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楚文化因楚國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至春秋戰國時期在江漢流域興起的一種地域文化。它主要是指以當今湖北地區為主要輻射地的古代荊楚歷史文化。
荊楚文化是華夏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地位舉足輕重。荊楚文化繼承了許多商周文化特點，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經濟文化開發價值。 楚辭被喻為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源頭，對於其後產生的漢賦更有直接的影響。“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的楚辭，與其他楚文化精華一起，構築起瑰麗奇異的楚地文明。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荊楚文化
- 外文名：The Jingchu culture
- 民族：華夏族（漢族舊稱）
- 國家：楚國
- 語言：楚語（上古漢語的一種方言）
- 主源：商周文明
簡介,地域特色,炎帝神農文化,楚國歷史文化,秦漢三國文化,清江巴土文化,名山古寺文化,長江三峽文化,地方戲曲文化,民間藝術文化,江城武漢文化,現代革命文化,興起,文化遺址,文化主源,文化奇葩,哲學底蘊,文化價值,五大精神,
簡介
荊楚文化是指具有湖北地方特色的文化。古代的“荊楚”概念，其地域範圍大致以今天的湖北省行政區劃為主，故湖北人往往將本省稱為“荊楚大地”。
炎帝神農文化
炎帝神農文化所謂荊楚文化，作為一種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態，從斷代的靜態角度看，它主要是指以當今湖北地區為主體的古代荊楚歷史文化；從發展的動態角度看，它不僅包括古代的歷史文化，還包括從古到今乃至未來湖北地區所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因此，“荊楚文化”也可以理解為具有湖北地方特色的文化。
地域特色
荊楚文化作為一種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內涵可概括為十大系列：
炎帝神農文化
楚國歷史文化
湖北是楚文化的發祥地，楚國作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國和強國之一，在8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創造了燦爛輝煌的文明成果。楚國獨步一時的青銅鑄造工藝、領袖群倫的絲織刺繡工藝、八音齊全的音樂、偃蹇連蜷的舞蹈 、巧奪天工的漆器製造工藝、義理精深的哲學、汪洋恣肆的散文、驚采絕艷的辭賦、恢詭譎怪的美術，都是十分寶貴的文化遺產，代表同期的最高水平。
秦漢三國文化
秦漢時期的湖北地區是當時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雲夢古澤、睡虎地和龍崗秦簡、張家山漢簡、漢明妃王昭君、漢光武帝劉秀、文學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資源。湖北境內還是魏、蜀、吳三國犬牙交錯、激烈爭奪的“四戰之地”，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的聯合與鬥爭波譎雲詭，驚心動魄，古隆中、赤壁、烏林、長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區是三國文化的重要載體。
清江巴土文化
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後裔。熱情、質樸、勤勞、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優良的民族素質。其婚喪習俗、歌舞曲藝、飲食服飾、建築交通等構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鮮明特色。同時，以恩施自治州和長陽、五峰兩個自治縣為主體的湖北民族地區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這裡山川秀美，物產豐富，是發展湖北特色經濟的重要地區。
