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梁元帝讀書》是由王夫之編譯,江陵陷,元帝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或問之,答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未有不惡其不悔不仁而歸咎於讀書者,曰:“書何負於帝哉?”此非知讀書者之言也。帝之自取滅亡,非讀書之故,而抑未嘗非讀書之故也。取帝之所撰著而觀之,搜尋駢麗,攢集影跡,以夸博記者,非破萬卷而不能。於其時也,君父懸命於逆賊,宗社垂絲於割裂;而晨覽夕披,疲役於此,義不能振,機不能乘,則與六博投瓊(1)、耽酒漁色也,又何以異哉?夫人心一有所倚,則聖賢之訓典,足以錮志氣於尋行數墨之中,得纖曲而忘大義,迷影跡而失微言,且為大惑之資也,況百家小道,取青妃白(2)之區區者乎。
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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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原文
嗚呼!豈徒元帝之不仁,而讀書止以導淫哉?宋末胡元之世,名為儒者,與聞格物之正訓,而不念格之也將以何為。數《五經》、《語》、《孟》文字之多少而總記之,辨章句合離呼應之形聲而比擬之,飽食終日,以役役於無益之較訂,而發為文章,侈筋脈排偶以為工,於身心何與耶?於倫物(3)何與耶?於政教何與耶?自以為密而傲人之疏,自以為專而傲人之散,自以為勤而傲人之惰。若此者,非色取不疑之不仁(4)。好行小慧之不知(5)哉?其窮也,以教而錮人之子弟;其達也,以執而誤人之國家;則亦與元帝之兵臨城下而講《老子》(6),黃潛善之虜騎渡江而參圓悟者奚別哉(7)?抑與蕭寶卷、陳叔寶之酣歌恆舞,白刃垂頭而不覺者(8),又奚別哉?故程子斥謝上蔡之玩物喪志(9),有所玩者,未有不喪者也。梁元、隋煬、陳後主、宋徽宗皆讀書者也(10),宋末胡元之小儒亦讀書者也,其迷均也。
或曰:“讀先聖先儒之書,非雕蟲之比,固不失為君子也。”夫先聖先儒之書,豈浮屠氏之言,書寫讀誦而有功德者乎?讀其書,察其跡,析其字句,遂自命為君子,無怪乎為良知之說者起而斥之也。乃為良知之說,迷於其所謂良知,以刻畫而仿佛者,其害尤烈也。
夫讀書將以何為哉?辨其大義,以立修己治人之體也;察其微言,以善精義入神之用也。乃善讀者有得於心而正之以書者鮮矣,下此而如太子弘之讀《春秋》(11)而不忍卒讀者鮮矣,下此而如穆姜(12)之於《易》,能自反而知愧者鮮矣。不規其大,不研其精,不審其時,且有如漢儒之以《公羊》廢大倫(13),王莽之以譏二名待匈奴(14),王安石以國服賦青苗者,經且為蠹(15)。而史尤勿論已。讀漢高之誅韓、彭而亂萌消(16),則殺親賢者益其忮毒;讀光武之易太子而國本定,則喪元良者啟其偏私(17);讀張良之辟穀以全身,則爐火彼家之術進(18);讀丙吉之殺人而不問(19),則怠荒廢事之陋成。無高明之量以持其大體,無斟酌之權以審於獨知,則讀書萬卷,止以導迷,顧不如不學無術者之尚全其朴也。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20)。”志定而學乃益,未聞無志而以學為志者也。以學而游移其志,異端邪說,流俗之傳聞,淫曼之小慧,大以蝕其心思,而小以荒其日月,元帝所為至死而不悟者也。惡得不歸咎於萬卷之涉獵乎?儒者之徒,而效其卑陋,可勿警哉?
