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蕉花(散文)

《芭蕉花》散文是是現代著名文學家、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郭沫若（1892～1978年）的作品。郭沫若所著《芭蕉花》寫於1924年8月，當時郭沫若旅居日本福岡。

這是一篇懷念母親的敘事散文，也是一則誠信故事。作者寄情於芭蕉花，通過回憶幼年往事，抒寫了對曾經沒有真切體悟到的母愛的懷念，表達了對母親的深情，同時也凸顯了一生勞苦的母親光輝的精神境界。這篇文章的一個顯著特色在於作者把對苦難母親的懷念與當時漂泊海外的處境聯繫在一起，對母親的懷念是人之常情，這裝滿了酸楚的想念，誠摯而動人。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芭蕉花
• 文學體裁：散文
• 作者：郭沫若
• 寫作時間：1924年8月20日
• 散文字數：2000字左右

作品原文

這是我五六歲時的事情了。我現在想起了我的母親，突然記起了這段故事。

我的母親六十六年前是生在貴州省黃平州的。我的外祖父杜琢章公是當時黃平州的州官。到任不久，便遇到苗民起事，致使城池失守，外祖父手刃了四歲的四姨，在公堂上自盡了。外祖母和七歲的三姨跳進州署的池子裡殉了節，所用的男工女婢也大都殉難了。我們的母親那時才滿一歲，劉奶媽把我們的母親背著已經跳進了池子，但又逃了出來。在途中遇著過兩次匪難，第一次被劫去了金銀首飾，第二次被劫去了身上的衣服。忠義的劉奶媽在農人家裡討了些稻草來遮身，仍然背著母親逃難。逃到後來遇著赴援的官軍才得了解救。最初流到貴州省城，其次又流到雲南省城，倚人廬下，受了種種的虐待，但是忠義的劉奶媽始終是保護著我們的母親。直到母親滿了四歲，大舅赴黃平收屍，便道往雲南，才把母親和劉奶媽帶回了四川。

母親在幼年時分是遭受過這樣不幸的人。

母親在十五歲的時候到了我們家裡來，我們現存的兄弟姊妹共有八人，聽說還死了一兄三姐。那時候我們的家道寒微，一切炊洗灑掃要和妯娌分擔，母親又多子息，更受了不少的累贅。

白日裡家務奔忙，到晚來背著弟弟在菜油燈下洗尿布的光景，我在小時還親眼見過，我至今也還記得。

母親因為這樣過於勞苦的原故，身子是異常衰弱的，每年交秋的時候總要暈倒一回，在舊時稱為“暈病”，但在現在想來，這怕是在產褥中，因為攝養不良的關係所生出的子宮病吧。

暈病發了的時候，母親倒睡在床上，終日只是呻吟嘔吐，飯不消說是不能吃的，有時候連茶也幾乎不能進口。像這樣要經過兩個禮拜的光景，又才漸漸回復起來，完全是害了一場大病一樣。芭蕉花的故事是和這暈病關連著的。

在我們四川的鄉下，相傳這芭蕉花是治暈病的良藥。母親發了病時，我們便要四處托人去購買芭蕉花。但這芭蕉花是不容易購買的。因為芭蕉在我們四川很不容易開花，開了花時鄉里人都視為祥瑞，不肯輕易摘賣。好容易買得了一朵芭蕉花了，在我們小的時候，要管兩隻肥雞的價錢呢。

芭蕉花買來了，但是花瓣是沒有用的，可用的只是瓣里的蕉子。蕉子在已經形成了果實的時候也是沒有用的，中用的只是蕉子幾乎還是雌蕊的階段。一朵花上實在是采不出許多的這樣的蕉子來。

這樣的蕉子是一點也不好吃的，我們吃過香蕉的人，如以為吃那蕉子怕會和吃香蕉一樣，那是大錯而特錯了。有一回母親吃蕉子的時候，在床邊上挾過一箸給我，簡直是澀得不能入口。芭蕉花的故事便是和我母親的暈病關連著的。

我們四川人大約是外省人居多，在張獻忠剿了四川以後——四川人有句話說：“張獻忠剿四川，殺得雞犬不留”——在清初時期好像有過一個很大的移民運動。外省籍的四川人各有各的會館，便是極小的鄉鎮也都是有的。

