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奴隸制，是以種族形式出現的階級社會。因為奴隸制種植園這一特殊的社區形式要求雙方找到共同的方法來調停他們之間難以調和的階級和種族矛盾，奴隸主和奴隸雙方都接受了父家長溫情主義。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資本奴隸制
- 詞性：詞性
- 形式：種族形式
- 地點：資本主義國家
基本概述,奴隸的權利,奴隸家庭深入研究,史學爭論,主奴關係,
基本概述
美國史學界有關美國奴隸制的辯論始於20 世紀初。當時南方史學家菲利普（Ultrich B. Philips）著的《美國黑人奴隸制》（1918）和《舊南方的生活和勞工》(Life and Labor in the Old South (1929)是南方種族主義觀點的經典表述。他認為，奴隸制是一種父家長溫情主義的（paternalistic）、非盈利的、保持白人至上的制度。 奴隸主是和善的，他們追求的不是利潤。而是一種生活方式。 他認為，"薩姆保"是黑人的種族特性，特徵是“天生順從”、“漫不經心”、“憨直”、“逢迎討好”、“善於模仿”、“偷奸耍滑”和“自得其樂”。 他們很少造反, 即使偶有反抗，也不過是孩子氣的種族懶散和裝病推脫，或是管束不嚴時表現出的犯罪傾向。他聲稱，奴隸制種植園是把黑人從非洲野蠻制度下解放出來，使他們日後得以享受文明生活的預備學校。
二戰後十年間，美國史學家在種族問題上再次取得相對的一致。如果說一戰前美國的專業歷史形成時，在這個問題上的一致是建立在偽科學的種族主義基礎之上，那么二戰後的一致則以科學的反種族主義的客觀真理為後盾。 這種局面的形成有幾方面的原因。 第一，從某種意義上說，二戰是一場討伐種族主義的戰爭。 第二，新一代史學家在史學界開始產生影響。早在30年代，這些人的反種族主義思想就已基本形成。
因此，自40年代後半期起至50年代，“黑人是殘酷的奴隸制的受害者”之說占了上風。他們借用其它社會科學學科的概念和方法重塑美國黑人奴隸史，著重探討的問題有：美國種植園奴隸制殘酷到何種程度？經濟上它是否盈利？其性質是父家長溫情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的？它對奴隸自身的發展、非洲習俗的延續、奴隸的團體意識、日常家庭生活和價值觀念有何影響？
新一代史學家首先對菲利普的觀點進行了全面批判，突出美國種植園奴隸制的殘酷性和它對黑人造成的傷害，“受害說”（victimization）一時成為最流行的觀點。“薩姆保”被解釋為受奴隸制摧殘的、心理變態的和精神不健全的人。斯坦普 (Kenneth B.Stampp )所著《獨特的制度》（The Peculiar Institution）（1955）是系統地批判菲利普的主要著作。作者認為, 美國種植園奴隸制是野蠻的、壓迫性的控制和剝削制度，奴隸是盈利的奴隸制經濟制度的受害者。他們被迫長時間的工作，衣食匱乏，醫療條件差，工作效率低。雖然有物質刺激，但只是奴隸主控制奴隸的一種手段。這個控制系統包括嚴酷的紀律和以奴隸主的皮鞭為象徵的奴隸主權力。種植園決不是所謂的“預備學校”，而是建立在囚犯勞動基礎上的工廠。斯坦普強調了奴隸的反抗性，因為絕大部分奴隸謙卑的外表只是欺騙主人的偽裝。他們進行了經常和有效的反抗，方式包括毀壞工具、 逃跑、裝病缺勤、造反，等等。他以“無關種族說”（race blind）代替了菲利普的“種族決定說”，並且大膽宣稱, 奴隸是正常人，從內心世界來講，黑人只是長著黑皮膚的白人。
