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1957年被選為中華醫學會廣州分會醫史學會主任。1958年受聘為中央醫學科學研究委員會委員。平日研究所得,已出版的有《脈診在臨床運用上之經驗》,《中國薑片蟲的文獻溯源》,《<黎庇留醫案>評述》等中醫著作,及發表於《廣東中醫》月刊和國內各中醫雜誌,文稿為數甚多,遠近稱美。
蕭熙先生本來是在江西開業好好的,但是因為被一個病人的
月經問題問倒,遂辭去了工作,赴廣東尋訪名醫,此後能見到相關資料有《<黎庇留醫案>評述》中有關先生的對醫案的闡述,何紹奇評價說:“如果說,《黎庇留經方醫案》與滬上曹穎甫先生的《
經方實驗錄》可謂同時代人的比肩之作,那么蕭熙先生的功績就同當年的姜佐景君相伯仲了。”何紹奇先生對於蕭熙遠赴廣東之事也有相關描述:“曾有一位名為蕭熙的醫師,他是江西人,在當地頗有名望,病人很多。有一天,一位女士來求診,蕭醫師在診脈完畢後,問這位女士月事是否已至?這位女病人聽了此話後,面露不悅之色,並說:“你這位醫師,連把脈都不能夠判斷我月經的情況,看來你的醫術也不過如此而已。”說完後即忿然離去。蕭醫師聽了此話以後,頗為內疚。遂辭去了工作,赴廣東尋訪名醫,希望能潛心學習脈學,後來果然學有所成,憑脈診就能洞悉許多人的疾病,並得了“神脈蕭熙”的稱號。”
人物著作
脈診學的寶藏
一、關於脈學應有的認識
祖國醫學的寶庫,無論是在哪一個部門,都值得我們去發掘。拿脈學來說,這裡面也蘊有著無盡的豐富的寶藏。脈學的文獻資料,有必要進行深入地學習,特別是應該而且需要向老年中醫前輩們學習活的經驗。
脈學的祖師除內經外,便是扁鵲。也就是太史公所講的:“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後來倉公傳黃帝扁鵲之脈書,脈學在世界醫學中成為一門獨特的學問。倉公是起了承先啟後的作用的。倉公在脈學上做了很多工夫,倉公說:淳于意診齊王太后病,一看脈,便說是風癉客於胞。因為他切脈發現太陰之口,現出濕然風氣的脈形,於是他參照脈法所提示的:“沉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主在腎。”而出現的這種近似的而實際有所不同的脈象,是脈大而躁。大是膀胱氣,躁是裡面熱,因此患者尿赤,因此知道他的風熱客於胞的病情,從而能夠斷定他的生死了。脈學在史上已有明文記載。而我國脈學流傳到了張仲景,那已經更進一步。仲景的傷寒金匱,凡是論病,幾乎要先講脈。而傷寒論區別傷寒與中風的,主要還是根據脈象。晉人王叔和脈經,是論脈學的專書。宋人許叔微的本事方,完全依據脈象斷定用藥。古來許多大醫生,沒有不是曾經在脈診上做過功夫的。脈書很多,不暇列舉。同時脈學也不是一種“一蹴即就”的學問,所謂“脈候幽微,苦其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這是形容脈學並非只憑淺嘗就可以成功,必須深入體會才能逐步掌握其精神與實質的。以倉公為例,倉公說:“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當然一個人所能知道和掌握的,究竟是有限的。今天我們發掘祖國醫學的脈學遺產,通過集體研究,或把個人的點滴心得和經驗,交流匯合起來,所謂集腋成裘,成效必然是可觀的。
