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趕隊伍的女兵們》刊於《十月》雜誌1979年1期，是作家鄧友梅的中篇小說作品。一九四七年華東戰場上,在一次戰略轉移中,有三個女兵掉隊了。她們憑著自己的信念和機智。勇敢的面對險境,並通過廣大解放區民眾的幫助並最終找到了自己的隊伍。 細膩地描寫了三個不同女性的個性特徵與豐富的內心世界，而每一個女性的心理世界又是通過個性化的人物語言、行動來加以渲染和表現的。倘使說俞潔和周憶嚴的形象個性魅力還不夠鮮明的話，那么，高柿兒則是一個具有獨特個性的豐滿形象。這篇作品標誌首鄧友梅藝術技巧的成熟。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追趕隊伍的女兵們
- 作者：鄧友梅
- 所屬文庫：《十月》
- 出版時間：1979年1期
作者簡介,內容概要,作品鑑賞,
作者簡介
鄧友梅，男，原籍山東省平原縣，1931年出生於天津，上過4年國小，久居北京。1941年回山東故里，當新四軍交通員。爾後被抓到日本做華工，服苦役。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歸國，隨即參加解放軍華東野戰軍，先後當過通訊員、文工團員和見習記者。50年代開始文學創作。1951年在當代著名作家趙樹理關心下，發表第一篇小說《成長》。1952年進入文學講習所，在當代著名作家張天翼輔導下學習兩年。1957年前，陸續發表《在懸崖上》、《沂州道上》、《“抹灰大王”認師》等作品，其中《在懸崖上》獲1956年《鴨綠江》優秀小說獎。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粉碎“四人幫”後才重新執筆。從1978年至今，陸續發表《我們的軍長》、《別了，瀨戶內海》、《話說陶然亭》、《尋找畫兒韓》、《追趕隊伍的女兵》、 《那五》 、《煙壺》 、《“四海居”軼話》、《索七的後人》等中短篇小說，其中《我們的軍長》、《話說陶然亭》分別獲1978年和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追趕隊伍的女兵》和《那五》分別獲1979年和1982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煙壺》獲1984年《中篇小說選刊》優秀中篇小說獎。現任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中國作協理事、北京市文聯書記處書記、北京市作協分會常務理事。
內容概要
1947年，華東戰場上。在一次戰略轉移中，有三個女兵掉隊了。總部的文工團員參加一個縱隊的慶功大會，到各師輪流演出《血淚仇》。一天，高柿兒和俞潔去外村送還演出借用的服裝。文工團突然跟隨“黃河部隊”緊急轉移，文工團團長命令分隊長周憶嚴等候，並帶領她們向西趕往滕縣與部隊會合。三個女兵在趕往滕縣的途中，解救了被人販子強行抓走的八路軍烈士的妻子二嫚。同時，她們得知大部隊已撤出滕縣，往東轉移了。三個女兵折返東行，追上了“泰山部隊”的一個後衛連隊。這個連隊的大鬍子連長孫震，曾是總部文工團的一名老團員，他與周憶嚴長期相處，相互產生了親密的感情。當晚，三個女兵在連隊住宿，半夜忽然得知：大部隊已由東繞回了西邊，上級命令孫震連所在的團假扮整個南線的野戰軍繼續東行，引誘敵軍。孫震囑咐三個女兵折返西行，克服一切困難，追上自己的隊伍。分別前，孫震交給周憶嚴一封信。三個女兵冒著雨繼續趕隊，又走了一天一夜，俞潔犯了胃病，她們便在路邊一片瓜地的窩棚里歇息下來。不久，周憶嚴乘清晨的大霧出去偵察；俞潔到瓜棚南邊的水坑去洗腳。過了好大一會，高柿兒不見俞潔回來，剛走出瓜棚準備去尋找，就遇著了一連敵軍。