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范祥雍
- 出生日期：1913.2
- 逝世日期：1993.9
- 職業：文史專家，藏書家
- 代表作品：《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洛陽伽藍記校注》
個人著作,學生眼中,
個人著作
經他整理的典籍有：《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洛陽伽藍記校注》、《戰國策箋證》（獲首屆中國出版政府提名獎）、《大唐西域記匯校》、《廣韻三家校勘記補釋》、《釋迦方誌點校》、《宋高僧傳點校》、《廣弘明集點校》、《管城碩記點校》、《法書要錄點校》、《東坡志林廣證》、《山海經補疏》、《南華真經批校》等，上海古籍出版社結集為《范祥雍古籍整理彙刊》出版，另有《范祥雍文史論文集》，包含有《養勇齋詩抄》三百多首及論文十餘篇。其治學範圍涉及古文字學、音韻學、藝術史、佛教史、中西交通史、歷史地理、目錄版本學和古典文學等諸多領域。藏書室名有山陰草堂、養勇齋、企蘇書巢、長春室等。
其中《戰國策箋證》草創於1954年，削稿於1965年，是范老先生花費數十年心血完成的一部集大成著作。“文革”期間，此稿曾遭抄劫，流入上海圖書館，館方鈐以“上海圖書館藏善本書”印記，方幸免於難。“文革”後歸還作者，又經三年整理訂補。
學生眼中
一
1958年秋天，我還是江西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傍晚和一位姓陳的同學在校園內散步，看見教務處又瘦又矮的處長對中文系戴眼鏡的書記說：
“劉書記，上海和北京調了幾位老師來支援我們學校，有兩位將要分到你們系教書。”
“他們教哪幾門課呢？”戴眼鏡的書記問。
“一位姓戴的老師，來自北京外國語學院，教外國文學史。另一位是來自上海復旦大學的范祥雍老師，他可以教‘三古’。”教務處長講到這裡，蠟黃的臉上慢慢浮現出輕蔑的微笑，停了一剎那，又自問自答地說：“何謂三古呢？即古漢語、古代文學史和古典文學。”
戴眼鏡的書記為了表示理解處長的幽默，臉上也露出輕蔑的微笑，心領神會地對處長點了點頭。
寫到這裡，今天的讀者也許會感到驚訝，大學黨政官員談到古漢語、古代文學史和古典文學時為什麼會露出輕蔑的微笑呢？因為毛澤東在這時提倡“厚今薄古”，要批判“厚古薄今”，處長說的“三古”其潛台詞就是這些都屬應該受到批判的，沒有太多意義的課程。
處長繼續說：“范老師前兩天就來報到了，還要了一個較大的房間。他說他帶了許多參考書，明天下午運書的汽車會到，你們系要派兩位同學幫范老師把書搬到他的房間裡去。”
第二天下午，聽到教師宿舍前有喇叭聲，系幹事叫我和另一位同學的名字，我們馬上跑下樓替范老師把書從汽車上搬進了他的臥室。
我見到了站在汽車旁的范祥雍先生，他穿一套退了色，稍顯寬大而不甚合身的藍咔嘰布的中山裝，個子不高，頭髮稀疏，戴一副有許多圈圈的深度近視眼鏡，臉上露出小心而又謙和的微笑，這種微笑似乎只有在盲人的臉上才看得到。當我們把書搬完之後，范先生說，“謝謝你們，由於我剛到學校不久，沒有什麼招待你們，真是抱歉得很。”
“學生給老師搬東西，理所應當，不用謝了。”我和另一位同學說完就回到寢室看書去了。
二
