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卡討薪

賀卡討薪是農民工以寄卡片的方式向拖欠其工資的單位討薪，以一種自尊且尊重對方的方式捍衛自己的權益。賀卡討薪是理性的，但只有當法律的理性發揮作用時，人情味才能得到回報。因此，農民工的討薪賀卡要達到目的，必須有相關部門對法律的嚴格執行。否則，農民工寄出的賀卡只會像肉包子一樣，扔是扔出去了，但不要幻想它能喚回一些人的良心。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賀卡討薪
• 方式：農民工以寄卡片的方式
• 屬於：一種自尊且尊重對方的方式
• 包括：當法律的理性發揮作用時

簡介

賀卡討薪是農民工以寄卡片的方式向拖欠其工資的單位討薪，以一種自尊且尊重對方的

方式捍衛自己的權益。卡片內容都首先寫上了“討薪”的話，然後沒忘寫上“祝你快樂”等祝福語。賀卡討薪顯得非常理性，非常文明，既有創意，又充滿人性化和人情味，令人耳目一新。賀卡討薪是理性的，但只有當法律的理性發揮作用時，人情味才能得到回報。因此，農民工的討薪賀卡要達到目的，必須有相關部門對法律的嚴格執行。否則，農民工寄出的賀卡只會像肉包子一樣，扔是扔出去了，但不要幻想它能喚回一些人的良心。

賀卡討薪

詞義

詞語：

賀卡討薪

提示性釋義：

農民工以寄卡片的方式向拖欠其工資的單位討薪，以一種自尊且尊重對方的方式捍衛自己的權益。

例句：

賀卡討薪又是一起農民工討薪事件。

以情動人討薪

祝你快樂　但別忘還我血汗錢

在年末的“農民工討薪高峰期”，他們這種“首先表示出自己的禮節”的方式格外引人注目。

現場　賀卡寫上討薪語

30多農民工每人手裡拿著一張賀卡，陸續來到他們事先約定的郵政局門前。他們有人手上的賀卡已經寫上討薪的話，賀卡仍空白的人把賀卡放在郵政局門前的台階上蹲著

開始書寫。“老母親又病了，老婆在鄰居家又借了1000元，讓我早點回去還上。可是我身上連路費都不夠，又不能給老婆說，希望領導收到這張賀卡後還錢吧。我祝你豬年發大財。”富平縣的農民工唐宏耀這樣在賀卡上寫著。這張賀卡是他花了6角錢買來的。和他一樣，所有人的賀卡上的郵編都是“710054”，這是他們從郵政局詢問得知的，收卡人均為陝西省第八建築工程公司。內容都首先寫上了“討薪”的話，然後，他們沒忘了寫上“祝你快樂”等祝福語。1小時後，這一張張滿載著期待的賀卡被慎重地投入郵筒。

領工資的農民

緣由　兒寄賀卡給靈感

除了唐宏耀等少數人外，這30餘人絕大部分是四川人，均是木工。2006年春節後，他們來到西安閻良區一處工地開始工作，直到兩個月前完工。“工作期間，每個月都是只發約200元的生活費，沒發工資，但是大家都想著等工作完成就會給。”來自四川南江的符仕波說，兩個月以來，他們幾次找工程的項目經理要錢無果。這些人被拖欠的工資由幾千元到一萬多元不等，加起來有30多萬。

在大家都不知道如何要回工資的時候，符仕波5歲的兒子給他寄來了一張賀卡，要爸爸回家的時候給他買個玩具。符仕波當過3年兵，以前在廣州一家汽車公司做過4年的車間主管，兒子的賀卡給了他靈感：“去年在銀川打工沒要到工資，我們就把路堵了，結果被民警教育，知道違法了。我就想給八建的人發一張賀卡，估計會有一些效果。”符仕波把這個想法跟工友們一說，大家都同意了。

賀卡討薪--溫情討薪

背後　討薪新招頻出應警惕

“雖然這種討薪方式效果尚難預計，但不失為一種富有人情味的方式，挺有創意。”陝西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宣傳中心主任趙潤錄說，農民工討要拖欠工資，維護自己合法權益，應得到社會各界支持。討薪首先應該選擇通過勞動行政部門和法院，這是解決拖欠工資比較有效的途徑。

對於這種新穎“討薪”方式，因這種方式沒盲目採用威脅等手段，許多市民表示贊同。但也有人認為，農民工用各種自己“創造”的方式來吸引社會關注，卻繞開合法合理的渠道，這種越來越多的現象本身就說明，正常討薪要么成本太高，要么渠道不暢，從而失去部分農民工的信任，這一現象值得警惕。