敵連長問眼前這個理短髮、一身男裝、只有十三四歲模樣的“小崽子”：昨夜東邊有人見三個女八路走過來，還有個大鬍子帶著幾十個共軍也過來了，見沒見？高柿兒一口咬定，沒見。敵軍強行要她帶路去二十里外的相公店，高柿兒臨走時，在瓜棚地上匆匆寫了“快走，向西”四個字。周憶嚴出了瓜棚西行，在一個村口遇到挑水的二嫚。二嫚引著她進了公公的家，老人忙著生火做飯，二嫚轉身去瓜棚找高柿兒和俞潔。老人在做飯時告訴周憶嚴，前天夜裡新四軍大部隊通過了村西七八里地的津浦路。飯菜剛做好，敵軍就進了村子，老人將周憶嚴藏了起來。二嫚從瓜棚回家時，敵軍剛剛離村。二嫚將瓜棚里遺下的軍裝和武器交給周憶嚴，並把瓜棚地上的四個字照樣描給她看了。待天黑，二嫚送走周憶嚴回到家門口，忽然發現人販子正在房裡糾纏公公要抓自己。人販子離去後，二嫚悄悄翻牆進了家，公公忙催促二嫚追趕周憶嚴參軍去。俞潔洗罷腳，往回走時轉了向，待走近瓜地時，正見兩個敵軍押著高柿兒往大道上走。她轉身不顧一切地逃去。路過一個集市，她走進一個大車店。帳房從俞潔的口音中，誤認為她是東南鄉魏老財家從上海娶的少奶奶。俞潔將錯就錯，說自己回娘家逃戰亂。她在大車店吃了飯，歇了一晌，正準備動身，敵軍押著高柿兒進了村。敵軍在村里吃了飯，敲詐了一筆錢財，得知相公店無敵情，只有一小股二三十人的新四軍在一個大鬍子的帶領下，昨晚住進了離相公店東南七八里地的東南鄉，於是敵軍押著高柿兒奔了相公店。敵軍到了相公店後，等到便衣回報東南鄉的一小股新四軍已往津浦路西去了，便開進了東南鄉。在村里，敵連長藉口阻擊共軍，又敲詐了一筆錢財。高柿兒乘敵兵忙於撈財物之機，將敵人的信號布塞進了灶膛里。再說敵軍奔往相公店後，帳房正待放鋪蓋睡覺，又有一個腳夫和一個買賣人來投店。俞潔認出這兩人正是搶走二嫚的人販子，便乘著四更天離開了大車店。走在半道，人販子追上了俞潔，挾持她同行，打算將她賣給濟南的妓院。不料接近津浦路時，正遇上押著高柿兒的這股敵軍。兩個人販子被徵用做挑夫，毛驢也成了敵連長的坐騎。在這當口，國民黨軍的飛機來轟炸，因敵兵丟了信號布，挨了自己飛機的誤炸，一連人死傷了十幾個。高柿兒乘亂拉上俞潔逃走，途中倆人走散。不久，高柿兒遇到了大鬍子孫震率領的連隊，而俞潔卻正被人販子緊緊地追趕著。周憶嚴離開二嫚家，很快就來到了津浦路。她在通過鐵道時被敵軍發現，左臂中彈負傷，昏倒在一片莊稼地里。她醒來時，發現自己被同志救起。這是主力部隊的一個收容隊，帶隊的連長告訴周憶嚴，大部隊昨天已通過了津浦路渡河西去。連長要周憶嚴一同過河西行趕隊，周憶嚴堅持在東岸等候高柿兒和俞潔。連長只好留下兩名戰士，並囑咐：只能再停留兩小時，不然追擊的敵軍將趕到。南邊傳來飛機轟炸和掃射聲，周憶嚴帶兩名戰士忙往南搜尋，走了一里多地，只見兩女一男扭打成一團。他們趕上前去，發現是二嫚、俞潔和一個人販子。原來，二嫚追趕周憶嚴路過這裡，正遇上人販子在捆俞潔，忙上前營救。人販子見來了新四軍，拔腿就跑，被戰士舉槍打死。剛剛被飛機誤炸的敵軍連長聽到槍聲，率敵軍追了過來。周憶嚴命令俞潔、二嫚和兩名戰士渡河，她獨自一人在東岸掩護。這時，周憶嚴無意間碰到大鬍子孫震的信，拆開後只見兩句話：“我請求把終生照顧你的任務分配給我，你批准嗎？”
周憶嚴在擊退敵人第二次衝擊時，胸口中了一彈。她回頭看見俞潔一行已到了河心，便從河堤上退下，向河邊爬去。正當敵軍組織第三次衝擊時，大鬍子孫震率隊從敵軍背後衝殺過來，打散了敵軍，孫震抱起周憶嚴，周憶嚴強撐開雙眼，笑了笑，抬手指指對岸。孫震背著周憶嚴渡河，走到河心，周憶嚴犧牲了。上了西岸，接應的主力部隊騎兵趕到，孫震帶著淚音喊道，“周憶嚴同志！你看看，你們追上部隊了。”
作品鑑賞
