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1、韓國前總統
金大中於2009年8月18日因病去世,終年85歲。金大中致力於
朝鮮半島南北和解,並於2000年獲得
諾貝爾和平獎。這樣一位重量級政治家的去世,無疑將對韓國國內政治及朝鮮半島南北關係發展帶來一定的影響。
2009年8月19日,已故韓國前總統金大中的生前助手、韓國反對黨民主黨議員
朴智元透露,朝鮮方面當天向金大中和平中心致信,根據朝鮮最高領導人
金正日的指示,朝鮮將派專人攜帶金正日敬獻的花圈前往韓國,對金大中因病去世表示哀悼。韓國總統府當天表示,韓方沒有理由反對朝鮮來弔唁。據介紹,朝鮮弔唁團將由5人組成,計畫在韓國逗留兩天。朝方還表示將尊重金大中家屬和韓方意見後再確定訪韓日程。
朝鮮半島局勢觀察人士認為,“葬禮外交”或將為朝韓關係緩和提供又一契機。如果朝方弔唁團成行,這將是近九年來,朝鮮方面再次向韓國派出弔唁團。2001年3月,前
現代集團會長
鄭周永逝世後,朝鮮派出前亞太和平委員會副委員長兼統戰部副部長宋虎景率領的弔唁團。
2、1982年11月10日,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猝然去世。在中蘇兩國斷絕人員往來十幾年的情況下,鄧小平當機立斷派時任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的黃華作為特使參加其葬禮。這個大舉動在國際上引起廣泛關注,被稱為“鄧小平對蘇共新領導人發動的一次‘葬禮外交’”。其後繼任的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逝世後,中國政府又分別派人參加二人的葬禮,則被世人稱為第二次、第三次“葬禮外交”。
第一次“葬禮外交”使中蘇關係的堅冰得以打破,後兩次“葬禮外交”則是其延伸。接二連三的“葬禮外交”使雙方接觸、交流的級別與水平不斷得到提升,到1984年和1985年,中蘇兩國的第一副總理實現了間隔20多年的互訪。
朝韓關係
歷史
1945年日本投降,以北緯38度線為界,分別由蘇聯和美國軍隊接收。在美蘇的各自支持下於1948年8月成立大韓民國,1948年9月成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1950年6月25日
韓戰爆發。朝鮮人民軍起初一路勝利,將南韓軍壓制到釜山一帶,於是美國決心介入,派兵
在仁川登入,朝鮮人民軍面臨被美韓軍隊攔腰斬斷之勢,被迫撤退。並被美軍一路壓制到鴨綠江一帶。戰火燒到
鴨綠江邊,嚴重威脅東北邊疆的安寧,這使得成立才一年有餘的新中國也被迫介入.10月19日
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開始抗美援朝。10月25日,志願軍首戰殲滅南韓六師。經過反覆的拉鋸戰以後,雙方最終決定1953年7月27日以臨時分界線(三八線)為界,中朝聯軍同美國主導下的聯合國軍簽定停戰協定,並由聯合國指派永久中立國瑞士及瑞典駐軍於共同警備區域,以監察兩國在邊境的軍事行動。1958年10月26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全部撤離朝鮮半島,而美國至今仍有軍隊駐紮在韓國。
近代
自2009年8月份以來,雖說韓朝間摩擦時有發生,但有利於兩國關係發展的積極因素占了主導地位,這些積極因素包括朝鮮釋放被扣韓國現代集團員工、
金正日接見現代集會長
玄貞恩(女)、現代集團和朝鮮亞太和平委員會就重開金剛山旅遊等一攬子經濟合作項目達成一致,以及李明博在8月15日光復節講話中首次表示願意與朝鮮進行對話。朝鮮在特赦美國女記者,重開金剛山旅遊,表現出非常積極的態度。基於這樣的背景,再加上金大中始終堅持對朝友好,不由得讓人猜測,他的離去會不會成為朝韓關係恢復的契機?