脈學的內容,雖然說是很深奧但如果掌握了學習的方法和虛心地去鑽研,也可以說是易學易懂的。徐洄溪說得好:“夫證之不齊,莫可端倪而盡,欲以三指洞其機,則戞戞乎難之矣。語云:‘胸中了了,指下難明’,此深心體悉,不肯自欺之言。然脈雖變化無定,而陰陽表里寒熱虛實之應於指下者,又自有確乎不易之理。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耳”。所謂“鬼神將通之”是指的深而且透的體會。所以徐氏在這篇脈論的尾端水“況有象可求,學者精勤,則熟能生巧,三指多回春之德矣”。隨後又說:“夫脈理淵微,須心領神會,未可以言求”。這都是他在講脈學之中的“審象論”里的說話。可見真的對脈學有造詣的,不但是胸中了了,指下也應該是了了的。
二、看脈知病
因此,由於指下能夠了了,那么脈診也就成為一種辨識病證的規尺了。許多病症,一經切脈,往往不必通過病人的自訴,而病人所有的苦楚,醫者是不待煩言而解的;然而這必是“學者精勤,熟能生巧”,才能夠達到這樣的境域。先舉一些看脈知病的例子:
我在江西看見三位老中醫前輩,能夠一看脈便知道是什麼病證,他不用人家講,便知道十九了。一位是九江的蔣以莊老先生,生平看病,很少需要人講;民眾的威信很高。在抗日戰爭期間,逃難到大後方,當地有位名醫聽見病家不斷反映,說他看脈知病,覺得很懷疑,認為這不過是一種“開業術”,曾兩次叫自己的染病的親戚去他那裡就診,試試他的脈診本領。結果,病情症候都是未經自訴而被一一寫在方箋的脈案上。這位名醫於是備辦了禮物親自去拜候他,老先生也賫禮回看,成了學術上的朋友。另一位是南昌的姚國美先生,也常是不必要病人自己述說症候,而療效卻很高。有的老先生連起因和病的傳變,都能給你全部說出,恍如他親眼所見。我所見到的這幾位老先生,都已經死了。十餘年來,民眾們還傳說著他們的神奇的技術。我來到廣東,也遇見過幾位這樣的老中醫。記得在1955年的時候,我和蕉嶺的一位徐老先生會診,他也不待病人講病,而能敘述患者的症候如數家珍。我和他往診各種各樣的病例,他所指述的,大致都很準確。某地有一位黃老先生,看脈的經驗非常豐富。由於這樣,他倒不喜歡別人說病。據說,他比上述的蔣老先生的脈理還要深奧。黃老先生遇有病人對他說:“醫生,我頭痛目花”等,他便不高興。今天我不是提倡這種作風,而是想通過這些我所曾耳聞目見的生動的事例,來旁證祖國醫學的脈診學方面,它所存在的的精蘊是完全肯定的。西醫張公讓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說過:有一次他和一位老中醫同乘火車,途中隔鄰車廂有乘客患病,找醫生往診,於是張先生和那位老中醫同去看他。那位老中醫把脈一摸,即說:“你這是喉嚨痛”。張先生大為奇怪,因此在文章里說:“中醫的脈學確實是值得研究的”。據說張先生是五代祖傳的中醫,同時是協和醫學院肄業,中山大學醫科畢業的西醫。從這許多事實證明,所謂把脈知病,絕不是什麼臆測屢中,玄妙無稽的。凡是對脈診有研究的人,他們的言之鑿鑿的脈法,極大可能是說得出,做得到,兌得現的。有關體現在脈診的事例的一些奇蹟,若非親身歷驗,似亦難怪其不易置信。
三、憑脈用藥
