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光榮革命
- 外文名：Glorious Revolution
- 革命時間：1688-1689
- 國家：英國
- 性質：非暴力革命
- 參與人員：英國資產階級和新貴族
事件簡述,實質,恢復專制,反動政策,相關研究,意義,發展重心,歷史作用,影響,
事件簡述
當時，支持議會的輝格黨人與部分托利黨人為避免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傳位給剛出生的兒子，而把詹姆士二世廢黜。在廢黜國王之後，他們把王位傳於原本的繼承者，詹姆士二世的女兒瑪麗和女婿威廉（時任荷蘭奧蘭治執政）。威廉帶兵進入英國，未發一槍，便使詹姆士二世倉惶出逃。議會重掌大權，而威廉亦即位後成為威廉三世。至此，英國議會與國王近半個世紀的鬥爭以議會的勝利而告結束。
1687年4月和1688年4月先後發布兩個“寬容宣言”，給予包括天主教徒在內的所有非國教教徒以信教自由，並命令英國國教會的主教在各主教區的教壇上宣讀，引起英國國教會主教們的普遍反對。同時詹姆斯二世殘酷迫害清教徒。還向英國工商業主要競爭者——法國靠攏，嚴重危害了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利益。
1688年6月20日，詹姆士得子。其信仰英國國教的女兒瑪麗沒有希望繼承王位。為防止天主教徒承襲王位，資產階級和新貴族決定推翻詹姆斯二世的統治。由輝格黨和托利黨的7位名人出面邀請詹姆斯二世的女婿、荷蘭執政奧蘭治親王威廉來英國，保護英國的宗教、自由和財產。信奉新教的威廉接受邀請，並於9月30日發布宣言，要求恢復他的妻子瑪麗，即詹姆斯二世第一個妻子所生的長女的繼承權。
光榮革命領導人之一
光榮革命領導人之一1688年12月威廉兵不血刃進入倫敦。
1689年1月在倫敦召開的議會全體會議上，宣布詹姆斯二世遜位，由威廉和瑪麗共同統治英國，稱威廉三世和瑪麗二世。同時議會向威廉提出一個《權利宣言》。宣言譴責詹姆斯二世破壞法律的行為；指出以後國王未經議會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效力；不經議會同意不能徵收賦稅；天主教徒不能擔任國王，國王不能與天主教徒結婚等。威廉接受宣言中提出的要求。宣言於當年10月經議會正式批准定為法律，即《權利法案》。
實質
這次政變實質上是資產階級新貴族和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之間所達成的政治妥協。政變之後，英國逐漸建立起君主立憲制。
恢復專制
牛津議會
與此同時，查理二世又和路易十四進行談判，他向路易十四表示，他將不參加奧蘭治親王所組織的反法聯盟。路易十四則表示，作為回報，他將贈給查理二世補助金。兩人談妥條件以後，查理二世感到不再需要議會通過議案給他以補助金，他不再害怕議會的要挾，就在當年3月將“牛津議會”解散。這是查理二世在位時期的最後一屆議會。查理二世解散了“牛津議會”之後，感到需要採取一些措施以緩和人們的強烈不滿情緒，於是在4月間宣布重新實施“刑事法”。但不久之後（1684年10月），在詹姆斯的建議之下，政府部門又討論關於暫停實施“刑事法”的問題。
“萊伊宅陰謀”案
1683年，政府利用所謂“萊伊宅陰謀”案件對輝格派的領導人加以鎮壓，使輝格派的力量大受影響。事情的經過是：當約克公爵詹姆斯從國外回到英國後，人們擔心，一旦他繼承王位，他肯定將在英國推行天主教並對英國新教徒進行迫害，所以一些輝格派人士秘密計畫，設法消除這種威脅。
1683年，輝格派人士聽說國王和約克公爵要到紐馬凱去觀看賽馬，歸途中將經過赫特福德郡一條大路，路邊有一所“萊伊住宅”。這裡地勢險要，正好過去參加過革命的倫勃德就住在這裡。有人認為，如果在這裡埋伏數十名武裝人員，可以很容易地將國王的衛隊制服，然後就可以將國王和約克公爵除掉。但紐馬凱突然發生了一場火災，賽馬未能按計畫進行，國王和約克公爵提前回到倫敦，密謀敗露。輝格派政治活動家羅素、西德尼被處決，蒙默思、拉雷、韋爾德曼等被流放，另一個輝格派政治家埃賽克斯伯爵在受審前自殺。這就是所謂的“萊伊宅陰謀”案。關於“萊伊宅陰謀”事件，並無充分的證據。被處決的羅素勳爵並未圖謀暗殺國王，而西德尼也只是在一份未發表的檔案中論述了抵制專制王權的思想。兩人在受審時，始終堅強不屈。當時也有許多人懷疑所謂的“陰謀”是否真有其事。經過這一事件，整個輝格派都受到了不利的影響，在政界的勢力驟然衰落。原來在“天主教陰謀”案件發生後，英國曾掀起一股反天主教的狂熱，一時輝格派影響大增。在“萊伊宅陰謀”事件的訊息傳出後，輝格派卻成了這次事件的政治受害者。
