遜志齋集

遜志齋集

《遜志齋集》是明方孝孺撰寫的詩文集。

二十五年,太祖說:“現在還沒到用孝孺的時候。”只任用他為漢中教授,每天和諸生講學不倦。蜀獻王聽說他的賢名,聘請他作世子的老師,常和他談論道德,並以殊禮厚待他,名其讀書之廬為“正學”。及惠帝即位,召為翰林侍講,遷侍講學士,國家大事都向他諮詢。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皆為總裁。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遜志齋集
  • 作品別名:侯城集
  • 創作年代:明代
  • 文學體裁:詩文集
  • 作者:方孝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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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寧海人。他自幼警敏,讀書日盈寸。長從宋濂,宋濂門下知名的人皆出其下。洪武十五年,因為吳沉、揭樞的推薦,太祖召見他,喜其舉止端整,對太子說:“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後來因為仇家牽連,被逮至京,太祖見其名而釋之。
遜志齋集

歷程

建文三年,朱棣起兵南下,孝孺為王之主要謀士。最終燕兵入,帝自焚,孝孺被捕入獄。在朱棣南下時,他的謀士姚廣賢曾請求他:“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朱棣答應了他。當孝孺被捕入獄後,朱棣召他為自己起草即位詔書,而孝孺被召來以後,大哭不止。朱棣對他說:“先生毋自若,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說:“成王安在?”朱棣回答:“彼自焚死。”孝孺又說:“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答說:“國賴長君。”(時惠帝之子年幼)孝孺說:“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不悅,說:“此朕家事。”讓左右拿筆和紙給孝孺,定要他起草詔書,而孝孺擲筆於地,且哭且罵說:“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朱棣大怒,命以磔刑殺了他。又因孝孺曾表示即使“滅十族”也不屈服,所以,在處死他後,朱棣以他的一部分朋友、門生(包括廖鏞、林嘉猷等)湊足了“十族”之數,共處死與其有牽連的八百七十三人,充軍邊遠地區而死的無法計數,實在是慘烈。
孝孺死後,其門生王徐偷偷地把他的作品保存下來,並編為《侯城集》。其他有心人也保存了著作。明代宣德(1426-1435)以後逐漸傳布,定名《遜志齋集》。“遜志”取自《尚書·說命下》:“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意思是謙虛好學,努力進取,才能達到所希望的目標。方孝孺為了策勵自己,把自己的書齋定名為“遜志齋”,故用齋名為其著作命名。

背景

該集成編於方氏生前,洪武三十年,友人林右、王紳為之作序。方氏殉節後,其詩文散失殆盡。七十多年後,臨海人趙洪收集遺篇,得詩文三百二十四篇,於天順七年在成都捐俸刻以行世,稱為蜀本。又十五年後,黃岩人謝鐸、黃孔昭收集到葉盛、林鶚、王汶等所藏的抄本,加上蜀本,共得詩文一千三百餘篇,編成三十卷,拾遺十卷,交寧海知縣郭紳等刊刻,稱為邑本。又四十年後,台州知府顧■與黃綰、趙淵等據此本編為二十四卷,重新刊行,稱為郡本。嘉靖四十年,浙江提學副使范惟一與唐堯臣、王可大等以郡本為底本,參校蜀本、邑本刊行,《四部叢刊》據此本影印。此後刊本不出上述本子。

分卷

《遜志齋集》二十四卷,包括雜著八卷、表箋啟書三卷、序二卷、記三卷、題跋一卷、祭文諫哀辭一卷、行狀卷傳一卷、碑表志銘一卷、古體詩一卷、律詩絕句一卷。

內容

方孝孺把聖賢作為表率,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熱衷於學道修德,期許著有朝一日能恢復周禮。《遜志齋集》卷一《幼儀雜箴》二十首的序開門見山指出:“道元於事,無乎不在古之人。”由於“後世教無其法,學失其本”致使“這者汩於名勢之慕、利祿這誘,內無所養,外無所約,而人之成德者難矣。”於是,《遜志齋集》的內容就是說的如何修養心性,成為“明王道”的道德君子。方孝孺認為學道之初要“養其心志,約其形體”,這可以在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中加以修煉。因此《幼儀雜箴》列舉了坐、立、行、寢、揖、拜、食、飲、言、動、笑、喜、怒、憂、好、惡、取、與、誦、書二十項與人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當勉之目”為箴,“揭於左右”,其目的是“近而至乎遠”,使修道者由“克己”達到“忘己”,使“其心虛明廣大,與天地同體”,從而“參配天地”,幾達“聖人之象”。

主張

方孝孺主張“經世宰物”,認為自我的修養不足以成為道德君子的最終目的,“望勿以聖賢之言為空談,知之欲真,踐之欲篤,自欺者欲遠大,顧訁是明命,以負天之所授,庶幾其可耳”。(卷十《答王仲訁晉》),他反對空談,主張踐履篤實。“人不知學則已,為學不以宋之君子為師而欲達諸古,猶面山而趨欲乎海也。乾淳之學,莫盛於朱子,博文以致其知,主敬以篤其行,而審於義理之辨,此豈特朱子為然哉?自孔子以來固然矣。”(卷十四《贈廬信道序》)又說“天之授我者,養之致其全,知之致其明,行之致其篤。用於世,則使……九州四海老單弱之民無不得欲。”(卷十六《適意齋記》)