埃爾金斯（Stanley M. Elkins）的《奴隸制：美國制度和知識生活中的一個問題》（Slavery: A Problem in American Institutional and Intellectual Life) (1959) 也拒絕了奴隸種植園的慈善說，認為它是一種封閉性的壓迫制度，與拉丁美洲各國的奴隸制比較，它最為殘酷，壓迫性最強。他指出，奴隸主的“絕對權力”對奴隸意味著“絕對依賴”，這種依賴不是用來促進兒童的正常成長，而旨在永遠保持奴隸的“童心”。同時他批評了斯坦普的觀點，認為黑人不可能是白人，因為兩者的經歷截然不同。運用心理分析方法，他得出結論說，納粹集中營製造出嬰兒化的恭順的猶太人，奴隸種植園則鑄就了嬰兒化和溫順的黑人, 形成了“賽姆保”的人格特徵。如“撒謊”、“偷竊”、“逃工”、“裝傻充愣”、“孩子氣”、“順從但不負責”；“忠誠然而懶惰”；“謙卑但是虛偽”。在奴隸制下，奴隸的非洲文化、家庭生活和任何可以抵制奴隸主權力的機構都被剷除了。奴隸從奴隸制這面鏡子中看到的只是自己被扭曲的形象。他們不但把反抗的傳統傳給自己的後代，也留下了破碎的家庭、受損的精神和變態的文化。埃爾金斯的主要貢獻是：黑人奴隸的行為特徵不是“種族劣根性”的表現，而是環境造成的心理傷害的結果。他的理論轉移了研究焦點，使奴隸的“受損心態”（victimized mentality）成為日後爭論的主要問題之一。
奴隸的權利
20 世紀60年代，美國的社會形勢進一步刺激了美國的黑人史研究。在題為《黑人家庭：需採取全國行動的實例》的報告中，茂伊尼翰（Daniel P。Moynihan）通過對美國黑人家庭狀況的調查和歷史統計資料的分析，提出了“病理的混亂”（tangle of pathology）這一概念。他認為奴隸制以及黑人解放後時期南方對黑人的壓迫系統地摧毀了男性黑人的自信，造成了黑人家庭的破碎和黑人文化的混亂。他同意埃爾金斯的觀點，宣稱：正是通過摧毀奴隸制下的黑人家庭，白人統治的美國粉碎了男性黑人的意志。 這份報告連同“受害說”，促進了對美國黑人奴隸制的深入研究。
在這種情況下，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出現了新黑人史，奴隸的“健康、自主、獨立說”占了上風。它是時代的產物，原因包括：第一，美國民權運動的新高漲；第二，史學界成分的變化。50年代以來，大量的猶太人、婦女、黑人史學家進入史學界，他們從全新的歷史視角對史學界傳統的核心價值觀展開批判；第三，從史學理論、方法、對象上講，受英國“新社會史”、新馬克思主義史學和新左派運動的影響，對下層階級加以特別同情和關注，把他們作為歷史活動的主角。
當時，在大學或學院開設了黑人研究專業，取代了“尼格羅人史”。他們普遍批判了斯坦普和埃爾金斯的理論和方法。一部分黑人史學家還具有強烈的分離主義意識，進而倡導黑人民族主義（black nationalism）和“文化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 對“黑人史學家”（black historians）的稱謂，他們認為不應理解為“研究歷史的黑人”，而是“身為黑人、為黑人研究和撰寫歷史的人”。 該領域中的白人史學家也不乏激進之士。譬如，新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吉尼威塞（Eugene D。Genovese）親身投入民權運動，為黑人的權利奮鬥。他們使用新材料，採用新方法，重點研究奴隸如何成功地創立和保持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文化，著重考察了下列問題：奴隸的人格；奴隸的社會生活和社會組織；奴隸文化；奴隸的經歷；奴隸的物質生活環境；奴隸製造成的心理影響；主奴關係中的個人因素；非洲文化遺產的延續及“非洲特性”（Africanity）; 以及美國白人社會對黑人的影響。
