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范植桓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山西平定
- 出生日期：1959年2月8日
- 主要成就：完整地詮釋《論語》
- 代表作品：《論語語論》
- 學歷：大專
學術成就
一．完整地詮釋《論語》
該書的最大特點是另闢蹊徑，以秦漢文章講《論語》，打破了傳統的條條框框和根深蒂固的概念的拘囿，又融合了前人的思想。一方面全面系統地將《論語》的重點字詞進行了解釋，另一方面又選出先秦和漢代以前的例句加以佐證。並且對一些常用字和關鍵字的用法，雙關和複句的用法進行了說明。該書的成就在於它扇去了落在《論語》上的塵土，使晦蒙於《論語》之上的千年之固，一朝蕩滌。使《論語》以新的面容展現在世人的面前。這本語論對《論語》502章中的189章作了新譯，有三百多句的注釋和以前的版本不同，並且有詳細的釋義來闡述每句的含義，獨到之處也在其章節旁以“語論新解”加以論述。該書還第一次完整地將《論語》的原文和譯文之間進行了通譯，解決了《論語》成書以來所謂的“衍文”和“錯版”的疑問，並且作了論據詳實的補缺和辨證。也摒棄了以前在《論語》的注釋上，譯文放不進原文，或者用附加的文字來說明的現象。該書的出現，使《論語》不再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的現象存在，為《論語》有朝一日重新成為普遍的語文教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論語語論》的出版，標誌著中國傳統典籍的注釋將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自漢代以來以“字”注釋《論語》等國學典籍的現象，將被以“文字”注釋所取代，一大批國學經典將會以新的面目出現在世人的面前。
二．破譯“封建”之謎
2009年進入國學研究的象牙之塔，研究“封建”。突破了兩千多年來“封建”研究的難點，第一次準確地定義了“封建”的含義，推翻了一直被人稱為的“封邦建國”之說，將封建與國家的政治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封建是指從商開始，在王朝之下建立了一級一級的政權。
當前的“封建”研究存在著四大問題：一是“封建”一詞的詞性沒有確定；二是“封建”的語義沒有明確的概念；三是“封建”的屬性隨意擴大和縮小；四是“封建”的起源沒有考據。范植桓以此為突破口，以史籍為依據對“封建”進行了全新的闡釋，突破了歷史上“封建”研究的頸口，取得了革命性的成果，將“封建”賦予了新的生機。
“封建”一詞與大多由“封”字組成的語詞一樣，為偏正結構。
“封建”一詞的語義是：最早地進行一層一層的分布。
“封建”原指“湯武革命”，後成為一種以等級分列政權的階級制度，是謂“封建制度”。
殷商是“封建”的形成和發展時期，商周時代的“封建制度”，因為一級一級有人當政，可以說其為：君主權力下列的“封建”。這是原始的，也是完整的封建制度。秦以降，封建制度變法，有政而未封，封建階級的階層開始無序，時現時亡，時強時弱，反覆無常，體制已不完備，相對來說是：君主權力集中的“封建”。這是過渡的，也是殘缺的“封建制度”。由於清末以前的“封建制度”，始終是以君主為代表的貴族階級當政，我們可以籠統地稱之為“君主封建”。所以我們現在習慣上稱謂的“封建”在其內含上也保持了古代的“封建”義，也就是君主專政。
封建制度的建立，標誌著政治治國的觀念的形成，在過去單一的治民體制上增加了治官的體制，封建的本質是治官。“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於下國、封建厥福。”（《詩經·頌·商頌·殷武》）”正所謂“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周易·革》）”
三．確定中國傳統文化的原點是“封建”