名山古寺文化
長江三峽文化
長江三峽是中國最壯觀的峽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峽谷之一，還是舉世聞名的水電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隨著三峽樞紐工程的蓄水發電和勝利竣工，其舉世雄奇的自然風光、色彩斑斕的人文景觀、神秘浪漫的神話傳說和峽江兩岸奇特的風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濃厚峽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構成了三峽文化的鮮明特色。
地方戲曲文化
漢劇角色齊全，長於抒情；楚劇語言質樸，鄉土氣息濃厚；黃梅採茶戲唱腔豐富，感染力強；荊州花鼓戲，聲腔優美雅俗共賞。說唱藝術有湖北大鼓、湖北評書、漢灘小曲、漢川善書等，豐富多彩。
民間藝術文化
宜昌夷陵區的民間版畫、安陸的民間漫畫、丹江口伍家溝村的民間故事、黃梅縣的桃花和木版年畫、陽新的布貼、通山的木雕等，在省內外具有廣泛影響，這些地方被中國文化部命名為“全國民間藝術之鄉”。
江城武漢文化
武漢地處兩江交匯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稱，早在商周時期就是南方連線中原的戰略據點。以商代盤龍城為標誌，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漢積澱了底蘊豐厚的文化。明清以後，武漢逐步發展成為中南地區最大的工商業城市，近現代以來更成為中國的製造業中心和重要工業基地之一。在現代史上，武漢曾一度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作為華中地區的特大城市和區域經濟中心，江城武漢文化具有鮮明的區域特色。
現代革命文化
辛亥革命武昌起義 ，在清王朝的統治腹心打響第一槍，一舉推翻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結束了帝制 ，湖北的革命黨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沒。以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為標誌，形成了湖北和武漢近現代史上波瀾壯闊的革命文化內涵。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董必武、陳潭秋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武漢創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武漢曾經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罷工、武昌農講所、“八七”會議、黃麻起義、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八路軍辦事處、武漢保衛戰、新四軍司令部、中原突圍和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動、革命事跡、革命遺址等，構成了湖北近現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內容，是極其寶貴的革命文化資源。荊楚文化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時空的強大穿透力和影響力，是我們建設先進文化、進行社會主義文化創新的重要基礎。
武昌起義
武昌起義湖北是荊楚文化的發祥地，也是古代楚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從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雙重角度審視荊楚文化的發展軌跡，還可以進一步發現它在以下五個方面具有創新特質，是當今發展先進文化的重要精神遺產。一是“篳路藍縷”的創業精神；二是“撫夷屬夏”的開放精神；三是“一鳴驚人”的創新精神；四是“深固難徙”的愛國精神；五是“止戈為武”的和合精神。荊楚文化的這些創新特質，既是時代的產物，又是優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體展現，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資源。