通過大量的著述和充分的討論，新一代史學家逐漸達成一個基本共識：奴隸完全有能力突破奴隸主的嚴密控制，建立自己的社會組織。 這些組織和文化氛圍滿足了他們的需要，使他們能夠在殘酷的奴隸制下得以生存，並把他們的反抗傳統傳給後代。其中起關鍵作用的是奴隸的宗教、教會和家庭。在宗教方面，奴隸主推行的基督教強調服從、謙恭和來世解脫。奴隸信奉的基督教則把自己當作上帝的選民，從<聖經>中那些戰勝逆境的人物身上汲取力量，譬如把猶太人引向自由的摩西。總之，宗教是奴隸能夠在奴役中尊嚴地生存下來的工具，是集體抵制和反抗的精神基礎。拉伯陶（Albert Raboteau）認為奴隸的宗教激發了強烈的團體意識，為奴隸培養出領導人和發言人。包爾斯（John Boles）也重視教會的作用， 認為在南方所有的雙種族機構中，教會是最重要的，因為它具有精神釋放和精神勝利的功能。 伽特曼 (Herbert Gutman)認為奴隸文化產生於奴隸自身。斯塔基（Sterling Stuckey）的《奴隸文化：民族主義理論和黑美國的基礎 》把奴隸社團的性質定為非洲民族主義, 而奴隸的宗教是基督教的非洲化。 勒文（Lawrence Levine）在其《黑人文化和黑人意識：從奴隸制到自由階段非洲裔美國人的民間思想》（1977）讚揚了黑人宗教詩中的美感，認為它們豐富的想像和強烈的情感，都是黑人團體意識的有力表現。
奴隸家庭深入研究
很多史學家還對奴隸家庭進行了深入研究。布拉辛格姆（John W. Blassingame）的《奴隸團體》（1972）從19世紀的統計資料中發現，絕大多數奴隸生活在雙親家庭中。伽特曼的《奴隸制和自由制度下的黑人家庭》（1976）向黑人“家庭混亂”和“精神變態”論發起挑戰。他聲辯，數世紀的奴隸制和不公正未能削弱非洲裔美國人傑出的“適應能力”。至少到20世紀20年代，黑人們還在設法保持家庭延續和以雙親為首的血親家庭。 他認為，奴隸的婚姻和家庭是相對穩定和持久的，大多數奴隸是雙親撫養長大的。他還發現，種植園奴隸生活在極其複雜的社會和親緣關係網中。在他們心目中，主人並非是唯一的主宰。相反，他們內部有強烈的彼此認同感。他們給自己孩子的命名，對自己家庭的感情，以及他們的親緣和非親緣關係網，都說明在他們的生活中還有比奴隸主更重要的其他人（“important others”）。但伽特曼忽略了白人權力的真實存在，以及它們對奴隸生理、心理和文化的衝擊，也未能清楚地說明黑人家庭的自主性和保存是否完全獨立於白人的主宰之外。
總之，新黑人史學有幾個主要特點：把黑人奴隸當作心理正常、精神健康的主體；突出奴隸集體的長處, 淡化非個體的弱點；強調奴隸史中的光明面，弱化或根除陰暗面；奴隸的"抵抗"形式更加多樣化，比如“逃跑”、“毀壞主人的財產”、“往主人的湯里吐痰”、“往主人的咖啡里撒尿”等等；強調奴隸團體的自主性，反駁傳統上強調的依附性；突出了黑人奴隸的非洲傳統，“非洲裔美國人”（Afro-Americans）的提法取代了“黑人”（black Americans）的稱謂，蔑稱“尼格羅人”在學術領域中銷聲匿跡。
史學爭論
20 世紀70年代，美國的奴隸制研究領域發生了一場“地震”，震源是奴隸制的計量經濟學研究（cleometrics），震源來自佛格爾 (Robert W. Forgel )和英格曼 (Stanley L. Engerman) 合著的《十字架上的時代》(1974)。他們“提出了對內戰前奴隸制的全新解釋”，即奴隸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盈利的奴隸制下的受益者”，從而“引爆了一個重要的史學爭論”。 作者利用計量經濟學理論和方法對奴隸制種植園經濟進行了研究，得出結論：1）奴隸作為資本是奴隸制的受惠者， 他們的物質待遇總體上是好的； 2）由於奴隸主經營管理有方，以奴隸制為基礎的南方農業既有效率又盈利，甚至比同時的北方自由勞動制度更有效； 3）奴隸主向奴隸灌輸了基督教新教的工作倫理，允許他們自我改善，奴隸勞動力素質很高；4）奴隸未受到摧殘，而是社會化了；5）就生活水平而言，當時南方的人均收入比北方中部州高14%； 6）種植園的剝削率很低。