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生平,成就,教書育人,注重教育,力糾時弊,改革教育,普及教育,言傳身教,提高素質,社會實踐,傑出思想,歷史地位,深遠影響,流傳作品,後世影響,
生平
祖籍今陝西子長縣的安定堡。公元993年（宋太宗淳化4年）生於於泰州海陵（今江蘇如皋市）的一戶官吏家庭。其家族世代顯赫，始祖胡遵為曹魏車騎將軍，後裔中曾有過兩位皇后和太后，另有三公九卿及將軍、太守10餘人。祖父胡修已任泰州司寇參軍時舉家隨遷，但自其父胡訥任寧海軍節度推官後，在當時屬於下等官吏，因俸祿較少，竟步入“家貧無以自給”的境地。
胡瑗頭像
胡瑗頭像胡瑗自幼聰穎好學，7歲善屬文，13歲通五經，被左右鄉鄰視為奇才。胡訥說：“此子乃偉器，非常兒也！”胡瑗讀書勤奮，好學上進，且志向遠大，常以聖賢自任，但因家境衰微，早年並未受過良好教育。直至20多年後才得以與孫復、石介等人到山東泰山棲真觀求學深造。此間心志遠大，10年不歸，潛心研習聖賢經典。他為了不讓心志受到干擾，每當拆開家書，見有“平安”二字即投入山澗不再展讀。在此期間，他“食不甘味，宿不安席”，刻苦鑽研學問，為以後從事教育打下堅實基礎。30歲開外的胡瑗從山東回到家鄉，然而卻7次應考不中。40歲時放棄科舉意念，返回泰州城，在華佗廟旁經武祠（即後來江蘇省泰州中學所在地）辦起了一所書院（私塾），並以祖籍安定立名，稱安定書院。
1034年（景祐元年），42歲的胡瑗開始到蘇州一帶設學講授儒家經術。時值原朝廷中向來重視文教的范仲淹因反對廢后被貶該地任知事。翌年范在南園開辦郡學後，聘他為首任教席，並送自己的兒子范純佑拜其為師。到任後，他即制訂了一套嚴格的校規。由於范公子能帶頭遵守，故其他出身豪門的學生無一膽敢肆意踐踏。在知州的鼎力支持下，郡學很快就成為了全城各地學府的楷模。
1036年，經范仲淹的引薦，胡瑗以布衣身份，與知杭州的音樂家阮逸同赴開封接受正急於雅樂改進的宋仁宗召見，並奉命參定聲律，製作鐘磬。其間，他合乎古禮的文雅舉止深得朝中要人的讚賞，事成後即被破例提拔為校書郎官。1040年（康定元年）8月，隨鎮守延州（今延安）的范仲淹到陝西，被舉薦為丹州（今宜川縣）軍事推官。此間撰《武學規矩》一書，提倡國家大興武學，以抵禦外部侵略。
1041年（慶曆元年），胡瑗調密州（今山東諸城）任觀察推官時，因父親去世而辭官回家奔喪。翌年復出，改任保寧（今浙江金華）節度推官。不久應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太守滕宗諒之邀，到當地的州學任主講教授，以致“四方之士雲集受業”。其間提出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學校”的至理名言，並創立了卓有成效的“湖學”。
胡瑗像晚年，胡瑗依舊苦讀勤教，並參議朝政。1059年終因積勞成疾而臥床不起。後經仁宗皇帝欽準，領太常博士銜赴杭州長子胡康任所療養。臨行前京城轟動，相送者“百里不絕”。不久即病故，被朝廷追謚“文昭”，葬於湖州原菰城附近。另被王安石譽為“天下豪傑魁”；被范仲淹遵為“孔孟衣缽，蘇湖領袖”；文學大家蘇東坡更曾寫下過讚頌他的詩句“所以蘇湖士，至今懷令古”……。
胡瑗在生前幾十年的教學實踐中，集教學理論、實踐和改革於一身，開創了宋代理學先河。其主要貢獻為：確立了培養“致天下之治”人才的教育理念；糾正了朝廷取仕時的弊病，要求德、智、體、樂全面觀察；實施分科教學；推廣普及教育；嚴格校規，言傳身教；注重學生的社會實踐及創立了高校寄宿制度。遺著有《松滋縣學記》、《周易口義》、《洪範口義》、《論語說》和《春秋口義》等。
人物簡介
胡瑗精通儒家經術 ，以“聖賢自期許”，講“明體達用之學”。
胡瑗半身像
胡瑗半身像他認為，儒家的綱常名教是萬世不變的“體”，而儒家的詩書典籍是垂法後世的“文”；把體、文付諸實際，可以“潤澤斯民，歸於皇極”，達到民安國治 、維護封建統治的目的 ，這是“用”。
他的“明體達用之學”，對宋代理學有較大影響。
胡瑗講學分經義、治事二齋，治事包括講武、水利、算術、曆法等，表現了重視經世致用的特點。
著有《周易口義》、《洪範口義》，均入《四庫全書》；另有《論語說》、《春秋口義》。
成就
教書育人
胡瑗的教育思想和教學方法，很有特色和首創精神，不愧為一代宗師。他的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成就，經受了千年歷史檢驗，依然熠熠生輝。概言之，大致有以下八個方面：