興起
楚，也稱荊楚，春秋時代的這個國家為什麼叫做“楚國”呢？“楚”本是一種灌木的名稱，也叫做“荊”，在南方江漢流域的山林中極為常見，可用作薪柴等多種用途，人日常離不了。於是遠自商代時，北方中原人就以荊楚來稱呼江漢流域的南方地區和南方部族，比如《詩經·商頌》中說的“維女荊楚居國南方”。但是新發現的“清華簡”中的《楚居》卻給出了另一種解釋。據《楚居》中一段對楚先君鬻熊的記載：鬻熊的妻子妣厲，生子熊麗時難產，剖腹產後妣厲死去，熊麗存活。妣厲死後，巫師用荊條(原文中為“楚”)包裹其腹部埋葬。為了紀念她，後人就稱自己的國家為“楚”。關於為何要如此隆重地以國名來紀念一位難產剖腹而死的楚先君的妻子，羅運環表示，按照楚國君世系，妣厲的丈夫以及她用生命換來的這個兒子先後做過楚人的領袖，成為楚國的開國先君，開創楚國八百年基業。
荊楚部族在與北方商王朝的對峙中也吸收了先進的商文化，為自身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周朝初年，轉投周王的荊楚族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支持，從而建立起了自己的國家。從春秋開始，楚國迅速強盛起來，尤其是到了楚莊王時，楚吞併了周邊的許多小國，成為南方大國。
楚地是一個歷史的地域概念，大體上以今湖北全境和湖南北部為中心，向周邊擴展到一定的範圍。當北方有炎、黃部落在創造中原文明的時候，南方江漢流域也興起了九黎部落，並創造出了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等早期楚地文化。然而這之後，隨著九黎部落被炎、黃部落擊敗，以及後期的三苗部落被更強大的中原部落所征伐，楚地文化逐漸消沉了。楚地文化落後的另一個原因是江漢流域多山林水澤，各氏族部落不能像中原地區的氏族部落那樣較快地由採集和漁獵轉入農耕和畜牧，這種生產力的緩慢發展相應地限制了文化的發展速度。因此，當北方已經出現了夏、商等奴隸制國家後，南方楚地仍停留在原始的父系氏族社會階段，散居的各氏族部落屢遭中原勢力的壓迫和征伐。但就是在這種持續千年的蠻荒背景下，逐漸孕育發展出楚民族以及其後的楚國，並成為當時中國南方各部族融合的中心。楚人融匯了中原文化和南方土著文化，開創了獨具異采的楚文化。
文化遺址
新近發掘開放的熊家冢車馬陣是大量真車真馬真人陪葬。其宏大的規模氣勢和待解的王朝秘事,令人驚嘆和好奇。熊家冢位於湖北省荊州市,離楚國故都紀南城遺址約26公里,是迄今為止發現的規模最大、規格最高、布局最完整的楚國高等級貴族墓地。
2006年8月,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後,荊州市啟動熊家冢考古發掘和文物保護工程。整個熊家冢墓地占地面積15萬平方米,由主冢、附冢、車馬坑、殉葬墓、祭祀坑等組成。按照現行文保政策,不主動發掘帝王陵寢,因此,主冢、附冢迄今塵封未動。從現有車馬坑、殉葬墓的發掘成果來看,其奢華程度令人感嘆。
記者在發掘現場看到,圍繞主冢、附冢周圍,殉葬墓就有130餘個。據荊州市文物局副局長楊平介紹,每個殉葬墓里埋有一人,有棺槨埋葬。這意味著,墓主有130餘人殉葬。殉葬墓每排4列,16排之前墓葬挖掘出的文物主要是玉器、水晶、瑪瑙、陶塤之類,說明埋葬的是妾侍、歌姬、舞女等；16排之後挖掘出的文物主要是銅匕首、帶鉤、削刀等兵器,說明埋葬的是侍衛之類。
《墨子·節葬下》記載,“天子殺殉,重則數百,寡則數十”。由此可見,熊家冢墓地殉葬的人數達到“天子”的級別。這種以活人殉葬的做法十分殘酷。值得一提的是,楚國以善制玉器聞名,名滿天下的和氏璧便是楚玉的代表。熊家冢的墓地出土了3000多件套玉器,不僅種類繁多,而且材質優異,工藝高超。
據發掘專家介紹,這些玉器涵蓋了春秋以來楚國所有的玉器品種,一些玉器類別此前沒發現過。這批殉葬墓出土的玉器大多是青玉,比以往出土的楚墓玉器材質要好,玉器種類和工藝水平達到了同時期的最高。
時光倒流至2000多年前,楚人“篳路藍縷,以啟山林”,開創霸業。然而,從熊家冢墓地不難窺探出楚國君臣“鐘鳴鼎食”的奢華生活。因為熱衷享樂奢華,漸漸失去了獨立自強和艱苦奮鬥的精神,“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著實令人感嘆、省思。站在熊家冢墓地的車馬陣前,依稀可以窺探當年“車轔轔、馬蕭蕭”的場景。一號車馬陣,長130多米,是目前春秋、戰國考古中發現的最大車馬坑。此外,還有呈“一”字形排列的39個小型車馬坑。