范先生給我們上的第一堂課是漢語史，他詳細地介紹了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他一邊說一邊寫板書，一會兒寫篆字部首，一會兒用瀟灑的蘇軾體的楷書寫解釋，他的粉筆字寫得漂亮極了。當時除了范先生講的古漢語之外，還有政治理論，文藝理論和毛主席詩詞等，這些課程由於課時多，內容大多相近，同學們都聽得非常疲倦。而范先生的課，內容豐富而又新穎，條理非常清晰，上課時教室里鴉雀無聲，同學們都聚精會神地做筆記。
由於范先生的課很受歡迎，同學們經常跑到他房間裡坐一坐，幫助他打打開水，理理書籍，或向他請教一些問題。
1958年年底，學校組織幹部到各處檢查衛生，好的與不好的都要貼上一個小條。好的用紅紙寫有“清潔”二字，不合格的貼白紙條寫上“不衛生”三個字。范先生的家裡書籍特別多，到處堆放，很是凌亂。由於眼睛近視，書籍，家具上積有的灰塵，他看不清也沒有清掃。檢查組到他家看過之後，在他的門上貼了“不衛生”的白紙條。再過一兩天就是元旦，學生給先生拜年時如看到門上有“不衛生”的小白條，范先生將會感到很難為情，他一生氣便把那白紙條撕下來了，卻不知被哪位告密者發現後告到教務處去了。還是那位又矮又瘦的處長，跑到范先生家訓斥道：“范先生，你門上貼的白紙條，是學校衛生檢查組貼的，怎么可以隨便撕掉！？這么做，是違反學校紀律的，你必須把條子再貼上去！”
“我一個人在江西，視力又差……”先生一邊嘀嘀咕咕一邊委屈地用膠水把白條又重新貼到門上去了。為了對付教務處對先生的捉弄，我找了一張紅紙作賀年卡，在紙上寫了“祝賀老師新年健康愉快”，然後用它貼在白紙條上把“不衛生”三個字蓋上了。不久又有人反映到教務處，不過這次處長倒沒有再說什麼，但碰到我時，他的臉立即就會垮下來。
三
同學們都喜歡聽范先生講課，尤其對他介紹的《說文解字》特別感興趣，當時我還找了許多《說文解字》的注釋本來閱讀。期中考試時，我的古漢語課得了第一名。於是同學們便給我取了個外號，叫“說文迷”。
有一次和一群同學在說笑，其中一位對我說：“說文迷，我問你一個問題，你能回答嗎？”
“你說。”我應聲道。
“簡化字，是不是根據六書設計出來的？”他問道。
“有可能。”我隨口回答。
“那么簡化字中的國家的‘國’是屬哪一類字？”
我想了一下回答：“會意字！”
“你是怎么確定它是會意字的呢？”同學追問。
“國家的‘國’么，”我笑著說，“就是一個和外界隔絕，密不透風的包圍圈，圈裡面一個王，王的左邊一顆痣。”我說完，大家哄的一聲笑了起來。
過了幾天，范先生突然叫我到他的臥室去一趟。我剛坐下來，常見的微笑在先生的臉上消逝了。他問：“聽說你給同學解釋簡化字‘國’為會意字，有這回事沒有？”
我看到老師少有的表情便緊張起來，只吞吞吐吐地回答：“我說過，是和同學開玩笑時說的。”
“開玩笑！”范先生用重音重複我的話，“你說得這么便當！昨天全系老師開會，劉書記通報了這件事，他說你的玩笑是反動言論，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然後先生嚴厲的譴責我：“你耍小聰明，胡編瞎扯，竟拿學術開玩笑，太不嚴肅了。”不一會兒，他又為我擔心起來並警告說：“你這么胡鬧將會闖下大禍的喲……”
經過反右運動以後的大學，告密成風。到這時我才知道我說的這句俏皮話竟被人告到系支部，系書記在老師和黨團員同學間作了通報。我隱隱地感到同學對我已另眼相看了，平日和我友好的同學也都在迴避我，生怕受到我的連累似的。我感到困惑而又惶恐，似乎突然變成異類了。
過了些日子，我才知道系書記因我的這句玩笑，還秘密動員同學揭發我的反動言行，並派員調查我的社會關係。