我們的祖宗原是福建的人，在汀州府的寧化縣，聽說還有我們的同族住在那裡。我們的祖宗正是在清初時分入了四川的，卜居在峨眉山下一個小小的村里。我們福建人的會館是天后宮，供的是一位女神叫做“天后聖母”。這天后宮在我們村里也有一座。

那是我五六歲時候的事了。我們的母親又發了暈病。我同我的二哥，他比我要大四歲，同到天后宮去。那天后宮離我們家裡不過半里路光景，裡面有一座散館，是福建人子弟讀書的地方。我們去的時候散館已經放了假，大概是中秋前後了。我們隔著窗看見散館園內的一簇芭蕉，其中有一株剛好開著一朵大黃花，就像尖瓣的蓮花一樣。我們是歡喜極了。那時候我們家裡正在找芭蕉花，但在四處都找不出。我們商量著便翻過窗去摘取那朵芭蕉花。窗子也不過三四尺高的光景，但我那時還不能翻過，是我二哥擎我過去的。我們兩人好容易把花苞摘了下來，二哥怕人看見，把來藏在衣袂下同路回去。回到家裡了，二哥叫我把花苞拿去獻給母親。我捧著跑到母親的床前，母親問我是從甚么地方拿來的，我便直說是在天后宮掏來的。我母親聽了便大大地生氣，她立地叫我們跪在床前，只是連連嘆氣地說：“啊，娘生下了你們這樣不爭氣的孩子，為娘的倒不如病死的好了！”我們都哭了，但我也下知為甚么事情要哭。不一會父親曉得了，他又把我們拉去跪在大堂上的祖宗面前打了我們一陣。我挨掌心是這一回才開始的，我至今也還記得。

我們一面挨打，一面傷心。但我不知道為甚么該討我父親、母親的氣。母親病了要吃芭蕉花。在別處園子裡掏了一朵回來，為甚么就犯了這樣大的過錯呢？

芭蕉花沒有用，抱去奉還了天后聖母，大約是在聖母的神座前幹掉了吧？

這樣的一段故事，我現在一想到母親，無端地便湧上了心來。我現在離家已十二三年，值此新秋，又是風雨飄搖的深夜，天涯羈客不勝落寞的情懷，思念著母親，我一陣陣鼻酸眼脹。

啊，母親，我慈愛的母親喲！你兒子已經到了中年，在海外已自娶妻生子了。幼年時摘取芭蕉花的故事，為甚么使我父親、母親那樣的傷心，我現在是早已知道了。但是，我正因為知道了，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氣。這難道是進步嗎？

創作背景

郭沫若的母親長期過於勞累，犯有“暈病”，身體異常衰弱。每年交春的時候總要暈倒一回。他的母親“暈病”發作時，終日呻吟嘔吐。芭蕉花的故事和這暈病關連。在郭沫若四川的鄉下，相傳芭蕉花是治暈病的良藥。

郭沫若五六歲的時候，他母親“暈病”又發。郭沫若同他的二哥商量摘取天后宮種植的芭蕉花，郭沫若不但沒有得到母親的嘉許，反而挨了掌心。

郭沫若離家十二三年了，這樣一段故事，他一思念到母親，就一陣陣鼻酸眼脹。郭沫若感慨遙寄，在日本寫下美文《芭蕉花》。

作品鑑賞

文化意蘊

在中國文化傳統觀念中， 一種比世俗親情更重要， 更值得追求的東西， 那就是忠孝節義， 這是一種道德信仰， 它根深蒂固，扎在一代又一代國人的心中。

散文的開篇， 作者並不直接提及芭蕉花， 而是在散漫的回憶中， 講述母親家族的身世遭遇，為讀者描繪出一幅真實的忠義受難圖。寫完母親幼年的不幸，作者緊接著寫她哺育兒女，操持家務的辛勞， 以致得了難以治癒的“暈病”。然後引出芭蕉花能治病的習俗，寫出具有藥用功能的芭蕉花的稀有和難以尋覓。但是，作者似乎還不願意切入芭蕉花的故事本身，而是宕開筆墨，又開始敘述父親的家世，在這一段敘述中，涉及到很複雜的歷史文化背景，即天后宮與郭沫若祖輩關係，天后宮所代表的的宗族信仰。