作品注釋
(1)六博:古代博戲名。共十二棋,六黑六白,兩人相博,每人六棋,故名。投瓊:即擲骰子。
(2)取青妃(pèi配)白:即“妃青儷白”,比喻賣弄文字技巧。
(3)倫物:人倫物理。
(5)好行小慧:《論語·衛靈公》:“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行小慧,喜歡賣弄小聰明。不知:同“不智”。
(6)元帝之兵臨城下而講《老子》:《梁書·元帝紀》:“(554年,即承聖三年)九月辛卯,世祖(即元帝)於龍光殿述《老子》義,尚書左僕射王褒為執經。乙巳,魏遣其柱國萬紐于謹率大眾來寇。冬十月丙寅,魏軍至於襄陽,蕭詧率眾會之。丁卯停講,內外戒嚴。”
(7)“黃潛善”句:黃潛善,宋高宗南渡時宰相。虜騎渡江而參圓悟,《宋史·黃潛善傳》:“鄆、濮相繼陷沒,宿、泗屢警,右丞許景衡以扈衛單弱,請帝避其鋒,潛善以為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浮屠,佛教徒。克勤,北宋末南宋初僧人,1127年(高宗建炎元年)住持金山寺,適高宗於十月至揚州,賜號圓悟禪師,1135年(紹興五年)逝世。見《五燈會元》卷十九《昭覺克勤禪師》條。
(8)“抑與”二句:蕭寶卷,即南朝齊東昏侯,荒淫無度,梁兵圍困京城時,他仍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當夜還未睡熟,為部下所殺。陳叔寶,即陳後主。在位時廣修宮室,君臣酣飲,通宵達旦,常常以此取樂。他寵幸貴妃張麗華。隋兵臨江的時候,仍然奏樂縱酒,作詩不輟。後來與貴妃逃於井中,被俘虜。
(9)程子斥謝上蔡玩物喪志:程子,即程顥,字伯淳,學者稱明道先生,北宋理學家。謝上蔡,即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今屬河南)人,程門弟子,學者稱上蔡先生。《宋元學案》卷十四《明道學案下》:“《程氏遺書》曰:良佐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之,謂曰‘玩物喪志’。”
(10)“梁元”句:梁元,梁元帝蕭繹,嗜好讀書,藏書十四萬卷,隋煬,即隋煬帝楊廣。《資治通鑑》卷一八下:“帝好讀書著述。……初,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秘書臨柳顧言等銓次,除其復重猥雜,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修文殿;又寫五十副本,簡為三品,分置西京、東都、宮省官府。其正書,皆裝翦華淨,寶軸錦褾。於觀文殿前為書室十四間……帝幸書室,戶扉及廚扉皆自啟。”陳後主:陳叔寶。魏徵稱“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艷麗者以為曲詞,被以新聲”。宋徽宗,趙佶,不僅工書善畫,而且通曉音樂,能寫詞。
(11)太子弘之讀《春秋》:《新唐書·三宗諸子傳》:“孝敬皇帝弘,顯慶元年立為皇太子。受《春秋左氏》於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喟而廢卷曰:‘聖人垂訓,何書此耶?’瑜曰:‘孔子作《春秋》,善惡必書,褒善以勸,貶惡以誡,故商臣之罪,雖千載猶不得滅。’弘曰:‘然所不忍聞,願讀他書。’”太子弘是唐高宗的兒子,為武后所生,675年(上元二年)從幸合壁宮,被毒死,年二十四,謚為孝敬皇帝。
(12)穆姜:春秋時魯宣公夫人,魯成公之母。穆姜和叔孫僑如私通,想驅逐魯國執政季文子、孟獻子而占其家財,又想廢掉成公而立其庶弟。成公死後,兒子魯襄公即位,將其遷於東宮。曾命卜史占卦,得《艮》中的《隨》卦,有出走的卦象,卜史勸她趕緊逃走,可以免去災禍。但她認為:“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後來死於東宮。見《左傳·襄公九年》。
