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他治《
春秋公羊傳》,
漢景帝時被立為
博士,與
董仲舒同業。
董仲舒著書稱其德,曰:“胡毋子都賤為
布衣,貧為
匹夫,然而好樂義好禮,正行至死,故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聲。甚可榮也。”(見清儒教
唐晏撰《兩漢三國學案》卷八引東漢
李固引董子語)胡毋生年老,歸教於齊地,齊地言《春秋》者多從其學,
公孫弘亦頗受焉。弟子出名者有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
胡毋生年齡比
董仲舒稍長。是漢代最早傳
公羊學的大師之一,也是首先將公羊師說著之
竹帛的人。
戴宏序述公羊春秋傳授順序說:“
子夏傳予
公羊高,高傳予其子平,平傳予其子地,地傳予其子敢,敢傳子其子壽。至景帝時,壽及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
竹帛。(徐彥《公羊註疏·何體序疏》引)可見,胡毋生既是公羊春秋的嫡系正傳,也是協助
公羊壽將公羊師說著之
竹帛,結束其沒有
文本,口耳相傳歷史的人。
公羊學於此有案可稽,有章可依,學說更加定型。同時,由於
公羊有經本流傳,也有利於學說的傳揚。此外,胡毋生還歸納
公羊義例,著有《公羊條例》一書,使公羊學說條理化,以便
學者提綱挈領,掌握要點。東漢末
何休作《公羊解訪》,就曾“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何體《自序》)。
唐徐彥《公羊疏》說:“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以
董仲舒為胡毋生的弟子。吳檢齋曰:“其說但不見於淳史,疑莫能質也。”(《經典釋文序錄疏證》)檢齋所疑甚是。但徐氏之言,恐依本於《漢書·儒林列傳》。傳曰: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景帝時為
博士。與
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
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
公孫弘頗受焉。而
董仲舒為江都相,自有伶。弟子送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單以這段文字論,似乎胡毋生的弟子有
公孫弘、
董仲舒、褚大、嬴公、段仲、呂步舒等。
《隋書·經籍志》即以嬴公為胡毋生弟子。其實這是
班固為了行文簡潔,未加區別。後人又不深考,誤讀其書。這裡應於“而
董生……”句分段,以上述胡毋氏之傳,以下述
董仲舒之傳。今
中華書局標點本也不分段,是猶承其誤。據《史記》:“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
董仲舒。”胡董二人同時並治,並無施受關係。
司馬遷《儒林列傳》,先仲舒而次子都。儻仲舒曾師事子都,馬遷何容疏忽至此!又褚大諸人,《史記》明言“仲舒弟子送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漢書》作段仲),溫呂步舒。”並非胡毋生弟子。故
陸德明《釋文序錄》曰:“
漢興,齊人胡毋生,趙人
董仲舒,並治《公羊春秋》。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州段仲,溫呂步舒,皆仲舒弟子。”言之鑿鑿,不容混淆。唐晏《
兩漢三國學案》仍將“而
董生”以下抄人胡毋傳中,蓋沿襲舊文,但又於董傳按曰:“胡毋生、派止傳
公孫弘一人,故弘居朝專與董生立異,正以
流別不同耳。”則已知胡查之非師徒矣。
《四庫提要·公羊疏提要》考《公羊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認為“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於公羊子。”然則在公羊氏家學外,因多公羊經師也,董氏何須師事於胡毋氏呢?又《公羊硫》引《孝經說》曰:“
子夏傳與公羊氏,五世乃至胡毋生,
董仲舒。”
可見
董仲舒與胡毋生同為
子夏六傳弟子。當然,既然
公羊壽和胡毋生是首先將《公羊傳》著之
竹帛的人,那么在經傳的
文本上,
董生或許得益於胡毋子都。至於其他,則不可知。董仲舒與胡毋生同治一經,但各自的貢獻不一樣。
胡毋生筆錄《
公羊傳》,並總結公羊例義,使其更加系統。
董仲舒則在發揮《公羊傳》微言大義,引經論事,甚至用《春秋》
斷獄,將經書與現實政治結合起來,發明獨多。統言之二人都是
公羊學大家,而且都是漢初傳公羊的始師,但是細分起來,胡毋生限於說經,是學問家,是經師;
董仲舒則長於論事,搞實用經學,是鴻儒。
司馬遷說:“
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
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正是就其能援經以致用說的。
胡毋生、
董仲舒二人對《春秋》公羊學的大明
於漢世,都卓有貢獻,因此在景帝年間雙雙被任命為漢廷
博士。
人物事跡
漢廷博士
博士當時是官職,初見於
戰國,秦繼之,始皇有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學識淵博。但
博士們學業各有專精;儒墨名法,甚至方技術士,都濫竿其間。
秦始皇焚書坑儒,儒學
博士逃難隱居,秦廷的博士成了清一色的神仙方術之士和巧說阿諛之徒。
陳涉起義,許多德生背著孔子的禮器投奔陳王,去尋找出路。孔子的八世孫
孔鮒即為
陳涉博士。
漢興,儒生又投奔了漢朝,漢亦設
博士之官,以安撫之。
漢高祖曾引用
叔孫通制定
