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抗日戰爭時,鄒擔任軍校招生委員會主任,先後3次受命赴皖、豫、鄂、魯、湘等淪陷區邊緣地帶為軍校招生,動員青年學生投筆從戎,報效祖國。他態度和藹可親,愛國之情溢於言表。那些遠離家鄉的考生,生活散漫,不知節約,坐大飯館,吃名貴菜,鄒發覺後即行教育:“你們家在淪陷區,路途遙遠,接濟不易,事事均宜節約,要養成艱苦樸素的作風,才能擔當抗日救國的重任。鄒對落榜青年也關懷備至,勉勵繼續學習。
入伍青年按編隊徒步行軍,一路之上,鄒不坐車、不乘轎、不騎馬,穿草鞋、拄竹杖,與學生同吃、同住、同行。有的學生腳上起泡,有的患病,鄒關懷備至,雇用毛驢代步。每遇名山大川,古蹟名勝,鄒總是借遊覽之機介紹祖國大好河山,激發人們愛國熱情。鄒在軍校執教,從第十一期到第二十二期,培育了數以萬計的軍事人才。
抗戰勝利後,鄒調任二十八軍軍官總隊教務長。民國36年調中央軍官教育團,協助劉伯龍教育長訓練軍官。民國38年,調八十九軍劉伯龍部任少將代理政工處長。後因起義未遂,劉伯龍被害,鄒得學生營救,只得棄軍從教於昆明師範學院附中,又開始了教育生涯。執教期間,經常在《數學通報》上解答疑難問題。
文革受難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鄒被遣回鄉,為生產隊看護禾稼,培植果園,並熱心輔導失學青年自習。1972年,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含冤坐罰,病死於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