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傳播學是傳播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或擴展（extension）領域，20世紀40年代後期誕生於美國，至70年代末期，逐步發展成為一門有著獨特理論體系的獨立學科。其研究旨趣不僅指向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個人、群體、組織、國家之間交往的特點和規律，不同文化之間的意義闡釋和理解，人類文化的創造、變遷和分野的進程，還涉及到文化與民族心理的差異、跨文化語用研究、文化衝突與解決途徑、技術發展對文化的影響、文化的延續和變遷、傳播的控制和管理、民族文化自立與發展等諸多方面。
這裡的跨文化傳播，指的是處於不同文化背景的社會成員之間的人際交往與信息傳播活動，也涉及到各種文化要素在全球社會中遷移、擴散、變動的過程，及其對不同群體、文化、國家乃至人類共同體的影響。主要關聯到兩個層次的傳播：第一，日常生活層面的跨文化傳播，主要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社會成員在日常交往互動中的融合、矛盾、衝突與解決方式，等等；第二，人類文化交往層面的跨文化傳播，主要指基於文化系統的差異，不同文化之間進行交往與互動的過程與影響，以及由跨越文化的傳播過程所決定的文化融合、發展與變遷。與之相應，跨文化傳播學的研究目標就涉及到：描述特定文化之間傳播的性質，揭示文化的異同；基於對文化異同的理解，研究消除人們由於文化屏障造成的傳播差異的途徑；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理解文化的創造和分野的進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跨文化傳播學
- 外文名：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 分支：18個
- 所屬：學科
學科特質,發展歷程,中國發展,
學科特質
根據國際傳播協會（ICA）的分類，傳播學研究主要有18個學術分支：信息系統、人際傳播、大眾傳播、組織傳播、跨文化傳播、政治傳播、教育/發展傳播、健康傳播、傳播哲學、傳播與技術、流行傳播、公共關係、女性與傳播、傳播法律與政策、語言與社會互動、圖像傳播研究、新聞學研究、全球傳播與社會變遷。
跨文化傳播學涉及到有關文化與傳播研究的方方面面。關於跨文化傳播學的學科特質，國際傳播協會指出，這是一門致力於不同文化之間傳播的理論與實踐的學科，關注不同文化、國家和族群之間傳播系統的差異，並與國際傳播研究、傳播與國家發展研究等密切相關。
發展歷程
文化人類學家是跨文化傳播學的開拓者。從20世紀初期開始，以英國和美國的文化人類學家為先導，對人類不同文化的差異及跨文化傳播活動的學術努力日益深入。在“二戰”進入後期階段之後，美國面臨著一個現實的問題：如何確保美軍能在新近占領的島嶼上與土著居民溝通與合作？由於美軍對這些土著居民的語言和文化一無所知，美國政府就邀請了一些優秀的文化人類學家，專門研究這些地區的文化。在這一時期，研究者對跨文化傳播研究的重要性產生了全新的理解，同時也積累了這樣的認識：作為一門學科的跨文化傳播學，應致力於考察那些對不同文化成員之間的人際傳播最有影響力的文化因素。
文化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菊與刀》（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一書，就是美國政府在1944年委託研究的成果之一。當時，美國政府需要兩個問題的答案：第一，日本政府會不會投降？盟軍是否要進攻日本本土而採用對付德國的辦法？第二，如果日本投降，美國是否應當利用日本政府機構以至保存天皇？正如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所說：
嚴重的事態接二連三地出現在我們面前。日本人下一步將採取什麼行動？能否不進攻日本本土而獲致投降？我們是否應該直接轟炸皇宮？從日本俘虜身上，我們可以期望得到什麼？在對日本軍隊及日本本土進行宣傳時，我們將宣傳些什麼才能拯救美國人的生命，並削弱日本人那種抵抗到最後一個人的意志？這些問題在日本通中也引起了相當大的對立。如果和平降臨，為了維持秩序，日本人需要永遠進行軍事管制嗎？我軍是否要準備在日本深山老林的要塞中與那些瘋狂的抵抗到底分子進行戰鬥？在世界和平有可能到來之前，日本會不會發生一次法國或俄國式的革命？誰將領導這次革命？或者，日本民族只有滅亡？
本尼迪克特的研究報告推斷：日本政府會投降；美國不能直接統治日本；要保存並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機構——因為日本與德國的諸多不同，不能用對付德國的辦法對付日本。隨後的發展確如本尼迪克特所料，美國政府的一系列決策也與她的意見大抵一致。
“二戰”之後，美國在世界許多地區建立了海外基地，與此同時，聯合國、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等國際性機構也在紛紛建立。美國政府急需了解各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情況。1946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外交法令》（Foreign Service Act），決定在美國國務院下設駐外事務處（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為美國援外技術人員和外交官提供語言和人類學意義的文化培訓。一些學者認為，此舉意味著跨文化傳播研究的正式開始。 1958 年，美國南亞問題專家伯迪克（Eugene Burdick）等出版了《醜陋的美國人》（The Ugly American），直指50 年代美國駐東南亞的外交官和經援人員漠視當地文化的令人反感的形象。美國國務院向駐外人員明確提出，應以該書為鏡子來對照各自的行為。