對脈學能夠掌握它運用它的好處,不只是在於會把脈知病。其更大的作用乃在於憑脈用藥。而依憑脈來用藥的效果也比較照症候用藥要快速和可靠的多。同時,那些顧慮偏寒偏熱,太消太補的問題,也無非庸人自擾,是十分多餘的。有是證用是藥,這不過僅是關於臨床診療規律的一般說法;很早的年代,仲景指出了平脈辨證的重要性。就因為外表見證,常不可憑。為什麼呢?原來外證常常是似是而非,甚至有外表的見證,與內部實際的病變的情況,恰恰相反。惟有依靠平脈辨證,才易於抓住問題的實質。許裔宗說:“古之名手,惟是別脈;脈既精別,然後識病……今人不能別脈,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病,不亦疏乎”?所以憑脈治病的道理,主要是由是那一種病,在脈上見於那一部分,就可以知道它的“所苦”在於那一髒那一腑,那真是所謂洞垣一方,盡見五臟癥結了。這樣,再根據經絡臟腑而選方用藥,其取效也應該是會事半功倍的。已故精於脈理的王老先生曾說過:“前人給我們指示著:善調尺者,不待於寸,善調脈者,不待於色。能參合行之,可以為上工。可見四診之中,切脈頗為重要。脈診學如果搞得好的話,那任何疾病的真相和根由,都莫能逃於三個指頭之下。如果這樣,而治病不見效的,是不會有的事。這是為什麼呢?就因為病有千變,脈終不變,或者病的外形雖然相同,而病的內情則往往全然不同。所以根據那一個脈位的虛實,用補用瀉,則應無往不利。現以溫病為例:比方說:學習了吳又可、王孟英的皮毛,一見溫病發熱,竟一股腦兒概用銀花、菊花、連翹、豆卷、梔子、菖蒲等,這樣的對症用藥(其實這裡所舉的是對病用藥),往往不做不生效力,而且有時是會愈治癒壞的。其實吳王治溫病,何嘗是這樣簡單的呢?喻嘉言曾經舉過一個例子,他說:冬不藏精,而感受寒邪所形成的溫病,看見身熱脈沉緊,身重嗜臥等症,應該知道它是風溫。而照喻氏的主張,則必須處用麻黃附子細辛湯,以溫經散邪。那么推尋喻氏的說法,如果不是以脈象占重要的診斷部分,那如何敢用這類辛溫的藥劑?從這裡,也可知道趙養葵每每有用大劑六味地黃湯治溫病的緣故了。台山用附桂八味丸方治療乙型腦炎的變例,脈診的根據也應該是重要的一環。中醫學院的一位老師用乾薑附子治療一例流感高熱,那人口乾、舌苔乾黃而厚服了一包藥,第二天身熱除盡,舌苔退了,口也潤了這不是根據脈診用藥而取效的最顯著的例子嗎?
據脈用藥,不僅僅是那樣像脈沉緊等什麼什麼之類,脈學的內容不是那樣簡單的,它是非常複雜的高度的科學。同時,它也能夠是用之而非常有效的。據脈用藥所體現的規律,往往是不在平常一般的規矩方圓之內的格套。那意思是:依憑脈診所用的方藥,表面上看起來,似乎處方中的藥味完全與症狀不相干,或者甚至是相反的。比如說:汗出不止用麻黃(不是用麻黃根),喉痛咽乾用桂枝幹姜等,這樣的症候在服用這些方劑之後,效可立奏:汗出不止的,即獲止,喉痛咽乾的,也不乾不痛了。假如不是據脈來用藥的話,我看誰也不敢這樣做的。而能夠這樣去做的,就一定是掌握了據脈用藥。臨床上,脈理能夠辨析入微,則其處方用藥,便能超乎象外,得其環中。也正所謂是“不在鼓上打,卻下下打著鼓上”。這裡再舉一個例子:明代醫學宗匠周慎齋先生的高足陳嘉璴先生,他曾啟示著:在他多年的摸索體驗中,深深的認識和領悟到脈學的重要性。他自從掌握了這把鑰匙,便能夠隨手和放手用藥,而效驗特著。他對於“自己一生的秘訣,不敢自私,和盤托出,舉以示人”,敘述了兩條例證:⑴他說有一個瘧疾病人,尺脈數而無倫,汗出不止,他診斷是陰分將絕,於是給予黃柏知母,一劑藥就好了。⑵有痢疾病人,吃了很多消導分利的藥,和升提的方劑,用過許多方法。等到延請陳嘉璴先生去看時,已奄奄一息。陳先生切到肝脈緊實,知道是因動怒而起的病,便開了三錢牡丹皮給他,病就好了。他提出問題說:“如果不從活法去診療,請問從哪裡看到過用黃柏知母去治瘧疾並且能夠治好它呢?又誰曾看見過用牡丹皮治療垂危的痢疾和治好它的事呢”?
