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蘇之渤
- 國籍:中國
- 出生日期:1949-05-26
- 身高:169cm
- 體重:90公斤
- 性別:男
人物簡介,運動經歷,工作簡歷,重要成績,蘇之渤亞運會中國第一金,
人物簡介
項目:射擊
註冊單位:國家體育總局射擊射箭運動管理中心
職位:飛碟隊領隊
運動經歷
工作簡歷
1969――1973在河南開封聯合收割機廠當工人
1977――1992年當選為河南省政協委員,在此期間當選全國青聯委員、河南省青聯副主席。
1984――1986年在鄭州大學政治系幹部專修班學習
1997――1998年在國家體育總局射擊射箭運動管理中心射擊部任副處長(正處級)
1986――1997年在河南省陸上運動學校擔任副校長、書記。在省體委八運辦任副主任。在省體委服務公司任副主任、書記。(1986年副處級,1988年提升為正處級)
1998——2000:國家體育總局射擊射箭運動管理中心任國家射擊隊領隊2001——2004:國家體育總局射擊射箭運動管理中心科研部主任
重要成績
1966年參加了在高棉舉辦的亞洲新興力量運動會,獲得銅牌。1974年參加了在伊朗舉辦的第七屆亞運會,成為中國參加綜合性運動會男子自選手槍慢射第一枚個人金牌獲得者,在這屆亞運會上個人共獲得3塊金牌,一塊銅牌。
1982 年參加了在印度舉辦的第九屆亞運會,因右臂拉傷僅獲得了三枚銀牌。
1980年兼任河南省手槍慢射教練,培養的運動員李金豹等獲得了世界冠軍和兩屆全運會冠軍。
蘇之渤亞運會中國第一金
1973年初的一個早上,河南開封聯合收割機廠工人蘇之渤6點半就起了床,操場上靜悄悄、黑漆漆的,同宿舍的室友還在熟睡,他活動了活動手腳,開始了自從年初北京的一個朋友告訴他中國很可能參加1974年亞運會以來就重新養成的習慣:先跑一個3000米,恢復體能,然後再做伏地挺身和引體向上,增加力量。等鍛鍊完之後,他像往常一樣,上班,吃飯,下班。晚上回到宿舍,他開始舉著一把手槍練瞄準,一舉一個多小時。這把槍是他自己拿鐵皮和鋼管焊結而成的,他在工廠做的是鈑金工人。此前1965年,蘇之渤入選國家射擊隊。1966年,當他參加完第一屆亞洲新興力量運動會從高棉回國時,全國已經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中。體育界也未能倖免,1968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布關於軍管國家體委的命令,賀龍、榮高棠等國家體委領導被劃分為反革命修正主義派而受到批判,整個體育系統陷入混亂。隨後,射擊隊解散,刀槍入庫,蘇之渤回到了河南,搞了一年“鬥批改”之後,1969年7月,他被分到了開封聯合收割機廠。
1973年3月,蘇之渤被重新招入國家射擊集訓隊,備戰1974年亞運會,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參加亞運會。在1954年第二屆亞運會開幕前,台灣加入了亞洲運動會聯合會。為了維護“一個中國”的原則,中華全國體育總會斷絕了與亞運會聯合會的聯繫,沒有參加第二屆亞運會。1973年11月16日,台灣被取消會員國資格,中國恢復了在亞運會聯合會的合法席位。各個項目的國家隊也開始了新中國首次亞運之旅的備戰工作,當時射擊隊的訓練條件很艱苦,蘇之渤訓練時使用的是“文革”之前北京射擊廠製造的手槍,槍膛磨損嚴重,口徑較大,精度較差。剛開始時,蘇之渤一直打得不理想,總是徘徊在9環左右,10環是一種奢望,後來他的教練把槍架在老虎鉗上,校正了一下,情況有所好轉。另外,當時的手槍打不了彈徑比較小的進口彈,只有“文革”前國產的三角彈,這對射擊精度產生了一定的不利影響。除了場內條件的限制,1973年底開始的“批林批孔”運動也對訓練產生了不必要的干擾。當時,體育界的幹部、教練員和運動員被迫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搞“政治學習”和“大批判”,蘇之渤和其他運動員只能在夾縫中繼續他們的體育任務。
