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變說

儒家關於歷史發展變化以及人事應順應這種發展變化而變通的理論學說。《易·繫辭上》：“化而裁之渭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易·繫辭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唐經師孔穎達疏：“言易道若窮，則須隨時改變。所以須變者，變則開通得久長。故云通則久也。”這種窮變通久的哲學理念被史家加以運用，將其發揮為一套用發展變通的眼光觀察和研究歷史的史學方法論。漢代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指出，史家的職責在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強調史學要研究天道與人事的相互關係，總結歷史變化的原因和古今人事興衰的經驗教訓。《史記》正是太史公本此精神為後人留下的史家絕唱，其創製為後世歷代史家所垂範。如清人趙翼所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廿二史札記》）為貫徹通變精神，歷代各種體裁的史著常冠之以“通”字命名，如劉知畿的《史通》、杜佑的《通典》、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章學誠的《文史通義》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通變說
• 定義：儒家關於歷史發展變化以及人事應順應這種發展變化而變通的理論學說

論析

中國歷代史家，都把史學看成事關國運盛衰、世道治亂、人心善惡的大事，是“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的經世偉業（魏徵：《隋書·經籍志總序》）。因此，歷代史家對歷史的發展，社會的治亂，人事的興衰，發表過許多意見，對鑑古知今，通變應時更有卓越深刻的論析。

史學意義

通變說的史學意義有3個方面。

①認為歷史是變化發展的。這種觀念源於《易傳》。《繫辭上》云：“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繫辭下》云：“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這種窮神知化的通變理念，運用於歷史研究，便形成“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孟浩然集·與諸子登峴山》）的歷史發展觀。王夫之對歷史發展的客觀理勢論述最精。他認為歷史是發展的，“洪荒無揖讓之道，唐、虞無吊伐之道，漢、唐無今日之道，則今日無他年之道者多矣。”（《周易外傳》卷五）人類社會是沿著由蒙昧而漸至文明的道路進化發展的：“唐虞以前無得而詳考也，然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別，喪祭未修，狉狉獉獉，人之異於禽獸無幾也。……三代之季，尤歷歷可征焉，當紂之世，朝歌之沈酗，南國之淫奔，亦孔酶矣。……春秋之世，弒君者三十三，弒父者三，卿大夫之父子相夷，兄弟相殺……日盛於朝野。……然則治唐虞三代之民難，而治後世之民易，亦較然矣。”（《讀通鑑論》卷二十）反對泥古過高而菲薄方今。進而認為歷史發展是一“勢相激而理隨以易”的理勢合一的客觀必然過程，強調研究歷史要“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其不盡然之實，均於善而醇疵分，均於惡而輕重別，因其時，度其勢，察其心，窮其效”（《讀通鑑論·敘論二》）。

②強調鑑古察今，變通人事。晉人劉勰認為史籍可以使人們“居今識古”。他說：“開闢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文心雕龍·史傳》）唐魏徵進而認為識古通變，可以善今。他說：“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遭時制宜，質文迭用，應之以通變，通變之以中庸。中庸則可久，通變則可大。”（《隋書·經籍志總序》）南宋呂祖謙認為，歷史是不斷向前發展的，而人事制度應順應歷史而變通。他說：“常人之情，以謂今之事皆不如古，懷其舊俗而不達於訊息盈虛之理，此所謂不達於事變者也。達於事變，則能得時措之宜，方可懷其舊俗。若惟知舊俗之是，懷而不達於事變，則是王莽行井田之類也。”（《詩說拾遺》）主張因歷史發展之理而得因革人事之宜。王夫之對鑑古通變的重要性論之更加深切著明。他說：“‘鑒者，能別人之妍媸，而整衣冠，尊瞻視者，可就正焉。……故論鑒者，於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於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跡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為治之資，而不僅如鑒之徒懸於室，無與熠之者也。”又說：“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國是在焉，民情在焉，邊防在焉，臣誼在焉，臣節在焉，士之行己以無辱者在焉。學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雖扼窮獨處，而可以自淑，可以誨人，可以知道而樂，故曰‘通’也。”（《讀通鑑論·敘論四》）清人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加以總結，指出：“《說文》訓通為達，自此之彼之謂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文史通義·釋通》）強調通過研究歷史，鑑古知今，作為變通現實的歷史根據。近代龔自珍，魏源、康有為、梁啓超等的改革主張，均以歷史通變說為其理論基礎。如梁啓超在《變法通義》中極言：“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振刷整頓，斟酌通變，則日趨於善。”認為歷史發展之勢不可阻擋，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近代改革者倡言變法，旨求變通的理論常以《易傳》的哲學理念為根據。這是因為《周易》窮變通久的思想廣為人知，而且易辭玄秘，為近代人發揮自己的思想主張提供了極為方便的形式。