四、關於脈學的反對論者
在前人的書籍裡面,也有人持反對的論調來非難脈學。這個問題應該如何來看待它呢?我看:唯脈學論者給予他以一些適當的批判,是合乎“情理之常”的。但是對於無視和蔑視脈學的讕言,則應有所區別。一些對脈學在診斷上的重要地位持一棍子打死態度的,這樣的人大約有兩種:一種是文字之醫,經驗少,只曉得做文獻資料整理和編輯的工作。一種是不肯去細心體會,這種人在脈上摸來摸去,一輩子摸不到什麼東西。由於他個人摸不著,便說“切而知之”或據脈論症和據脈議藥是靠不住的,甚至反口詆之為江湖術。這種人除一般的幾個顯而易見的脈象外,根本不承認什麼叫脈學。他的毛病主要是既不虛心研索,又未曾得到師傅口授,以致摸不著竅門。因而在治理奇難大症方面,往往把捉不定,或竟望望然而去之。龍君由先生說:“學醫者,每多藥性不熟,脈理不精。果能心如明鏡,洞悉某藥與某病相稱,某脈與某症相應,則治病自不難矣”。可見“心必精脈”,是和熟悉藥性同樣重要的。
好幾位老先生和在座的幾位前輩,對任應秋先生的脈學研究十講有意見,關於脈學方面的見仁見智,當然很難強人所同。但把祖國醫學的精華部分之一的脈診,全盤否定;認為看脈知病是醫生像煞有介事的故弄玄虛,屬於欺人之談,從而對於醫生在臨床上聚精會神診脈的工作態度,加以歪曲的誇張和醜化,這一點對所著十講一書的價值是十分叫人惋惜的。任先生是我的後期同學,淵博精勤,也可能在脈學上有他的真知灼見,“則非余之所敢知”。這裡,純然是就學術方面來談脈診,對事不對人。很希望通過今天“脈診在臨床上的運用經驗交流座談會”和我會脈學小組的階段工作小結,把脈學的實用價值的大概輪廓部分的肯定下來。因為不了解脈學內容的精蘊的人並非罕見,像(1月23日)有人在廣州日報文化公園上發表“中醫是否全靠切脈診病”一文,說是“但事實上在過去確曾有一些借醫行騙的人,故意以‘憑脈斷症’為名,來顯示自己的本領,欺騙民眾”。把中醫脈診的神髓和某些個別人的醫療作風混為一談,因而根本推翻了“憑脈斷症”,這是值得深入檢查的。洄溯在前人的書中,也間或有對脈診之學,根據某種角度的看法而提出非議的,但如果仔細的去翻閱他們的著作,就很可發現一些這樣的情況:那便是隨著臨床經驗的增多,而其對脈學也就愈來愈有體會,從而在醫論醫案的敘述中關於描寫三部九候的脈象方面也就更加詳細。然而過去要做到這一步是必需配合一定的條件和走著許多彎路的,那就是既要有極多的臨床病例供診療研究,又須有良師益友從旁講授指點,還得要自己肯去虛心學習和深入體會;才能像剝繭抽蕉那樣,漸有所得。脈學在過去所以被視為深奧的東西,就因為在那樣的年代裡,不可能有集體研究的這種良好條件的緣故。
五、我怎樣開始重視脈學
我自己年青時也和那些“取消主義”論者對脈學的輕薄態度一樣,我早年拜過李和鈴老師學習過脈法,後來進了學堂,由於對脈學沒有臨床上的體會,於是在以為自己很“科學”的那種愚妄無知的狀況下,也不能例外的誣衊那些在臨床上講脈學的是“江湖”。後來上了幾歲年紀,病看得多,比較有了一些經驗,才逐漸認識到脈學是高級診斷學的一種。也由此覺悟到自己對脈學的一些錯誤看法完全是沒有根據的。我由於在臨床上碰過不少釘子,和多次受到民眾的教育,這樣促使我不能不注意脈學。記得在抗日戰爭期間,我禾楊醫生會診他叔父的痰火病,病勢有增無減,後由楊越秋老醫師診治,一劑即平。有一例眼科病,很久不愈,楊老先生診斷是肺熱不宣,用重劑麻杏石甘湯而大為見效;這些,都是從脈診上尋取到診療的準繩。