查理二世在1681年解散了“牛津議會”，1683年處決了一些所謂“萊伊宅陰謀”的參與者之後，又對地方上的許多郡政府加以清洗，將反對國王專制統治的輝格派人士加以撤換，使地方上的治安法官大多為擁護政府的人，其中許多人都是托利派。本來，以前就曾發生過多次國王政權企圖控制地方政府的事。20年代、40年代以及1661年“市鎮社團法”，都是這種企圖的表現，但這一時期查理二世政府企圖加強對地方政權機構的控制的措施規模最大。地方政權機構被清洗之後，輝格派在地方上的勢力受到了很大的打擊。另外，為了製造忠君氣氛，並從社會輿論上壓服那些反對專制王權的輝格派，查理二世的政府還在各地有計畫地組織成百上千的人簽名，向國王遞交表示效忠的請願書。
在經濟政策上，從1683年—1684年起，查理二世直接控制了對爐灶稅和貨物稅的徵收，使其財政收入逐年增加，到1684年—1685年時達到137萬多鎊。財政狀況的改善，加強了他推行專制統治的勢頭。這時他的策略已不是去一味地推行天主教，而是利用非國教徒之間的矛盾各個擊破。當一些托利派的領導人迫害天主教徒和不信奉國教的新教徒時，他非但不加制止，反而鼓勵。而一些托利派人士對查理二世的倒行逆施、專制獨裁的行為也聽之任之，不予反對。
1684年，當查理二世不顧“三年法案”的規定逾期不召集議會，並且把為人所痛恨的詹姆斯吸收到樞密會議時，並未引起任何公開的抗議。
反動政策
復辟後，社會風氣頓時改變。以前在革命時期，清教盛行。清教規定，禁止聚眾鬥毆賭博、公共場合遊戲、大規模殺豬宰羊、跳舞和歌劇演出。後來，這些活動又恢復了。同時，對過去的“弒君犯”進行懲處。這時，被判定與處死查理一世直接有關的57人中，大約有20人已經去世，另有10餘人已逃往國外，剩下來還有20餘人。查理二世將其中一些人赦免死罪，而把9人定為“弒君犯”，判處死刑。但極端王黨分子對此表示不滿，覺得過於寬大。因而又把已死去的克倫威爾、艾爾頓、布拉德肖等人的屍體從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棺木中拖出來，裝在囚籠里拉到泰伯恩的絞刑架，在絞刑架上吊了24小時，然後將頭顱砍下來，挑在高竿之上。剩下的肢體和骸骨被扔到垃圾堆里。皮姆和其他20餘名議員的屍體也被挖出來埋在一個土坑裡。過去新模範軍的將軍蘭伯特和亨利·文也被判犯罪。復辟前夕，蘭伯特企圖搶奪國家領導權，並想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查理一世的兒子約克公爵，後來作了階下囚乞求赦免，經過約克公爵為他說情，得免死罪。亨利·文所以被判死刑，是因為在革命剛開始的時候，他從他父親那裡將樞密會議的記錄偷出來交給議會領袖皮姆。在該記錄上，記載著斯特拉福伯爵建議將愛爾蘭軍隊調到英國來鎮壓革命。這是斯特拉福的重要罪證之一，以後致使斯特拉福被判死刑。亨利·文竭力為自己辯解，聲稱法庭無權對他進行審判。不過，當年6月，他還是被處死。
詹姆斯二世的企圖
1685年，55歲的查理二世因中風去世。由於“排斥法案”未能在議會通過，所以約克公爵詹姆斯繼位英國國王，是為詹姆士二世。
詹姆斯二世在1685年剛繼位時，查理二世遺留給他的是一個地位相當鞏固的王權，一些政界人士也向他表示祝賀，並對他表示效忠。他在即位初期所執行的政策，也相當有節制，並未表示出不顧議會而實行專制獨裁的意向，也未表示要把天主教作為唯一的宗教，而將其他新教一概加以禁絕。相反，當他的顧問們向他提出一些極端主義的建議，如強迫女兒安妮信奉天主教；立他的養子貝爾維奇公爵為正式繼承人；在法國幫助下，在英國強行推行天主教等，他都拒絕。
然而，詹姆斯“從表面上看去雖然是平靜的、忠誠的，對他的兄長的專制獨斷的行為表示馴服，但在這種假象之下他卻隱藏著憤恨、野心、宗教偏執。”他在即位後發表的宣言和談話中，雖然一再聲明他將保持英國國教會的原則，宣稱為了民族利益，他可以不顧個人安危，將維護英國人民的正當權利和自由等，然而，就在他即位後的第二個星期日，他就到他的小禮拜堂去做天主教的彌撒。這說明他的上述宣言不過是為了穩定局勢的一種權宜之計。
蒙默思起義
另一次起義是蒙默思領導的。1685年6月，在薩默塞特和西多塞特、東狄容等紡織業比較發達的地區，信奉新教的紡織工人和其他城市中下層人民，擁戴信奉新教的蒙默思起而反對詹姆斯二世。起義者人數達數千人，聲勢浩大。
蒙默思本是查理二世的私生子，1685年查理二世突然去世時，他正作為奧蘭治親王威廉的貴賓，在荷蘭的海牙同他的情婦溫特沃思跳舞、滑冰，尋歡作樂。他原來以為他作為查理二世的男性後裔可以繼承王位，未料到他的叔叔詹姆斯坐上了國王寶座。訊息傳來，他身邊那些因參加1683年“萊伊宅陰謀”而被迫流亡的人，竭力慫恿他回國去奪取王位。於是他就同他的追隨者於1685年6月乘小船在波特蘭岬角不遠處的一個港口登入。登入後，他立刻受到附近居民的歡迎，一天之內就有千餘人聚集在他的周圍。蒙默思指控詹姆斯二世毒死了查理二世，並宣稱當時的議會為非法，必須解散。他的言論起了反效果，在政界引起了恐慌。他在英國西部所取得的勝利，特別是他在短期內就集結了二三千人的武裝，使一些政界上層人士感到，這可能會導致像40年代那樣可怕的內戰。“這是他們所預想到的所有可能發生的事件中最壞的事，因而他們希望將蒙默思的反叛儘快加以徹底擊敗。”包括輝格派在內的政界上層人士及一般的貴族、鄉紳，都對蒙默思起義抱敵視態度。