(13)漢儒之以公羊廢大倫:《後漢書·光武帝紀》:“(41年,即建武十七年)廢皇后郭氏為中山太后,立貴人陰氏為皇后。(42年,即建武十八年)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疆,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疆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劉莊即是後來的漢明帝。所謂“《春秋》之義,立子以貴”,說見於《公羊傳》。《公羊傳·隱公元年》:“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恆(魯恆公)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漢光武帝將原來的皇太子劉疆降為藩王,而立劉莊為皇太子,這是由於他的母親貴為皇后的緣故,即依循《公羊傳》中“立子以貴”的含義。大倫,《孟子·滕文公上》:“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又《論語·微子》:“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大倫”即是“人倫”。
(14)王莽之以譏二名待匈奴:《漢書·匈奴傳》:“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兩個字的名),因使使者以諷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悅。”《公羊傳·定公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地名,同“鄆”)。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這是這篇文章中“譏二名”的出處。譏,遣責,非議。
(15)“王安石以國服”二句:《周禮·地官司徒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國服,原為一地區所出產品之意。王安石用此經文推行青苗法。《宋史·王安石傳》:“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入斂。”蘇轍《再論青苗狀》所說“熙寧(註:熙寧是宋神宗的年號,指1068—1077)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用事,首建青苗之法,其實放債取利,而妄引《周官泉府》之言,以文飾其事”,即指此事。經且為蠹:意思是以上漢儒、王莽、王安石妄用經義,猶如蠹魚蛀蝕經文。
(17)“讀光武”二句:指漢光武帝廢太子劉疆,另立劉莊為太子事。元良,《禮記·文王世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後因以元良為太子的代稱。
(18)“讀張良”二句:“張良辟穀以全身”的事情記載於《史記·留侯世家》:“留侯曰:‘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辟穀,不食五穀;及行道引之術,指古人以為可以長生的方法。爐火,指道家燒丹鍊汞之術。彼家,儒家指佛、道為彼家。
(19)丙吉之殺人而不問:《漢書·丙吉傳》:“吉又嘗出,逢清道,群斗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斗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
(20)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出自《論語·為政》。
作品譯文
