們坐車回城裡去的時候我問他。
“不比張學良更怕，”他笑道。“我同他住在一起。”

1937年在蘇聯參加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的工作並學習。1937年9月回國到新疆，任中共駐新疆代表兼第18集團軍駐新疆辦事處主任，主持黨的新疆工作。1939年秋回延安。1940年初任中央黨校校長。1月兼《中國工人》月刊編輯委員。2月兼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理事，工人憲政促進會籌備委員。1940年5月－1942年秋兼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1942年任中央黨校副校長。1943年3月兼中央民運工作委員會書記。1945年4月任中國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委員會主任。1945年4－6月參加中共7大，任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

1945年9—10月為中國勞動協會代表團成員，出席在巴黎召開的世界職工代表大會，任世界職工聯合會理事會理事和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會後到英國參加英國共產黨代表大會。1946年1月回國，到重慶協助中國勞動協會負責人朱學范的工作。

1946年4月8日由重慶乘機飛返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在山西省興縣黑茶山附近不幸遇難（同時遇難者還有王若飛、葉挺、秦邦憲等重要領導人）。

人物成就

工運領袖

鄧發，原名元釗，1906年3月7日出生於廣東省雲浮縣。父親鄧興戚和母親歐氏僅靠租種地主的幾畝薄田過活，生活常常無以為繼，只得間或做點小買賣支撐著貧困的家庭。由於家境貧寒，鄧發只受過初小教育，十五歲時就隨五哥鄧芳外出廣州、香港等地謀生，先後在旅店、輪船公司和外國輪船上當勤雜工。期間，他結識了常常來往於省港兩地的工人領袖蘇兆征。受蘇兆征的影響，鄧發逐步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從此，他就抱定志向，要為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奮鬥終生。於是，他參加了海員工會和洋務工會。

1922年春，中國工人運動開始出現了第一次高潮。當年1月，鄧發參加香港海員大罷工，經過鍛鍊成為工人運動的活躍分子。1925年6月19日，聞名世界的省港大罷工開始，鄧發是這次大罷工的骨幹分子。他被選入省港罷工委員會，並任工人糾察隊隊長，為罷工的勝利作出了傑出貢獻。同年10月，他加入中國共產黨，繼續從事工人運動的領導工作。1926年夏，北伐開始，時任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北伐青年工作隊隊長的鄧發，協助陳延年、鄧中夏、蘇兆征等組織宣傳隊、運輸隊和救護隊，追隨北伐軍出征中原，提供了有力的後勤保障。

1927年春，鄧發返回廣東，出任中共廣東油業總工會支部書記。經過長期革命鬥爭的考驗，他的革命經驗日益豐富，臨危不亂的品質為同志們稱道。當年4月15日，廣州的反動派繼蔣介石之後，對共產黨員和工人積極分子進行了大屠殺，反動軍警到處搜捕鄧發。他命令身邊的同志馬上轉移，自己卻在燒毀檔案後，才從視窗逃走。當敵人遇到鄧發時，只見他手上拿著畫筆，正靜靜地為一個小孩畫像，還以為他是位畫家呢！

1927年12月，鄧發又參加了著名的廣州起義，任第5區副指揮，指揮油業工人作戰。起義軍一度建立了廣州蘇維埃政權，但由於敵我力量懸殊，起義很快失敗。這時，鄧發主動要求率領工人赤衛隊到廣州長堤一帶阻擊敵人，掩護起義部隊撤退，英勇頑強地同數十倍的敵人浴血奮戰。12月13日下午3時左右，在勝利完成阻擊任務、赤衛隊只剩下三個人後，鄧發臨危不亂的素質再次表露無遺：大家分頭隱蔽，分散保存力量。隨後，他跑到廣州四牌樓牌坊巷五號，找到四叔公鄧北水家裡，敵人尾追很急。他一進屋就吩咐：“現在敵人四處搜查，不要怕，敵人還未看到我進來，只要鎮定就沒事。”他叫堂姑鄧蓮彩給了他一碗冷水喝了，把心定下來，又叫四叔婆找出幾張舊藥方紙，又把痰盂里的髒水倒了些到鄧蓮彩床邊，蓋上一些爐灰，裝成“病人”嘔吐過的樣子。接著，他自己就躺到鄧蓮彩的床上裝起病來。