事實上，復辟時期的政治基礎，本來就是城鄉有產階級對40—50年代革命運動的反動，是為了防範中下層人民的“反叛”行為而建立起來的。因此，當蒙默思的起義中湧進了大量城鄉中下層人民之後，當蒙默思發表了上述激烈的言論之後，統治階級立刻聯合起來反對起義。
蒙默思的隊伍在英國登入後不過一個月，就遭到國王派來的大軍的四面圍困。這時蘇格蘭由阿吉爾和倫勃德領導的起義已被鎮壓。雖然蒙默思起義隊伍中的手工工人、礦工及其他中下層人民英勇奮戰，但終究敵不過國王派來的大軍。1685年7月15日，起義隊伍在賽吉穆爾被政府軍擊潰。蒙默思隻身逃走，幾天之後被俘獲，然後被處決。隨後，大法官傑弗里斯被派到西部地區，對被俘的起義者進行“血腥的審判”，絞死了二三百人，並不顧剛通過的“人身保護法”的規定，將800多個起義者流放到英國殖民地巴貝多。有產階級的貴族和鄉紳對此卻無動於衷。
詹姆斯二世
蒙默思起義在當時的歷史潮流中只是一個插曲，主潮仍然是以詹姆斯二世為首的上層統治集團企圖加強君主專制制度並推行天主教，而以英國國教徒為主的托利派和以新教左翼為主的輝格派等，則對詹姆斯二世統治集團的倒行逆施行為竭力抵制。這兩股勢力的鬥爭仍然是決定英國當時歷史發展的主要因素。蒙默思的起義被鎮壓以後，社會中下層人民反叛的威脅已經消除，詹姆斯二世為首的上層統治集團即著手去加強君主專制並強行推行天主教。他在議會發言中表示，為了防範社會動亂，被派去鎮壓蒙默斯起義的軍隊不能解散。非但如此，他還把原來只有5000—6000人的軍隊擴充到3萬人左右，並將其中約1/2的軍隊駐紮在倫敦，以隨時鎮壓倫敦城區人民可能發生的騷亂。他還不顧“宣誓法案”的規定，在軍隊中提升天主教徒為軍官。以前查理二世企圖用控制民兵來加強其專制統治，後來詹姆斯二世則想用建立一支龐大的軍隊來達到這個目的。然而，在這段歷史時期，英國人民對軍隊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抱著完全否定的態度。這一點與歐洲大陸各國有明顯的不同。英國一般人民以及鄉紳、貴族一向把軍隊看成是加強專制暴政的邪惡工具。議會裡一些議員也認為，從歷史的教訓來看，在40年代革命時期，自從1645年“新模範軍”建立之後，軍隊就成了左右國內政治局勢的主要力量，議會處處受軍官們的擺布，所以詹姆斯二世此舉在政治和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敵對情緒。
1686年6月，羅馬天主教徒赫爾斯的僕人高登向高等法庭控告赫爾斯未按照“宣誓條例”進行宣誓就擔任了軍隊的軍官。高等法庭審理此案時，在12個法官中，有11人認為國王有權對個別信奉天主教的人實行“赦免”，使其可以不遵守“宣誓條例”的規定在民政或軍事部門擔任職務。理由是：“第一，英國國王是英國的最高統治者；第二，英國的法律就是英國國王的法律；第三，英國國王有權在特定的環境下，由於特定的理由而暫緩實行刑事法。”只有1名法官表示反對。這個案例，使詹姆斯二世覺得他可以利用他的赦免權在實際工作中推行天主教。與此同時，他還建立了一個宗教委員會，其性質類似在1641年經過“長期議會”的鬥爭被廢除了的特權高等法庭，其職能是防止英國國教徒反對天主教的布道行為。
與倫敦主教的衝突
在詹姆斯二世推行天主教的過程中，他同倫敦主教的衝突使他受到很大的挫折。天主教教徒在詹姆斯二世的保護下，勢力日甚一日。他們公開建立組織，傳播天主教教義。1686年3月，詹姆斯二世又發布指示，要求布道者根據教義問答手冊中所規定的內容傳教，而不應傳播反對天主教的論述。但倫敦副主教約翰·夏普卻不遵守這個指示，詹姆斯二世即命令倫敦主教康普敦暫停夏普的布道權，但康普敦拒絕照辦。詹姆斯二世就在1686年9月停止了康普敦的職務。康普敦以前曾在樞密會議任職，後被詹姆斯二世逐出樞密會議，後來又被停止了主教職務。然而康普敦堅決不向詹姆斯二世屈服，使詹姆斯二世的威信受到很大影響。
在接連碰壁之後，詹姆斯二世企圖取得不信奉國教的新教徒的支持，以共同反對英國國教中那些堅持不寬容政策的人。1686年，他頒布了一些有利於不信奉國教的新教徒的決定，但並未收到顯著的效果。接著他又派遣威廉·賓恩（即美洲賓夕法尼亞的開拓者）到荷蘭去會見奧蘭治的威廉和瑪麗，要求兩人支持他在英國執行取消“宣誓條例”和“市鎮社團法”的政策，但上述兩人見詹姆斯二世在英國聲名狼藉，不願與他合作。