好在我那時只有十七八歲，沒有什麼言論可查，而我的父親又是一位經過長征的高級幹部，系總支書記與校長都對我還不錯。他們只把我叫到辦公室狠狠地臭罵一頓，然後要我避重就輕地寫了一份檢討書，此事便被他們大事化小，讓我滑過去了。
四
自從說了會意字闖禍之後，我吸取了教訓，唯讀書很少講話。但在那個強調階級鬥爭的時代，我仍未倖免在大會上受到批判，一次是因喪失階級立場，另一次是思想落後言論反動。
所謂喪失階級立場是發生在校辦農場。一個黃昏，我幹完農活回到農場宿舍的途中，看見一青年老師把一擔豬草放在路邊喘息，他臉色蒼白，額頭上布滿豆大的汗珠，我感到他病了，我雖不知道他的名字，但聽說過他是中山大學調來的一位“右派”老師，我對他說：“天色不早了，你一定累了，我幫你挑一段路好不好？”他同意了。在夜幕降臨前，我替他挑了一里多路然後放下來，讓他自己挑進校辦養豬場。
第二天上午，我就在農場草坪上召開的班會上受到揭發與批判，班長說我幫“右派”挑豬草，同情右派分子，喪失階級立場，我以為當時沒人看見便不承認。
“是右派分子自己向組織坦白交代的。”系書記氣憤地說：“你喪失階級立場，連右派都不如，右派知道要在改造中求進步，要向組織靠攏，你幫右派幹活，還隱瞞錯誤，你落後到何等地步！”我沒話說，只得硬著頭皮認錯作檢討。
另一次是說了錯話。1960年上學期每天下午都開學習討論會，討論“第三次世界大戰有沒有可能避免”。系書記說道：“有帝國主義存在就有戰爭的溫床，第三次世界大戰一定會打起來，絕不可能避免。”書記的話顯然是從他的上級那兒販來的，他不僅如是說，而且還要每一個同學把他的話重複一遍。我對這種強迫學生聽廢話，然後又強迫學生說廢話的所謂討論會非常反感，便不願吭氣。挨到最後，還是被班長點名非要我發言不可。
我極不耐煩地說：“第三次世界大戰，打了起來就沒有可能避免，像現在沒有打，就有可能避免。”
我剛說完，幾位積極分子就跳起來用沒有內容但十分兇狠的聲音譴責我的所謂“反動言論”。
“我講的是真話！”我為自己辯護道，“因為誰也沒有規定具體時間，什麼時候打起來才算作不能避免，過了一百年再打世界大戰，在這個漫長的一百年里算避免了還是算沒有避免？”由於我說了這些話，被系裡劃為必須拔掉的白旗，於是每天都要洗耳恭聽別人的斥責，讓積極分子們指著我的鼻子拔一拔。
後來我從別的教師那裡得知系裡也批判了范先生，因為他“瞞著”學校接受中華書局給予的校勘《大唐西域記》的任務，說他是只管自己搞個人名利，不重視思想改造，不重視教書的“白專老師”。
一天傍晚，我在校外碰見了先生，他一個人在路上行走，神色鬱悶。他見到我便問：“聽說你挨了批判？”
我說，“是的。”
“為什麼？”
我把說世界大戰可能避免的話告訴了他，他從鼻子裡輕蔑地哼了一聲。當我說到幫助生病的“右派”老師挑豬草，反被這位老師檢舉一事時，我委屈極了。
我說：“怎么也想不通，那位老師為什麼要損害幫助過他的人？”
范先生沉思了半晌，然後說：“那位老師不僅在政治上被人整垮了，尤其可悲的是他的良心也被人整垮了。他立功心切，失去了善惡的標準，失去了判斷是非的標準，所以才檢舉了你。”過了一會兒，范先生嘆了一口氣，憂傷地講：“那位老師，年紀輕輕便被劃為右派是多么不幸啊！但是你要知道，現實情況複雜，不幸的人也未必全都是好人啊……”
五