當一切事情處理後，不到半小時，反動軍警就搜查到了。幾個端著槍的敵人，一進門就凶神惡煞地追問：有沒有共產党進來？如果收藏了共產黨就要立即殺頭。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鄧發十分鎮定，裝成病得很痛苦的樣子。一個敵人想走近他的床前用手摸他，當發現床前一堆“病人”“嘔吐”的髒物，加上看見這個“病人”不像裝病，就立即用手捂住嘴趕快退出了房間。接著，他們說了幾句“不準窩藏共產黨”的話，就到別處搜查去了。到了傍晚，反動軍隊又挨家挨戶地進行搜查，併到處殺人。為了安全起見，鄧發的哥哥把他從牌坊巷5號轉移到自己的家裡。在這個時候要出門危險性很大。為了躲避敵人，鄧發就叫哥哥趕緊回公安局“包膳食”的飯堂（當時他哥哥在省公安局包一伙食）取來一盞印有公安局字樣的大“風燈”，舉著這盞大“風燈”，才順利地轉移。可是進屋不久，就聽到隔壁敵人搜查的聲音，鄧發靈機一動：把那盞印有公安局字樣的“風燈”掛到門頭上，把大門打開，兄弟二人在門邊站著，造成公安局的人正在屋裡搜查的樣子。就這樣，敵人搜查到門前一看掛著“風燈”，以為已有公安局的人在屋裡搜查，便跑到別的人家搜查去了。在危急關頭，鄧發臨危不懼，鎮定自若，在家人的配合下機智地脫了險。

1928年2月，鄧發又奉命回雲浮老家隱蔽。他當時回雲浮，也不是一件輕易的事。這時的廣州，反動派到處設崗哨，搜查共產黨人，一抓到就殺害。回雲浮要乘船上西江，而當時車站、碼頭敵人搜查得最厲害。為了避過敵人的嚴厲搜查，鄧發利用自己學到的“炭相”技藝，化裝成畫“炭相”的人，帶著“炭相”的工具和自己過去畫的幾幅“炭相”（現有兩幅存雲浮烈士館），帶上一副平光眼鏡，裝成下鄉給人畫“炭相”的樣子，在碼頭避過了敵人的嚴密搜查，順利地回到了老家雲浮縣。在家鄉隱蔽時，他還寫了有關廣州起義的文章，後來發表在《紅色中華》上。

1928年夏天，鄧發奉調到香港工作，又踏上了新的征途，歷任中共太古船塢支部書記、中共香港市委組織部長，並主持建立了中共香港特科。同年秋，鄧發被選為中共廣東省委委員兼全國總工會南方代表，其後歷任中共香港市委書記、中共廣州市委書記、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為中共南方黨組織的恢復與發展立下汗馬功勞。

警察領袖

1930年9月，鄧發出席了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並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這一年，他和在地下工作中並肩戰鬥了多年、建立了深厚感情的陳慧清在香港幸福地結合了。

1930年冬，鄧發調往福建任中共閩粵贛邊特委書記兼軍委會書記，由於當時閩西與贛南尚未打通，鄧發成為閩粵贛邊區的最高領導人。期間，他為建立由廣東通往中央蘇區的秘密交通線不遺餘力。當年曾在鄧發身邊工作的盧偉良回憶說：“鄧發同志由香港直接到了閩西永定縣虎崗，擔任閩粵贛省委書記。他指示我護送葉劍英同志途經香港、汕頭、澄海、大埔，最後到達蘇區。鄧發同志十分高興。此時，鄧發同志除直接要我經常去香港聯絡外，又帶回負責同志來，開闢了一條秘密地下交通，委任我擔任大埔交通站長。”就在這一時期，身為閩西最高領導人的鄧發，錯誤領導了反“社會民主黨”事件，造成大批冤案，給革命事業造成了重大損失。