天后宮所代表的的宗族信仰在父親家族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後來發生的事也就不難理解了。但幼時的作者並不知道，當他和哥哥發現天后宮有他們遍尋不得的芭蕉花時，哥倆歡喜極了，兩人費了很大力氣，翻窗進去，摘了那朵能為母親治病的芭蕉花。非常高興地獻到母親的床前， 以為母親會誇獎他們。誰知事情大大出乎他們的意外，不僅沒有得到表揚，反而害母親大大生氣，自己而且被父親拉到祖堂上，受到平生第一次嚴厲的處罰。

行文至此，作者綿里藏針，並沒有點出母親生氣的原因， 只是寫出自己因為這件事惹母親生氣的內疚， 並深深地理解和思念母親。

兒時的“我”只是緣於對母親的愛，攀摘了天后宮里的芭蕉花。

在“我”看來，是非常自然的事。但在母親看來，攀摘了聖地中的芭蕉花，等於拿走了供奉給神靈的祭品，這是對祖先神靈極大的冒犯和褻瀆。所以母親又氣又急。但當時的“我”對父輩的倫理信仰一無所知，所以無所顧忌地幹了這件事。

人到中年，母親當年的心情，作者已能深切地體會。但仍留下深深的困惑和對生活的反省，兒時，心中只有一條最樸素的生活真理，即只要為愛，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 因此童年無忌， 敢於反抗成規，冒犯神靈。結尾時，作者出其不意，來了一句意味深長的反問：

“但是，我正因為知道了，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氣。這難道是進步嗎？”

其實，散文所有看似東粼西爪的敘述，最終都指向文章這最後一問，這是散文的文眼所在。它問出了國人心中不可名狀的沉痛：沉痛於忠與孝的衝突，沉痛於社會職責和個體生命激情本能對立，中國社會傳統的宗族人倫規範與生命大愛的衝突。天后宮， 代表著神性意志，或者說是宗族群體利益的神性體現。而自己的母親，本已重病在身，卻可以寶貴的生命去換取在神靈面前，或者說在宗族祖先面前的清白，一如她們的祖輩，為盡對朝廷的忠，為守對丈夫的節，為講對主人的義，可以毅然赴死，完全置自己的生命於不顧。這種道德是合乎人性的嗎？中年的郭沫若，在看待童年這一事件時，具有一種文化穿透的眼光，它將童年時摘取神靈面前的供物這一舉動，看成具有一種象徵意義的事件，那就是對陳規陋習的大膽挑戰，對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本能的反抗。這種反抗是具有完全的正面價值還是負面價值，作者似乎難以評判，所以用這樣的反問來表達自己的困惑。

主題思想

《芭蕉花》表達郭沫若對母親的感懷之情。文章托物言志，借芭蕉花抒發情懷。在懷想母親的同時，含蓄地表達出自己對於理想、信念執著堅定的追求。

社會評價

專家點評

作者以散點聚焦的方式組織生活事件，拉家常似的講述自己家族的故事，回憶中對母親綿綿情思也就抽絲一般地細細扯出。如果說郭沫若的詩歌喜歡一覽無餘地宣洩激情，那么他的散文卻表現出高度的克制和理性審慎。在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敘述中，我們感覺到它的意猶未盡。他的中年心境，似乎俳徊於童年的“我”反傳統的勇氣和父輩維護傳統的勇氣而無法決斷。正是這兩難的選擇，帶給了郭沫若這樣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長久的心靈的磨難。

——陳俐

作者簡介

郭沫若（1892—1978年）原名郭開貞，筆名沫若、郭鼎堂等，四川樂山縣沙灣鎮人，中國現代著名文學家、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社會活動家。

郭沫若

1914年春赴日本留學。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在日本福岡發起組織救國團體。

1923年，參加北伐、南昌起義。

1938年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這一時期創作了以《屈原》為代表的六部歷史劇，完成《十批判書》、《青銅時代》等史論和大量雜文、隨筆、詩歌等。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全國文聯主席、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