1974年9月1日晚上,蘇之渤躺在伊朗德黑蘭運動員公寓的床上,想起明天的比賽,心裡就不踏實,他反反覆覆地想動作,怎樣才能打好每一槍。他翻了個身,想每一槍按標準來做,一槍槍過關,60發子彈打完,自己的任務就完成了。再翻一個身,想如果沒打好,就停一停,不能急。想了一會兒,他迷迷糊糊睡著了,睡了一會兒,心裡不踏實,又醒了過來。就這樣折騰了一晚上以後,他走上了射擊場。這是第7屆亞運會男子手槍慢射比賽的決賽,中東地區氣溫很高,空氣也很乾燥,蘇之渤不住的出汗,但衣服馬上就被蒸乾,這樣的結果是,他打幾槍就得去喝點水,補充丟失的水分。他的表現還算從容,前一晚的多慮並沒有給他造成不利的影響,提前5分鐘打完了全部60發子彈後,他四處轉了轉,看看別的選手的情況。這時,場上只剩日本選手大畑政修沒有打完,蘇之渤看了一下對手的成績,心裡盤算著,自己打了552環,如果對手發揮正常的話,金牌很有可能落入日本隊手中。結果,大畑政修最後幾環發揮欠佳,連續打出5環、6環的低分,總成績為550環。蘇之渤獲得了此次亞運會的第一枚金牌,也是中國隊的第一枚亞運金牌,但他當時並不知道這一點,中午吃完飯回到宿舍,往常都會睡一會兒的蘇之渤高興地失眠了。下午去頒獎時,他才從隊里領導了解到自己這枚金牌的重量。多年以後,蘇之渤說起當年的這枚冠軍,還是很平淡,“當時我對這第一塊金牌沒有什麼概念,以及它對後面的影響也想不到,沒有想過它的意義。”
比賽結束後蘇之渤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道,“我們取得的一點成績是黨的培養和同志們幫助的結果。感謝伊朗政府和人民為運動員提供很好的生活和訓練條件。”看來,這句純樸的話是對當時中國體育的最好注釋。“文革”初期的混亂使我國體育陷入了低谷,國際交流基本中斷。1971年桌球外交之後,我國體育開始復甦,代表團出國訪問和比賽,主要充當政府之間的友好使臣,政治意義大於比賽本身。蘇之渤說起當年的參賽的目的,“很單純,就是本著毛主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想為國家爭取榮譽。”當時,作為中央主管體育工作的領導,鄧小平對伊朗德黑蘭亞運會非常重視,希望中國代表團既能獲得好成績,又能鞏固與友好國家的友誼。對於和友好國家比賽的原則,代表團領導顧忌頗多,時任中國體育代表團團長趙正洪在參加亞運會前特地請示鄧小平:“伊朗對中國參賽幫助很大,如果兩隊決賽碰到一起怎么辦?”鄧小平同志說:“口袋裡餘下兩塊金幣,應該可以拿一塊還債啊。”結果,中國和伊朗隊在水球決賽中相遇。伊朗對水球的金牌非常重視,兩隊打得難分難解,但中國隊把握好了尺度,最後以8∶9的比分惜敗,失去了金牌,贏得了友誼。在那個秉承“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年代,這樣的結果皆大歡喜。
在本屆亞運會隨後的比賽中,蘇之渤又獲得了兩金一銅,載譽回國的他僅僅收到了一張國家體委頒發的獎狀,但身處哪個年代的他卻非常滿足,他覺得自己不負重託,完成了祖國交給他的任務,“我們那個年代的人受的教育都是為國爭光,也沒有什麼獎金掛帥那些,當時沒有其他個人利益的考慮。”
第一次參加亞運會,中國隊共獲得了33塊金牌、46塊銀牌和27塊銅牌,列獎牌榜第三位,贏得了其他國家的尊敬和讚嘆。除此之外,中國還在足球、羽毛球、體操、射擊等8個亞洲單項體育組織中取代了台灣的位置,並加入了其他幾個體育組織,體育外交獲得了重大勝利。1978年,中國隊在第二屆亞運會上以51金排名獎牌榜第二,給當時的亞洲霸主日本隊敲響了警鐘。蘇之渤在亞運會上再獲兩金,回國後,他收到了300塊錢的獎金。
1982年,印度新德里亞運會,中國隊超越日本隊,從此成為亞洲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