以理服人討薪

帶工頭老爸　找民警調解

他們為西安“城市之星酒店”搞裝修，經調解，工頭雖支付部分欠薪但仍強扣近900元

忙碌了一年，春節臨近，四名湖北農民工卻因工錢被欠，有家遲遲不能回。屢次討薪未果，農民工一怒之下，將工頭的父親送到了派出所，找民警評理。昨日上午，在媒體監督和警方協調下，工頭支付了部分欠薪。但出人意料的是，工頭仍強扣工錢近900元，並以此要挾農民工保證媒體不曝光，否則“余錢有權不給”。

屢次討薪討來欠條

2006年12月初，在西安打工多年的湖北農民工李保靜四人經人介紹，接到給小北門附近的“城市之星酒店”搞裝修的木工活，領工的江蘇人姓許。中途，許某離開工地回家，並說錢由江蘇的另一個工頭張先國支付。

李保靜說，他們找張先國，張讓他們留下並說錢由他付。乾到今年1月10日，李要回老家，張稱乾到1月14日晚再說，後來乾脆說沒錢。好說歹說之後，張給他們四人各打一張欠條，寫明1月15日先付每人一千元，餘額17日付清。1月15日，李保靜四人接到張電話，於下午2時到工地領錢。隨之未果，雙方發生激烈爭執，險些動手。李保靜說，後來，張先國答應先給一些錢，李保靜四人每人領到700元後，離開了工地。

1月17日上午，李保靜等人按約定再次到工地拿錢，但被另一名工地負責人王某阻攔，王某說“不幹活的人不許進工地”。李保靜四人氣憤至極，卻沒有辦法。這時，他們看到張先國的父親買菜回來。

李保靜說：“張先國父親有60多歲，我們就讓他一起到派出所給評個理。我們到派出所一說情況，派出所讓找市勞動局，打電話到勞動局，工作人員解釋說‘是個人經濟糾紛，只能找法院’。”

扣下近900元要挾農民工

父親被帶到青年路派出所不久，工頭張先國和負責人陳某等人先後趕來。工地負責人陳某稱：“他們是綁架。就算不是綁架，也是非法拘禁，工地上有好多人看到了。”負責調解的民警稱：“不存在‘綁架’一說，也沒多大糾紛，讓雙方協商解決”。

經過反覆協商，昨日下午李保靜四人拿到了2000元工錢，但仍有近900元未拿到。李保靜說，在拿錢之前，工頭等人讓他們寫了一個保證書，被要求保證不讓媒體曝光。如媒體曝光，餘款工頭有權不給。

溫情討薪

農民工工資被拖欠現象引起了上下的普遍關注，各級政府都為之出台了相關政策和制度，來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確實也取得了相應的成效。但，農民工年末討薪行為還是屢屢發生，說明政府職能部門的監管力度還不夠，農民工權益保護制度的執行還不盡如人意。既然如此，在年終歲尾，農民工的“討薪賀卡”就是一種警惕和提醒。而且，在與資方的博弈中，農民工處於絕對的弱勢，向有關部門求助，由公權力出面協助討薪，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當然，從本質上說，這是農民工無奈之下吸引社會關注的“討薪秀”，並非真是寄希望於“賀卡討薪”。但，即便是作秀，“賀卡”卻為什麼不寄給政府職能部門呢？如此引發的社會關注和公共援助不是更多更大嗎？顯然，“討薪賀卡”應該寄給誰卻沒有寄給誰——由此折射出一個問題：合理合法的討薪渠道，要么成本太高，要么渠道不暢，逐漸失去了農民工的信任。這是值得警惕的“苗頭”。

討薪藝術

賀卡討薪、錦旗討薪，均可以定性為“溫情討薪”。積極地看，都是“以情動人、以理服人、守法維權”，顯示了農民工素質和創造力。但消極方面不容忽視，理性過度，近乎乞求，儘管也算是諷刺，但此舉卻是“欠錢是大爺”的民工版，是黑色幽默。 在“溫情討薪”之前是“過激討薪”。跳樓、罷工、綁架、堵路、女工脫衣