1931年7月，鄧發奉命奔赴中央蘇區並成為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擔任紅軍總司令部政治保衛處處長，負責紅軍的政治保衛工作。同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葉坪召開。19日，大會經過選舉，鄧發當選為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並被任命為第一任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政治保衛局的職責，是“在蘇維埃境內依照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之規定，在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管轄之下，執行偵察、壓制和消滅政治上經濟上一切反革命的組織活動，偵探及盜匪等任務。”在保衛局成立之前，中共的情報保衛工作分為蘇區、白區兩大系統。白區的情報、保衛工作歸特科主管，蘇區的情報、保衛工作歸肅反委員會主管。國家政治保衛局成立之後，統管各蘇區、白區的情報保衛工作。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保衛局在中共中央領導下，為鎮壓敵對勢力的反抗和破壞，維護秩序和穩定，捍衛紅色政權和維護國家安全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國家政治保衛局下設偵察部、執行部、白區工作部等工作部門，偵察部部長為李克農，執行部部長為洪水（越南人），白區工作部部長為潘漢年，秘書長為歐陽毅。當年只有25歲的鄧發，運用多年的白區秘密工作的經驗，以各種有效的手段訓練機要、警衛幹部，制定和部署反特防奸等一項項保全措施。在鄧發的努力下，蘇區各省縣和紅軍各軍團、師、團陸續建立起各級政治保衛機關。國家政治保衛局實際上就是新中國公安部的前身。2001年6月24日，在江西瑞金葉坪，公安部隆重舉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治保衛局舊址揭幕儀式。時任公安部長的賈春旺在講話中指出，“國家政治保衛局是‘人民公安的雛形’。從這個意義上講，國家政治保衛局就是今天公安部的前身。”紅軍各部隊和蘇區各級保衛局的負責人，有許多成為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門的元老。由於鄧發的努力，紅軍軍紀嚴明，作風果敢，極大地提高了戰鬥力。

1934年1月，在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上，鄧發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10月，鄧發參加長征，歷任中革軍委第2野戰縱隊副司令員兼副政委、中央縱隊第1梯隊司令員兼政委、陝甘支隊第3縱隊政委等職。1935年1月，鄧發參加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會上，鄧發擁護毛澤東的領導。會後，紅軍進行了整編。在長征途中，鄧發既負責指揮部隊行軍打仗，又要嚴防敵人的破壞和襲擊，連夫人陳慧清好幾個月也難得見上他一面。長徵結束後，鄧發繼續擔任政治保衛局局長。當時，國際友人埃德加·斯諾就是由他從國民黨統治區西安接到陝北蘇區的。後來，斯諾在《西行漫記》中這樣描述：“鄧發！鄧發！……喔，鄧發是中國共產黨秘密警察的頭子，而且還有懸賞5萬元要他的首級……他，這個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敵營的中心，不把到處追緝他的特務放在眼裡。”

1934年10月初，長征就要開始了。邱會作發現國家保衛局派來的特派員表情很蹊蹺，一直死死地盯著他，上廁所也一步不離。因為邱知道紅軍的全部實力和紅軍準備退出中央蘇區的機密，怕他開小差，於是決定將他徹底“保密”，只要保衛局的死刑命令一到，行刑隊就動手。一天黃昏，突然衝進來幾個人，把邱綁了，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部長張炎和展示了鄧發籤署的處決手令。邱連喊冤枉，但沒有用。湊巧在押解執行的路上，周恩來、鄧發、葉季壯三人騎馬迎頭而來，葉季壯見狀大吃一驚，立即問周恩來，周恩來也有些驚愕，但沒有說話，只是面向鄧發，鄧發向周恩來擠擠眼睛，示意是按老規矩辦。邱會作則死死地盯著周恩來。周恩來略加思考，對鄧發說：“他還是個孩子！交給葉季壯帶回去吧。”邱被鬆了綁，跟在葉季壯馬後，跑回供給部。葉季壯又給周恩來打電話，埋怨殺人連個招呼都不打。一會兒周恩來打來電話，要葉季壯和邱會作立即到他那裡去。到了周那裡，看見張炎和也在。邱沒有進去。過了一小會兒，葉季壯和張炎和出來了。周恩來看見邱會作，握了握他的手說，決定免他一死，還要特別保護，帶著一起長征。並交待，對曾想處決的事要絕對保密。 1936年軍委總供給部駐在延長永坪，邱會作任糧秣處長，同周恩來住在一個大院裡，李克農、鄧發等人也在一起。幾個人在周恩來辦公的大炕上看報聊天，一次無意中談到了瑞金的生活，李克農問鄧發：“長征臨出發之前，你為什麼要把邱會作抓住殺掉，難道就因為他多知道了些機密嗎？要不是周副主席，閻王那裡就多了一個鬼。”鄧發略有羞愧地說：“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沒有造成千古之恨！”周恩來為鄧發開脫：“離開江西之前，殺了一些不應該殺的人，當時我們都有責任。沒有殺了他，是葉季壯堅決不同意，否則要等到殺掉之後才匯報上來，那就晚了。現在大家對亂殺人的事很痛恨，這是我們黨一個最為慘痛的教訓。”後來在延安，周恩來對邱提起這件事：“你當時直盯盯的眼睛望著我，給我的印象很深！”