荊楚漆器
荊楚漆器據介紹,僅熊家冢一號車馬坑,埋葬43乘車,有164匹馬,車輛可分為禮儀車、戰車、輜重車、配件備用車四種,保存狀況完好。從馬的骨骼來看,選用的是上等良駒。參與發掘的專家認為,這些馬是先用毒酒賜死,然後再殉葬,因此排列出的狀態更整齊、生動,富有畫面感。
除車馬遺存外,車馬坑裡還發掘出大量的玉片串飾甲冑等,十分罕見。逸禮《王度記》記載:“天子駕六,諸侯駕五,卿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說明乘車制度有嚴格的等級劃分。熊家冢墓地一號車馬陣發掘出的“天子駕六”級別的馬車有3乘,說明當時禮崩樂壞,墓主“違規配車”。有意思的是,湖北一些地區有俗語“不服周”,來源就是楚王不服周天子,引申為“不服氣”的意思。
熊家冢墓主到底是誰?黃土之下,埋葬的是否是“春秋五霸”之一楚莊王,學界存有爭議。但業內基本達成共識:熊家冢主墓埋葬的是應該是一位楚王,而非普通貴族。據《江陵地名志》記述:“熊家冢,因埋葬熊姓祖先而得名”。而熊姓是楚國王室的姓。據勘探,主冢墓室長70米、寬67米,此座古墓規模非同一般。從殉葬墓來看,出土了一批未加工完畢的玉器,說明當時下葬之前曾趕製過一批玉器。這些充分說明了當時葬禮的隆重和緊湊的安排。
專家認為,熊家冢楚墓作為楚國後期的高級別墓葬,這次發掘或許能夠為研究者展現楚國後期的統治者當初是如何的奢華,並最終使有統一中原實力的王朝走向滅亡。主冢里究竟還有怎樣的文物寶藏?已挖掘出的楚墓顯示,帛畫、壁畫、彩漆畫、彩粉畫、楚繡、楚玉、楚樂,至今仍熠熠生輝。
著名的曾侯乙墓挖掘出了天籟之美的編鐘,而熊家冢的槨室面積與曾侯乙墓的槨室面積相比,大了許多。如果墓主人是楚王,不難引人猜測,他的墓藏應該比他的附屬國曾國曾侯乙的墓藏要多。這讓人們對塵封未動的熊家冢主冢、附冢更好奇。
文化主源
楚文化是周朝時期長江中游（涉及長江、漢江、淮河流域）地區楚人所創造的具有自身特徵的一種文化。商周時期中原民族把長江中游的南方民族稱為荊蠻、楚蠻或荊楚，《詩經》曾提到“撻彼殷武，奮伐荊楚”。周成王分封荊楚民族一支的首領熊繹於荊山丹陽，為楚子，標誌著楚國歷史的開始。起初楚國在諸侯國中等級較低，控制地域也非常小。西周后期，楚國逐漸強大，通過不斷的戰爭，逐漸控制了長江中游地區，並成為“春秋五霸”之一。
考古工作者在荊楚地區發現了大量具有鮮明特色的遺址、墓葬等春秋時期的文化遺存，說明至到春秋時期，以荊楚民族為主體、以楚國為中心的楚文化體系已經形成。至戰國時代，楚國繼續擴張，占有長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區，並控制了今河南、四川、貴州的部分地域，成為“戰國七雄”中疆土最廣闊的政權。隨著楚國和荊楚民族由弱小走向強大，楚文化經歷了一個產生、發展、傳播以及與新征服地域文化交流融合的過程。
據文獻記載，楚國自始封丹陽至被秦滅亡，共有大小城邑270餘座，考古發現並公布的楚文化城址約有50餘座，湖北有江陵楚紀南城、當陽季家湖楚城、宜城楚皇城、襄陽鄧城、雲夢楚王城、大冶鄂王城等，河南有淅川龍城、信陽楚王城、淮陽陳城，湖南有湘陰古羅城、長沙楚城、臨澧宋玉城，安徽有壽縣壽春城、蒼陵城等，這些遺址大多建於春秋戰國，有的遺址直到南北朝時代才被廢棄，其用途有的是都城、有的是別都、有的是縣邑、還有的是軍事堡壘。楚國的墓葬分布很廣，在今長江中下游地區、嶺南、四川盆地都有發現，經發掘的數量遠遠超過其他東周列國，據估計僅湖北、湖南就已發掘5000座以上；許多楚墓保存較好，出土了大量製作精美、內涵豐富的隨葬器物，如長沙子彈庫出土的帛畫和帛書，江陵馬山出土的絲織品，各地楚墓所出的陶器，銅禮器、兵器、車馬器，漆木器，竹簡、木牘以及各種玉石器等等。楚文化遺址和楚墓考古發掘，對我們了解和認識楚文化的面貌特徵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在楚物質文化方面，應包括農業、手工業、商業、貨幣、城市與交通各個方面。在農業方面，主要是體現在各種農具的發明和使用、水利工程的興建與水利事業的發展、耕地面積的擴大和糧食作物、農副產品的發展。楚國是南方的農業大國，鐵農具先進與水利事業發達，是楚國農業兩大特色。“楚天下之強國也。……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戰國策·楚策一》，此乃歷史公論，反映了楚農業發展的豐碩成果。楚國手工業成就輝煌，主要體現在青銅器、鐵器鑄造、絲織業、漆器業、竹木器業、建築業、造船業和料器製造業等各個方面。其中以漆器業、絲織業為最突出，可謂達到當時古代世界生產力水平的巔峰，其出土實物，至今為世人所傾倒。楚國歷來重商，故楚國商業成就突出，它生產的產品，不僅輸往大江南北各地，而且還遠至中亞、東南亞地區。隨著商品流通領域的擴大，貨幣也大有發展，除銅幣外，還有金、銀幣。