等等。這些不理性的行為確實解決了不少實際問題，但也帶來諸多悲劇，其不利穩定的成分越來越明顯。有的地方曾以“惡意討薪”定性，公眾對“討薪秀”似乎越來越淡漠。在輿論與執法等多重作用下，不同程度地減弱了過激討薪的勢頭。儘管主流看法依然是同情，但同情中有了更多理智的判斷。“討薪藝術”越來越高明，但均是處於“量變”，因為，無論什麼模式，個體或群體討薪，農民工都處於弱勢；依法維權或依法討薪渠道不暢通、不完善；農民工與輿論無形中形成了“討薪同盟”；而且，最好的結局是如數發了薪水，拖欠者幾乎沒有付出什麼代價。可以說，這些方面的“互動”，是討薪“經久不衰”的內因。

賀卡討薪--母子討薪

怎樣才是“質變”呢？是農民工理直氣壯、方便快捷地討薪，因為一旦法規健全，企業老闆就不敢也不願欠薪，輿論則側重於討薪之前之後的“圍追堵截”。如此，農民工就會把“創造力”移到其他方面，比如建設都市文明。法制或執法前進一小步，農民工討薪模式前進一大步。

討薪創意

中國自古便有“勤勞致富”的文化傳統，正是懷著這種憧憬，自改革開放以來，越來越多的農民湧進城市。不幸的是，就在許多農民工夜以繼日為一座座城市的拔地而起貢獻自己的血汗時，生活卻給他們開了個天大的玩笑———就在他們盼望美夢成真時，“勤勞致富”卻在一夜之間裂變成兩個殘酷的現實：一方面，在程式上，他們無一例外地“勤勞”，不辭辛苦；另一方面，在結果上，他們奔波在討薪的路上，嘗不到“致富”的滋味。 參與“賀卡討薪”的農民在賀卡上這樣寫道：“老母親又病了，老婆在鄰居家又借了1000元，讓我早點回去還上。可是我身上連路費都不夠，又不能給老婆說，希望領導收到這張賀卡後還錢吧。我祝你豬年發大財。”“賀卡討薪”從何而來？創意來自一個叫符仕波的農民。他收到兒子寄來賀卡，要求他買個玩具帶回家。受此啟發，符仕波便想到了用賀卡討薪。儘管透著人情的溫暖，但是我們從中同樣讀出許多無奈。這是一個令人回味的細節。顯然，對於這些農民來說，付出勞動獲得薪水是他們的基本權利，不必像小孩央求父母那樣的唯唯諾諾、戰戰兢兢。

面對“賀卡討薪”，陝西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宣傳中心負責人現身說法，指出農民工討薪首先應該選擇通過勞動行政部門和法院，這是解決拖欠工資比較有效的途徑。這種“教育”並非沒有道理。然而，問題在於，經過這么多年“討薪文化”的薰陶後，難道農民工不知道應該尋找公權力的支持。

顯而易見，農民工並非願意低聲下氣、溫情脈脈地討要自己的勞動所得。當法律的威儀沒有得到伸張，我們仍舊停留於指責或教育農民工不知道通過公權部門維權，對於這些農民工來說，同樣意味著不公。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指責或教育的濫用更意味著我們可能陷入一種不義，即通過指責民眾“無知”來掩蓋法律或公權“無力”的尷尬局面。每個人都有驅利避害的本能，每個人都會運用自己的理性，如果法律能夠讓伸張正義更加簡便有效，農民工自然會通過法律來尋求解決。

事實上，面對每年大面積的欠薪行為的發生，我們在這裡討論農民工以何種方式討薪，如何通過法律維權，同樣有著自己深刻的悖論。顯然，當下最需要解決的是如何藉助法律使欠薪行為不再發生，而不是在欠薪發生之後研究如何去討薪。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假如一個地方常年有人縱火，最重要的自然是將縱火者繩之以法，而不是從政府到民眾各顧各地推銷自己的滅火產品。

賀卡討薪”事件

又是一起農民工討薪事件。這一回，雖然沒有扯出橫幅聚眾堵路，沒有爬上高塔以死相逼，但在彬彬有禮的背後，透露的依然還是那份辛酸無奈。30多萬元被拖欠的工資，兩個多月徒勞的追討，30多位盼著回家過年的農民工們，一個個把希望和祝福寫在賀卡上，寄給討薪對象——陝西省第八建築工程公司的領導。 陝西富平縣的農民工唐宏耀這樣在賀卡上寫道：“老母親又病了，老婆在鄰居家又借了1000元，讓我早點回去還上。可是我身上連路費都不夠，又不能跟老婆說，希望領導收到這張賀卡後還錢吧。我祝你豬年發大財。”（《中國青年報》1月24日）字數不多，也無文采，但確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滿紙辛酸，萬般無奈，大概稍有些惻隱之心的領導，都不能無動於衷吧？但也說不定，這年頭還就是有些人信奉“動什麼不能動感情”的處世信條，對錢特別親，對窮人的心特別狠，想感動他們就好像牽駱駝過針眼一樣難。