詹姆斯二世雖然遭到一連串挫折，仍剛愎自用，不肯改弦更張，反而轉過頭來將兩個英國國教大臣克拉蘭敦伯爵和曼徹斯特伯爵免職，並企圖任命一個天主教徒擔任牛津馬格達侖學院的院長。當羅馬天主教教皇計畫派遣使節訪問英國時，詹姆斯二世命薩默塞特公爵主持歡迎儀式，但後者拒絕。詹姆斯二世一意孤行地推行天主教的行為，已引起了英國許多人士的公開反對。關於詹姆斯二世的任性和固執，據說查理二世生前曾講過這樣的話：“你們將會看到，當我的兄弟作了國王之後，他將由於他的宗教狂熱而丟掉他的王國，並將由於他的不加檢點的放肆行為而喪魂落魄。”果然，詹姆斯二世不通情理的蠻橫行為導致了嚴重後果。
詹姆斯二世加強天主教的企圖，引起英國大多數人的反對。輝格派和托利派在這個問題上逐漸聯合起來，一致反對詹姆斯二世。在這樣的局勢下，詹姆斯二世企圖建立以他為首的包括天主教徒和不信奉國教的新教徒的聯合，以作為他鞏固統治的基礎。1687年4月4日，他發布了“赦免宣言”，並取消了反對天主教的刑事法和“宣誓條例”。他原希望此舉能得到非國教徒的回響和議會的支持。但是當時許多人都認為詹姆斯二世的這些措施，不過是加強天主教的一個步驟。哈里法克斯在致非國教徒的信中說：“非國教徒們，人們現在緊緊地擁抱我們，只不過是為了在另外的時候更加壓榨我們。羅馬天主教徒不但不喜歡他所允諾的自由，而且在原則上，他也是不可能給人以自由的。”詹姆斯二世未能如願，就在1687年7月將議會解散，並決定新議會的選舉延期舉行，因為詹姆斯二世感到擁護他的人不可能在新選舉中占據多數。
七主教請願書
1688年4月27日，詹姆斯二世重新發布“赦免宣言”，並命令在以後的兩個星期日在教堂里宣讀。他指望這個“宣言”能受到非國教徒的支持，從而使英國國教徒陷於孤立。然而“宣言”發表以後，許多英國國教徒指責國王的這個舉動為非法，大約有90%的教士拒絕服從。5月18日，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洛夫特和另外6個主教擬訂了一份“請願書”，指出國王此舉是非法的。“請願書”中說：“國王的‘赦免宣言’是建立在國王豁免權基礎上的，但這種豁免權，議會早已多次宣布其為非法。”
政府下令將7名主教以煽動罪交付法庭審訊。但詹姆斯二世的行為如此不得人心，甚至連他自己的親信大臣桑德蘭和傑弗里斯對此都不以為然。結果法庭在1688年6月30日正式宣布7個主教無罪，政府威信掃地。詹姆斯二世的統治基礎受到嚴重破壞。
矛盾的爆發
就在全國各政治、宗教派別的人士聯合一致反對詹姆斯二世的時候，突然傳來了王后瑪麗在6月10日生了一男孩的訊息。原來人們還抱有一種希望，即在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死後，將由信奉新教的瑪麗公主或安妮公主繼位，君民之間由於宗教問題而引起的矛盾可望逐步消失。後來國王有了男性後裔，將來必將由他繼承王位，而這個王子很可能將是一個天主教徒。人民的希望破滅了，民眾的情緒更加激動。
民眾的政治態度這時已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本來自40年代革命以來，英國人民普遍對英國的主教制和主教們抱有反感，認為它是專制君主制的支柱。後來由於英國國教的主教們強烈反對詹姆斯二世，似乎變成了反對君主專制的英雄，民眾對主教們的態度很快改變。當上述7個主教被國王下令送往倫敦塔囚禁時，沿途民眾對他們歡呼致意。6月29日7個主教被帶到法庭受審時，許多人密切注視著審訊的結果。當次日法庭不顧國王的旨意而宣布7名主教“無罪”時，民眾以歡呼迎接他們。甚至軍隊里的士兵，對此也歡聲雷動。
邀請書
直到這時為止，對大多數英國人來說，雖然不滿情緒甚為強烈，但是還想儘量避免過激的行為，以免再次發生像40年代那樣的大規模流血事件。但詹姆斯二世仍然一意孤行，毫無讓步之意。到了6月30日，即七主教被法庭宣布為無罪的當天晚上，以“七聖人”——包括之前停職的倫敦主教康普頓與迫於形勢聯合的兩位托利黨領袖和四位輝格黨領袖——商量致書給詹姆斯二世的女婿、信奉新教的奧蘭治的威廉，邀請他率軍到英國來反對詹姆斯二世，他們則保證給予協助。信中說：“我們深信我們的狀況將一天比一天壞，而我們又無力保衛我們自己，因而我們懇切希望在為時不太晚的時候，能找到一種補救的辦法，我們也將對此作出我們的貢獻。”7人還商量好在即將發生的事件中，每個人所將擔任的具體任務。
即使到了這個時候，英國國內的整個形勢，仍然尚未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當七聖人致書奧蘭治的威廉的訊息傳出後，仍有人對此不以為然，認為太過分了。諾丁漢伯爵表示：“這是大逆不道的犯法”行為。