邱會作晚年完成的回憶錄記載了此事。他感慨：葉季壯一個爭辯，周恩來一道命令，把我的腦袋保留下來了！讓我多活了七十年。

據何方先生回憶，劉英生前曾經告訴他一件事，七大時，毛澤東到張聞天處徵求對中委組成的意見，對劉英說，你也是三朝元老了，有什麼意見也可以說。劉英說，別人我都沒意見，就是鄧發不能進中委，他殺人太多。結果，鄧發沒有當選中央委員。

駐新疆

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受黨委派已赴蘇聯的鄧發兩個月後回國，赴新疆協助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主任陳雲工作。10月初，經過從延安來迪化(即烏魯木齊)的中央軍委聯絡員周小舟與新疆獨裁者盛世才進行磋商，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即在迪化的南梁招待所成立了，對外稱“第三招待所”。同年11月、12月，當陳雲、滕代遠相繼被調回延安後，已經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鄧發（化名方林），次年1月被正式任命為中共駐新疆第二任代表，併兼管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和駐在迪化的由紅軍西路軍左支隊餘部整編而成的“新兵營”的工作。

當時，中共與盛世才之間的新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雖已建立，且已有一批聯共黨員幫助盛當局開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但是，中共在新疆的活動要受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雙重領導，事實上更多的是聽命於共產國際，而且還要遵守共產國際、蘇聯制定的以不宣傳共產主義、不公開黨員身份和不發展黨的組織為內容的“三不”組織原則等。在如此條條框框的局限下，鄧發要負責完成黨中央所賦予的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保持一條與蘇聯之間物資和人員往來的通道等一系列重大任務，其艱難可想而知。

鄧發充分利用盛世才請求派共產黨員幫助其整頓和加強新聞工作的機會，將部分赴新疆工作幹部派入新疆日報社工作，並對報社進行了改組，使其從社長、編輯到製版、校對、印刷工作，幾乎都由共產黨員擔任，報紙的宣傳內容等方面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同時，他還派了一些共產黨員去和田、喀什、阿克蘇等地任地方報社社長和編輯。《新疆日報》除經常報導國內外形勢、八路軍的戰績、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情況以及新疆各族人民支援抗戰的事跡和經濟文化建設事業的發展等之外，還連載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發行了馬、恩、列、斯、毛澤東的著作以及國內外進步書刊等。上述宣傳工作使新疆各族人民受到了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教育，增強了其政治覺悟和抗日愛國熱情。新疆所呈現出來的這種抗日進步的濃厚氛圍，又引起了全國人民的高度關注和稱讚，吸引了諸如杜重遠、薩空了、茅盾和趙丹等一大批愛國民主人士、進步知識分子和文藝工作者，千里迢迢自內地奔赴新疆，從事講學、辦報和戲劇演藝等活動，促進並形成了聲勢浩大的新疆新文化運動。

經鄧發向盛世才舉薦，林基路（化名林為梁）、李雲揚（化名李志梁）等一批優秀共產黨員被選派入新疆學院、省立第一中學等學校擔任領導職務或教學。這些人以延安的“抗大”精神辦學，向學生傳播馬列主義和抗日愛國進步思想，使學校的面貌和師生的精神狀態很快發生了深刻變化，為新疆培養了一代青年和專業人才，推動了邊疆教育事業的深入發展。

早在1938年2月，按照陳雲的籌劃，經黨中央批准後，鄧發又充分利用蘇聯的援助，在迪化精心組建了航空隊，旨在為我黨我軍培養一批既能駕駛飛機又會維護修理的航空技術幹部。當時，若按《新疆日報》所刊招考啟事中限定的中學畢業生的學歷條件，我黨選派的這43名同志是難以過關的。為此，鄧發就親自去向盛世才和航空隊的蘇聯總教官尤吉耶夫解釋說：“我們選調來的學航空的這批幹部，都是從小參加紅軍的幹部、共產黨員，沒讀過什麼書，如按規定條件考試，都很難考上，因此，請對他們免於文化考試。至於身體條件，可照常進行，按條件錄取。”在一番耐心說服下，蘇聯總教官首先表示同意，盛世才見狀，也只好點頭答應。此外，鄧發還著手組建了航空隊黨支部，這些人後來都成為我國現代化空軍和民航事業建設中的骨幹。