楚劇
先秦金銀幣
楚劇先秦金銀幣根據出土的情況看，已知的先秦金銀幣都是楚國的。楚國城市眾多，水陸路交通四通八達。這一切都屬於楚物質文化的基本內容，表現了楚人的勇敢與智慧，“日益迅速地掌握了自然力，並為自己創造了‘第二自然’”?高爾基語?。“第二自然”，就是楚人在長期的奮鬥中所創造的物質文化。物質文化，既見於文獻記載資料，更直接見於考古發掘實證資料。由於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後，楚地出土文物眾多，令人目不暇接，故有學者提出“考古意義上的楚文化”，“以體現在考古遺物上的為限，主要是物質文化”?張正明主編《楚文化志》的概念。其實，文物是文化活動過程的結晶，它既反映了楚人物質文化的成就，也體現了楚人精神文化的面貌，兩者是密不可分的。
文化奇葩
“楚辭”這一名稱起於西漢。它有兩種含義：一是詩體名，指戰國後期由屈原等楚國詩人以楚地民間語言和民歌為基礎創造的一種詩歌載體；二是詩歌總集的名稱，由西漢劉向輯錄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以及後人模擬的作品，名為《楚辭》。由於屈原是楚辭的開創者，他的作品在質量和數量上都是最有代表性的。後人提及楚辭無不言屈原的代表作《離騷》，並常以“騷”或“離騷”作為楚辭的代稱。
楚辭的產生離不開楚地特有的民間習俗。江漢水鄉，民間巫風盛行，土俗尚祠祀歌舞，而且這一帶很早就流傳著有別於中原地區的楚地民歌，這些因素都是楚辭得以產生的基礎。雖然在《詩經》這樣一部廣泛採錄周初到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多年四方各國民歌的總集中，幾乎沒有收錄楚地民歌（原因大概在於楚一向被中原王朝視為蠻夷，楚地方言也難以被中原人接受等），但僅從各方典籍保存下來為數極少的楚歌來看，其內涵豐富，敘事抒情都極富浪漫主義色彩，對楚辭的影響之深遠不言而喻。楚辭被喻為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源頭，對於其後產生的漢賦更有直接的影響。“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的楚辭，與其他楚文化精華一起，構築起瑰麗奇異的楚地文明。
編鐘樂舞
編鐘樂舞荊楚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經濟文化開發價值。
屈原
屈原楚文化、荊楚文化同屬一個概念，均指楚人、楚國創造而長期沉澱的文化實體和形態。我們這裡說的它們是同屬一個概念，是因為歷史上荊、楚不分，荊、楚或荊楚、楚荊作為一種特定的稱謂，已沿襲三千多年了。如《詩·商頌·殷武》說：“維女荊楚，居國南鄉。”這裡是“荊楚”聯稱，荊在前，楚在後。《竹書紀年》說：“昭王十六年，伐楚荊。”這裡是“楚荊”聯稱，楚在前，荊在後。另據《春秋》記載，魯莊公（前693—前661）之前稱荊，但自魯僖公（前659—前627）元年後，就改稱為楚了。這樣看來，荊或楚，荊楚或楚荊聯稱，其意思是一致的，似無多大區別。時至東漢，許慎 《說文解字》釋荊：“楚木也，從刑聲。”釋楚：“叢木也，一名荊也。”這樣就把荊山、荊楚木、荊州、荊楚國，統一了起來，形成為系統完整的概念，故至唐宋時，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說：“荊、楚一木二名，故以為國號，亦得二名。”沈括《夢溪筆談》也說：“荊或為楚，楚亦荊木之別名也。”至此，荊楚約定俗成，成為一個專稱楚族、楚國和荊楚地域的一個特有的稱謂。當然，歷史上也還有其他各種說法，如《詩·商頌》毛傳說：“荊楚，荊州之楚國也。”又如《漢書·高帝紀》顏師古註：“秦莊襄王名楚，故改諱荊。”但不論何種說法，荊和楚早已溶合為一體了，絕不能截然分割開來。作為楚人族所創造的文化，並在荊楚大地得以長期沿襲下來，當然也就稱之為楚文化或荊楚文化了。那種認為楚文化是專指為楚國時期的文化，荊楚文化則為荊楚地域自古至今的文化，即指楚文化，又指此地的一切時空文化，顯然是不科學的。文化是傳承性的，源流嬗變，涓涓不息，楚國雖亡，文化不滅。我們今天溯其源，觀其流，又察其流，探其源，從時空的角度，研究荊楚文化，著力為建設現代文明服務，這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要求的，但不能說這就是荊楚文化本身。楚文化或荊楚文化是一個獨立的文化形態，有它本身的內涵和屬性，有它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科學體系，不能把荊楚地域內任何時期的文化、都稱之為楚文化或荊楚文化。