注重教育
胡瑗在《松滋縣學記》中開宗明義地說：“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學校。”
他從“致天下之治”的政治目的出發，揭示了人才、教化、學校之間的內在聯繫，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
胡瑗雕塑像
胡瑗雕塑像一是為什麼要重視教育？胡瑗認為，治理好國家關鍵在人才，人才要通過教育培養。
二是如何辦好教育？他認為，一要“師儒”，就是以孔孟之道管理和從事教育；二要普及教育於“民”；三要地方行政長官興辦學校。在封建社會中，人民處於無權狀態，封建政權內部的監督機制有名無實，各級官吏的政治道德、文化素質對於吏治的好壞、人民負擔的輕重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培養真正的人才對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有著現實意義。
北宋初期，教化不興，風俗澆薄，當時的科舉制度崇尚聲律浮華，以詩賦取土，社會上普遍存在著“苟趨祿利”、輕“教化”、重“取士”的風氣，且各地又沒有建立學校。為了培養真正合格的致治之才，胡瑗認為必須建立“敦尚行實”的學校，這種“立學教人”的主張在當時是有進步意義的。
力糾時弊
胡瑗在答宋神宗問時說：“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文、有用。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於皇極者，其用也。”很清楚，“體”是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是封建社會的基本道德標準；“用”是指掌握運用這個基本道德標準去治理國家。也就是說，教育不能只是為了科舉考試，獲取功名，而是培養出既精通儒學經典，又能在實踐中運用的人才。
胡瑗為貫徹“明體達用”思想，作出很大努力並取得成功，開創了宋代理學先河。同時他又將“明體達用”的思想，滲透到教育改革之中，成為他從事教育改革和實踐的理論基礎。
改革教育
胡瑗為了貫徹“明體達用”的教育思想，在中國教育史上首先創立了分齋教學的制度。他設立經義和治事二齋，依據學生的才能、興趣志向施教。經義主要學習六經；治事又分為治民、講武、堰水（水利）和歷算等科。凡人治事齋的學生每人選一個主科，同時加選一個副科。另外還附設國小。這種大膽嘗試，即使學生能領悟聖人經典義理，又能學到實際套用的本領，勝任行政、軍事、水利等專門性工作。
實踐證明，這種教育內容和教學方法的改革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培養了一批學有專長的人才。如長於經義之學的孫覺、朱臨、倪天隱等，長於政事的范純仁（范仲淹之子）、錢公輔等，長於文藝的錢藻、騰元發等，長於軍事的苗授、盧秉等，還有長於水利的劉彝等人。
普及教育
面對宋初“輕教育”學風不正的狀況，胡瑗還運用歷史對比的方法，著重闡述了“師儒”和“興校”的重要性。他說：“學校之興莫過於三代，而三代之興莫過於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賓興之。糾其有言異者誅，行異者禁。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
當時宋代官學有兩種：一是中央官學，二是地方官學（即州縣二學）。慶曆四年（1044年），在第一次興學運動之前，中央官學生員很少，絕大多數為官宦子弟；地方官學，只有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準允曲阜先聖廟立學，並賜額“應天府書院”，是為州縣辦學之始，余則寥若晨星。於是胡瑗大聲疾呼“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不僅是對地方行政官員的強烈呼籲，也是對宋朝統治者的忠告。胡瑗主張“廣設庠序之教”，大興地方官學，它不僅可以使人才“繼踵而出”，更為重要的可以“正以民心”，維護封建統治秩序，以達到太平盛世之目的。故慶曆四年四月，宋仁宗採納范仲淹的建議，開天章閣，與大臣們討論扶 振興的良策，慨然下詔全國，要各州、縣都要興辦學校。這與胡瑗倡導的“以仁義禮樂為學”、“致天下之治”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言傳身教