1959年下半年，學校提出教學要和實踐相結合，教學要為工農兵服務。學校停課，范先生因視力差而沒有下鄉。我和幾位同學由作家胡曠老師帶隊下到南昌近郊的一個模範公社麻丘人民公社去實習——替該社撰寫公社史，歌頌社員們在大躍進中的所謂沖天幹勁和輝煌的成就。我和另一位姓陳的同學一道經公社宣傳部介紹找一戶在40年代遇到荒年，曾把自己親生兒子賣掉了的農民，據說他們兩老現在過得非常富裕和幸福。在走了不少彎路後，才找到了這一對老夫妻的家。我們一進村看到曾經賣掉兒子的那位老太婆正坐在門口曬太陽。我們說明來意之後，她睜大眼睛驚恐地看了我們一眼，黃得發亮的浮腫的臉上盪起一絲淒涼的微笑，然後搖搖頭，仿佛有無盡的苦水既吞不下去也吐不出來的樣子，隨即便有氣沒力地耷下眼皮，一聲不響地呆坐在原地。
過了一會兒，她的老伴從大食堂打飯回來，木頭盆子裡儘是些菜葉與菜根，偶然可見一兩顆飯粒。老頭把木盆往桌上一摔，指著木盆氣憤地說：“這就是我們的中午飯。”當我們想請他談談往事時，他好像受到了侮辱似的，跳了起來說：“過去過荒年，賣孩子還能換點口糧。現在我有兒子到哪裡去賣！我們餓得要死，哪有勁和你們扯這些廢話，你們趕快滾吧！”我和姓陳的同學十分沒趣，也十分難過地被老頭轟走了。
書記走了以後，我和炊事員說起對書記的印象。
“你們的書記身體真棒，勁頭也大。”我說。
“他的身體不棒，誰的棒？！”炊事員冷笑地望著我說，“他工作特別忙唄！隔三差五要吃一頓三鳳羹補一補。”
“什麼是三鳳羹呢？”我問。
“就是把一隻白毛烏骨雞剖開，在雞肚子裡放一隻鴿子，鴿子腹內包一隻麻雀，再在麻雀肚子裡塞一根人參，再用白線縫上蒸幾個小時後再吃。”炊事員說。
我們正在農村作“實習”時，突然接到學校通知，要回校上課了，而且要連夜趕回。記得我曾走過兩次夜路，第一次是在58年下半年全校同學都在南昌鋼鐵廠挖土，土方運完已是半夜，我趕回學校時沿路上都閃爍著燈光，有無數的小高爐在噴射著火焰，這是全民“大辦鋼鐵、土法上馬”的時代。我那時雖然十分疲倦，但心情舒暢。我呼吸著野外潮潤而又冰涼的空氣，望著遠處閃爍著火光的小高爐，充滿幻想，第一次感到我的貧窮落後的祖國明天就會富強起來，明天就會趕上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
一年後，我這次走夜路返校時，幻想破滅了，心情與上次大不相同。這個夜晚沒有月亮，沿著灰白色的河流築起的大圍堤往無邊無際的黑暗中延伸，遠處也看不見燈光，走過飢餓的村莊時，只見光禿禿的黑色樹影，連狗的叫聲都聽不見了。我孤獨地在圍堤上行走，就像在一個枯死的沒有生命的星球上行走一樣，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獨和恐慌。
六
從農村回來後，校園裡也發生了變化。學生的口糧已由每月36斤減到了32斤，最後竟只有26斤。餐桌上除了發紅的包心菜之外，再也沒有其他的菜餚，菜碗裡也難得見到一兩滴油花。口糧越來越少，在食堂里排隊打飯的同學們手上端著的飯碗卻越來越大，就連身材窈窕的女同學也端著與她們形體極不相稱的又笨又粗的大碗。這種情況的出現是不是因為同學們在心理上感覺用大碗裝飯，口糧就會隨之增多的！
同學們坐在一塊，再也不談論學習了，瘦弱的飢餓的臉上泛起虛幻的微笑，回味著1958年以前餐桌上豐盛的菜餚和不受定量限制的白米飯。早上起來同學們會相互看看，然後在對方的額頭上按一按，或者在臉龐上壓一壓，看是否會下陷失去彈性，用以驗證是否由於飢餓而得了可怕的浮腫病。
記得有一位同學談到范先生因為視力差而躲過了下鄉實習的日子時，他說：“范老夫子這時很可能關著房門讀他的聖賢書，對外界發生的事情一點都不知道。”
另一位又說，“即使和他談論，他也會漠不關心。他要專心致志地校閱他的古書。”