其實，“賀卡討薪”，也並非民工們想與時俱進，時髦一把，而實屬無奈之舉。他們也曾寄希望於法律，可是成本高昂，程式複雜，曠日持久，即便打贏了官司又碰上執行難，也未必能拿到錢。他們更希望和欠薪的公司領導面談提出要求，可是那警衛森嚴的辦公大樓他能進去嗎？即便僥倖進了辦公樓，那警惕而勢利的秘書、辦公室主任能讓他見到領導嗎？再退一步說，即使有幸見到了領導，“日理萬機”的領導能耐心聽他訴說嗎，還不三言兩語就把他打發走了。

兩個多月里，民工們什麼辦法都想過了，什麼招都用過了，實在是走投無路了，民工們才想到了“賀卡討薪”的辦法。不要以為他們下這個決心是容易的，一張賀卡一兩元錢，對於一個早已囊中羞澀的民工來說，可能就等於三四個饅頭，等於一天的一伙食費，而且還擔心這被寄予巨大希望的賀卡會不會寄到欠薪公司領導手中，人家會不會看。就像契珂夫筆下那個可憐的孤兒萬卡寫給爺爺的，寄予滿腔希望的、卻既沒貼郵票也沒寫地址的、注定收不到的信。

喜劇大師卓別林曾形象地講到喜劇與悲劇的區別：寒冬臘月，從樓上扔下一塊冰，掉在珠光寶氣的貴婦人頭上是喜劇，掉在凍得發抖的乞丐的脖子上就是悲劇。同樣道理，豬年將到，滿天飛的、寫滿“萬事如意”拜年話的賀卡，是喜劇；而欠薪民工用賀卡討要辛苦一年工錢的，就是活生生的悲劇。

隨著賀卡的滿世界飛舞，辭舊迎新的氣氛已開始慢慢變濃了。據說豬年是個很吉祥的年頭，將心比心，那些欠薪公司的老闆、領導，也別光顧著自己家“肥豬拱門”，能不能也發發“慈悲”，想想辦法，早日發還欠薪，讓欠薪民工也能回家團圓，多少享受一點豬年的吉祥氣氛？

討薪賀卡是輕飄飄的，而我們的心卻是沉甸甸的。

苦中作樂

徹底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已喊了幾年時間，有關部門也曾制訂了解決問題的具體時間表，雖然我們不否認拖欠狀況有了較大改善，但要說徹底，恐怕還任重道遠。擁有1.5億人以上農民工的就業市場，從業人員供大於求，加之缺乏必要的社會信用約束和失信懲戒機制，工資拖欠現象斷不會在幾年時間內，如同想像的那樣閃電般“徹底解決”。這是我們必須認識的。

另一方面，現行法規的監管乏力，已經造成“拖欠有理、拖欠有利”的不良風氣。而近幾年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方面的工作，給人印象突出的是具體解決了一些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事件，但在完善和強化約束懲戒機制上，仍然乏善可陳。在這樣的語境下，“拖欠有理、拖欠有利”的風氣當然談不上根本扭轉，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也就談不上根本解決，農民工為了討薪而跳樓、自殘、被毆等屢有所聞，以至於農民工討薪早已成為並仍然是辛酸的話題。

賀卡討薪

所以有“賀卡討薪”這樣的新鮮“創意”，不是他們有太多的閒情逸緻，更不是他們有過剩的“靈感”， “賀卡討薪”只不過苦中作樂而已。多少人親歷、親見、親聞了艱難的討薪歷程，多少次被勞動部門和法院皮球一樣踢來踢去，多少回被欠薪的老闆怒目而視……曾有法律專家指出，農民工討薪需支付三倍的成本。於是，心中縱有千悲萬苦，生活的理性也使得他們不得不正視現實。家中的兒子寄來了賀卡，於是這偶爾的“靈感”生髮了“賀卡討薪”——有棗沒棗，先打上一桿子，權當自娛自樂！。

農民工這自娛自樂的“一桿子”，還能指望打下多少“棗”來嗎？農民工這苦中作樂的“一桿子”，打在監管乏力的身上，更打在我們的心上！

討薪直評

討薪賀卡會不會成“肉包子”