誠然，如果沒有奧蘭治的威廉的入侵，“光榮革命”或許會是另外一種形式。然而，我們看到，從復辟以來的整個歷史發展過程，它的主流的方向卻是不可改變的。這個歷史發展的主流就是：復辟君主專制的傾向和議會民主反對君主專制的鬥爭。從長遠來看，這一鬥爭的結果也是顯而易見的：復辟君主專制的企圖必然失敗，議會民主在有限的程度內，也就是說，類似40年代內戰開始之前的君主權力受到限制的制度必然勝利。這一歷史發展的客觀過程是不可避免的。
進軍英國
奧蘭治的威廉很早就密切注視著英國國內形勢的發展，並派人到英國去探聽虛實。1687年春，他派遣了馮·狄雅克維爾特到倫敦。表面上，他是作為奧蘭治的特使到英國來祝賀詹姆斯二世的弄璋之喜，並試圖勸說詹姆斯二世採取溫和的政策，但實際上，他卻多方與一些大臣接觸，試探他們的態度。結果他發現，不論是輝格派或托利派的主要領導人都對詹姆斯二世的政策表示不滿。於是他就向這些人暗示，一旦需要，奧蘭治的威廉和瑪麗可以向他們提供援助。
本來，威廉對英國事務的關心，主要是擔心英國政府執行的加強天主教並與法國聯合的政策，可能危害到他的利益。後來，由於歐洲大陸國際關係的不斷變化和發展，威廉的地位漸趨穩固，到1687年左右，只剩下英國的王室仍與法國聯合，成了威廉時刻擔心的問題。所以威廉加緊向英國秘密派人刺探情報，製造反天主教和反對法國的輿論和活動。到了1688年6月，威廉又派了蘇列斯坦到倫敦，進一步和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建立更密切的聯繫。此時，威廉通過各種渠道，已感到對英國的入侵有了較大把握。6月30日英國7個著名人物向他發出邀請書請他前來英國時，他即以保護英國的“宗教、自由和財產”為名率軍入侵英國。1688年11月1日，他指揮下的1.4萬軍隊渡過英吉利海峽，11月5日在德文郡的托爾灣登入，徑直向倫敦推進。
革命過程
奧蘭治的威廉率軍入侵英國之時，正巧碰上一些有利的因素。1688年9月，法國決定派軍去攻打德意志的選帝侯國，使威廉解除了後顧之憂。當威廉率領1.4萬軍隊，分乘500艘船艦揚帆西駛時，原擬於英國北部登入，英國的丹比等貴族已按預定計畫等候在那裡準備與他會合。但由於風向不定，他率領的船艦先被吹回，後又被一股“清教之風”——人們對當時颳起的東風的稱呼，吹過多佛海峽，於11月5日在德文郡的托爾灣登入。而英國在海岸警戒的船艦則因為逆風，只得停泊在港口內無法駛出。
威廉在托爾灣登入後，率軍向內陸推進。當時威廉的軍隊共1.4萬人，而英國的軍隊則有4萬人，是英國有史以來，人數最龐大的軍隊，眾寡悉殊。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詹姆斯二世既不向臣民表示任何變通之意，也不命令軍隊到西南部去抵抗威廉的入侵，而是下令軍隊向倫敦撤退，以致軍心渙散，眾叛親離。而威廉則在進入艾克賽特之後，緩緩向倫敦推進。他避實就虛，採取迂迴的方式以減少戰鬥中的傷亡。他這次勝利的進軍，被看作是17—18世紀軍事戰略的典範。
威廉剛在英國登入，立刻就受到當地地方官的歡迎。以後他所到之處，都遇到同樣的場面，有些城市還發表了擁護他的宣言。其中既包括輝格派，也包括托利派。不過他們中也有分歧，以哈里法克斯和諾丁漢為首的溫和派，主張要慎重行事。他們顧慮一旦英國軍隊轉而支持國王，他們的地位將會處於危險之中。而以丹比、施魯斯伯里、德汶希爾為首的一批人則比較堅決，因為他們早在1688年春就和威廉在秘密聯繫了。在英國著名政治人物中，很少有人公開表示堅決擁護詹姆斯二世。詹姆斯二世的女兒瑪麗（奧蘭治威廉的妻子），對她父親的處境和遭遇也毫無同情、惋惜的表示。詹姆斯二世陷入眾叛親離、完全孤立的境地。他計畫逃往法國。在逃走之前，他以絕望的心情說：“我在受到這樣的遭遇之後，如果我要出走的話，誰還會感到奇怪呢？我的女兒拋棄了我，我的軍隊也背叛了我。這支軍隊是我從幾乎一無所有的狀況下建立起來的，我對它給予了大量恩寵。如果像這樣的一些人都背叛了我，那么我還能對那些我未曾給予過什麼恩惠的人什麼希望呢？”隨後，他先把他的妻子和兒子送往法國，他自己在12月11日深夜逃出王宮，渡過泰晤士河，奔向達特默思，想乘船逃往愛爾蘭。但到海邊時，被一個漁夫發現，然後被漁夫與市民一起押送倫敦。奧蘭治的威廉感到把他留在英國不免會生出別的麻煩，就故意放他逃走。詹姆斯二世先逃到愛爾蘭，後又逃往法國。
革命成果
1689年最初幾月實為英吉利存亡之秋，外有與法蘭西的戰爭，內有愛爾蘭的失去和蘇格蘭的再度分裂，內憂外患相交加。這種危急的情形迫使輝格黨與托利黨人合作以使國家擺脫危機。起初托利黨人堅持王位世襲制，主張詹姆士仍為國王而威廉只是攝政，或由其王室血統的妻子瑪麗為君，但此時不得不妥協，同意由威廉與瑪麗共為國家元首，且以威廉為執行權的行使者。