胡瑗在蘇、湖執教的二十年間，親手制訂了一系列教育規章制度。如學校作息規定：一般上午講解經義，課後復讀500遍；下午講解歷史，復讀100遍；晚上講解子書，復讀300遍。他對學生既嚴格要求，又注意言傳身教，並規定師生之間的禮節，自己常常“以身先之”，盛夏之季，他也整天公服端坐堂上，決不稍懈。有一次，學生徐積初次見胡瑗，頭稍稍有些偏了，他就直呼“頭容直”。這使徐積從中受到教育，時刻警示自己不僅要儀態端莊，更應該注意自己的心也要正直。同時，他又十分關心學生的生活，如學生安濤患了痼疾，他慈父般地給予關照，學生非常感動，說先生之愛如同冬天的太陽。在規章明、要求嚴的情況下，胡瑗的弟子“皆循循循雅飭”，“衣冠容止，往往相類”，外人一看就知道是胡瑗的弟子。據統計，他的學生有1700多名。胡氏這種獨特的學風與校風，先施行於蘇、湖，後旅行於太學，並使此規章制度經皇上批准，在全國推廣，可見其影響之大，效果之好。他的這套教學規章，與後來朱熹所訂的《白鹿洞學規》前後輝映，同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獻。
胡安定墓園像
胡安定墓園像提高素質
胡瑗十分強調學生要有一個好的身體。他經常教導學生在吃飽飯以後，不要立即伏案讀書，這樣做將有害於身體健康。他要求學生要適當參加體育鍛鍊，平時要學會“射箭”、“投壺”和其他各項遊樂活動。在重視德育、智育的前提下，他也注重音樂教育，注意用音樂來陶冶學生的精神情操。如在各種考試之後，他常與學生們會於“肯善堂”歌詩奏樂，至夜始散。在平時，諸齋亦常有弦歌聲達於戶外，致使路人也駐足傾聽。胡瑗提倡體、美、音樂教育，這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不能不算是一大開拓創新。
社會實踐
胡瑗在教學中除重視書本教育外，同時還組織學生到外野外、到各地遊歷名山大川，並把此項活動列入教程之中，做到讓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相統一。他認為：“學者只守一鄉，則滯於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盡見人情物態，南北風俗，山川氣象，以廣其聞見，則有益於學者矣。”故他曾親率諸弟子自湖州游關中，上至陝西潼關關門，回顧黃河抱潼關，委蛇洶湧，而太華、中條環擁其前，一覽數千里，形勢雄張。他慨然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學者其可不見之哉！”由此證明胡瑗反對閉戶讀書，主張接觸實踐，了解社會，瀏覽名山大川，以開拓胸襟視野，讓書本知識與客觀實際相結合，有利於實現他的教育目的—真培養出“明體達用”的致治之才。同時也一語道破了知識來源於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的真諦。
實行“寄宿制”
宋代起初規定太學學生不能住宿，主要因為太學右側是御書閣，消防工作特別重要,每到夜半時分,宿舍里的燈燭要全部熄滅,實行“火禁”。嘉祐元年（1056年），胡瑗與孫復主持太學，他們為了讓學生有較多的時間過集體生活，請求有關部門放寬火禁，如發生意外，概由他倆負責。此後太學就實行“寄宿制”。每晚由師生輪流值班，督促火燭小心。同時規定學生每月放假四次，其餘時間皆留校住宿。每日起身、就寢以鳴鼓為號，進出校門必須請假，平時也不準隨意會客和離校。這種寄宿生制度在有條件的地方延伸到州、縣之學，在今日的學校中還直沿襲使用，且日臻完備。
教育家胡瑗雕像
教育家胡瑗雕像綜觀胡瑗教育生涯，他的確留下了豐富且可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學經驗，並作出了巨大貢獻。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他自強不息、艱苦創業、以苦為樂、終身教育的敬業奉獻精神，而且可以看到他勤勉好學、求真務實、力糾時弊、銳意改革的創新勇氣。同時，還可以看到他淡泊名利、憂國憂民、躬行力踐、誨人不倦的高尚品質。