奴隸主本質上是資本家階級，具有追求利潤的衝動，同時又是溫情主義的父家長。為了更有效地經營，他們必須依賴物質獎勵和善待奴隸。據他們統計，奴隸主對奴隸的剝削率不過是10%；7）奴隸為保護自己的家庭，為獲得高於平均水平的生活資料和各種物質獎勵，賣力幹活。 兩位經濟學家認為自己的結論是“客觀發現”，並稱美國傳統的奴隸制研究是過時的和錯誤的。他們的觀點與菲利普的 “盈利”說一致, 但否認奴隸是“薩姆保”, 而是積極工作、心情舒暢的勞動者。
美國非史學界對此書大加讚許。媒體廣泛宣傳他們的發現，稱它為史無前例的學術突破。經濟學家帕塞爾（Peter Passell）歡呼：“弗格爾和英格曼的一擊使整個解釋領域天翻地覆，揭示了脫離科學的歷史研究的弱點”。 美國傳統史學家則對他們的理論和方法口誅筆伐。斯坦普在代表很多史學家的觀點時指出，該書“剝奪了黑人的聲音、動機和人性……用一個從未存在過的有條不紊的理性世界取代了一個雜亂無章的現實世界”。
弗格爾在1989年又發表了《沒有滿意或契約：美國奴隸制的興衰》。該書對<十字架上的時代>只做了某些非實質性的修改，在原則問題上依然固執己見，如奴隸制種植園成功地把奴隸"轉化為內化了的工業工作道德的計時打孔機；“奴隸制種植園是一種”靈活的、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形式，“當時南方的人均收入比北方的增長趨勢要快，若不是內戰，這一趨勢將持續下去，因為"至1890年，世界對棉花的需求是內戰前夕的兩倍多”。 傳統史學家雖然不能徹底否認種植園的盈利性質，但強調該研究的主要缺陷，即它仍然把奴隸種植園作為一個靜止的經濟單位來考察，完全忽略了奴隸與奴隸主之間的關係和奴隸內部的相互關係。
主奴關係
70年代，美國最有影響的奴隸制種植園研究專家是新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吉諾威塞（Eugene Genovese）。 義大利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格拉姆奇（Antonio Gramsci）的理論對他有很大影響。在研究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關係時，格拉姆奇與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有所不同，認為兩者間的矛盾並非絕對的水火不容。他的核心概念是“霸權”（hegemony），指的是統治階級所倡導的社會總方向必須以被統治階級“自發的滿意”為基礎。統治階級不能僅僅依靠強迫，他們必須贏得被統治階級對現存社會秩序的認可。統治階級文化和被統治階級文化之間的分界是可以相互滲透的“薄膜”，而不是不可逾越的鴻溝。
吉尼威塞受這種理論的影響，用“階級”作為核心概念來解釋歷史，認為它能揭示某一特定統治集團如何成功避免階級衝突的作法，而成功的原因可能產生於文化領域。他歸納出美國種植園奴隸制的幾個特徵：首先，它是殘酷的、不公正的和壓迫性的階級統治制度，建立在視人為財產的原則上；其次，奴隸主和奴隸間存在所謂的“父家長溫情主義”（paternalism）的關係。與西半球許多其他地區的奴隸制（殖民地時期的巴西除外）不同的是，美國種植園主生活在自己的地產上，與自己的奴隸建立起私人關係。因此，奴隸與主人之間形成了一種父家長溫情主義、妥協和抵抗幾種形式辨證的、彼此制約的關係；第三，它使一個種族屈服於另一個種族，使基本的社會關係更加錯綜複雜。
吉尼威塞的核心論點是：
