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個革命年

2014年前,中央的一系列禁令,讓公務員的年過得“有點緊”。給公務員發獎金、公務員之間拜年、送禮,這些往年司空見慣的行為,而今有了更豐富的解讀。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過了個革命年
  • 時間:2014年前
  • 原因中央禁令
  • 涉及人群:公務員
訊息背景,情況迥異,領導的‘煩惱’,‘基層’的無奈,相關評說,

訊息背景

儘管如此,一些規則並未完全顛覆。春節前後,許多公務人員仍需在“圈子”內往來周旋。而縮短的假期、縮水的收格道甩入,以及不斷緊箍的工作壓力,讓一些人不得不在複雜情緒中,重新定位和適應“公務員”這個老而彌新的角色。
相比之下,汝城縣集益鄉鄉長黃曉文的年也沒怎么過,春節期間他和黨委書記一直輪流到鄉村值班,“這段時間,我想拜年都沒時間。”
儘管在湘南某縣一名副局長肖強(化名)看來,年前的禁令讓公務員之間送禮、拜年的行為少了很多,但仍難避免一些單位之間相互“拜早年”的傳統,拜年就是要求給“關照”,一般是“送個信封,裡面塞進去2000元或者4000元錢”,但也有人不願接,也有的領導他們不敢去送。
許多基層幹部,這個年,過得並不輕鬆,真的是過了個革命的年。

情況迥異

有單位偷發萬把塊年終獎,有公務員空手而歸
臘月二十八,春節氣氛漸濃。郴州資興市湯溪鎮政府的幹部職工還沒領到績效考核獎。往年這個時候,大夥都放假回家了。2014年必須堅守到大年三十。
放假前,該鎮人大主席鐘陽軍終於收到手機簡訊提示:工資卡打入了績效考核獎4000元——與2013年相比少了3000多元。“以前還有家屬慰問金、上班‘開門紅’,現在全沒了。”鐘陽軍說,作為一名有17年工齡的正科幹部,他如今每月的體斷想鴉工資僅為2810元。
“與以前相比,戰辣應今年發的錢差不多少了一半。”郴州汝城縣集益鄉鄉長黃曉文說,往年各鄉鎮的幹部職工一般可拿到八千至一萬元的年終績效獎勵和補貼。
郴州永興縣一名科級幹部透露,該縣規定年終獎不得超過2600元。“我們背格笑單位對外稱是發了2400元,實際上也偷偷發了萬把塊錢。”這名幹部訴苦道,如今物價上漲,但每月工資只有兩千多元,“過個年也不能太寒酸吧,要不哪個有心思做事?”
實際上,“空手”回家過年的幹部也不少。沒領一分獎金的郴州市文廣新局副處級幹部何燕平感嘆“過了個革命年”,“一是單位窮,二是上面要求勤儉節約。”何燕平還介紹,往年回老家過年有公車送,如今則只能搭熟人的便車,“萬一被攝像頭拍到公車私用,麻煩就大了。”
年前的中央禁令,令不少公務員埋怨“幹部難當”。“早知這樣,還不如當年下海了。”汝城縣商務局副局長夏暉嘆道,“現在年紀不上不下,只能端著這碗飯老老實實做事。”
一名在基層幹了20多年的鄉幹部建議,控制公務員收入不宜“一刀切”,“對於手中有權的領導幹部,加強監督很重要。但對於我們一線的普通幹部職工,還是要有一定的收入保辨整洪障。”

領導的‘煩惱’

“書記、縣長說,現在抓作風,送禮是添麻煩”
以往,春節前後給領導拜年送禮,這是心照不宣的“習俗”。
肖強(化名)是湘南姜記某縣一名副局長,調到縣城前曾任鄉鎮“一把手”。他參加工作之初,對給領導拜年送禮一事“嗤之以鼻”,但後來也慢慢“學會了”。“有時在領導家裡碰到來送禮的熟人,大家打個招呼笑一笑,都習以為常了。”
“領導也許不在乎你的錢和禮品,但他在乎你是否尊重他,是否值得他信任。”肖強如此總吉他的“經驗”。他說,春節前,他曾和單位主要負責人一起,到市局和省廳向鑽探應主一些“關照過”的部門負責人“拜早年”,“就是送個信封,裡面塞進去2000元或者4000元。”肖強說,也有些人不願接,“廳里的領導,我們就不敢去送。”
採訪中,肖強坦承,年前出台各種禁令後,拜年送禮的單位和個人“少了很多”。
該鎮長介紹,以前鎮政府來客,一般每人會發包“芙蓉王”香菸。2013年下半年以來,這道程式減少了,只有“一些重要部門的人下來,或者來考核評比的,才發包煙意思一下。”
春節期間,對於大部分基層幹部來說,給領導或同事拜年就是發條簡訊,以示尊重和祝福。但其中也有“學問”。“對於一般人,發個群發就算了。但對於重要的領導,你肯定得單獨寫、單獨發。”一基層幹部介紹。他還向記者展示某處級領導回復的“新年快樂”四字,臉上頓時掛滿笑容。

