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摩爾首度使用的“自然主義謬誤” (the naturalistic fallacy)一詞，已經頻繁而不無誤導性地與關於“是-應該”關係的休謨問題聯繫起來,進而與事實和價值二分的教條聯繫起來；實際上，人們通常就是通過事實和價值二分的教條來理解“自然主義謬誤”的。
導致這一誤解的關鍵原因是，人們要么忽視了摩爾關於“自然客體”與“思想客體”的區分，要么徑直將這種區分等同於“自然客體”與“價值客體”的區分。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自然主義謬誤
- 外文名：the naturalistic fallacy
黑爾觀點,塞爾觀點,賴特觀點,
黑爾觀點
當代著名的倫理學家黑爾（Richard Mervyn Hare），作為一個堅定的反自然主義者，將倫理學中的自然主義傾向定義為：“某人宣稱他依賴於某一定義，其大意是V（一個價值詞）與C（一個描述性謂語的連詞）表示相同的意思；便可以從一組純事實性或描述性的的前提中，推演出一種道德判斷或其他價值判斷。”黑爾認為，自然主義的謬誤在於它試圖從事實陳述中推導出價值判斷，而忽略了價值判斷的倫理意義。對自然主義的批判，主要源自著名的“休謨法則”（Hume’s Law），即我們不可能從“實然”（is）中推出“應然”（ought）。
黑爾認為，價值判斷決無可能從事實判斷從中推導出來，因為價值判斷只能通過祈使句表達，而祈使句的邏輯規則是“從一組不包含至少一個祈使句的前提中，不能正確地推導出祈使句的結論”；因此，“從一系列關於‘客體特徵’的陳述句中，無法推導出關於應該做什麼的祈使句，因而也不能從這種陳述句中推導出道德判斷”。
塞爾觀點
不過，當代著名的語言哲學家塞爾（John R.Searle）對此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反例 。塞爾通過下面5個句子的邏輯關係，試圖說明如何從“實然”中推出“應然”：
1．瓊斯說，“史密斯，我在此答應給你5元錢。”
2. 瓊斯承諾付給史密斯5元錢。
3. 瓊斯將自己置於付給史密斯5元錢的義務之下。
4. 瓊斯有付給史密斯5元錢的義務。
5. 瓊斯應該付給史密斯5元錢。
塞爾指出，儘管句1是一個純粹的“事實性陳述”或“描述性陳述”，但通過一系列的邏輯推演，到了句5，已是一個完全的“價值性陳述”或“評價性陳述”了。由此塞爾認為，我們完全可以從“實然”中推出“應然”。
分析哲學家賴特（Georg Henrik von Wright）指出，塞爾的推導其實可以簡化為如下三個句子：
1. A承諾做P。
2. 由於承諾做P，A將自己置於做P的義務之下。
3. A應該做P。
賴特觀點
賴特認為，這兩組推理的前提都是陳述句，但結論卻是祈使句，因而推翻了黑爾“從純粹的陳述句不能推出祈使句”的邏輯規則；但是，這兩組推理卻不能推翻黑爾“從純粹的事實判斷不能推出價值判斷”的結論。因為“價值判斷”並非如黑爾所說，只能通過祈使句表達；事實上，價值判斷也可以通過陳述句表達。以上述兩組推理為例，第一組的句1和句2以及第二組的句1都是陳述句，反映的都是瓊斯許諾付給史密斯5元錢的事實，因而都是事實判斷；但第一組的句3和句4以及第二組的句2雖然也是陳述句，反映的卻是瓊斯負有付給史密斯5元錢的義務，因而是連帶義務的價值判斷而不是事實判斷。所以，賴特認為，“塞爾並沒有表明他可以從‘是’推出‘應該’，而至多只是表明了他可以從一個‘是’和一個‘應該’的結合中推出一個‘應該’”。
賴特對黑爾的批評也許是中肯的。但，正是這個“中肯的批評”，卻使我們看到了連線“是”和“應該”，從而也就是連線“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關鍵。毫無疑問，“承諾”是一個事實，而“義務”卻帶有一定的“規範性”和“價值性”；但無論“承諾”作為一個事件，還是作為一個辭彙所包含的語義，其本身已經內置了與之關聯的“義務”，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最早認識到這一點的，恰恰是休謨本人。休謨在《人性論》第三卷第二章第五節“論承諾的約束力”中指出：“當一個人說，他承諾任何事情時，他實際上就表示了他完成那件事情的決心；與此同時，他又通過使用這種語言形式，把自己置於這樣一種境地——如果他失約的話，就會使自己受到不再被別人信任的處罰。” 這就告訴我們，“承諾”作為一個“事實”，從一開始就和“義務”交織在一起；離開了應該承擔的“義務”，“承諾”本身就失去了任何意義；離開“承諾”與“義務”之間的這種內在關聯，我們既不能理解“承諾”，更無法說明“義務”。正因為如此，塞爾才可能通過對瓊斯作出承諾這一“事實描述”，演繹出瓊斯應該履行相關義務的“價值判斷”。
因此，如果我們把賴特的邏輯貫穿到底，當句1描述“A承諾做P”這一事實時，就已經構成了一個價值判斷；因為，我們無法把“承諾”與“義務”分拆成兩個不同的東西。但是，“承諾”的發生，卻具有被我們稱為事實規定性的所有要素——時間、地點和人物；因此，我們又無法否認“承諾”本身是一個事實或事實判斷。於是，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就“承諾”來說，“是”和“應該”始終是同一的；在事實層面肯定了前者，也就意味著在價值層面規定了後者；因此，“價值判斷”完全可以從“事實判斷”中推出。
事實上，在休謨的道德哲學中，人類的道德行為，在某種意義上都具有與“承諾”相同的性質。因為，“日常經驗告訴我們，人們往往受他們的義務的支配，並且在想到非義時，就受其阻止而不去作某些行為，而想到義務時，就受其推動而去作某些行為。” 在休謨看來，人類的“道德判斷”或“價值判斷”產生於我們審視自己或審視他人的行為時所感受到的某種“贊成”或“不贊成”的感覺和情緒：“當你斷言任何行為或品格是惡的時候，你的意思只是說，由於你的天性的結構，你在思維那種行為或品格的時候就發生了一種責備的感覺或情緒。……而這些情緒如果是贊成德、而不贊成惡的，那么在指導我們的行為和行動方面來說，就不再需要其他條件了。”因此，所謂“應該”和“不應該”，無非就是人們將這種“贊成”和“不贊成”的感覺和情緒上升為“不再需要其他條件”的、“指導我們的行為和行動”的“道德判斷”或“價值判斷”。休謨把這種引發“道德判斷”或“價值判斷”的感覺和情緒稱為人類的“道德感”（moral sense）或“道德情感”（sentiment of moral/sentiment of morality），並認為它們是一種“原始的事實或實在”。由此看來，休謨的整個道德哲學，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休謨在試圖回答他自己提出的問題：我們如何才能從“實然”過渡到“應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