封建是政治的根基，也就是文化的原點，這是界定中國傳統文化原點的理論依據。中國文學的原點在哪裡?我們有很多的東西能夠追溯到原始宗教那裡去。但是任何一種文體，它的言說的體式和慣例都是在西周或者春秋這個時代確立的。我們的詞也好詩也好，論、賦也好，都是在這樣一個禮樂政壇言說氛圍中形成的。這就決定了那些文體是因為政治，而不是因為人們表達情感而產生，它是用於政治的各種場合。後來我們的文體在發展的過程之中，雖然也有我們所說的一些變異，但是它的變異不足以改變它的原有的那種主要的基因。這一點是我們必須注意的。
中國的封建與文化是同時出現在最早的有據可查的文字記載之中的，封建與文化運動是緊密相連並一同周而復始的。封建的變異，就是政體的變異；政體的變異，必然會帶來文化的變異。不僅如此，中國歷代的君王、歷代的文豪是必議“封建”的，“封建”是中國歷史文化的“太史”。統治者歷來心繫於封建的根本原因，就是封建制度下的商周社會能夠延續千年之久而不為人所病垢，封建永遠是明主的理想王國；而讓學者耿耿於懷封建的是找不到其間有何值得留戀的地方，不知有多少文人、大師功成名就之後在此議題上折戟沉沙。李慎之在與友人書中說道：“我常想，什麼時候應該有人寫一篇《封建論》，不但可以在歷史學和文化學領域中澄清多年的混亂，而且更重要的是使中國人能明辨是非，知道今天該破該立的是什麼。其結果也許不但對世道人心，而且對國脈民命都是關係重大的。”
“湯武革命”帶來的封建制度，不僅奠定了中國的政治基礎，同時也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而得以世代傳承，華夏文明也是在這個時候有了以完整的文字作為依據的歷史記載。
四．創立漢語語詞本義學科
中國的文字是有原形的，字也就有冠了定義。但是中國的語詞是沒有冠以定義的。文言文過渡到白話文的時候，產生了語詞，它基本上是對“文”的複述。所以語詞也有多義性，它現在已經成為溝通文言文和白話文的障礙，比較明顯的是在語詞的泛義和狹義之間游移不定，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范植桓研究發現，中國的語詞是可以定義的，而這種定義放在任何語境下都適用。因此，在中國語文界必須創立一個新的學科：語詞定義學。
在現實中，有些關鍵的詞語，人們即使是耳熟能詳，爾或是運用自如，也不過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易之為《易》：“百姓日用而不知”，這裡的“知”是作沒有人去理會的意思。因為迄今為止，詞典是不以語根來給語詞定義的，比如文化、封建、衛生、藝術、歷史等等，從現有的解釋中，你看不到它們的原有字義，這不能不說是語詞學的滯後。還有一些語詞因其本身在某一方面不為人所識或沒有共識，其語義已經偏離了正軌或被濫用，比如封建、階級、自由、民主等等，使用者往往是取其一面而忽視了另一面，有的已經是面目全非。舉“民主”一詞為例，其本義是“多數人的集中體現”，而在現實中卻變成“多數人中採納”，是以出現了所謂“先民主，後集中”這樣的說法，這說明民主一詞的關鍵一面被忽略了。不僅如此，從政治和社會的角度來說，運用“民主”一詞的時候必須清楚，民主是以犧牲少數人的利益為代價的，所以當我們喊出這樣的口號的時候，並不要以為是理直氣壯的。當然，我在這裡並不否定民主是我們當前的目標，只是說它不是我們追求的最終目的，我們應該知道“共和”還在向我們呼喚。
至今為止，范植桓先生所作的詞語本義探源都是隨機抽取的，不可思議的是所得的定義全部是不為人所知的，其表現在我以一個詞組的語根所作出來的定義，與詞典中的現有定義是大相逕庭的，有些竟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由此范植桓萌生了給漢語詞語作定義的想法，因為現在漢語中字是有定義的，而詞語是沒有定義的。在給這些詞語進行定義的時候，曾經遇到一個很棘手的問題，即詞語的泛義和狹義問題，最開始總是游離其間，難以抉擇，以致經常費力地解說這是泛義或這是狹義，可想而知，讀者更是不明就裡。當研究進行到一定的階段的時候，發現了一條規律，語詞在文言文中的語義是泛義的，而在白話文中的語義是狹義的。有些詞語是經過中日西對接，從古籍中提煉而成的。如：哲學、科學、藝術、物理、民族（秦漢以降出現）等。