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運籌

軍事運籌的基本問題包括基本特徵、一般程式、組織方法、原則及分類等。

軍事運籌作為為最佳化決策提供數量依據的一種理論及實踐活動，具有以下基本特徵：

軍事運籌將對象視為由多種要素和子系統構成的一個複雜系統，首先對其功能關係進行全面分析，對所有相互影響的主要功能關係相關因素進行定量描述（通常是通過模型），然後對系統進行整體功能最佳化。它體現了軍事問題的整體與各組成部分之間，系統的目標、評價準則與功能、環境、效果之間的辯證統一關係。

實踐表明，軍事學與數學、物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及計算機技術相結合解決軍事決策問題，不僅可以取長補短，您婆而且由於套用多種知識從不同角度綜合分析問題，可以獲得更大的成功機率。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大量高新技術廣泛套用于軍事領域。軍隊建設、部隊管理、指揮、控制、通信、情報、訓練及武器裝備研製等領域的軍事運籌活動中，均需運用多學科知識。

軍事運籌在套用基本理論與方法求解問題和為軍事科學決策諮詢服務過程中，不僅能提供定量依據，而且能揭示新問題，引發新思維，促進軍事理論的發展，並產生新的軍事運籌理論。

①明確問題的目標與準則。軍事決策人員提出的問題及其目標準則通常比較原則化，軍事運籌人員需要進一步論證和量化。一般是把問題分解成若干子問題和組成要素，確定目標與度量標準（準則），以及變數與目標等之間的函式關係，還要考慮各種約束條件等。②方案設定。又稱概念設計或框架設計。即根據預先構想或確定的目標，設計出幾個主要構成部分與總體目標的功能關係，制訂出幾個大的步驟、階段，有時還要考慮到完成各階段任務與時間的關係，便於決策過程的仿真分析。方案設定類似於軍事上的“想定”。最後必須制訂出幾個目標明確的方案。③構造模型，收集數據。構造模型是在方案設定的基礎上，對軍事問題或現象的一種本質抽象與簡化。主要根據解決問題的需要，選擇和建立不同的模型與模擬方法，所建模型要儘可能符合或接近客觀實際，揭示的規律為公眾所接受，還要便於操作運行等。軍事運籌中所用的數據資料，無論是構造模型前的粗略數據，還是計算機求解時的詳細數據，均需經過校驗分析及去偽存真等加工處理，方能提供使用。④模型求解和方案擇優。在模型建立後還需要確定模型求解的算法，設計、編制、調試程式，並進行多方案試算，在分析比較各方案結果基礎上進行選優等。⑤道章乃模型校譽促潤驗與方案評價。模型建立後，所建模型的合理程度及符合目標的情況，均應通過校核驗證。如一致性校核驗證，是校核驗證主要參數變動時由模型求出結果的合理程度多海想；靈敏度校核驗證，即校核驗證當輸入發生微小變化時，輸出變化的相對大小；似然性校核驗證，即校核驗證真實數據的案例及模型的適用性；工作能力校核驗證，即校核驗證模型在限定時間和條件下求出所需的結果等。最後，軍事運籌人員對模型輸出的多方案結果進行綜合分析與評價，並向決策部門提出專題報告與實施建議。⑥方案的修正和不斷完善。對決策方案實施過程中發現的問題，應及時通過信息反饋，不斷進行修正與改進。上述各步驟在實際套用中往往需要交叉進行，不斷往復循環，直至相對滿意為止。

包括如何建立一個有效的運籌組織，如何委派它去執行任務，以及如何選擇合適的模型去研究解決實際問題等。經驗證明，運籌研究組織應該由熟悉軍事問題的軍事人員和其他有關的科技人員組成。這個組織最好直接隸屬於軍事指揮決策部門。運籌工作者必須與軍事指揮決策人員緊密結合、相互協調，才能起到有效的輔助決策作用。同時，軍事運籌中常用的模型種類很多，根據問題的性質，可以選擇不同的模型與模擬方法。對於一些大型的結構複雜的軍事模型，往往需要組織多種模型，構成一個有機結合的模型系列來進行各種條件下的仿真和模擬。

①合作原則。軍事運籌工作者要和各方面人員特別是實際工作者合作。②催化原則。在運用多學科知識解決問題時，有時往往要引導人們改變常規的看法。③滲透原則。要求各部門彼此滲透地考慮問題，棗凝紋捉而不局限於本部門。④獨立原則。催她鍵府在研究問題時應獨立客觀地進行科學分析，不應受某人或某部舟旬歸門特殊政策左右。⑤寬廣原則。解決問題時思路要寬，方法要多，不能局限於某種特殊的方法。⑥平衡原則。要考慮各種矛盾的平衡、關係的平衡等。

隨著自然科學與軍事科學的不斷發展，軍事運籌在軍事領域中的套用日益廣泛和深入，形成一系列專門領域，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對與軍事戰略有關的全局性問題進行定量研究和方案選優的理論、方法和活動。涉及的問題包括戰略環境、常備力量與後備力量建設、國防動員體制、戰略後勤、軍事外交、軍事威懾與衝突、局部戰爭與全面戰爭、常規戰爭與核戰爭等方面的分析、預測和評估等。