而在韓國方面,韓國紅十字會19日透露,計畫在兩天內向朝鮮
紅十字會提議舉行會談,討論關於現代集團和朝鮮亞太和平委員會達成協定的“中秋節舉行南北離散家屬團聚活動”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金燦榮指出,朝韓關係的發展,主要還是得看現任政府。因為金大中雖然是知名度高,但始終早已卸任,影響力有限。而且,朝鮮方面對金、盧二人相對比較認可,可能使李明博政府不滿。因此,朝韓關係未來走向如何,還是的看現任政府的戰略。
促成原因
被韓國輿論稱為“民主鬥士”的金大中在執政期間,最讓世人牢記的政績就算是“陽光政策”的提出和實行了。金大中的對朝和解政策,推動了南北關係的改善和半島局勢的緩和。2000年6月15日,金大中親赴平壤與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舉行首腦會晤,實現了南北分裂50年後首次南北峰會,雙方發表了具有歷史意義的“
北南共同宣言”,金大中也因此榮獲諾貝爾和平獎。
在金大中執政的5年期間,朝鮮半島南北關係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改善和發展,雙方不僅加強了往來和交流,而且在經濟合作上也邁出了堅實的步伐。正是由於“陽光政策”的實施,2000年朝韓離散家屬團聚時的感人場面、2000年悉尼奧運會開幕式上朝韓兩國運動員共同入場的動人畫面,才能永遠定格在歷史的長卷中。
重要意義
時下(2009年8月21日)韓朝兩國都對金大中一生致力於南北和解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金正日在唁電中說,金大中雖然逝世了,但是“他為實現民族和解和統一事業所做出的貢獻將與民族一起永世長存”。
李明博說,金大中在韓國民主化進程和韓朝和解方面做出的貢獻和努力將永遠被韓國人民牢記,希望金大中南北統一的意願能通過韓朝間的和解進程最終得到實現。
而韓國政府於2009年8月19日決定將為金大中舉行
國葬,這是韓國自建國後首次為前總統舉行國葬,這也是主要考慮到金大中生前業績和南北統一大局。因此,如果韓朝兩國能借金大中的葬禮打開緩和雙方關係的大門,也算是為金大中一生致力於南北和解事業劃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專家觀點
中山大學韓國研究所副所長魏志江副教授:指出“葬禮外交”有望成為繼金正日先後會見美國前總統
柯林頓、韓國現代集團會長玄貞恩以來,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緩和的又一契機。金大中2000年6月作為韓國總統訪問平壤,與金正日會晤,簽署歷史性的《北南共同宣言》,開闢朝韓和解合作的新時代,雙方關係一度出現大幅度緩和,金大中由此被看作朝韓關係和解的象徵性人物。
此次金正日的舉動是對他與金大中簽署的《北南共同宣言》的肯定以及對民族統一事業的肯定。同時這一舉措也表明金正日希望韓國現任總統李明博能夠繼承和發揚金大中的《6・15韓朝共同宣言》的精神。值得關注的是,朝鮮方面也似乎有意藉助金大中的“葬禮外交”,進一步緩和朝鮮半島局勢。朝鮮政府派出弔唁團將創造一種對話氛圍,很可能減輕國際社會對朝鮮的壓力。
中國相關
1982年11月10日,
前蘇聯最高領導人
勃列日涅夫猝然去世。中國派時任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
黃華作為“特使”參加其葬禮。在中蘇間人員往來斷絕了十七八年的情況下,這個“大舉動”在國際上立即引起了廣泛關注,被稱為“
鄧小平對蘇共新領導發動的一次‘葬禮外交’”。另外,在安德羅波夫上任後不久,就一反勃列日涅夫關於“發達社會主義”的拔高性提法,把蘇聯的發展階段只定位在“發達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上。
這位新任總書記也許預感到來日已不多,便大刀闊斧地對內、對外推行“新政”。令人惋惜的是,安德羅波夫“出師未捷身先死”,於1984年2月9日病逝於
莫斯科,“在位”只有一年零三個多月時間。接任的契爾年科一年後也疾終於“位”上。中國政府又分別派出領導人參加二人的葬禮。對此,有人稱為第二次、第三次對蘇“葬禮外交”。
第一次對蘇“葬禮外交”使中蘇關係的“堅冰”得以打破。而後面兩次“葬禮外交”則是其延伸。接二連三的“葬禮外交”,使雙方接觸、交流的級別與水平不斷得到提升。1984年、1985年,中蘇兩國第一副總理實現了間隔了20多年的互訪。
對“絕唱”的回應