1689年初，在倫敦召開了上下兩院聯席的特別會議。會議經過一番討論之後，決定邀請威廉和瑪麗來共同統治英國，同時向後者提出一項“權利宣言”。宣言中堅持了人民應享有的“真正的、古老的、不容置疑的權利”，包括不經議會同意不能制訂或終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經議會同意不能徵稅；不經議會同意不能建立常備軍；人民應享有選舉議會議員的自由；議會享有辯論的自由等。這項宣言在1689年12月被議會制訂為正式法律，即“權利法案”。威廉和瑪麗接受了上述要求，即位為英國國王和王后。
同年，為解決這場革命的重要起因——宗教問題，《容忍法》通過，用於解決公教與聖公宗教派間得矛盾。雖然限制與束縛仍在，矛盾未得到根本解決，但《容忍法》確是當時緩解矛盾的無奈之舉。其對於宗教容忍的精神對於後世有更廣闊的影響。
上述1688年—1689年的事件，英國歷史學家稱之為“光榮革命”。經過這次變革之後，在英國的政治生活中逐漸確立起了立憲君主制的原則。
相關研究
史學評價
自18世紀以來，歷史學中關於對1688年“光榮革命”的評價，長期為輝格派歷史家哈蘭姆、麥考萊以及後來的屈維廉的觀點所統治。在這批輝格派歷史家看來，1688年的“光榮革命”為以後民主的議會制政府和宗教自由奠定了基礎，標誌著斯圖亞特王朝力圖建立專制君主制的計畫的終結。以後，議會的憲法地位上升了，國王的專斷橫暴權力被遏止，並處於議會監督之下。英國的兩個主要政黨也起源於此時。兩黨在政治上既互相鬥爭又互相制約，使政局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平衡；兩種互相矛盾和制約的因素包含在一個統一體內，既避免了大一統的呆板、停滯、毫無生氣的弊端，也避免了破壞性的衝突和內戰的危險。麥考萊的名著《英國史》就是從1688年開始的。在這本書的一開頭，著者就指出，英國無疑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國家，而英國之所以偉大，其淵源就在於1688年的革命。“對1688年革命所能作的最高讚頌乃是：它是我們的最後一次革命。自從任何一個聰明的和愛國的英國人試圖反抗當權的政府以來，已有幾代人過去了。在所有誠實的、善於思考的頭腦中，有一種隨著經驗的積累而與日俱增的信念，即影響憲法所需的每種改進都可在憲法本身內部找到。”麥考萊在政治上是個輝格派，他對輝格派在英國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備加頌揚，並以自己是輝格派的成員而自豪。他用輝格派的觀點去解釋歷史是很自然的。
各派思想
輝格派的觀點對後世的史學思想影響很大。20世紀初，麥考萊的外甥，著名歷史家屈維廉在他的專著《1688年—1689年的英國革命》一書中，特彆強調奧蘭治的威廉入侵英國的重要性。它好像是“歐洲所有的新教各族人民共同匯合在一起來幫助拯救英國。”在屈維廉以後，一些有關著作的基本觀點也與上述著作雷同。
輝格派的思想，在17世紀末約翰·洛克的著作中得到深入的發揮，不過洛克的書在剛出版時並未引起人們的重視，到後來才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與輝格派的思想相對立的是托利派的思想。托利派的思想在18世紀後期著名的實證主義思想家休謨的著作中得到充分的闡述。雖然休謨自稱他只是一個歷史哲學家，並不屬於任何政治派別，但由於他對國王查理一世和斯特拉福的明顯的同情和對革命的事件和人物深惡痛絕的態度，後世的人很自然地把他看作托利派的歷史家。休謨的《自愷撒入侵到1688年革命的英國史》一書的中心思想乃是：沒有權威，自由就不可能存在；建立政府的目的不是為了提供自由，而是為了提供正義；對當權政府的反抗，是不可饒恕的行為。
當代托利—保守黨的著名領導人溫斯頓·邱吉爾是1688年投靠威廉的馬爾波羅的後代。他在《馬爾波羅傳》及《英語民族的歷史》等著作中，對1688年英國的貴族、鄉紳投靠威廉的行為倍加讚頌，認為“英國的貴族和國教教士從來沒有像1688年這樣經受如此嚴酷的考驗，並對他們的國家作出如此優良的服務。”
“光榮革命”事件，在英國以外的史學界也引起廣泛注意。19世紀中葉，法國著名的政治家、歷史家基佐在1848年革命後，其歷史觀發生了急遽轉變。原來他曾在1826年出版的《1640年英國革命史》中，以階級鬥爭的觀點去分析革命的發展過程，並對革命時期資產階級和中下層人民的革命行動加以讚頌。但1848年以後，他卻對革命的暴力和流血加以譴責，並拿1688年的“光榮革命”與1640年的革命作對比，認為“光榮革命”沒有流血和犧牲，但卻達到了革命的目的，所以比1640年的革命要優越得多。1850年，基佐專門為《1640年英國革命史》寫的序言以單行本形式出版了。書名就是《英國革命為什麼成功了？英國革命史討論》。