為此我便試著去看望先生，先生一見到我馬上就問：“國家在政策上可能出了問題。城裡的供應很緊，連肥皂火柴都買不到，鄉下情況怎么樣？”
我便把在鄉下見到的飢餓的情景和他說了一遍。他似乎並不相信，因而懷疑地問：“是你自己見到的嗎？”
“親眼所見。”我說。
“有沒有記錄？”
“有。”我回答。
“你可不可以把記錄拿給我來看一看？”
“可以。”我答道，並馬上跑回寢室取來兩本在麻丘公社所作的採訪筆記交給了先生。
記得有一次，我遠遠地從窗外看見先生。他正在翻閱我的筆記，有時還摘下眼鏡，貼近頁面仔細查看。當我敲門進房，他便合上本子，望著我語重心長地說：“學生能夠聽老師講課，還可以看老師的著作，所以學生找合意的老師很容易；而老師不可能全面考察學生，所以老師要找合意的學生就比學生找老師難得多了。”
他繼續說：“我和你認識有兩年了，自認為對你有點了解，所以我曾有意地教你研讀古代文獻，希望你將來能成為有建樹的學者。現在看了你寫的麻丘筆記，我放棄了這個想法，以為你現在應該寫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這個極為罕見的時代。你要細心觀察，心平氣和地，準確客觀地描寫，千萬不要誇張。你做好這項工作，將比研究整理中國古代文獻更為重要、更有意義。”
到這時我才意識到范祥雍先生不僅是位勤奮的學者，而且也是關切祖國和人民命運的知識分子。
後來我隱約聽到系書記竟逼著范先生改行，要他去教現代漢語和現代文學。我以為是因為范先生的課大受學生歡迎，他們看不慣而搞的惡作劇。
1960年7月，先生因師母生病請求學校聯繫調回上海，遭到學校拒絕後，便毅然辭職回家。他失去了工作後，靠變賣他收藏的善本書過活，再也沒有回到江大。
七
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景德鎮陶瓷學院任教。“文化大革命”中，我坐在牛棚里寫檢查，常常會想起范先生。我佩服他有遠見卓識，他如果不辭職，不離開學校，很可能難過“文革”這道鬼門關。後來，我又聽說范先生即使失去了工作，賦閒在家，也未能倖免在“文革”中受到衝擊，他的手稿和藏書被搶劫一空。一家五口被趕到一個不到十五平方米的小房間艱難度日。
“文化大革命”結束了，我從下放的農村調回陶瓷館，從事古陶瓷方面的研究，並開始發表研究報告。粉碎“四人幫”後，我在《文物》、《考古》和《文史》雜誌刊出過一些有影響的論文。范先生也看過這些出版物，並經常來信給予指導和鼓勵。
與我的命運相似，先生的處境在這時也大有改善，被沒收的手稿與豐富的藏書部分退還給了他，上海文史研究館還聘請他為研究館員。
1983年，我因發表了一篇考證蔣祁《陶記》著作年代的論文，受到海外同行的關注並獲日本東方學會（亞洲與北非洲人文科學總會）之邀赴東京、京都等地講演。路過上海時我拜訪了先生。大劫過後，師生見面格外興奮而又感慨。
先生笑著對我說：“你的考古文章我都看到了。現在又在做什麼研究呢？”
我說：“整理古代陶瓷文獻，想對宋代與陶瓷相關的賦稅進行考證。”
先生笑了，他說：“你剛上大學的時候就想學訓詁，鑒於江西的藏書少，我勸你不要做這門學問，現在過了二十年，你轉了一個大圈，又回到了原來的起點，看來人的命運是多么難以琢磨啊……”
“你在‘文革’期間受到過衝擊沒有？”先生關切地問。
“蹲了好幾年牛棚。”我答道。
“為什麼？”