傑出思想
倡導天人合一
胡瑗不僅是著名的古代教育家，而且是傑出的思想家。他獨特的教育理論和豐富的社會實踐皆源於其學術思想的深厚造詣。他的學術思想內涵豐富，主要根源於《周易》一書。
易學為講天人之道、講萬物變易法則的學問。胡瑗的《周易口義》是他的學生倪天隱根據先生口述整理而顧。其特點是大膽疑經，自立新解。據統計，胡瑗僅在《周易口義》一書中，疑經的地方就有10多處；在《洪範口義》中，也糾正了許多不合理的註解。據《宋元學案》記載，胡瑗“日升堂講《易》，音韻高朗，旨意明白，眾皆大服”。丁寶書在《安定言行錄》中引用胡瑗學生王得臣的話說：胡瑗為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時千餘士，日講《易》，予執經在諸生列，先生每引當世之事明之。”毫無疑問，胡瑗是宋初易學的權威，是一位開源發蒙、鼓動風氣的人物，也是宋代義理易學的創立者。清人全祖望亦在《宋元學案》中追根溯源地說：“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為之先河。”2. 堅持安民之道的民本思想胡瑗的安民之道，一在求賢用賢，二在養民教民。他以為，君王再能幹賢明，若無賢臣輔佐，則“倡而無知，令而無從”，雖有仁義愛民的欲望，亦無法施行仁政於天下。因此，胡瑗說，“天下之廣，生靈之眾，一賢不可獨治，故必群賢並進於朝廷，則可大行其道。”廣納天下群賢，一可佐君施行仁政，二可輔君增廣視聽，三可致君無為而治。當然，這裡所說之“民”，不過是統治階級的左臣右相。但他倡導在州縣辦官員學，則是從教育培養地方基層民眾入手，努力提高他們素質。尤其胡瑗在《周易口義》中“論民本”時說：“不以一己為憂樂，所憂者天下，所樂者天下。”這與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其實是一致的。
胡瑗塑像
胡瑗塑像主張知行合一
胡瑗還提倡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他在講授“三禮”（《周禮》、《儀禮》、《禮記》）時，因其中所記載的禮儀器物久已失傳，無形象教學之具供學生觀摩，就自製掛圖，懸於講堂之上，讓學生直觀，以增強學生的記憶力和理解力。另外，還組織學生走出課堂，到遠近地區去遊歷考察，觀名山大川，開闊學生視野，做到書本知識和社會實踐的統一。
歷史地位
胡瑗一生的人格風範，成就業績，不僅受到北宋王朝的充分肯定和北宋學子、學者的傾心敬仰，而且受到後世歷代人們的欽佩。
宋神宗《御題胡安定先生》贊曰：“先生之道，得孔孟之宗。先生之教，行蘇湖之中。師運而尊，如泰山特屹於諸峰。法嚴而信，如四時迭運於無窮，辟居太學，動四方欣慕不遠千里而翕從。召入天章，輔先帝日侍啟沃萬言而納忠。經義治事，從適士用。議禮定樂，以迪聯躬。敦尚本實，還隆古之淳風。倡明正道，開來學之顓蒙。載瞻載仰，誰不思公?誠斯文之模範，為後世之欽崇!”
如皋博物館胡瑗像
如皋博物館胡瑗像宋代的許多名賢如范仲淹、歐陽修、蘇軾、蔡襄、米芾、司馬光、王安石、朱熹、文天祥等，或為之作像贊，或為之寫墓誌、墓表，稱頌他為“蘇湖領袖”、“東南模範”、“三吳木鐸之鼻祖”、“百代帝師之功臣”、“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王安石《書贈胡翼之》更曰：“孔孟去世遠矣，信其聖且賢者，質諸書焉耳。翼之先生與予並時，非若之遠也。”把胡瑗與孔孟置於同等的地位。
至明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下詔，尊胡瑗為“先儒鬍子”，“從祀孔廟”，至今山東曲阜孔廟內，“先儒鬍子瑗之位”的牌子，仍與韓愈、朱熹等先儒牌位排列在一起。