對國防科技發展的方針、政策、目標、規劃等有關問題進行定量分析和方案選優的理論、方法和活動。可用於解決諸如重大項目評價、國防科技投資方向及新技術在國防中套用的可行性研究等問題。

對作戰的有關問題進行定量分析和方案選優的理論、方法和活動。內容主要包括綜合分析判斷敵情、評估交戰雙方作戰能力、最佳化兵力編成、部署和協調作戰及各種保障計畫等。主要用於作戰輔助決策等。

對軍事訓練的組織與實施進行定量分析和方案選優的理論、方法和活動。主要內容包括訓練體制和訓練內容、訓練的組織實施、訓練效果評估等方面的論證分析。

對後勤問題進行定量分析和方案選優的理論、方法和活動。內容主要包括後勤指揮、物流、物資儲備與分配、軍事交通運輸和衛生勤務等方面的最佳化分析等。

對武器系統的發展、部署和使用進行定量分析與方案選優的理論、方法和活動。內容主要包括對武器系統作戰效能，武器系統全壽命費用，武器系統費用—效能，武器系統可靠性、易損性與生存能力等方面的分析、預測與評估等。

對軍隊組織的各部分或要素的組合方式，幹部隊伍結構、需求、規劃和控制等進行定量分析與方案選優的理論、方法和活動。涉及的問題包括軍隊整體結構的巨觀分析與具體單位組織結構的微觀分析，軍隊結構的控制幅度、指揮層次、職權區分、單位編制、相互關係，以及幹部編制結構、培養任用、流動規律、考核評估、進退升留等管理方面的分析。

“運籌”一詞，出自中國《史記·高祖本紀》：“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最早有“軍事運籌”含義的英文詞operational research 出現於1938年，是由當時英國的鮑德西雷達站負責人A.P.羅威就整個防空作戰系統的研究工作而提出的，英文縮寫為OR。OR傳入中國後，曾一度譯為“作業研究”、“運用研究”。1956年，中國有關專家共同商定將OR譯為“運籌學”。在軍事上既指軍事運籌活動，又含有軍事運籌學科意思。中文“運籌”一詞泛指“制定策略，籌劃”。這裡專指利用科學方法，特別是軍事運籌學的理論來籌劃的活動。軍事運籌的發展可分為古代、近代和現代三個歷史過程。

早期的軍事運籌活動可追溯到古代軍事計畫與實際作戰籌劃活動。公元前6世紀，中國的孫武在《孫子》中就論述了作戰力量的運用與籌劃問題。《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記載的春秋戰國時期齊將田忌與齊威王賽馬的事例，描述了田忌取勝的運籌活動。當時著名的“圍魏救趙”與“減灶之法”也都充分體現了如何籌劃兵力，選擇最佳時間、地點，趨利避害，集中優勢兵力以弱克強的軍事運籌活動。公元11世紀，沈括的《夢溪筆談》中根據軍隊的數量和出征距離，籌算所需糧草的數量，將人背和各種牲畜馱運的幾種方案與在戰場上“因糧於敵”的方案進行了比較，得出了取糧於敵是最佳方案的結論，反映了當時後勤供應的軍事運籌活動。古希臘數學家阿基米德在羅馬人圍攻敘拉古城時，也曾利用幾何知識，運籌防禦敵人進攻。

隨著近代工業的興起，大量新的科學技術開始套用于軍事運籌活動。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人T.A.愛迪生套用“戰術對策板”研究反潛戰，提高了作戰效果；丹麥工程師A.K.埃爾朗首次提出了排隊論模型，研究排隊系統運行效率和提高服務質量問題。這都是為適應不同的軍事需要而逐步發展起來的早期運籌活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英國皇家空軍為研究雷達在實戰中的有效使用，於1939年吸收多個學科的專家建立了最早的運籌學研究小組。1940年由著名物理學家P.M.S.布萊克特領導的英國防空指揮研究小組，對機載雷達發現海上船隻與潛艇等作戰問題進行研究。他們通過改變深水炸彈的爆炸深度，使皇家海軍摧毀敵方潛艇的成功機率增加了3倍。此後，英國的陸軍、海軍也都相繼設立了運籌分析機構，專門從事軍事運籌研究。美國的運籌分析工作開始於1940年。1942年成立了由P.M.莫爾斯領導的美國海軍反潛戰運籌小組，主要研究反潛作戰效果等問題。如1943年的研究表明，使用B-29飛機夜間單機布雷效果最好，飛機損失率由10%～15%降低到1%～1.5%。

20世紀30～40年代，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戰爭中，充分展示了毛澤東的高超軍事運籌才能。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科學地分析戰略形勢，確定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鬥爭道路；抗日戰爭時期，分析敵我力量對比，確定持久戰勝敵人；解放戰爭時期，計算戰爭進程，確定在3～5年內從根本上消滅國民黨軍隊，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等。此外，毛澤東還利用作戰經驗及大量統計數據，提出作戰理論原則，並把一些重要的數量依據直接納入原則體系，指導作戰。十大軍事原則中“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兩倍、三倍、四倍、有時甚至是五倍或六倍於敵之兵力），四面包圍敵人，力求全殲，不使漏網”（《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 247頁）的原則，就是一例。