“還不是為了解釋那個簡化‘國’字而惹的禍，在當時學校里雖然沒有怎么整我，系書記還是把檢舉信塞進了我的檔案。”我說，“我的檔案里有這份檢舉信，無論走到哪裡，領導都會用異樣的眼神看著我，我的身後似乎有一個幽靈緊緊跟隨。每逢搞運動狠抓階級鬥爭時，幽靈就會把我逼向死亡的邊緣。畢業後，我雖然結了婚，但很久很久都不敢要小孩，因為生怕險遭不測，遺禍妻兒……”
“唉！”老師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停了一會兒又關切地問，“你的這個案子後來怎么了結的呢？”
“談不上了結。”我說，“檔案中雖有檢舉信，但由於年深月久，特偵組找不到證明人，我也沒有承認有什麼特別的惡意，他們無法作出結論，就這么拖下來了。”
“你過去在麻丘公社所作的一些記錄還在嗎？”老師若有所思地問。
“不在了。”我說，“說來話長，我的那幾本記錄和我寫的一堆日記，在‘文革’期間被人家抄了出來，後來有朋友把它們搶回來交給了我，見到那堆東西，我渾身顫抖，喪魂失魄，同時又感到天地雖廣，世界雖大，竟找不到安放我這幾十本筆記的地方。我在極度的恐懼中，把它們全部都燒掉了。”
“多么可惜啊！”范先生緊皺著眉頭說，“你沒有繼續記錄當時的社會情景，也沒有把麻丘筆記保留下來，這是研究那段歷史的人的不幸；然而，你從事古陶瓷與陶瓷史研究，對你個人來說，卻又是不幸之中的萬幸！”
我沒作聲。
八
80年代後，我經常出國訪問，幾乎每次都從上海出境。在到達上海之前，總先寫信通知先生的兒子——我的師弟范邦瑾，邦瑾弟總是高興地把我將要到滬的訊息轉告他父親，只要先生知道後，無論早上和晚上他每天都要問：“劉新園來了沒有？”後來忙忙碌碌的兒子嫌他問得太多、太頻繁，在我到達上海之前便不先把訊息告訴他。
1993年，我從德國回來，路過上海。得悉美國著名學者何惠鑒先生致函邦瑾，聘請他赴美研究堪薩斯納爾遜博物館收藏的豐富的中國碑刻。那時范師母過世，先生的身體極差，雙目幾近失明，邦瑾不忍遠離相依為命的老父，對赴美之事猶豫不決。而那時我正在他家，先生對我說：“我的身體越來越好了，視力也在漸漸地恢復，生活完全能夠自理。”停了一會兒，又鄭重其事地對我講：“你無論如何要勸邦瑾赴美，千萬不能放棄在美國研究和學習的機會。”分別時先生緊握著我的手，還不停地強調自己十分健康。我理解先生的所謂“健康”，實質上是讓兒子安心遠行而付出的一片“苦心”。當我回望先生，看見他站在樓梯口瘦弱的身影，向我揮手時，臉上浮現出來的我熟悉的笑容里流露出某種淒涼，這淒涼讓我有種不祥的預感！
我從上海回到景德鎮不久，就接到了邦瑾的電話，說他父親突然病故。那時我正在考古發掘工地，無法抽身，因而沒有參加先生的葬禮，待我把工作稍做交待趕到上海時，先生的喪事已經辦妥。我見到邦瑾，他遞給我一個手卷，說是他父親留給我的紀念品。當我打開一看，原來是清代書法家何紹基晚年抄寫《東坡志林》的一段手稿，雖然沒蓋章，但比常見的何字更樸素更美麗。顯然是先生生前喜愛的藝術品。
現在先生已經過世20年了，2013年是他百歲冥壽。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范祥雍籍整理彙刊》等十一種（其中有多種曾獲得國家獎項），《養勇齋詩鈔》三百餘首，學術論文十餘篇。可又有誰知道，其中近百萬字的著作都是他在失去工作，沒有收入的情況下撰寫而成的。可以說這份嘉惠後學的遺產是開放在地獄中的花朵。
2013年3月28日 夜
於美國密西根州Grosse Poin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