1938年夏，為了進一步發揮“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的作用，鄧發將黃火青（化名黃民孚）等優秀黨員派入該會，分別擔任秘書長和內設部門的部長等職，實際上控制了該會。其分會又遍及全疆各地，從而使“反帝會”真正成為全疆各族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民眾性進步組織。“反帝會”以出版會刊《反帝戰線》和舉辦幹部訓練班等活動，培養了一大批各民族幹部。

面對當時新疆由於連年戰亂而造成的財政混亂、經濟低迷、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的嚴峻局勢，束手無策的盛世才只得向鄧發求援。鄧發經請示黨中央同意後，將從延安赴莫斯科治病路經迪化的毛澤民留下來擔負起了這一艱巨任務。理財工作經驗豐富的毛澤民（化名周彬）被盛世才任命為省財政廳副廳長、代廳長後，果然不負眾望，經過他整頓財經幹部作風、健全完善財經制度和改革幣制等一系列努力，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就實現了全疆收支基本平衡、物價趨於穩定、生產穩步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良好局面。由此，使新疆援助全國抗戰的實力大大增強。

根據對盛世才的深入觀察和準確判斷，鄧發在與盛世才的工作交往中，始終採取既鬥爭又團結的方針。針對盛世才既對中共人士處處設防和監視又打著“親蘇友共”的幌子，他時常教導同志們：“他不讓我們宣傳馬列主義，我們就用馬列主義精神宣傳‘六大政策’，也等於宣傳馬列主義。他不讓我們發展組織，我們就用馬列主義教育民眾，為發展組織做好思想準備。”在他的領導下，新疆黨的組織準備工作穩定前進。

1938年夏起，盛世才對蘇聯和中共的態度發生一定的轉變，他從公開宣布實行“親蘇”政策，多次給中共中央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寫信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轉而對中共採取限制和敵視的政策，特別是他和鄧發之間的關係迅速惡化。於是，毛澤民向共產國際和黨中央寫信反映這些情況。由於抗戰時期新疆成為中共和蘇聯及共產國際聯繫的最重要渠道，又處於中國人民進行民族抗日戰爭的大後方，其戰略地位極其重要，盛世才對中共的態度具有不尋常的意義。所以，這種情況早已經引起了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注意。1939年8月底，赴蘇治療的周恩來抵達迪化(即烏魯木齊)，滯留大約一周左右。周恩來在新疆逗留期間，除了會見當地的黨的工作人員外，主要是處理中共和盛世才的關係問題。他認真聽取了陳潭秋和鄧發的報告，了解了盛世才的態度和政治動向。然後，他又親自同盛世才進行了4次會談，其中兩次是兩人單獨進行的。會談中，盛世才向周恩來斷然要求中共立即從新疆撤回鄧發，甚至威脅說，如果鄧發在烏魯木齊最好不要讓他看見。周恩來答應，中共在新疆的代表將不再是鄧發，鄧在新疆的任期還有4個月，這期間他將不會和盛世才見面，此後中共和盛世才的談判將由其他人進行。關於中共在新疆的工作方針，周恩來認為，盛世才不允許共產黨人在新疆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我們就應該按照他的要求進行我黨的宣傳工作。周恩來還同意致電中共中央立即召回鄧發，因為鄧發是政治局委員，其他的人遇到所有的問題都要請示他，盛世才也了解這一點。周恩來赴蘇後，和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共同簽發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電報，指出“鑒於政治局勢讓鄧發離開烏魯木齊。指示他務必不要在烏魯木齊滯留”。後來，周恩來說，盛世才對鄧發既恨又怕，恰恰說明他在新疆幹得不錯。

1939年夏，鄧發在乘坐小車去機場接人時，因車禍撞斷了肋骨，需要長期治療調養。根據他的身體狀況以及盛世才的態度，黨中央決定將他調回延安。這時，他完全可向組織上申請將妻子陳慧清也一起帶走，但他並未那樣做。直至1942年底，陳慧清才被調離新疆，回到延安與鄧發團聚。