胡瑗與孫復、石介在歷史上還有“宋初三先生”、“理學三先生”之稱。理學又名宋學，是宋代儒家的哲學思想。漢儒治經側重名物訓詁，宋儒則多以闡釋義理，故名理學。胡瑗堅持樸素的唯物論，反對唯心論，認為“命者稟之於天，性者命之在我”，開宋儒性命之學的先聲。以傳統的儒學倫理為核心，大膽質疑，自立新解，開宋代義理易學之宗。全面闡述性、命、天、人、政、教的內在關係，形成具有個性特色的性命學說，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人全望祖撰的《宋元學案》稱：“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為然。”文中所指“安定泰山”，因宋初胡瑗講學於南方稱南派，孫復、石介講學於北方稱北派，亦稱泰山派。“程、朱二先生”，是指程頤、朱熹。其中程頤是胡瑗的學生，朱熹是程頤的學生。現代編的《辭海》所載“理學”條目，雖承認胡瑗、孫復、石介有“宋初三先生”、“理學三學生”之稱，但又說：“其實理學的創始人為周敦頤、邵雍、張載、二程兄弟(顥、頤)，至朱熹始集其成。”而把胡瑗、孫復、石介完全置於理學之外。胡瑗在如皋的後裔傳至今已35世，其大門楹聯歷代相傳都是寫的“鄉賢世澤，理學家聲”，或“蘇湖世澤，理學家聲”。筆者曾在南京圖書館古籍部，有幸看到1933年編寫的《江蘇省志稿》和1937年出版的《江蘇鄉土志》，都記載：“胡瑗，理學先驅，為二程所宗，朱熹總其成。”這應該是最符合歷史的定位。
深遠影響
胡瑗一生著作頗豐，可惜大部散佚，傳世很少，且多為門人記錄整理而成。現存世的經學著作有《周易口義》12卷、《洪範口義》3卷，音樂著作有《皇佑新樂圖記》3卷（與阮逸合撰），余已散佚。
胡瑗蘇州石刻像
胡瑗蘇州石刻像宋代著名思想家朱熹把古代聖賢名流的“嘉言善行”匯集起來，編成《國小》一書，作為兒童讀本，其中就詳細記錄了胡瑗一生的教學活動和事跡，認為可作“百世之法”。南宋書院舉起，宋寶慶二年（1226年），泰州在胡瑗講學之處，亦創辦了“安定講堂”。明代學士程敏政斷言：“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明嘉靖九年（1530年）世宗正式以胡瑗從祀，尊稱為“先儒鬍子”。泰州亦在“安定講堂”之地，建立胡公祠，紀念胡瑗先賢，清乾隆五年（1740年）改稱“胡公書院”。嘉慶二年（1797年），胡公祠移至泰州岳墩南麓，現存祠三間，列為泰州市文物保護單位。清初學者黃宗羲直接繼承了胡瑗“明體達用”的衣缽，開創學貴踐履的經世致用新學風，其實質就是胡瑗倡導的“實學論”。胡瑗的教育理論與實踐，不僅示範於當時，而且也垂法於後世，在中國教育史上樹起了一座豐碑。無怪乎他的名字和“蘇湖教法”為人們所熟知，且享有很高的聲譽。當代研究胡瑗及其教育方法的不乏其人，國外如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的學者均涉足此領域，當代出版的《中外著名教育家小傳》、《中國歷史大辭典》、《中國人名大辭典》、《中國歷代思想家》、《中國大百科全書》、《辭海》、《辭源》等權威性著作，對胡瑗都列有專條，翔實介紹。當然，胡瑗畢竟是封建社會的學者和教育家，其思想與行為不可能不打上封建統治階級的烙印。然而，歷史地、公允地評價，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誠可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
流傳作品
石壁
李白好溪山，浩蕩旌川游。
題詩汪氏壁，聲動桃花洲。
北宋·胡瑗撰
北宋·胡瑗撰英辭逸無繼，爾來三百秋。
汪公亦蕃衍，宗支冠南州。
其間新建居，林泉最清幽。
竹聲滿道院，山光入書樓。
仙氣既飄飄，儒風亦悠悠。
子孫多俊異，詞行鹹精修。
我來至石壁，賞之不能休。
酣味碧溪水，苦飲黃金甌。
因羨汪君居，復思汪君投。
遇景清興發，浩與天雲浮。
斐章異繡段，灑翰非銀鉤。
庶與謫仙詩，千古同風流。
睢陽五老圖
始同優烈晚同間，五福俱全戴角冠。
典午山河遵大道，調元宗社對窮桓。
羌夷誰敢窺中夏，朝士猜疑畏歲寒。
肱股賡歌遺韻在，惟吾後進祗膺看。
著述
明代程敏政在其《考正祀典疏》中，曾稱當時學者“大約以為（胡瑗）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濓洛”。然則根據《宋史·藝文志》以及其他目錄書籍的記載，胡瑗著述多達十三種，當不在少數。這十三種著述分別是：《周易口義》、《洪範口義》、《皇祐新樂圖記》、《尚書全解》、《景佑樂府奏議》、《皇祐樂府奏議》、《春秋口義》、《春秋要義》、《胡先生中庸義》、《吉凶書儀》、《武學規矩》、《論語說》、《資聖集》。但可惜的是，除了《周易口義》、《洪範口義》、《皇祐新樂圖記》三書今天尚能看到之外，其餘幾種皆已亡佚。
胡瑗
胡瑗後世影響
安定廣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