這種詞語在近代中國的生成，實際上是文言文轉向白話文、口語詞的變革，有整詞的用來對應，無整詞的就近組合，不能組合的，加上幾個固定的“表示方法”的字，可以稱之為詞綴組合，如：學、術、道、理。比如“民族”是就近組合，“哲學”是詞綴組合。我以為這些詞語在文言文中是作不定代詞使用的。由於日本語中大量的古漢語西譯，使一批留學日本的學者幾乎在不會說話的時候（我們今天離開了日語“外來詞”，幾乎就無法說話），推出了白話文的口語詞，而突如其來的白話文運動的興起，使人對接踵而至的新語詞囫圇吞棗，一直徘徊在似與不似之間，當回頭再想認識他們時候，斯人已作古，斯文已作古，一些詞語就無法準確地定義了。這樣的結果就是上面所說的文言文中“望文生義、以文言文”的泛義詞語在今天成為了狹義的詞語。而這種狹義又是詞語以外的社會因素造成的，以致很少有人能將它的泛義融入到狹義之中，通俗地說就是看不到其原始的本義在詞語中有所體現，因此我們現在給一些詞語下的定義，看不到這些詞語的語根，而是游離於本質之外的模糊的語言，總是讓人似懂非懂，其中遇到的最大的障礙就是它與歷史說記載的詞語是不符的，這就是泛義和狹義不辨的結果。因此我們必須研究漢語詞語的本義，有了這樣的基礎，再對這些“外來語”進行修辭，就會有一個符合於泛義的準確定義了，人們再看到這樣的詞語後，就會博古通今。白話文的產生，實現了漢語言的文言文中的詞語向口語方式的轉變，一些書面的詞語逐步地出現在我們日常的生活口語中。比如我們給中國、中華、華夏定義其本義後，我們就可以準確地運用這些近義詞。中國是針對國家而言的；中華是針對民族而言的；華夏是針對文明而言的。
五．發明古漢語類別法
古人行文必須簡潔明了，不然會給後續者帶來許多麻煩和不便，因此形成了“以文言文”的文言文，同樣一個字，翻譯出來的意思是不一樣的。文言文中的某一個字在具備有這種功能的時候，我們就要去辨別它。如“史”字是表示記，專指記錄事情的經（主線）過；“建”字表示立，又專門指立於最早和均衡的分布。經過長期的實踐，范植桓先生髮明了一種“古漢語類別法”，它能幫助我們快速理解古漢語中某一字的類別，從而更加準確地掌握其用意。例如無、不、亡、未四個字都有否定的意思，屬於近義字，但是它們在使用上又有區別，無是表示以後沒有，是將來式；不是表示現在沒有，是現在式；亡是表示過去沒有，是過去式；未是表示以上的三者都難以確定。掌握了這種方法以後，我們就可以對一個字先分類，再分別，這樣就可以理解文言文的言外之意。例如“歷史”一詞，“歷”是規律，這是類，有別於其他規律的是，“歷”是表示一個接著一個，是為不斷。如此我們就可以知道“歷階而上”的“歷階”就是說的一步一步地走上台階，這是上台階的規律。注意“歷”字在此被譯為了一步一步，如果我們將其用在“歷史”一詞中，那么就不倫不類了。“歷史”中的“歷”就是一代一代。上台階的歷史規律是一步一步的上；社會的歷史規律是一個朝代、一個朝代的更迭。
六．提出界定漢語語詞泛義和狹義的的標準
七．將漢字還原為文字
公元10年左右，王莽新政，漢室江山一分為二，東西錯劃。一個時代的交錯，必然會留下一段深刻的印記，而這一次的交點，則是“文”和“字”的交會，一路走來的刻鏤之“華文”，被一種筆寫之“漢字”所取代，成為文化傳承中一種主要的書體格式，在華夏文明的樂章里，從此增添了一種“文字”的功（表現）力，它就像一種組合拳，既有文之形，又有字之義，合縱連橫，博採眾說之長，珠聯璧合，“激揚文字，揮斥方遒。”
“文字”的出現，是語言符號的一次華麗的轉身，從此“文”有形，“字”有義。“華文”的語言簡化（抽象化）功能，隨著“漢字”書寫的方便而變得直接化，並且逐漸生成了定義（白話）。因此，文字的出現，在文章上劃分出“文言”和“白話”這兩大陣營，用抽象化的“華文”寫作的文章即是“文言文”；用具體化的“漢字”來寫作的文章就是“白話文”。如此說來，“文字”不僅從形式上改變了傳統的書寫模式，同時在內容上也給“文形”附加了“字義”。
“文字”是華夏文明中特有的一套經過邏輯演變而傳承下來的書寫符號，是語言的載體，雖然從“文”到“字”有所變化，但是其語音和語義始終都保持原樣。因此，通過“文字”的流傳，人們現在仍然可以利用它回朔到遙遠的年代，從“文字”中聆聽那奧秘無窮的聲音。