關於楚文化或荊楚文化的內涵，從大家比較習慣接受的角度概括，可以包括這樣幾個方面，即物質文化、精神文化、社會制度文化和民俗文化。這種概括，只是羅列荊楚文化所大致涵蓋的內容，絕非從文化學的角度，來研究荊楚文化的本質性蘊涵。
並為自己創造了‘第二自然’”高爾基語。“第二自然”，就是楚人在長期的奮鬥中所創造的物質文化。物質文化，既見於文獻記載資料，更直接見於考古發掘實證資料。由於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後，楚地出土文物眾多，令人目不暇接，故有學者提出“考古意義上的楚文化”，“以體現在考古遺物上的為限，主要是物質文化”，張正明主編《楚文化志》的概念。其實，文物是文化活動過程的結晶，它既反映了楚人物質文化的成就，也體現了楚人精神文化的面貌，兩者是密不可分的。
哲學底蘊
在一體多元的中華文化中，荊楚文化自春秋戰國時期起，便放射出璨爛奪目的光芒。從主張“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的尹吉甫，到主張“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的季梁；從幫助越王勾踐“施民所善、去民所惡”的文種，到“上下而求索”的屈原；從張揚“南方之強”的老莊，到兩度作楚蘭陵令而晚年退居蘭陵從事著述的荀況等；一代代哲人的深沉睿智，使荊楚文化之樹獲得了豐厚的滋養。荊楚文化所表現的致思方式，在中華文化中，也具有獨特的性格魅力。荊楚文化的哲學智慧首先體現在極大的包容性。出於史官的道家者流對楚文化的發展有深刻的影響，老莊哲學即其代表。道家的平等、寬容精神深刻地影響了楚文化的精神。老子的《道德經》揭示了寬容是正義的前提條件，也是最接近自然法則的心態。莊子反覆措意於大小之辯，在通過對大和小、有限和無限的比較中，克服了“一曲之士”的主觀片面。他肯定百家之學“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這種包容的態度，成就了楚文化精神底蘊的第一個特色。正如現代著名文學史家劉師培在《南北文學不同論》中所指出：“荊楚之地，僻處南方，故老子之書，其說杳冥而深遠。及莊、列之徒承之，其旨遠，其義隱，其為文也，縱而後反，寓實於虛，肆以荒唐譎怪之詞，淵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測矣。屈子之文，音哀思，矢耿介，慕靈修，芳草美人，託詞喻物，志行芳潔，符於二《南》之比興。而敘事記游，遺塵超物，荒唐譎怪，復與莊、列相同。”《莊》、《騷》之間這種“用心恢奇，逞辭荒誕”、“宏逸變幻”的特徵，既是楚國江漢川澤自然環境的折射，又是“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國語·楚語下》)的文化包容意識的體現。荊楚哲學的第二個特色是重義理，善思辨。無論是先秦時的老莊學派，還是兩漢荊州新學、南北朝至隋唐的湖北佛學以及近代江漢新學，其學術特徵均重哲理與思辨，具有較為突出的思辨性。在南北文化分野中，產生於江漢瀟湘間、以澤國為主要地理特徵的道家學說，表現出了崇尚虛無，活潑進取，“大抵遺棄塵世，渺視宇宙，以自然為主，以謙遜為宗”的特徵。他們學“究天人之際”，深探“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齊一”的宇宙精神，體現了人與天、地、道同大的自覺意識，又具有齊同物我、平視神人的博大眼光。因而有的學者將先秦道家視為中國軸心時代“哲學的突破”的代表，而它所展示的正是楚文化精神的思辨特色。作為楚文化精髓的道家哲學，它的思辨性還表現在對“有”與“無”這對哲學範疇的理解上。道家對短暫的“物”與永恆的“道”的分別，不僅為同時代的其他諸家所不及，而且可以與古希臘的哲學理論一比高低，它比柏拉圖的理念世界與感性世界的區分，具有更高的抽象性與思辨性。道家的這種思辨性哲學思維方式，與楚民族的精神信仰有極大的關係。在不少論者看來，《楚辭·九歌》中的“東皇太一”，就是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的太一，在老子文本中，則是“道常無名”、“吾強為之名曰大(一)”的“大一”，也即是楚人所宗奉的統管一切的天神。老子所做的工作就是對“太一”進行抽象化，理念化。如果這樣還原老子哲學創造的土壤，那么老子哲學的意義，充其量就是處於神話思維向理論思維、原始思維向哲學思維過渡階段的地位。因此，我們更應該看到老子將“道”從神話思維的具體表象中抽象出來，把“太一”天神進行抽象化工作對於中國哲學的開創性意義。荊楚哲學的第三個特點是否定性。