1939年9月，鄧發告別新疆，臨行前他還和繼任中共駐新疆代表陳潭秋（化名徐傑）一道研究了有關工作。末了，他懷著對黨對工作認真負責的一片赤誠之心，一針見血地告誡陳潭秋說：“盛世才就其出身來說是個野心軍閥，就其思想來說是個土皇帝，就其行為來說是個狼種豬。”盛世才在1942年後大變臉，反蘇反共，投靠蔣介石，證明了鄧發的遠見卓識。

人物婚姻

在新疆期間，鄧發一手撮合成了毛澤東親弟弟毛澤民和朱旦華的婚事。

朱旦華，原名姚秀霞，1938年從上海到延安、畢業於陝北公學的朱旦華與27位同學一起被黨派到了新疆從事統戰工作。先在迪化女子中學任教導主任，後被推選為新疆省婦女協會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秘書長，新疆省政務委員會委員。1939年的初春，在省政務委員會議室里，政務委員們正圍坐在長方形桌子周圍，聽省財政廳代廳長周彬（毛澤民）宣讀《在全疆實行財政預算和決算制度及實施辦法》的計畫。計畫宣讀後，有的人表示同意，有的人主張拿出去試試看再說，有的人表示反對。朱旦華在聽了各種意見後，毅然站起來，堅決支持周廳長的主張，並講了理由。

毛澤民問鄧發：這位操浙江口音的女委員是誰？鄧發當時是新疆的黨代表，當然知道朱旦華的情況。沒幾天，鄧發找朱旦華談話：“你的年紀不小了，該成家了吧！”鄧發開門見山。

朱旦華被猛然一問，頓時滿臉通紅，無言以對。鄧發又以一個長者的口氣說道：“女同志找對象，首要的是政治上可靠。周彬就是這種人，他是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

“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難怪和毛澤東有些像哩。”她恍然大悟之後，忍不住又問了一句，“毛澤民不是早就結了婚嗎？”

鄧發說：“由於性格上的差異，他們長期不在一起，感情破裂了，是經過組織批准分手的。”並告訴她：“周廳長身邊的秘書、司機、公務員都是盛世才安插去的。從鬥爭形勢和黨的工作上說，周廳長需要一位賢內助。”不久，他倆開始了直接交往。毛澤民去蘇聯治病時，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炒了幾個菜，為毛澤民餞行，也將朱旦華請來了。席間，鄧發舉起酒杯，高聲說道：“今天的宴請，既是為周彬餞行，也是為周彬與朱旦華辦的訂婚酒。”1940年4月間，毛澤民與朱旦華舉行了婚禮。1941年2月14日，朱旦華生了個白白胖胖的兒子。毛澤民已45歲，中年得子真是喜不自勝，親自為兒子取名“毛遠新”。

1939年秋，鄧發回到延安後，擔任中央黨校校長，再次成人之美。又一次做“紅娘”，撮合成鄧小平、卓琳的婚事。1939年8月，劉伯承、鄧小平一起從太行山赴延安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到延安後，鄧小平與鄧發住在一個窯洞裡。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中寫到：鄧發和鄧小平“私交甚密”，“情同手足”。卓琳也承認鄧發是鄧小平的“好友”。鄧發熱心快腸，見鄧小平與金維映離婚後孑然一身，要替他找一個漂亮姑娘。一有空閒，鄧發就拉著鄧小平到處轉，劉伯承戲說他們活像兩個“夜遊神”。皇天不負有心人，在戰友的熱心幫助下，鄧小平還真的找到了漂亮的意中人——卓琳。鄧小平與卓琳的婚禮在楊家嶺毛澤東的窯洞前舉行，同時舉行婚禮的還有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長孔原和許明。出席婚禮的佳賓，都是未來共和國的中流砥柱。這些叱吒一時的風雲人物突然童心大發，捉弄起新郎來，拚命地灌酒。很快孔原就被灌醉了，丟下新婚的妻子，獨自在洞房裡酣然沉睡。而素來酒量小的鄧小平有敬必喝，竟然不醉。當時，很多人都稱鄧小平“海量”。其實，這是鄧發做的手腳。當酒陣剛擺開陣勢時，鄧發見來頭不善，就對劉伯承說：“我們要想個法子幫小平一下，新婚之夜冷落了新娘子總是不好。”於是，他與李富春合謀，弄了一瓶白水充酒，才免出洋相，不然鄧小平一樣會醉倒金山。為了給鄧小平夫婦提供洞房，鄧發還把居住的窯洞騰了出來。