‘基層’的無奈

防森林火險,鄉幹部過年期間也要值班
大年初四,郴州桂陽縣副縣長龔茂禮在山上熬了差不多一宿,他帶著幹部職工撲滅了一場山火。
春節前,湖南森林火險拉響“紅色警報”。全省僅2014年1月發生的森林火災就超過90起。春節假期,森林防火成為我省基層幹部的頭等大事。
2014年大年初一,湘南某鎮人大主席祝永剛和同事們在山上度過,直至火勢撲滅。
“這段時間,我想拜年都沒時間。”汝城縣集益鄉鄉長黃曉文說,春節期間他和黨委書記一直輪流到鄉村值班,“縣裡要求,鄉鎮負責人去縣裡之外的地方,得經過縣委書記或縣長批准。”據了解,因為發生火災,汝城縣前段時間有三個鄉鎮的主要負責人被停職處理。
從大年初一起,汝城縣泉水鎮分管林業工作的武裝部長李華光就和同事們一起,開著一輛麵包車到各村巡邏。車前裝了一個大喇叭,不停播放已錄好的森林防火宣傳內容。這段時間,村民燃放煙花鞭炮或春耕前“煉山”,都有可能成為火災之源。
“田間地頭一發現火苗,我們就得去撲滅。”穿著一身迷彩服的李華光說,春節期間,鎮裡幹部分成了三組,“每天有20多人值班。”
永興縣鄉鎮幹部的春節假期“基本上被取消”。龍形市鄉紀委書記王繼雄說,除了大年三十晚上和年初一,幹部職工都被要求到崗上班,但往年“不像今年這樣,過個年都提心弔膽。”
大年初七,永興縣境內出現降雨,繃著弦的縣鄉幹部鬆了口氣。王繼雄請假回家,美美地睡了一覺。當晚,他和妻子來到岳母娘家,總算拜了個“遲年”。

相關評說

中央的一系列反腐倡廉禁令,讓公務員們的新年過得“有點緊巴”。狂發獎金、拜年送禮等往年習以為常的年事,如今收斂了。少了聚餐,紅包縮水,習慣於吃點拿點的公家人直是感嘆“過了個革命年”。
有些人抱怨“幹部難當”。湖南有一名鎮長說,往年他曾和鎮黨委書記一起去給縣領導拜年,但2014年取消了,“書記縣長在會上說了,現在抓作風,送禮是添麻煩,你把工作做好就是對他們最大的支持”。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無紅一身輕。清正廉潔始於風清氣正。但也有不少人擔心:會不會是一陣風,風吹過後,一切照舊?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僅僅依靠檔案指示、運動方式以及道德約束是不能管住人的貪慾的,必須依靠有效的制度和法律制約,依靠強有力的社會監督。
在現有國情之下,人們將反腐的重任寄托在中紀委身上。但中紀委深感責任壓力巨大。大年初二,新華社訊息說:中紀委認為,當前反腐敗面臨的最大難題是,“體制障礙是最大的障礙,機制缺陷是根本的缺陷。總結起來,影響反腐敗成效的問題主要是反腐敗機構職能分散,形不成監督合力,有些案件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難以得到堅決查辦,有的地方腐敗案件頻發卻追究責任不力”。
這似乎可以解讀為中紀委在訴說“苦衷”。反腐敗本應是體制內外、上下各方面共同的責任和義務,由一家獨撐大局,勉為其難,也難以為繼。反腐與改革應是相互促進的。反腐敗要為真改革掃除障礙、創造條件,沒有政治和經濟的全面改革,反貪腐亦不能持續。
當今持續的高壓反腐必然觸及越來越深的既得利益者,現行的通過權力自上而下施壓的反腐敗策略,必然會引發很多“族群”和相關利益鏈的聯手反對,甚至不排除對“改革新政”藉機反撲。
應對之策,當是制定系統周全的針對從民間舉報到查辦案件的反腐敗人士的安全保障機制;加緊制定中長效反腐敗機制,替代現行的反腐機制,從權力反腐過渡到制度反腐。
採訪中,肖強坦承,年前出台各種禁令後,拜年送禮的單位和個人“少了很多”。
該鎮長介紹,以前鎮政府來客,一般每人會發包“芙蓉王”香菸。2013年下半年以來,這道程式減少了,只有“一些重要部門的人下來,或者來考核評比的,才發包煙意思一下。”
春節期間,對於大部分基層幹部來說,給領導或同事拜年就是發條簡訊,以示尊重和祝福。但其中也有“學問”。“對於一般人,發個群發就算了。但對於重要的領導,你肯定得單獨寫、單獨發。”一基層幹部介紹。他還向記者展示某處級領導回復的“新年快樂”四字,臉上頓時掛滿笑容。