農民工以“討薪賀卡”的方式討自己的血汗錢，豈止是“有創意”，而且還非常“有理性”。農民工不再“極端討薪”了，實在是可喜可賀啊。只是，如果沒有真正有力的機

制保障他們的利益，這種“創意”只會是對欠薪現象和討薪無力的一種嘲諷，而他們那一張張“富有人情味”的討薪賀卡，也難免成為一個個“肉包子”，盪不起半點漣漪。在農民工討薪問題上，目前，我們的社會已經失去了許多是非觀念。在是非非常明確的欠薪事件中，欠薪者可以冷血地面對農民工的無助，甚至毆打討薪者；相關部門居然也硬不起來，雖然法律有著明確的規定。

賀卡討薪

欠薪無異於搶劫，可相關部門的“足球”也踢得有水平。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逼著農民工產生討薪的“創意”———上高樓、上高架橋、自殘等。不過，相關部門說了，這些方式是極端的、違法的，要受到法律的追究，果然，也追究了一些“自殺討薪”者的責任。但是，這不像是解決問題的措施，反而有點像給欠薪者撐腰。欠薪現象不見減少，跳樓討薪也繼續增多。看來，追究跳樓者的法律責任並不能威懾住“前跳後繼”者，而問題的關鍵，就出在相關部門對欠薪現象的無力乃至無能上。

“討薪賀卡”是理性的，但只有當法律的理性發揮出作用時，“人情味”才能得到回報。因此，農民工的“討薪賀卡”要達到目的，必須有相關部門對法律的嚴格執行。事實上，“討薪賀卡”本身只能起一個提醒的作用，真正為農民工討薪的，不是這張“賀卡”，而是背後有效的法律運行機制。如果法律運行機制不暢，農民工寄出的賀卡，只能像肉包子一樣，扔是扔出去了，但不要幻想它能喚醒一些人的良心。

溫情討薪不如重罪清欠

不妨看看每年的清欠狀況，或是政府成立專門機構，負責清欠，發現一起，解決一起；或是憑藉記者報導和社會關注，憑藉媒體效應和領導人的關注得到解決；或是被逼無奈，農民工爬上塔吊、樓頂，用極端方式達到維權目的。這些做法仍然不能喚醒不良企業和不法老闆的良心發現，他們在既得利益中和法律、政府、社會進行各種頑固的對抗。社會巨大壓力還不能喚醒本真，弱勢民工有氣無力的“溫情賀卡”能得到多少討薪效果呢？在厚顏無恥面前，彬彬有禮反倒成為了一種軟弱無力，縱容了繼續違規的不良動機。

“溫情討薪”不如“重罪清欠”。想到了香港關於討薪的做法。

據新華社報導，香港特區政府勞工處去年共審結違例欠薪個案1043起，被定罪785起，有兩名公司董事及1名僱主因違例欠薪被判監禁，1名僱主被判罰款11.4萬港元。在建築業僱主違例欠薪方面，去年因欠薪當事人被定罪的傳票共有261張，較2005年增加85%。正是這種司法“重罰”、檢控和定罪等，構成了對違規者風雨不透的司法重罰網路。 《香港僱傭條例》明確規定，從2006年3月30日起，香港企業僱主如不按時履行支付工資及僱傭契約責任，完成年終到期需要支付的款項，最高罰則已提高至罰款35萬港元及監禁三年的刑罰。有了這種司法監控和“法治高壓線”，並且能得到不折不扣的認真執行，誰還敢輕易違規呢？

“溫情感化”不如提升處罰成本，加重刑罰代價。勞動法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常凱認為，“在中國，對惡意欠薪者太溫柔了，欠薪者可以不承擔任何風險、堂而皇之地再接其他工程，照樣發財”。全國總工會法規一處處長關彬楓也表示，“現在大量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癥結在於違法成本太低”。他認為，既然我們用民法、勞動法及行政手段仍不能有效遏制這類醜惡的社會現象，就應該考慮用刑法來調整。(1月7日《工人日報》 )

雖然內地法制環境不同於香港，但欠薪違規情況卻是大同小異的。正如專家所言，“建議修訂《刑法》 ，設立‘拖欠勞動報酬罪’並制定相應司法解釋，以制約惡意欠薪者”，將拖欠工資當作違反《刑法》的惡劣情節，當作擾亂經濟秩序的罪魁禍首，給予嚴肅司法處罰。我想上述“溫情討薪”也就根本不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