新中國一成立,出於對國際形勢和國內需要的考量,實行向蘇聯“一邊倒”的對外政策。蘇聯也因內政外交上的需要,給了中國多方面的支持和援助。中蘇兩黨、兩國經歷了一個將近10年的友好合作時期。但是,1958年接連發生的“長波電台”、“聯合艦隊”、“炮打金門”等事件,使得中蘇兩黨之間出現了裂痕。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中蘇關係開始惡化。到了1969年春夏,在中蘇邊界珍寶島等地區發生了大規模武裝衝突,雙方的傷亡都很慘重。從1965年到1982年,在10多年時間內,中蘇之間人員的來往全部中斷,雙邊的業務交往只限於一丁點兒貿易和每周各自開一班飛機和一趟列車,兩國關係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對此,有人評稱:“在中蘇關係的‘黑隧道’里,既見不到光點,也看不到盡頭。”
中蘇之間這種嚴重的對立與對抗,在相當大程度上損害了雙方各自的根本利益。從根本上扭轉這種反常局面,使兩國關係重新回到睦鄰友好合作的軌道上來,這是中蘇人民的迫切願望,也是兩個偉大鄰國關係發展之必然。值得慶幸的是,鄧小平復出後,推行強國富民、緩和世界局勢、與各國友好合作的政策。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致力於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特別是周邊環境,把全黨全國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些重大決策為中國調整對外戰略,包括緩和對蘇關係提供了扎紮實實的依據。與此同時,蘇聯方面也開始調整對外戰略,逐步緩和對華關係。
當時在位的蘇聯最高領導人是勃列日涅夫。1964年10月,他接替赫魯雪夫出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在他任期的前半段,中蘇關係的惡化達到了嚴重的地步。不過,勃列日涅夫在執政晚期,意識到了扭轉中蘇關係惡化局面的重要性,於1982年,即他生命的最後一年,幾次發出了改善關係的信號。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借舉行慶典之機,選擇離中國不遠的塔什乾公開發表講話,對華關係是講話的核心內容。這篇講話雖然仍對中國進行攻擊,但與勃列日涅夫前幾次泛談改善中蘇關係的講話相比,有新東西,而且有質的不同,他強調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和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反對“兩個中國”。這種正面表態在勃列日涅夫執政18年中還是頭一回。
鄧小平聽出了勃列日涅夫講話的弦外之音,指示外交部立即作出反應。為此,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的錢其琛舉行新聞發布會,表示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的講話, 堅決拒絕他對中國的攻擊,強調要看蘇方的實際行動。
我當時在外交部蘇歐司工作,參加了這次發布會。由發言人發布新聞,這在新中國外交史、新聞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這條訊息通過電波很快就傳到世界各地。1982年3月27日,《人民日報》在頭版中間位置發表了上述三句話。30日,蘇聯《真理報》為此也刊登了一條訊息。
中國外交部首任發言人的首次“發言”,與我方對蘇方立場長期持“揭”、“批”、“頂”、“斗”的態度顯然不同,短短三句話77個字,給人留下了不少回味的空間。有外電評稱,對抗了二三十年的中蘇兩黨兩國“似有和解的可能”,事情果真如此的話,“世界面貌將會為之改觀”。
錢其琛1982年5月當上主管蘇聯的副外長後,曾多次同我們談起過小平同志採取這樣一個“大行動”的緣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小平同志對世界範圍內的戰、和問題作出了新的判斷,決定改變總的外交戰略。在大體上理順了中美關係之後,他便把緩和中蘇關係一事擺到議事日程上來,而勃列日涅夫“3·24”講話所傳遞的信息,恰好提供了一個好的契機。於是,小平同志緊緊把握住了這個機遇,迅速作出了回應。
勃列日涅夫發表“3·24”講話過了230天之後就去世了。這一講話後來被人稱為勃氏“絕唱”。這一“絕唱”和小平同志對此所作的回應,有人則稱之為鄧勃之間的“間接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