在這本小冊子中，基佐比較了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認為英國革命取得了較大的成就，原因是英國革命是本著宗教精神進行的，而且沒有與過去的傳統割斷聯繫。另一個原因是英國革命是作為保守力量而不是作為破壞力量而出現的。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在立憲君主制治下的英國，“內政、維護和平、財政、殖民、商業、議會制度的發展以及議會鬥爭已成為政府和社會輿論最為關心的事情。”因而在喬治一世和喬治二世之後，英國的立憲君主製得以穩定長久地發展下去。基佐的論點曾受到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西方特別是蘇聯的歷史著作一反輝格派的觀點，在有關17世紀英國革命史的研究中，將重點完全放到1640年—1653年間，把1653年克倫威爾護國公制度的建立作為革命的結束年代，而把1653年—1688年的歷史作為40—50年代初革命事件的附屬部分或尾聲。同時在評價上，著重強調40年代至50年代初革命時期的進步作用，而把1688年的“光榮革命”當作微不足道的“政變”。
1990年以來的時間裡，西方史學界的研究方向又發生改變。它一方面表現為對復辟時期的重視，認為不論從政治上或經濟上來看，復辟時期都是英國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重要階段。②在這段時期，出版了不少有關的專門論著。另一方面表現為，學者們提出了許多與以前的著作不同的觀點，甚至出現了一些翻案性的文章，從對整個“光榮革命”性質的否定，到對個別事件和個別人物的相反的評價，各式各樣。如有人認為，所謂“光榮革命”不但不“光榮”，而且是英國的一個恥辱，不僅國王詹姆斯二世表現得懦弱可恥，而且大多數英國貴族、中等階級都在外國人入侵時背叛了自己的國王和國家。有人說，1688年的“光榮革命”是“在稀奇古怪年代裡發生的一件稀奇古怪的事件”。
在我國，自解放以來，在有關17世紀英國革命的著作中，都是按照當時蘇聯學者的觀點，重點放在研究1640年—1653年的“革命年代”，對此後到1688年，只是當作革命時期的尾聲而附帶提及。特別是，在評價這段歷史時，都將之與17世紀40年代的積極因素對立起來。這是我國解放以來長期存在的崇尚暴力，貶斥改良、漸進等左傾思想的一種表現。近幾年，在有關歷史論著中，這種左的偏向已有所克服。
與工業革命的聯繫
光榮革命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的標誌，從十七世紀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經歷半個多世紀的努力至光榮革命止，英國資產階級完全掌握了國家的權利，光榮革命意味著英國將建立了資本主義的國家體制，在這種體制下資產階級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有利於工商業發展的措施，並積極開拓海外的殖民地。這一切在加上當時歐洲的自然科學技術的發展與思想解放運動的發展，為工業革命的發生奠定了基礎。
意義
發展重心
1640年以來，歷史的發展經過幾番搖擺和螺旋形的發展，到1688年—1689年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重心。
光榮革命紀念畫
光榮革命紀念畫1640年革命開始後，經過兩次內戰，到1649年英吉利共和國的建立，革命的發展呈上升的趨勢。但以克倫威爾為首的資產階級和貴族掌握政權後，即轉過頭來鎮壓以平等派和掘地派為代表的社會中下層民主力量，從而破壞了共和國賴以建立的社會基礎。這時上層統治集團把鞏固政權的希望寄托在克倫威爾個人身上。1653年護國公軍事專政制度建立後，行政、立法、軍事等大權都集中於護國公一人手中。但是他手下的高級軍官和議會裡的少數野心分子，爭權奪利，離心離德。1658年克倫威爾一死，這個唯一的權力集合點崩潰了，整個政治結構也隨之散了架。“垮了的狄克”——理查·克倫威爾繼位為護國公，他只在歷史舞台上露了一面，就在次年春從政壇上消失。當蒙克率軍進入倫敦後，仍然是群龍無首，一片混亂。許多人在無可奈何之餘，認為只有君主制復辟才是唯一的出路。
英國各界人士本來指望斯圖亞特王朝復辟能夠恢復各派政治力量的團結，緩解各敵對宗教派別的緊張關係，從而克服政治、經濟、社會的混亂狀態。然而查理二世即位不久，人們就發現他們的希望落了空。