文化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Edward Hall）是美國駐外事務處任職的專家之一，他的主要工作是選拔和訓練到國外工作的美國人。霍爾發現，美國人與他國人民相處時的許多困難是由於美國人“以我們自己的標準與他人交往”引起的，美國形象的不堪也與培訓不足以及缺乏對其他文化了解的外交人員和出國人員有關。在發表一系列有關跨文化訓練的論文後，霍爾在1959年出版的《無聲的語言》（The Silent Language）具體勾勒了跨文化傳播研究範式的若干原則：跨文化傳播訓練的參與和體驗；從單一文化社會層面的研究轉向跨文化人際交往的研究；重視非語言傳播；強調文化無意識（unconsciousness）；堅持非評判性的族群相對主義（non-judgemental ethnorelativism）；關注傳播與文化的關係，兼之《無聲的語言》首次使用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詞，許多研究認為，此書的出版標誌著跨文化傳播學的誕生。
20世紀60年代，美國總統甘迺迪發起創立的“和平隊”（Peace Corps） ，讓美國各個學術領域對不同文化之間的有效傳播產生了更多的興趣。在這一時期，美國國內少數族群爭取民權的鬥爭和不斷深入的文化多樣性爭論，更使美國政府認識到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群體之間傳播的重要性。以1964年美國國會通過的《民權法案》為標誌，美國政府開始正視少數族群文化的合法權利，同時，以文化人類學家和語言學家為主力，社會科學不同領域都加強了文化與傳播的綜合性研究。
在這一時期，跨文化傳播研究逐步從人類學中分離出來，開始成為傳播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主旨是對造成文化差異的文化、語言、非語言要素進行探討，尤其是聚焦於理解人際層面的跨文化傳播，以及增進有效傳播的相關技巧。自1961年到1969年，霍爾的《無聲的語言》一書的發行量高達50多萬冊，並被譯為6 種語言暢銷海外。霍爾還出版了他的另一力作《隱蔽的空間》（The Hidden Dimension），分析了分屬於不同文化的人們的行為類型、學習特點、接受和反應方式，得到了世界各地學界乃至普通讀者的廣泛關注。1966年，史密斯（Alfred Smith）主編了論文集《傳播與文化》（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反映了知識界將文化研究與傳播學結合起來研究跨文化傳播現象的集體努力。
20世紀70年代，交通和通信技術迅速發展，世界各國之間的往來日漸密切，進一步促進了文化人類學、社會心理學、語言學、傳播學等學科對跨文化傳播現象的關注和理論匯聚，跨文化傳播學逐漸發展成為傳播研究領域的一門獨立學科。這一時期，全美傳播協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與國際傳播協會均成立了跨文化傳播分會。1972年，第一屆跨文化傳播國際會議在日本東京舉行。1974年，《國際與跨文化傳播年刊》（The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ual）創刊；1977年，《跨文化關係國際雜誌》（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創刊。跨文化傳播專業出版社在這一時期開始出現，其中包括影響至今不衰的Intercultural Press、Sage Publications等。大批跨文化傳播的研究和教學著作陸續問世，最有影響的是拉里·薩默瓦等主編的《跨文化傳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1972 年首版後每隔3 年就重新修訂，成為長期通行的專業教材。也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美國高等院校廣泛設立跨文化傳播相關課程，1977 年，全美有450 所教育機構開設了這門課，部分院校開始授予跨文化傳播專業的碩士和博士學位。
20世紀80年代，跨文化傳播學迎來了快速發展的時期，這一學科在學術研究和套用領域的重要性得到了西方學界的普遍認可。1989年，阿森特（Molefi Asante）與古迪孔斯特主編的《國際與跨文化傳播手冊》（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就集中了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鑒於跨文化傳播學無可辯駁的實用性，其研究成果進一步被套用到外交、國際貿易和經濟管理等機構，特別是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紛紛成立進行跨文化傳播訓練的專門機構。此外，由於跨文化傳播學自身的發展，跨文化話語分析學、跨文化語用學、跨文化心理學等分支科學也應運而生，研究領域日益寬廣，服務領域也在不斷拓展。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類各個文化之間的交融和衝突日益頻繁，呈現著不同層次的摩擦、矛盾和衝突，跨文化傳播愈加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特別關注的對象。正像薩默瓦指明的，“生產的流動性、不斷增多的文化交流、全球化市場以及具有多元文化的組織和勞動力的出現——這些都要求我們掌握適應多元文化社會和全球村生活的技能”。 學界更為深刻地認識到，跨文化傳播能力的掌握可以幫助人們與不同文化進行比較，改善人們的自我認識，促使人們重新審度自己的文化。跨文化傳播學的研究議題也變得更為多樣，全球化趨勢與本土化的矛盾分析、文化多元與文化霸權已成為探討的焦點之一，現代性、反思性和文化認同危機等問題正在被廣泛關注。一些學者還藉助後殖民主義、文化帝國主義、女性主義、知識話語權力理論等，對跨文化矛盾和衝突的根源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
中國發展
跨文化傳播學在中國
雖然中國知識界對跨文化傳播學的學術邊界還沒有統一的定論，但並沒有妨礙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理論與話語在中國學術和社會實踐中的滲透及其重要的參考價值。當前，中國對外、對內的跨文化傳播實踐日益廣泛深入，中國社會文化迅速發展變遷的現實，更為跨文化傳播學在中國的拓展提供了絕好的“問題場域”與實踐途徑。通過與全球社會的現實和學術實踐同步的努力，建立系統、科學的本土研究範式，回應中國和全球社會的文化變遷與轉型，積累增進有關中國社會、文化的理性認識，必會使這一學科在中國的發展獲得新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