‘基層’的無奈

防森林火險,鄉幹部過年期間也要值班
大年初四,郴州桂陽縣副縣長龔茂禮在山上熬了差不多一宿,他帶著幹部職工撲滅了一場山火。
春節前,湖南森林火險拉響“紅色警報”。全省僅2014年1月發生的森林火災就超過90起。春節假期,森林防火成為我省基層幹部的頭等大事。
2014年大年初一,湘南某鎮人大主席祝永剛和同事們在山上度過,直至火勢撲滅。
“這段時間,我想拜年都沒時間。”汝城縣集益鄉鄉長黃曉文說,春節期間他和黨委書記一直輪流到鄉村值班,“縣裡要求,鄉鎮負責人去縣裡之外的地方,得經過縣委書記或縣長批准。”據了解,因為發生火災,汝城縣前段時間有三個鄉鎮的主要負責人被停職處理。
從大年初一起,汝城縣泉水鎮分管林業工作的武裝部長李華光就和同事們一起,開著一輛麵包車到各村巡邏。車前裝了一個大喇叭,不停播放已錄好的森林防火宣傳內容。這段時間,村民燃放煙花鞭炮或春耕前“煉山”,都有可能成為火災之源。
“田間地頭一發現火苗,我們就得去撲滅。”穿著一身迷彩服的李華光說,春節期間,鎮裡幹部分成了三組,“每天有20多人值班。”
永興縣鄉鎮幹部的春節假期“基本上被取消”。龍形市鄉紀委書記王繼雄說,除了大年三十晚上和年初一,幹部職工都被要求到崗上班,但往年“不像今年這樣,過個年都提心弔膽。”
大年初七,永興縣境內出現降雨,繃著弦的縣鄉幹部鬆了口氣。王繼雄請假回家,美美地睡了一覺。當晚,他和妻子來到岳母娘家,總算拜了個“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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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一系列反腐倡廉禁令,讓公務員們的新年過得“有點緊巴”。狂發獎金、拜年送禮等往年習以為常的年事,如今收斂了。少了聚餐,紅包縮水,習慣於吃點拿點的公家人直是感嘆“過了個革命年”。
有些人抱怨“幹部難當”。湖南有一名鎮長說,往年他曾和鎮黨委書記一起去給縣領導拜年,但2014年取消了,“書記縣長在會上說了,現在抓作風,送禮是添麻煩,你把工作做好就是對他們最大的支持”。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無紅一身輕。清正廉潔始於風清氣正。但也有不少人擔心:會不會是一陣風,風吹過後,一切照舊?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僅僅依靠檔案指示、運動方式以及道德約束是不能管住人的貪慾的,必須依靠有效的制度和法律制約,依靠強有力的社會監督。
在現有國情之下,人們將反腐的重任寄托在中紀委身上。但中紀委深感責任壓力巨大。大年初二,新華社訊息說:中紀委認為,當前反腐敗面臨的最大難題是,“體制障礙是最大的障礙,機制缺陷是根本的缺陷。總結起來,影響反腐敗成效的問題主要是反腐敗機構職能分散,形不成監督合力,有些案件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難以得到堅決查辦,有的地方腐敗案件頻發卻追究責任不力”。
這似乎可以解讀為中紀委在訴說“苦衷”。反腐敗本應是體制內外、上下各方面共同的責任和義務,由一家獨撐大局,勉為其難,也難以為繼。反腐與改革應是相互促進的。反腐敗要為真改革掃除障礙、創造條件,沒有政治和經濟的全面改革,反貪腐亦不能持續。
當今持續的高壓反腐必然觸及越來越深的既得利益者,現行的通過權力自上而下施壓的反腐敗策略,必然會引發很多“族群”和相關利益鏈的聯手反對,甚至不排除對“改革新政”藉機反撲。
應對之策,當是制定系統周全的針對從民間舉報到查辦案件的反腐敗人士的安全保障機制;加緊制定中長效反腐敗機制,替代現行的反腐機制,從權力反腐過渡到制度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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