1660年的復辟並不能將1640年革命開始之前的一切舊事物、舊形式照樣恢復起來，歷史車輪並不是轉了一圈又恢復原位。有人認為“現在應該從過去的迷誤中清醒過來，尋找一個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過去20年中，各方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可能重新恢復原狀。不要說中下層人民，即使那些在革命時期曾經受益的資產階級和貴族，也不會心甘情願地放棄他們的既得權益。連查理二世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在“布列達宣言”及復辟後初期所頒布的一些法令，不得不承認過去20年中發生的一些事實。他手下的主要大臣克拉蘭敦等人，也認為必須執行溫和政策，對現狀不能作激烈的變動。
從另一方面來看，從1649年以來，歷史逆流就已開始出現，到1653年克倫威爾護國公制建立，這股逆流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實質上，它已為以後的王朝復辟開闊了道路。到1660年王朝復辟時，反動的歷史逆流像衝決了堤壩的洪水洶湧而來，它呈現出一種歷史發展的慣性力量。王黨分子一旦得勢，豈肯善罷甘休。過了一段時期以後，以查理二世為首的上層統治集團剛站穩腳根，立刻採取各種手段，力圖恢復不受議會約束的專制王權。與此相配合，他們又竭力想加強天主教的勢力，並採取措施使軍事力量處於國王的控制之下。
貫穿於復辟時期28年的歷史，主要是圍繞著兩個鬥爭焦點而展開的：第一，力圖實行君主專制的勢力與維護議會權利的勢力之間的鬥爭。國王企圖將軍事力量（先是民兵，後來是新建立的正規軍隊）置於自己控制之下的措施，也屬於這個鬥爭範圍。第二，國王用種種手段企圖恢復並加強天主教，而英國國教徒及其他新教徒則反對這種企圖。
圍繞著這兩個焦點所展開的鬥爭，遲早必然會以某種方式解決。在當時英國政治、社會力量的結構之下，不論是主張君主專制者或主張議會主權者，都不可能取得決定性的性利。至於矛盾的解決方式，也不可能是暴力革命，因為經過20年的革命起義、軍事專政等風風雨雨之後，到了60—80年代，中下層人民既沒有自己的組織，貴族、資產階級也對暴力流血深感畏懼。當蒙默斯起義和1685年、1688年事件發生時，就顯露出起義的力量既分散又軟弱，而且缺乏社會的廣泛支持。
因而，在當時的英國，不經暴力而經過妥協來解決上述的基本矛盾，是唯一可能的道路。1688年的“光榮革命”，實質上就是走的這樣的道路。從1640年革命爆發以來，經過了幾次反覆曲折，終於在“光榮革命”時找到了一個新的重心。以後的英國歷史就以這個重心為新的起點，以徐緩漸進的方式向前發展起來。
光榮革命把近100年來困擾英國不休的主權問題解決了：既然議會創造了國王，主權當然在議會。
歷史作用
英國在1688年“光榮革命”後建立起來的議會權利超過君主的立憲君主制度以及兩黨制度等，不僅對英國以後的歷史發展，而且對歐美許多國家的政治都發生了重要影響。在17世紀的西歐以及世界其他地區，君主專制是一種普遍的政體形式。西歐的法國、西班牙、奧地利以及丹麥、瑞典、德意志的一些公國，都建立起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在這些國家中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君權神授。至於東歐的俄國以及東方的中國等，則等級森嚴，絕對專制君主制更為強固。1688年後，英國的政治制度及由此而萌發的政治思想，對歐洲絕對君主專制制度和君權神授、君主萬能、臣民必須無條件服從等思想，都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而對一些民主、進步的思想家，如18世紀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伏爾泰等則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雖然對東歐、俄國及東方的中國等國未發生直接影響，但當這些國家的改革運動興起的時候，英國的“巴力門”（議會）、“君民共治”（立憲君主制）就成了鼓舞他們進行鬥爭的現實源泉和效法的榜樣。19世紀末，中國的維新派在為改革而奮鬥的時候，就常常引用英國的民主政治制度作為楷模。
影響
- 對英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提供了基礎
- 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
- 開啟了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
- 成為了世界近代史的開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