梁武帝承聖三年,江陵淪陷,元帝燒毀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有人問他,為什麼要燒毀圖書,他回答說:“我讀書萬卷,還落得如今這個下場,所以要燒毀圖書。”沒有人不憎恨元帝不悔改政治上的錯誤和對人民的無道,卻將罪責歸咎於讀書的。人們說:“書籍有什麼對不起你元帝呢?”但這不是懂得讀書的人所說的言論。元帝自取滅亡,固然不是因為讀書的緣故,但也未嘗不是因為讀書所導致的。拿元帝所撰寫的文章來看,無非不是收集一些華麗的史料典故,以排比對偶的句子,用來誇耀自己博文強記,認為自己如果不是讀破萬卷書,就不會有今日的成就。在當時,武帝(蕭衍)被叛賊挾持,國家面臨東西分裂,滅亡的危機,而元帝早晚苦讀,樂此不疲,精力消耗,正義不能伸張,有時機不能把握,那和沉迷於賭博,喝酒,美色,又有什麼不一樣呢?人心一有沉迷依賴,那么聖賢的訓典經書,就足以禁錮志氣,只在咬文嚼字字裡行間的文字上下功夫,得到只是一些文字的精巧而忘記了其中的要義,被文章典故迷惑而丟掉了微言大義。而且成了“基本原則錯亂”的藉口,況且把儒家學說以外的各家學說,就像青色白色相配的繪畫小技巧,賣弄文字技巧,這又怎么值得一說呢? 唉!難道只有元帝的不仁,而讀書真會導致放蕩荒淫嗎?宋朝末年元朝蒙古少數民族的統治的時代,號稱有學問的讀書人,親自推究“格物”(探究事物原理)的大道理,卻不想這種窮究將有什麼用處,計算著《五經》、《論語》、《孟子》總共有多少字句,在經書章句之間的文字結構、前呼後應、文字意義上去比附揣摩,整日吃飽沒事幹的,只辛辛苦苦作一些無益的文字校勘訂正,而所寫的文章,精工於結構排偶,對身心有何益處呢?對人倫事理有何用呢?對政治教化有什麼好處呢?在別人面前自以為精密而驕傲,而認為別人疏陋;在別人面前自以為專一精確,而而認為別人散漫;在別人面前自以為勤勞,而認為別人懶惰,像這樣不是外貌仁慈而實無德行,喜歡賣弄小聰明而並無智慧嗎?,這樣的人不得志時,以這樣的方法教人,則會禁錮限制他人子弟智慧的發展,這樣的人得志做官時,以這樣的理念執政,則誤了別人的國家,這和元帝敵兵已攻到城下了還講《老子》,黃潛善敵人已渡江還參禪聽高僧說法有什麼差別呢?又和蕭寶卷,陳叔寶亡國了還曰曰笙歌夜夜醇酒,刀子架在脖子上還不知道有什麼差別呢?所以程子斥責謝上蔡沉溺於無關道理的事物,玩物喪志。有所沉溺,沒有不喪失志氣的,梁元帝、隋煬、陳後王、宋徽宗都是讀書人,宋朝末年元朝的國小者也是讀書人,他們的沉溺迷惑都是一樣的。
有人說:“讀先聖先儒的書,不是雕蟲小技可以相比的,實在不失為君子。”先聖先儒的書籍,豈是像佛教的言論,只要每天書寫誦讀就會有功德的嗎?讀先賢先儒的書,考察他們的事跡,分析他們的字句,於是自命為君子,也難怪從事“致良知”之說的學者,會群起而斥責了。然而致力於“致良知”的學說,卻沉迷於所謂良知,將抽象的良知描繪得彷佛若有其事,以致於使人捨本逐末,所造成的弊端更為嚴重。
那么應該怎么讀書呢?領會書的精神實質,以確立修己治人的本體;觀察隱微精義的言論,以達到善於精通事理,達到融會貫通,運用自如的境界,而將獲取的知識經驗付諸實踐中。讀書有了心得而將自己的言行用書中的道理檢驗糾正的很少。而有心得,比這次一等的,如太子李弘讀《春秋》、《左傳》上記載臣弒君而不忍心讀下去的很少,比這次一等的後,如穆姜命卜史占卦,能自我反省而知道慚愧的人也很少了。不抓住書中的重點,不研究書的精華,不審察它是否合乎時宜,而且像漢儒曲解《公羊傳》而廢皇后,太子;王莽曲解古書之義,譏刺匈奴的復名,王安石以國家貸款推行青苗法,都造成弊害,史論就更不用說了。讀了漢高祖誅殺韓信、彭越以清除叛亂根源,那么要殺害親近賢能的人就會更加狠毒;讀了光武帝廢除太子以安定國家,那么想要廢除太子的會得到啟示而產生私心;讀了張良從赤松子學道以避禍,那么煉丹這些道教的法術也會超的見識來掌握書本的大旨,沒有取捨的標準獨立思考加以明辨事理,而提出獨特的見解,那么讀書萬卷,只是導致更迷茫,倒不如不如不學無術的人還保持他的純樸。 所以孔子曰:“我十五歲立志求學。”決定求知的目的,學問才能精進,沒有聽說過無目的而單單為學習而學習的。心無定局,隨著所學到的東西而隨時改變自己的志向,異端邪說,學說,流俗的傳說,放蕩輕浮散漫的小聰明,嚴重的會腐蝕人心,小則浪費時間,是元帝的所作所為至死都不覺悟的原因啊!怎么能不歸罪於涉獵了萬卷的書籍呢?一般的學者,卻效法其卑陋淺薄,怎么可以不加以警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