③器變而道不變。儒家通變說的歷史哲學，強調變通人事以順應歷史發展，有其進步意義。但又主張“變”中有所“不變”，即器變而道不變。“器”指具體的事物和名物制度；“道”指封建時代社會政治的根本制度和原則。儒家通變論主張在維護封建時代根本制度（三綱五常等）不變的基礎上對具體名物制度做適當變通。在處理“變”與“不變”的關係上，儒家提出經權說。“經”指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長住性；“權”指事物發展過程中的變動性。宋代朱熹對“經”與“權”的關係做過具體說明。他說：“經是萬世常行之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朱子語類》卷三十七）“經”實際是指三綱五常，而“三綱五常終變不得”（《朱子語類》卷二十四），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能做些靈活的應變。“經者，道之常也；權者，道之變也。”（同上）“權”不可離“經”，“雖是權，依舊不離那經，權只是經之變”（同上），並且認為只有聖人才可以在非常條件下用“權”以應變。近代儒家將經權論與體用本末論相結合，提出“中體西用”論（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作為文化及政治改革的理論基礎。如鄭觀應所說：“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盛世危言·西學》）張之洞著《勸學篇》，進一步闡發了這一主旨。他說：“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勸學篇·設學》）又說：“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勸學篇·會通》）主張在維護封建綱常名教不變（經）的前提下，就一些具體的行政、教育、人才、商務制度做些變通，採納西學。其實，“變”中有所“不變”的思想也源於《易》。清皮錫瑞說：“以易而論，變易不易皆大義所在”（《經學通論》—《易經》）。他引鄭玄論易的話說：“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云：為道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宜，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同上）器變而道不變的經權論，反映了儒家通變說因循保守的一面。

史書體裁和編纂方法上的意義

儒家通變論表現在史書體裁和史書編纂方法上，強調史書體裁及其編纂方法隨歷史的發展而變化。史書的體裁是史書的表現形式，它隨著史學的發展而發展。劉知幾在《史通》中說：“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恆厥體。”（《史通·六家》）認為歷史是發展變化的，史學要正確地反映歷史發展變化的內容，其形式也當與時變遷。他在《史通·六家》中把自古以來直至唐初的史學著作分為兩類，即“正史”與“雜述”。又將“正史”分為六家，即《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漢書》家。劉知幾認為，六家之中只有以《左傳》為代表的編年體和以《漢書》為代表的斷代紀傳體最符合時代要求。這是劉知幾對正史體裁的歸納與總結。

章學誠對史書體裁的變化進一步做了闡述。他說：“《尚書》變而為《春秋》，則因事命篇，不為常例者，得從比事屬辭為稍密矣。《左》、《國》變而為紀傳，則年經事緯，不能旁通者，得從類別區分為益密矣。紀傳行之千有餘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更無易矣。然無別識心裁，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刪。以雲方智，則冗復疏舛，難為典據；以雲圓神，則蕪濫浩瀚，不可通識。”（《文史通義校注》，《書教下》）由“因事命篇”的《尚書》體一變而為“比事屬辭”的編年體，再由編年體變為紀傳體，是勢所必至，理有固然。史學發展到宋代，在紀傳、編年之外，又出現了紀事本末體。章學誠對之大為稱讚，說它“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同上）。章學誠認為，人類歷史越是發展到後來，人越多，事越繁，變化越快，人事之間的關係也越複雜。這樣，一種史書體裁長期沿用就會積久成弊，隨著時代的發展必然出現新的體裁。這也就是易言“窮則變，變則通”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