我還記得有一次一位女教師我來處門診,“婦人尤必問經期”,我問她:“月經有未來過”?你說她的回答是怎樣的?她說:“我月經來了你都不知道?你還看什麼脈?我在湖南看病就沒有用我講過”。她一氣便走了。這件事給我的印象很深。我從此再也不敢因“門庭如市”而以響牌名醫自居,深切的感到我對脈診只是學習了一點皮毛的皮毛,根本還談不上什麼入門哩。多年來我總是想:1.某地的醫生未必都如那位女教師所說的“看脈知病”?但老醫生一經切脈即知所患或抓住其重點,則實有其事。2.“憑脈知病”並不等於排除四診合參,也不是要想藉此顯示本領,而是說能夠切脈而洞見病源,豈不很好?因此,我認為研究脈診的目的和意義是:1.看脈知症,2.即使不能一按脈即知所患所苦是哪些症候,也可以憑脈斷病——這是指憑脈而獲知內臟相互間的盛衰情況。其實看脈知症的最高和最終目的就是在此。3.據脈用藥——因為這比憑症狀用藥要精確和細緻得多。我自從有了這個初步的認識,便不再把看脈當作虛應故事了。我想起了龍繪堂在他晚年的著作里說的話,他說他早期行醫時,缺乏經驗,“每當用藥之時,雖按症以診脈,實不知脈理之為何?不過望風捕影,以乞靈於藥王而已”。龍氏後來和“醫國名手”晏廷予相交,才懂得了脈理的訣竅。所以他在學醫真詮里說:“學了藥性學脈理,學了脈理方有用;某經是真虛,某經是真實……看得到時脈分明,任憑病來如明鏡;有了明鏡有把柄,一下筆時便入聖。不靠湯頭歌,不任人家命,病端雖夾雜,病脈總清淨”。因此,我改變了以前對待脈診的態度,認真的在脈上做功夫,體會逐日有進展。正如王雨三先生說的那樣:“除了先學28脈的形象以外,還要學習各種兼脈。不僅知道浮脈是代表外邪,還要知道浮濡、浮數、浮革、浮芤、浮虛等脈。不僅要知道沉為在里,而且要知道寒邪深入少陰,脈必沉緊,要用麻黃附子細辛湯。因之,那它就不單純標誌的是里;還有濕熱內阻,脈必沉遲,而於是也就不能輕率的使用濕藥。同時在兼脈之外,還要知道部位;部位不同,病理病機各異,而用藥也就大不相同了。”
六、脈學座談的形式
脈診在臨床套用上的經驗交流,希望老前輩們根據多年的體會和心得,有多少談多少,不拘形式,像談家常那樣,油鹽醬醋,一點一滴都好。汕頭老中醫林維鏞先生和我談到脈學,他說:“我幾談幾種”。像右關脈芤弱,表征胃實質的缺損,是消化性潰瘍病。像脈氣不規則,為腹瘤形成之徵。像紫斑病而現浮芤之脈,其預後必然不良等。這些我都已寫進嶺南醫話裡面。這樣,各人所談的即使很少,大家匯合起來,便可以蔚為壯觀。相信老前輩們的脈學經驗是一時談不盡說不完的。關於何種脈,一按即知為何種病,或者什麼病,服了許多藥都無效,後來根據其脈象所見,投藥一兩劑即獲起死回生。或者有些病非常危險沉重,但因為脈象所標示的,而斷定它無關緊要。或者病勢雖輕,卻出現了某種脈征,因而斷定其不能度過冬至等,這些經驗都是十分寶貴的。這裡所說的,並不是說診病只要專講脈便什麼都可以不管,不是唯脈學論,而是說在討論脈學的時候,則必須以脈診在臨床診斷上有其重要的意義為重點突出。因此這裡並不等於是在排除脈診以外的其它診法,或破壞四診合參的統一性。但是,說脈診是診法中的上乘功夫,也並非全然沒有理由的。經驗證明,脈診和色診,兩者同樣居於等量齊觀的地位。內經不是有著“能合色脈,可以萬全”的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