這是一篇“兵味”十足的中篇小說。首先，小說的故事情節“兵味”十足。1947年初，國民黨軍在蔣介石的親自指揮下發起“魯南會戰”，企圖一舉消滅人民解放軍（當時仍習稱八路軍、新四軍）華東野戰軍主力。華東野戰軍在敵軍的夾擊下，東西佯動，南征北戰，針鋒相對發起了“萊蕪戰役”，殲滅敵軍5.6萬人，粉碎了敵軍“魯南會戰”的企圖。小說正是以這次戰役為背景，敘述了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三個掉隊的女文工團員追趕大部隊的故事。小說沒有正面描寫戰爭，對當年發生在魯南地區那場千軍萬馬的生死搏鬥也幾乎不著一字，但是作者卻用筆下穿行於戰場之中的三個年輕女兵，輕輕巧巧地引出了一個長長的戰爭故事，他通過這三個年輕女兵追隨著大部隊忽東忽西的艱難跋涉，以及在她們艱難跋涉之中不斷出現的種種複雜敵情，同樣使讀者時刻感到戰爭就在三個年輕的女兵身邊，三個年輕的女兵就置身於戰爭之中，同樣使讀者感到全篇小說籠罩著一種飄忽不定、生死瞬間的緊張氣息，使整個故事情節散發出濃濃的兵味，這正是作者的一種精巧和高明的用筆之處。作者還十分善於精雕細刻，從而使作品在許多細節上也散發出濃濃的兵味。高柿兒為了給受傷的俞潔雇一頭捎腳的毛驢，用油布包著小提琴，充當“電氣炮”去唬弄人，這是一種兵味十足的機智，真讓人忍俊不禁；而國民黨軍敲詐勒索的種種伎倆，又充滿了反動軍隊的腐敗氣息；就是大鬍子孫震寫給周憶嚴那封只有短短兩句話的求婚信，“我請求把終生照顧你的任務分配給我，你批准嗎？”也是地地道道兵的辭彙、兵的風格、兵的痴情。其次，小說的人物性格“兵味”十足。戰爭生活賦予了三個年輕的女兵那突出的軍人性格：恪守命令、忠於職責的堅韌意志，生死與共、患難相扶的集體意識，不辭艱辛、不懼犧牲的獻身精神。然而，小說沒有僅僅停留在表現三個女兵的軍人共性上，作者還細細勾勒出她們各自鮮明的個性特徵：周憶嚴的沉著、老練，高柿兒透著真誠的豪放、帶著精細的粗獷，俞潔的嬌弱、機智。小說也不僅從橫的方面描寫了三個年輕的女兵已經形成的個性特徵，還從縱的方面揭示出之所以形成這種個性特徵的社會和歷史原因，從而使每個人物的個性特徵具有了一種縱深感、歷史感和真實感。周憶嚴從小跟著養父的戲班闖蕩江湖，曾在闊佬的公館裡做過備受折磨的丫環，被地下黨解救以後，參了軍，當了文工團員，在兄長般的老團員大鬍子孫震的幫助下，在革命隊伍里生活了多年；高柿兒那當地下交通員的父母慘遭殺害後，她繼承了長輩的遺業，從小女扮男裝做了地下交通員；俞潔曾是十里洋場中財界巨子的千金，還當過大都會一名掛三牌的優伶。從她們各自的人生履歷表中，人們也就不難解讀和詮釋三個女兵鮮明的個性特徵了。正是這三個有著鮮明個性特徵的年輕女兵，在短短几個晝夜追趕部隊的艱難跋涉中，共同用生命、熱血和辛勞完成了一組鐵骨錚錚軍人群像的塑造，生動地展現了軍人性格的風采。抗日戰爭時期，作者11歲始就在山東故里當了新四軍通訊員；解放戰爭時期，作者在解放軍的行列里當過兵、當過文工團員。自然，這篇小說中栩栩如生、兵味十足的情節和人物，都是他這段當兵生涯的饋贈和滋養。耐人尋味的是，這篇小說的構思也淵源於作者對這段當兵生涯的無限珍惜和緬懷。據作者介紹，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他在東北一個地方，受盡政治迫害和嚴刑毒打。正因為在現實生活中，看到了太多的陰險和醜惡，他就更加懷念革命戰爭年代同志和戰友之間那種高尚、美好的關係，並從中得到了深沉的慰藉和強烈的激勵，從而極大地增強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氣。作者最初就是在“牛棚”里，在兩個執鞭的造反派小哥們監視之下，萌生了創作這篇小說的衝動和激情。正因為小說深深地植根於作者兵的生活、兵的回憶，也就難怪作品充滿“兵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