世間的有些事情，就是在你做了之後才覺得有些遺憾。漢字出現之後，由於書寫的便利而少了“簡化”成文的程式，文字中“文”的原形漸漸淡出人們的視線，“字”的功能卻日益彰顯，人們儼然可以用“字”來組成詞形，必然就忘卻了自身的字形。當人們輕描淡寫地將“漢字”寫入紙上，記錄在案的時候，或多或少地遺失了在“簡化”過程中那種刻骨銘心的感覺，而膚淺地停留在“字”的表面，而不知道字形何在，更沒有多少人能道出“文字”的文形和字義。“文字脫謬，為之正三十有五字。”（唐·韓愈《讀〈鶡冠子〉》）一個眾人皆知的事實是：文字在當今已經被人理解為單一的“漢字”，失去了“華文”的身形。“文字”的玄機可謂是蕩然無存！
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
會認“字”的一定知道它有其本，本就是“文”，這就是學文的初衷。不會認“字”的，它只會用，這就叫照搬。“字”只是“文”的一種說法，這種說法成為主流之後，就是這個“字”的“定義”。比如“家”字，就是對屋裡面有很多人的情形的一種說法，可以理解為“居所”、“會所”、“堂屋”、“聚會”、“相見”、“對酒”等等，用的最多的應該是“居所”，因此“家”字的定義是“居所”，指閒時相聚的地方。篆刻是錯劃之文，書法是謄寫之字，從內容上來說，字是對文的一種定義，它將文的抽象之意，定格為一種普遍的用意；從形式上來說，字是對文的一種簡寫，它將文的抽象符號，定格為一種普遍的字劃。因此，從文字的區別上來說：文是篆刻的，字是書法的；文是主形的，字是主義的；文是表象的，字是表意的。正是因為文字的互補，才使得中國的“文字”能夠續寫至今，這在世界的歷史中是絕無僅有的。
如果要將“文字”進行劃分，就有“華文”和“漢字”之分。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證明“文字”在當時已經有了這樣分別。同時也證明在許慎的那個時代，人們已經不知道“字”為何解了，許慎如此才道出“字”的“文”形，“說文主形”斯之謂也。學術也表明，自東漢之後，又有多少文章可以引經據典，為我所用？豈不是“文字脫謬”當然。“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至今恐怕連“學徒”也不多見，上千位學者專家編撰的《漢語大字典》中，竟然不能“說文解字”，證明“文字” 已經成為了“漢字”“字”當然也就有名無實了，上下二千年，歷史也從這裡劃斷，以前的叫經文，後世的叫史書。“漢字”脫謬二千年至今，余有幸重複“文字”之真諦，引人觀復“文字”於“甲骨”，乘桴浮於“文字”之今海，自始發端“漢字”二千年祭！
將“漢字”還原為“文字”中的字，並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情，因為許多字的字形已經失傳，字成以後卻回不到它所描述的對象上來，這就叫做不“識字”。比如：“家”字還原成形之後變為了“豬舍”；“民”字還原成形之後變為了“眼睛”；“也”字還原成形之後變成了“女人的性器”。所有這些解釋與我們使用的範圍大相逕庭。這幾個字，無數的學者曾經進行過探討，但是卻不見一個令人滿意的說法。僅僅幾個字就難倒了許多大師級的人物，更別說為所有的文字來正名了。可想而知，這是一項無比艱巨的任務。有幸的是，筆者對文字具有天生的想像能力和洞察能力，對任何一個“字”，都可以還原成形，並且在“文”和“字”之間劃上等號。“激揚文字，揮斥方遒。”文字合一，對我來說只是時間的問題，“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於我來說，文字也不過如此，可以無大過也！
八．開創中國獨立學者元年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學術研究領域，出現了一個新名詞：課題費。特別是文化領域也是如此，不知這樣做是因為金錢的富有還是知識的貧乏，難道拿了錢之後就會有文化成果嗎？好在民間還有不為金錢而堅持獨立治學的人，他們沒有地位、沒有工資、沒有項目費、沒有美其名曰的、各種旅遊性質的年會等等，但是他們做出的學問確實讓“舉國體制”的學者們汗顏。我們應該稱這些人為中國的獨立學者。“封建”研究的突破，就可以為為中國獨立學者記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