不幸遇難

1940年初，黨中央為加強職工運動的領導，又調任鄧發接替劉少奇兼任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此後他一直肩負解放區職工運動的領導工作，並主持創辦《中國工人》月刊。

1945年4月，鄧發這位被周恩來稱為“工人隊伍里培養出來的領袖”，當選為中國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同年9月，作為解放區唯一的工人代表，參加中國勞動協會代表團，和國民黨統治區的代表朱學范一起出席了巴黎世界工人聯合會成立大會。大會上，鄧發作了演說，代表中國工人提出了八項主張，得到了與會代表的熱烈支持，並當選為世界職工聯合會理事和執行委員會委員。

1946年1月，鄧發回國，在重慶與中國勞動協會負責人朱學范一起為中國工人組織的統一和工人運動的發展作了大量的工作，並和朱學范結下了深厚友誼。值得一提的是，鄧發回國前，西班牙著名畫家畢卡索贈送給毛澤東一幅油畫，托他帶到延安面呈毛澤東。為不負所托，他將油畫精心包裹，形影不離。1946年4月8日，鄧發、王若飛、秦邦憲、葉挺等同志在重慶乘飛機返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在山西興縣黑茶山不幸遇難——那幅畢卡索的名畫，也灰飛煙滅。

1946年4月19日，在延安各界舉行追悼“四八”烈士大會的同一天，周恩來在《新華日報》寫了署名文章《“四八”烈士永垂不朽》，其中字字真情：“鄧發！你是工人隊伍里培養出來的領袖，最後，你為中國工人階級聯合戰線同時也是為世界工人階級聯合戰線，建立了光輝的成績。但是這成就剛剛開始，你竟一去不返！”

後世紀念

人物故居

鄧發故居位於廣東省雲浮市雲城街道辦城西榃石塘村，村東50米處公路旁，建有“鄧發烈士故居”牌坊；故居於清光緒年間建。為二進院落四合院式布局，坐北向南，泥磚瓦木結構，面積127.8平方米。

建國後，為紀念鄧發光輝而短暫的一生，其家鄉雲浮故居被列為廣東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按原狀進行多次維修，1979年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後，政府撥款重修，同時建成革命烈士紀念館，並設有展廳展出鄧發烈士的生平事跡及遺物，現已列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供人參觀瞻仰。

鄧發故居附近還建起了“鄧發國小”和“鄧發紀念中學”。

鄧發國小

雲浮市鄧發國小是原雲浮縣人民政府為紀念我國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工人運動傑出領袖鄧發烈士於1950年3月創辦的。1994年雲浮設立地級市後，由雲城區教育局直接管轄。

鄧發國小自建校以來一直是縣、區國小教研基地，市城區重點國小，歷史名校。近年來，學校依託市、區兩級黨委政府的睿智與膽識，大手筆投入巨資整合與最佳化教育教學資源，使學校一躍成為雲浮市實至名歸的現代化、示範性、視窗式優質學校。是政府放心、社會讚譽、家長心儀、學子熱選的品牌學校。2004年5月評為“雲浮市一級學校”；2006年1月晉升為“廣東省一級學校”。2006年12月被評為“廣東省現代教育技術實驗學校”、“廣東外語藝術學院‘教育科研基地’”、“全國外語實驗學校”。

鄧發紀念中學

鄧發紀念中學是雲浮市委、市政府為紀念無產階級革命家鄧發烈士於1996年3月而興建的市直屬完全中學。

在市委、市政府和社會各屆人士的關懷支持下，在市教育局的直接領導下，學校建設初具規模，已建成面積17500平方米的三環四區綜合樓，2800平方米的學生宿舍樓一幢，可容納2000人就餐的師生飯堂一座，另有5602平方米的學生宿舍即將竣工，4000平方米的圖書館正待破土動工。

有學科電教室、理化實驗室、電腦室、多媒體課件製作室、多功能階梯教室、勞動技術教育室等教學設備一應俱全。並在兩個年級實現了電腦單機進課堂。

鄧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