山歌南曲巴山舞
荊楚文化
編鐘
山歌南曲巴山舞荊楚文化編鐘它的否定性表現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的否定，是對現存的、或公認的規範的突破。這以先秦道家對三代以來的禮樂傳統深刻的批判為代表。老子稱禮為“忠信之薄而禍亂之首”，莊子也多方指斥仁義，擯棄禮樂，這與同時代諸子對傳統的認同是大相逕庭的。當然，否定的理論，如果還僅停留在口頭上，徒然只有聳人耳目之效，是不足驚奇的，而實際方面的否定，則顯示了某種文化自信的力量。在對中原禮樂文化的態度方面，楚國文化既有對中原文化的本原無知，也有對中原主流文化的自覺對抗。在長期浸潤中原禮樂文明的人看來，楚人不以為忤，而且不過是“南蠻鴂舌之人”，楚人在政治生活中也自覺地打出“蠻夷主義”的旗幟，以“我蠻也，不以中國之號謚”來對抗周天子的責問。但這種敢於以自己的意志來否定中原禮法的束縛的行為，正表現了一種大膽突破、大膽否定的創新精神。在老莊思想中，否定思維第二個層次是表現為對“無”的功用的肯定。“無”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就是沒有，就是消亡，就是對現存的否定，即使在古希臘的智者那裡，“無”也是不可思議的。但老莊則別具慧眼，他們從“無”中發現了“有”的有限性，而“無”則是世界的另一半，而且是“有”以之發揮作用的一半。老子以生活中“習焉而不察”的事例，揭示了這一真理。他指出，“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在莊子與惠施所辯難的大瓠與樗樹的身上，惠施看到的是它們“大而無用，眾所同去”的工具價值，而莊子看到的則是“無所可用”者的自身目的。所以，在《逍遙遊》中，莊子借連叔之口，表達了唯有審美的眼睛才能看到美的審美主體性原則。他說：“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的確，生理的局限，會使我們喪失對美的感悟；心智的缺陷，更會使我們喪失對“道”的領悟，這也就像蓬間雀對高飛九萬里的鯤鵬的隔膜一樣。因而，楚文化中所浸染的否定性思維特徵，就不僅僅是對現實的簡單批判、簡單的捨棄所能概括的，它是在對事物的否定中達到揚棄的目的，是對否定的否定，更是高出同時代思維水準的創造性展示。
文化價值
通常認為，文化有兩種現象，一是“物化”現象，即文化方面各種各樣的物質產品；一是“人化”現象，即人的精神及其產品。其實，第一種現象也是“人化”現象，因為物質產品都是人創造的，是人的力量的對象化。人創造了文化，文化也創造了人，對文化與人之間的互動以及共生關係的認識與把握，是審視文化價值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現代視角。最能體現荊楚文化特點、表現其艱苦創業的“篳路藍縷”，正是這種文化與人的關係的真實寫照。
楚國歷經數代國君與國民的奮力開拓，成就了“楚地千里，飲馬黃河，問鼎中原”的霸業，然其最初，只是周王朝在歧視政策下封於蠻荒之地的一個蕞爾小邦。熊繹的部眾在睢山、荊山之間的窮鄉僻壤耕墾，過著古樸的生活，而燦爛的楚文化的起點，也就在這狹小的天地之中。“篳路藍縷”的精神不僅為楚國創造了豐富的物質文明，它所帶來的“文治教化”方面的財富也是巨大的。在文化經驗和智力不斷積累的過程中，文化心理和素質也在不斷提升，而在其中發揮積極作用的始終是人及其精神。在“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開拓精神影響下，君臣一德、上下一心，先人們勞動的艱險和技巧的神奇常常令後人驚嘆，它所帶來的文化心理和素質的沉澱和積聚，生生不息而又日漸更新，形成了任何力量都摧不垮的民族文化精神。對“篳路藍縷”的進一步研究，如果從人的精神視角、包括文化心理和素質的意義上去考察，不僅會加深對“以人為本”的文化價值論的自覺，而且會更好地推動荊楚文化放出新的光彩。