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嵐子胡同

草嵐子胡同

草嵐子胡同位於西安門大街的劉蘭塑胡同與天慶胡同接合處,位於西城區東北部。北起大紅羅廠街,南端西折至劉蘭塑胡同。東西走向,寬不過五、六米,長不足百米。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草嵐子胡同
  • 位於:西城區東北部
  • 北起:大紅羅廠街
  • 原為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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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沿革

名稱由來

慶豐司草欄在此,清作地名,諧音為草籃。民國後,“籃”又作“嵐”。1965年將北部牛圈合併。稱今名。

歷史變遷

據《京城五城坊巷胡同集》記載,元代此地屬積慶坊四鋪,明清時屬皇城西苑範圍,多是為宮廷服務的設施和倉儲之地,均不見有"草嵐子"地名。但此地原有酒醋局、羊房(後訛為養蜂)夾道、御馬倉草欄等地名,"草嵐"似由"草欄"諧音而來,成名於民國初年。雖然這條小胡同名不見經傳,但卻因三十年代在這裡設定了"草嵐子監獄"而名聲大振。這是一座關押"政治犯"的特種監獄,曾有一大批共產黨員被囚禁在這裡。

胡同特色

主要建築

草嵐子胡同十九號,原為看守所,民國二十二年(1933)改為“北平軍人反省院”,俗稱草嵐子監獄。民國二十六年(1937)前,薄一波等共產黨人被關押於此。現被北京市公安局安全委員會占用。多已改建。
草嵐子監獄是一片占地面積5萬多平米的舊式建築。在明清年間,這一帶是御馬監草料場,《順天府志》稱這裡為“草攔子”。光緒三十四年(一九○八年)稱這裡為“草籃子”。民國十九年(一九三○年)始稱這裡為“草嵐子”。“草嵐子”即由草料場演變而來。在這個草料場的附近,明代有個安樂堂,是用來拘禁犯罪宮女的所在,有病或年邁的宮女也被送到該處坐以待終。光緒二十九年(一九○三年)清政府設立巡警部京師警察廳,下設東、西、中三個分廳,草嵐子即是京師警察廳中分廳,內設看守所,拘押對象是西什庫天主堂所轄教區中的不法教民。光緒三十四(一九○八年)曾擴建看守所,從此初具規模。看守所後牆沒有門,門外就是草嵐子胡同。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六月,這裡是京師地方審判監獄,因為收押犯人數百,監房狹窄,人滿為患,從而再度擴建,並在監獄後牆上開了一個洞門,通向草嵐子胡同,凡押送犯人,犯人病故,犯人親屬探監,都從草嵐子胡同那個後門出入。
久而久之草嵐子監獄出了名。其實草嵐子監獄只是社會俗稱,它的正式名號先後是:京師地方審判廳第二監獄,宛平縣分監獄、北平軍人反省院、軍監獄、北平高等特種刑事法庭第二看守所,主要用來囚禁中共黨員和革命民眾。日本投降後,曾用來關押日本戰犯。解放以後,改為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1949年後一度是北京市公安局的看守所,後改為公安學校分校。草嵐子監獄曾是西城區文物暫保單位,於1988年拆除。
草嵐子監獄,東西長、南北窄,正門在酒醋局胡同(今文津街13 號院內),北門在草嵐子胡同東頭。1931年9月,國民黨政府為關押北平、天津兩地被捕的共產黨人,將這裡作為臨時看守所。1932年3月改為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坐北朝南,大門東向,院子東面是一座灰色磚木結構的兩層樓,樓上是監獄辦公室,樓下南側是犯人食堂,北側有醫務室和犯人會見家屬的視窗。樓後有1幢長筒形的大房子,中間有東西走道,兩邊各有10間牢房,通道兩邊各有1道欄桿,把牢房分為南監、北監。南監為“監”字號牢房,全部關押男犯人,北監稱“省”字號牢房,6間關押男犯人,4 間關押女犯人。牢房又稱號子,每間6-7平方米,裡面是3張靠牆的大木炕。南監牢房的窗外是後院,也是犯人放風的地方。監獄的院牆用舊城磚砌成,高3米,牆上設電網。院子四周築有崗樓,戒備森嚴。
1931年,中共河北省委書記殷鑑,省委委員安子文、省委秘書長薄一波、省委巡視員胡錫奎和劉瀾濤楊獻珍等一批地下黨員被捕,關押在此。中共北方地下黨組織,包括順直(河北)省委、省軍委、青年團省委及北平、天津市委,都遭到了極大的破壞,殷鑑、楊獻珍、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董天知、韓均、周仲英、張友清、趙林、李楚離、田星雲,廖魯言、徐子榮、胡錫奎、劉錫五、王其梅、馮基平、王鶴峰、李力果、劉有光、劉革平、候振亞、唐方雷、傅雨田、劉亞雄、扶屏、黃建純、馬輝元朱則民孔祥禎、趙明新、高仰雲、王德、徐冰等300人相繼被捕入獄。所謂文革時“61個叛徒”案,當時活著的只有35人,22個省部長,13個廳局長。

周邊建築

草嵐子胡同東側為國防部院牆,西側多平房住宅。

歷史意義

草嵐子監獄的獄中黨支部為了抵制敵人不斷的“審查”和用酷刑迫使政治犯的“轉變”,深感加強全體黨員的黨性鍛鍊和對黨員進行馬列主義教育的重要性,於是便提出“把敵人的監獄變成學習馬列主義的黨校”。他們在獄中成立了學習委員會,由楊獻珍擔任負責人具體指導。薄一波安子文通過與看守交朋友、拉關係,用高於市場的價錢請他們把報紙和英、俄、法文版的馬列主義著作買進來,然後再由他們把重要新聞剪摘下來,在監房裡傳閱。楊獻珍和廖魯言懂英文,殷鑑懂俄文,李楚離懂法文。外文版的書籍由他們負責譯成中文,然後再由韓鈞、傅雨田、朱則民等用工整的小楷在麻紙上抄寫出來供大家閱讀。在獄中搞翻譯是相當不易的,尤其是楊獻珍,他的腳上戴著12斤重的大號腳鐐(中號6斤、小號3斤),一方面還要把炕頭當桌子進行艱難的翻譯。他們翻譯了大量的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列寧的《卡爾·馬克思》、《社會主義與戰爭》,史達林的《列寧主義問題》等,並秘密送到各“號子”傳閱,由高水平的同志講解。薄一波、韓鈞等同志成了理論教官。在學習馬列主義基礎知識的同時,他們還規定每人必須學一種或兩種外語,而且還出版了《拉丟》和由楊獻珍、胡錫奎編寫的《紅十月》等小冊子,不斷地激勵著同志們的鬥志
獄中黨校辦了4年之久,使眾多的黨團員、革命者在長期的人間地獄生活中經過刻苦學習,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礎和理論基礎,成為他們後來克敵制勝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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