從軍事運籌套用的範圍和深度來看，大體又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60～1972），主要研究武器系統和戰術層次問題，也逐漸進入軍隊管理領域。美國軍隊軍事運籌研究的重點是確定新一代裝甲武器系統的性能要求，目的是使當時的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的常規兵力對華沙條約組織的劣勢有所減輕。自1960年R.S.麥克納馬拉任國防部長後，軍事運籌在國防管理、武器裝備研製等領域中得到了進一步運用。國防系統有關部門還建立了數百個軍事模型，這些模型除了用於武器裝備論證外，還用於國際局勢分析、戰爭預測、作戰指揮、軍事訓練、後勤保障等方面的決策。蘇聯於60年代後加大了軍事運籌研究。

第二階段（1973～1989），軍事運籌開始研究戰役層次的問題。越南戰爭結束後，美軍面臨重建陸軍（新系統、新作戰思想）任務。軍事運籌面臨的問題，一類仍是武器系統規劃（如M1坦克，“布萊德雷”戰車，“愛國者”防空系統等）和新技術引入問題（如雷射瞄準、自瞄準彈藥）。與之對應的運籌作戰條件是戰術層的營規模作戰。另一類是作戰思想/原則、新兵力設計/兵力結構及新戰役系統的運籌。與之對應的運籌作戰條件是戰役規模，軍和軍以上兵力的作戰。這些運籌為美軍的新編制設計，80年代的積極防禦思想、空地戰原則的提出等提供了支持。蘇聯的軍事運籌方法也有較大發展。

第三階段（1990年至今），軍事運籌進入戰略決策層次。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後，其國家軍事戰略強調地區衝突和危機回響。要求以前沿存在代替前沿陣地，減少海外駐軍，加強作戰的力量投送，以“決定性兵力”迅速取勝並使傷亡最少。為此，必須考慮兵力結構、前沿陣地、戰略空運、動員、現役/預備役兵力混合等方面的變化，重構美國軍事能力。軍事運籌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軍事運籌的許多發現，如能力上的“決定性勝過對方”是迅速取勝與最小傷亡所必需的；在達到決定性作戰能力方面，現代化是主要手段；在應急作戰中，兵力的早期到達可以非線式地減少失敗與傷亡的風險等，對設計面向21世紀的美國軍隊、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快速反應部隊和駐歐洲美國部隊從30萬降到6.7萬的兵力部署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作戰指揮方面，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在海灣戰爭中將軍事運籌成功地運用到戰場管理、軍隊指揮、後勤保障等方面，對戰爭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世界其他國家認識到軍事運籌在作戰、訓練中的作用，積極研究軍事運籌的理論和方法，以提高軍事指揮和訓練效果。

在中國，軍事運籌的套用始於20世紀50年代初期軍隊院校有關火力運用理論的研究活動。1956年，在錢學森、許國志的倡導下，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成立了第一個運籌學專業研究機構，對軍事運籌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華羅庚提出的優選法和統籌法，在軍事領域中也得到了推廣和套用。1978年底，中國人民解放軍成立了第一個由多個學科的專家組成的“反坦克武器系統工程試點小組”，開展了反坦克武器系統工程試點工作。此後，許多機關、部隊也先後建立了各種專業性論證分析機構，在軍內有組織地開展軍事運籌活動，並逐步擴大到軍隊工作的各個方面。進入21世紀，作戰實驗室為軍事運籌活動提供了虛擬的作戰環境，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綜合集成方法成為軍事運籌分析的重要方法。聯合作戰及各軍種實驗中心相繼建立，軍事運籌活動廣泛開展。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戰爭形態的變化，軍事運籌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呈現出新的發展趨勢。

未來許多軍事問題涉及高層決策，不但戰略、戰役、戰術界限模糊，而且與政治、軍事、社會、經濟等問題相互牽連，致使許多因素不能單純用定量方法處理。決策者的策略往往也不能簡單地用最最佳化決策變數表述，而必須將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結合使用，並相互補充。

在處理不確定性問題時，軍事運籌工作者將更多採用探索性分析方法，分析的目的不是準確預測什麼將要發生，而是推斷問題空間，發現什麼能夠發生，辨認有利的不定性和不利的不定性，以及對結果不定性影響最大的因素。也可採用機率方法，進行區間估計而不是點估計，風險決策而不是確定性決策。另外，還可利用多想定分析、參數分析和比較分析辨認風險窗等進行處理。

未來軍事運籌，牽涉問題的因素眾多且關係十分複雜，已經發展成為複雜的巨系統問題。處理這些複雜問題時，將採用系統論方法，在對問題採用分解方法，使問題易於處理的同時，又要利用聚合方法求得對問題的整體了解。

發布者：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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