在中華民族整體文化的沃土上，區域文化猶如群芳鬥豔，文化傳統的發掘和張揚遍及各個省區。現代文化價值論呼喚和追求文化個性特徵和獨特品格。縱觀中國五千年歷史，中國文化的精神可以用“自強不息”和“厚德載物”這兩句話來概括。這兩點，荊楚文化都有突出的表現，其代表人物就是屈原。“自強不息”一般體現在開國創業時，隨著政權的鞏固與發展，尤其是物質條件得到較大改善時，懈怠的情緒就會產生，國家就會走向衰亡。“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說的就是一般情況。而荊楚文化的獨特性就在於不僅在開國時“自強不息”，在亡國時，這種精神在楚國先民身上不僅沒有泯滅，反而更加旺盛。屈原年輕時受到楚懷王的高度信任，後來雖為奸人所害，即使在流亡時，面對已經無望的國家，終不能離開故土，於悲憤交加之中自沉於汨羅江。屈原死後無數楚國先民也正因具備這種獨特的精神文化氣質，使得“秦滅六國，四方怨恨，而楚尤發憤，勢雖三戶必亡秦，於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聲為尚”（魯迅語）。屈原的文學、哲學和他一生的奮鬥理想，也體現了荊楚文化兼容並蓄、博採眾長的特點，他植根本土，交融齊魯，宗儒、道、法幾家學派而又貫通之，特別是他那濃厚的民本思想和他強烈的憂國憂民的性格特徵和感情素質，使這位愛國詩人擁有與眾不同的獨特之處，也因此使他成為楚國最具有個性的民族精神的代表，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屈原以降的2400年，荊楚大地上出現過無數的風流人物，在他們身上那種呼之欲出的情系故土、終身奮鬥於斯的文化精神，是應作為荊楚文化的一種獨特性進一步加以研究的。
絲織品上鎖繡紋飾
絲織品上鎖繡紋飾越來越成為人們的共識、而且也是現代文化價值論題中應有之義的，就是文化的競爭意識。在我國歷史上，各個區域文化之間的相互融通、此消彼長，實際上也包含著競爭的因素，因為沒有競爭就沒有文化的發展。荊楚文化的精神特質，在民族文化的發展史上顯示了強大的競爭力，除了已經講到的“篳路藍縷”的進取精神、“博採眾長”的開放精神、“眷戀故土”的愛國精神之外，其“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創新精神更在文化競爭力的發揮中起到了積極作用，這一切不僅使楚國於蠻荒之地中立足、壯大，更於楚國先民奮鬥的過程中，構成了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艱苦創業、發憤興邦，不管時代條件如何變化，這種精神都是永遠不會過時的，始終擁有它，就能在任何競爭中處於不敗之地。
絲織品上鎖繡紋飾
民族精神的傳承是隨著時代的前進而發展的。“篳路藍縷”的那個“時代”可以過去，但這種創業精神要傳承下來，就必須在新的時代、通過新的創造體現出來，從中認識、挖掘、吸取永不過時的精神。發掘和弘揚民族文化傳統，決不能將其看成是歷史凝結的不變結晶體，看成是某種一勞永逸的任務。民族文化重要的在於它的“透鏡”作用，通過它去認識世界，並從外部環境中選擇、評價、組合信息，很自然地形成對本民族文化的信仰和傳承。把優秀的傳統文化看成是過去的東西而不予重視，或者只是誇耀自己文化遺產的歷史有多么多么悠久、而無其他作為，都不符合文化的發展規律，也不利於構建當代文化的競爭意識。
當今世界的競爭主要是指國際社會中各個民族國家之間綜合國力的競爭，而在此過程中，除各方面重要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外，文化有時是能定輸贏的。當前文化競爭中一個引人注目的問題就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結合，特別是如何使優秀的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有益和有效的資源。對於資源的利用要努力創造傳統文化的品牌，更要重視大力鑄造民族文化精神，而這種文化精神的發揚又要博採眾長。因此，立足荊楚文化，融合中華民族文化，借鑑世界先進文化，就成為當代對傳統文化研究的視點，從這個意義上說，荊楚文化的研究是有很多事情可做的。
五大精神
一是“篳路藍縷”的創業精神；
二是“撫夷屬夏”的開放精神；
三是“一鳴驚人”的創新精神；
四是“深固難徙”的愛國精神；
五是“止戈為武”的和合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