強調

他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一以貫之的,而齊家是根本,他說:“聖人之道必察乎物理,誠其念慮,以正其心。然後推之修身,身既修矣,然後推之齊家,家既可齊而不優於為國與天下者無有也。故家人者,君子之所盡心治天下之準也。”《字儀九首》序里說:“君子之道本於身行諸家,而推於天下,則家者身之符,天下之本也。”關於如何“齊家”,他又提出了四點:尊祖、重譜、睦族和廣睦。尊祖則“人能知尊其身之所自出……著其德美於天下後世使之沒而不忘,久而彌章。君子之為人子孫非以養生為貴而以奉終為貴,非以奉終為難而以思廣孝為難。”重譜僅次於尊祖,可以“近敘戚,疏定尊卑。”睦族則“聖人收於萬人於一”,廣睦使“親者愈親,疏者相睦”,“以愛親心廣於天下”。

理想

方孝孺的齊家治國理想以《周禮》的宗法制為“遺典大法”,認為“井田廢而天下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因此,他構想按照《周禮》推行宗法性質的家長制。“睦族之法,祠祭之餘,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儲其入,俾族之長與族之廉者掌之,歲量,視族人所揖辭而退……君子之道自此享矣。”族長有主宰權,定期召開家庭或部族會議,“長者命眾生,眾生聽善惡之在書者鹹讀無隱也”,根據善惡來進行賞罰,然後“……不善者棄,而後知所戒,然後善者尊而益勸,勸戒立而俗寧有美者乎?”所以,方孝孺提倡“復古之道”,認為《周禮》可以“經世淑民”,行於今日。
方孝孺既守古道,那么對“叛道者”,他肯定是大加抨擊的。他認為“今之叛道者,莫過於二氏”。“二氏”即佛、道二教。“事乎老、佛名教之法,其始非而不足觀也,而不可以用也。用之修身則德隳;用之治家則倫亂;用之於國,於天下,則毒乎生民。是猶?夷稗之農也,學之蠹也。”(卷十七《種學齋記》)方孝孺尤其反對佛教的災異妖變,有靈覺的神鬼論思想,他寫了《戒妖文》指出:“人知物之妖,而不知人之妖;知人之妖,而不知妖自己招。”對迷信思想看得很透。“……肆意妄言則喪心惑人耳,雖鄙夫小子亦知其妄且誕。佛氏務為無稽之論正類乎此。而人皆溺而信之,豈皆不若鄙夫子之知乎?何其迷而不知悟也,悲夫!”他建議“未能如孟韓放言驅斥使不敢橫,亦當如古之善守國者嚴於疆域斥堠,使敵不能攻劫可也。”

思想

方孝孺的思想,上承宋濂,又一出於朱熹,其理學思想不可謂不正。但是,他的治世良方是不切實際的,即使朱棣不起兵,他的以周禮治天下的願望也是難以實現的。
方孝孺除以理學著名外,也以文章著名。他為文縱橫奔放,有如長江大河,極似宋人蘇軾、陳亮,人稱他“出入東坡、龍川間”。詩作不多,間有佳什,主張復古,卻傾向宋人。方孝孺的文論、討論雖也以宣揚儒家正統文學觀為主,卻又有一些不同流俗之間。他認為文章應注意表現作者個性,在《答王秀才書》中說:“人之為文,豈故為爾不同哉?其形人人殊,聲音笑貌人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強不同也,而亦不必一拘乎同也。”他不滿摹固:“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讚賞蘇軾的“神奇變化脫邊幅,怒罵嬉戲皆新語”之見。論詩也反對復古模擬,《談詩》五首之一曰:“舉世皆宗李杜詩,不知李杜更宗誰?能探風雅無窮意,始是乾坤絕妙詞。”
方孝孺以他不怕夷滅十族,敢與萬乘之尊的皇帝相對抗的氣節名世。由於推崇他的氣節,明清兩代對他的文集評價也相當高。《明史·方孝孺傳》曰:“孝孺工文章,醇深雄邁。每一篇出,海內爭相傳誦。”《四庫全書總目》曰:“孝孺學術醇正,而文章乃縱橫豪放,頗出入東坡、龍川間。蓋其志在於駕軼漢唐,銳復三代,故其毅然自命元氣,發揚蹈厲,時露於筆墨之間,故鄭瑗《進觀瑣言》稱其‘志氣高銳,而詞鋒浩然,是以發之。’”1913年上海姚文棟《方正學遜志齋全集·序》云:“史稱先生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常末視文藝,又稱殉節後文禁甚嚴,故其稿流傳闕失脫簡頗多。嘗受業於宋學士濂,或有譏其所養不如濂之粹者,然果濂與先生遭際不同,未可一概論。要之,文以人重,固懸之日月不可磨滅之書也。”

相關

《遜志齋集》在“靖難”之後被禁,並沒有明文禁令,只是通其處死章朴,意味著其著作天然是禁書,用不著另行宣布,成了“不禁之禁”。方孝孺的著作及其被朱棣殺死或被迫自殺的練子寧、茅大方、劉某、王叔英、程通、周玉修等人的著作皆屬於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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