內戰前南方不是抽象的種族社會，而是以種族形式出現的階級社會。因為奴隸制種植園這一特殊的社區形式要求雙方找到共同的方法來調停他們之間難以調和的階級和種族矛盾，奴隸主和奴隸雙方都接受了父家長溫情主義。它對共同義務、責任感、甚至權利的堅持，都含蓄地表明奴隸主對奴隸人性、奴隸的自由意志、天分和能力的被迫承認。如果不這樣做，奴隸對共同義務原則的接受便無從談起。對奴隸而言，溫情主義破壞了他們的內部團結。原因在於，在溫情主義支配的關係網中，奴隸的行為只能是防禦性的，目的只是保護個體的奴隸不受侵害和虐待；溫情主義和種族服從的結合使奴隸認同某一特定的奴隸主和團體，減少了奴隸形成階級的可能性；種族主義使黑人作為人的尊嚴感受到傷害，從而強化了他們對白人奴隸主的依賴。
吉尼威塞指出,“父家長溫情主義”並不等同於“慈善”，因為種植園中存在著大量的“殘酷”。 但是“殘酷”也不是種植園的常態，雙方之間的交易才是正常形式。在這個交易中，奴隸主向奴隸提供食宿和醫療，以換取奴隸的勞動。也正是通過這個交易，奴隸主確保了自己的主宰地位、生活方式和奴隸制存在的合法性。他指出，奴隸也利用父家長溫情主義為自己有限的權利進行鬥爭。但是由於溫情主義增強了奴隸對自己特定種植園的歸屬感， 使他們的鬥爭局限於一種“前政治”形態，即把鬥爭矛頭指向某一特定的奴隸主，而不是整個奴隸主階級。這種性質的鬥爭，如破壞工具或挨打後逃遁，使奴隸獲得了喘息的機會和空間，以及暫時的尊嚴感。奴隸的這類行為又反過來強化了奴隸主的父家長溫情主義意識，因為這使他們感到，自己是在與“一群不負責任的孩子”打交道。他強調，奴隸們的“薩姆伯”特徵不過是抵抗和妥協的複雜結合。
吉尼威塞著重探討了基督教在奴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一方面，它成為“奴隸們創造的世界”的中心，為奴隸提供了精神力量，教會則為獨立於白人的黑人領導階層的形成提供了場所。同時，由於基督教把一個更強大的“主”置於奴隸的主人之上，就削弱了人的絕對統治權力賴以存在的道德和思想基礎。但另一方面，基督教也給黑奴們帶來政治上的弱點，因為這表示奴隸們接受了壓迫者的文化霸權。 他指出，由於非洲的思想中缺少“原罪”概念，奴隸的神學確實有其鮮明的特點，但很難說有徹底的自主性，因為基督教本身就是白人文化的一部分，況且某些黑人的確接受了白人的價值觀。
吉尼威塞否認奴隸制種植園的資本主義性質。因為它作為經濟和社會秩序的基礎，在本質上與內戰前的北方截然不同。他認為，美國的歐洲和非洲移民的各自經歷大相逕庭，“歐洲人被納入工業制度，這一制度把他們緩慢地改造為合格的工業工人。非洲人則陷入種植園制度，這一制度有力地強化了傳統的價值觀，還添入腐敗和墮落的因素”。 因此，吉尼威塞指出，雖然美國奴隸制種植園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卻創造出一種獨特的社會關係。奴隸制不只是一種經濟投資，還是特殊的生活方式的基礎。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日益與北方的生活方式分離，形成了以父家長溫情主義為基礎的世襲制社會。溫情主義又是一種意識形態，它把南方的統治被統治階級聯合在履行相互責任和義務的複雜關係中，與北方高度競爭性的個人主義社會截然不同。
美國種植園奴隸制研究經過60年代以來的辯論，取得了很大進展：吉尼威塞的“父家長溫情主義說”產生了巨大影響，成為美國史學界對奴隸制種植園性質的比較權威的解釋；種植園的盈利性質也得到基本認可；奴隸文化的非洲根源、奴隸個人和團體的自主性都成為無可否認的事實。但奴隸的真實人格還未得到最終的澄清。有人對奴隸“積極”、“健康”、“獨立自主”說進行矯正，認為奴隸在奴隸制下畢竟受到了心理傷害。如布朗呼籲：“誰也不能迴避‘傷害‘這個問題。我們不應繼續不厭其煩地詳細論證黑人文化的豐富性，卻對奴隸制對奴隸引起的社會和心理壓力置之不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