朝儀,初嘗儒雅的美味,由於忙於剿滅“走狗”,干戈未解,未暇大興儒教。孝惠高后之時,“公卿皆武力功臣”,不容書生分羹。文景之時,名士碩儒頗有為博士者,如《詩》有博士
轅固生、
韓嬰,《書》有博士
張生、歐陽,《春秋》則有胡毋生、董仲舒。《孟子》、《爾雅》、《孝經》亦有
博士。但“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故諸
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他們只不過具員領俸,沒一個受到重用(《史記·儒林列傳》)。
再加之“
竇太后又好黃老”,諸
博士不僅難以儒業得幸,而且還有觸忌犯諱之虞。
竇太后曾問《詩》博士轅因生《老子》之書,
轅固生說《老子》是淺俗的“家人之言”,竇太后憤而罵五經為“司空城旦書”(猶言刑徒之書。司空,掌建宮室及築城。始皇焚書,令有藏詩書百家語者,黥為城旦。),並令固下圖斗
野豬,幸而景帝給他一柄利劍,才免於橫死。
眾
博士看在眼裡,懼在心上,哪裡有暇宏揚儒業,經世先王!有的竟紛紛找藉口辭掉博士之職,逃之夭夭。如轅固外調清河
太守,
韓嬰出任常山太傅,胡毋生乾脆以年老為由,告老歸家,居教鄉里。
學術淵源
《公羊傳》寫定於漢初,系用漢代通行的隸字書寫,它是今文經學中富有理論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
學者認為,《春秋經》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觀點,處處包含“微言大義”。這同古文學派認為《春秋經》是一部歷史著作不同。
公羊學派始自
戰國時的齊人
公羊高,其戰國初至漢初的傳承系統是:
子夏→
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
公羊壽→胡母子都(生);公羊學派對《春秋》的研究開始僅口說流傳,至
漢景帝時,胡母生和他的老師公羊壽用漢代的
隸書“著於
竹帛”,才使《公羊傳》成書。
漢初傳《公羊》有三家,
司馬遷在《儒林列傳》中說:“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
董仲舒,……
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故
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
博士,以老歸教授,
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
公孫弘亦頗受焉。”在這三家中,儘管
董仲舒是佼佼者,即他對《公羊》的闡發比胡毋生與
公孫弘深刻,但始終只是《公羊學》中的一派,並非是《公羊》學的唯一宗師。特別是,東漢《公羊》學的最大代表
何休,在其名著《公羊解詁》中,明確胡毋生是《公羊》宗師,而一個字都未提及
董仲舒。
胡母生是西漢今文經學之一
公羊學派的代表人物。
公羊學派,是儒家經學中專門研究和傳承《
春秋公羊傳》的一個學派。《
春秋公羊傳》亦稱《公羊傳》、《公羊春秋》,是專門闡釋《春秋》所謂的“微言大義”的一部典籍。
西漢初期,時代需要封建大一統的政治思想。時代需要儒學,同時要求儒學充實、豐富和發展。齊文化學風具有兼容並蓄、務實創新、智巧應變的特點,所以齊學
學者足以改造儒學,重新創立適應大一統政治需要的新儒學。《公羊春秋》就是齊學
學者對孔子《春秋》改造的結果,因而受到了漢武帝的重視。
漢景帝時,胡母生和
董仲舒被招為
博士。二人同業《
公羊春秋》(也有
學者認為,他是胡母生的弟子),
董仲舒曾著書稱其德。正是
董仲舒、胡母生為代表的齊學
學者將儒學理論改造成了符合大一統需要的新儒學,才取得漢武帝欣賞,獲得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學術統治地位。
胡毋生還親自傳學,擴大了公羊學的傳授面。他景帝時為
博士,與
董仲舒同列。年老,復歸教於齊,“
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武帝時的大丞相
公孫弘就曾得其師傳。
董仲舒對他也十分敬重,《漢書》說:胡毋生“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有曰:“胡毋子都,賤為
布衣,貧為鄙夫。然而樂義好禮,正行至死。故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聲。甚可榮也!”(《文館詞林》
李固引,見
唐晏《
兩漢三國學案》)
貢獻影響
胡毋生的歷史思想影響很深遠。
在漢代,公羊學大顯於世。魏晉以後雖經一千多年的消沉,至
鴉片戰爭前後卻重新復興,而且風靡一時,成為近代
維新運動的思想武器,並且是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中國思想界接受西方進化論的思想基礎。“公羊學”的產生和兩次盛行,是思想史、史學史上發人深思的歷史現象。
胡毋生認為
孔子在《春秋經》中貫穿了“大一統”、“撥亂反正”等政治“大義”。大力彰揚孔子擁戴周天子“天下共主”的立場,作為
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原則,為
戰國晚期正在進行的“統一”作輿論的準備。甚至直接成為孔子專為漢代天子而制定的治國綱領!
胡毋生認為人們可以據之推演,劃分歷史的發展階段。此即著名的
公羊三世說。更重要的是,其對於三世異辭說的解釋包含一個很寶貴的觀點:不把春秋242年視為鐵板一塊、凝固不變,而看作可按一定標準劃分為不同的發展階段。
胡毋生的歷史哲學具有
政治性、變易性和可比附性三大特點,到了
西漢和晚清這種正當醞釀製度變革的時期,有遠見、有魄力的思想家,便可依據這份思想資料加以發揮、改造和創造,掀起學術上的波瀾,演出政治上的變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