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情介紹
汶上石樓村 即今汶上縣寅寺鎮中心大街南首的東石樓村,古名石樓村,位於兗梁大路旁,自古為汶上城西、梁山東關的一座大村寨,有“中都西城”的美譽。明朝初年,何氏家族始祖遷居此村,因村中築有石基樓房,故名。後村落人口增長,姓氏眾多,一部分西移變成西石樓村,原村被稱為東石樓村,後來又演變衍生有石東、石西村。石樓村以何氏家族為主,是整個汶上、東平、梁山一帶地區何姓人的祖庭,今何姓主要分布在東石樓與
寅寺鎮上、
何家灣村,何家的宗祠就建在石樓東鄰的何灣村,東平縣文化名村
何圈村也是石樓何氏分支。石樓還有胡、王、黃等姓,是一個受儒家文化影響良好的
傳統村落,又是一個民風樸實、團結上進的新型文明村社。
今東石樓國小古為何氏家族的私塾,規模大時又名石樓書院,為當地有名學社,培養出一大批文人學子,擅長書法,多喜詩詞字畫。今東石樓國小尚保留良好的書法藝術傳承,為汶上縣書法藝術培訓基地。
何子思想
何子,名休(129年--182年),後世尊崇為何子,與孔子、孟子、曾子諸賢一併列為先聖。中國東漢時期經學家、儒學大師。字邵公,任城樊(今山東濟寧任城區)人。何子為人質樸多智,精研六經,對“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莫不成誦”。口訥,不善講說,門徒有問者,則用書面作答。詔拜郎中,因不合於自己的志願,以病辭去。他閉門不出,用功十餘年,作《春秋公羊傳解詁》12卷。又注《孝經》、《論語》等。另作《春秋漢議》13卷,以春秋大義,駁正漢朝政事600多條,“妙得公羊本意”。黨禁解除,被召為司徒掾屬,拜議郎,再遷諫議大夫。
何子廢官居家期間,“罩思不規門”,撰寫《春秋公羊解詁》,這部著作一直流傳至今,完整地保留於《十三經註疏》之中。
何子是漢初董仲舒以後最有影響的儒家經學者。東漢一代,古文學興盛起來,學習《左氏春秋》成了熱點。儒學中正統《公羊》學派面臨日趨衰微的嚴峻形勢,不斷遭到古文學家的批評。同時,治《公羊》的學者本身也有不少弊病,如只貴文章而不重義理,偏重讖緯之學等,這些“俗儒”研習《公羊》,“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這就為反對《公羊》學的人提供了可乘之隙。
至東漢末年,“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的呼聲甚囂塵上,何子感嘆不已:“余竊悲之久矣!”因此,決心繼承漢初以來儒學事業,化了十七年心血,撰成《公羊解訪》,作為兩漢儒學之集大成著作,博採眾家精華。
何子自序雲遵照胡毋生的“條例”,說明他遠襲漢初第一代經師的學說。他還鑽研《春秋》學大師董仲舒的學說,此外,還兼取《嚴氏春秋》和《顏氏春秋》,以及東漢今文學博士李育和博士羊招的學說。何子在總匯前輩《公羊》學基礎上,進一步“自設條例”,就是根據孔子“寓入”經典中的“微言大義”,加以暢通;從而提出一系列待人處事的行為準則,使《公羊傳》成為一部更有系統的今文學經典,反映了何子企圖重振儒學正統昔日盛況的努力。
何子又是繼董仲舒之後發揮政治思想的人。他強調“治世之要務”,力圖挽救東漢末年衰敗的政局。通過《解估》,揭露桓、靈之際君權旁落的景況,斥責宦官專政的腐敗與暴虐,主張選賢與能及輕搖薄賦,反對豪強兼併土地與搜刮民財等等。
何子長於天文歷算,與老師羊弼,根據公羊學博士李育的學說,駁難《左傳》和《穀梁傳》。作《公羊墨守》14卷,《左氏膏肓》10卷,《穀梁廢疾》3卷,人們稱這三部書為“三闕”,言其理論如三座宮闕高不可攀,稱何子為“學海”,十分推重何子的學識淵博。何子還注訓過《孝經》、《論語》等,對漢代史事亦頗有研究,作為先賢被載入《後漢書·儒林列傳》。
何子之所以能在中國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於他豐富和發展了儒學的理論,完整地建立起自己的思想學說體系,對中國古代思想的演進尤其是儒學思想的發展作出了貢獻,與董仲舒齊名,號為“董何之學”,上接孔孟之學,下續程朱之學。他的代表作《春秋公羊傳解詁》出色地總結了早期儒學的理論,事實上已成為後世儒學的理論核心,並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具體地說,何子的思想建樹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
第一,堅持並發揚以“尊王”與“統一”為宗旨的“大一統”理念。中華文明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獨立起源的文明之一。統一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是中華民族高於一切的理想追求和道德情感。造就中華文明這一鮮明個性特徵的重要因素,在於中國歷史上歷經數千年而不衰的“大一統”思想的潛移默化。而何子對“大一統”思想的闡發和弘揚,在其中發揮過重要的作用。
何子繼承前代學者在“大一統”問題上的立場,於《解詁》一書中進一步闡發其堅持統一、反對分裂的觀點。他認為“大一統”是上天意志的集中體現,即所謂“上系天端”,“故假以為王法”。強調指出,“大一統”是事物發展變化的客觀結果,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具有歷史的合理性與哲學的神聖性,這主要體現為天子擁有至高無上的一統權力。所謂“大一統”實際上就是社會政治生活的“大一統”,而社會政治生活的“大一統”,又是以天子為中心的政治上的“大一統”。在何子眼裡,這一切乃是宇宙的法則、萬物的根本。為此,他提倡“尊王”大義,主張維護中央權威,“重本尊統”,“一法度,尊天子”,反對大臣擅權、貴戚秉政,以鞏固封建中央集權的統治秩序。
第二,闡發與弘揚“仁義”為先的民本主義原則。提倡“仁義”,堅持民本主義立場,是儒家學說的核心內容,何子繼承了這一傳統,並在東漢末年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揚光大。他認為,為政的中心任務就是推行仁政,實施德治,統治者應該本於“仁義”的立場,努力做到“愛民尊老”、“憂民之急”,以“合諸天道”。他堅持早期儒家“民貴君輕”、“國重君輕”的思想立場,指出“諸侯國體,以大夫為股肱,士民為肌膚”。何子認為反抗暴君,乃是廣大民眾的天賦權力,是合理正義的行為,而統治者要想“不失眾”,穩固自己的統治,就必須清明政治,以民為本。具體的做法是:關心民眾的疾苦,傾聽下層的意見,不廢“芻蕘之言”;選拔和任用賢能,遠離奸佞,“達賢者之心”,“不使壅塞”;限制兼併,輕徭薄賦,使民眾能夠獲得基本的生存與再生產條件。
何子的“民本”思想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他提倡“仁義”是直接對著東漢後期不仁義之政而發的。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反襯出桓帝、靈帝等人的荒淫無道;所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於位”,其矛頭所指則是東漢末年賢與不肖相混淆,豪族擅權,貴戚秉政的亂象。正是這種敏銳的現實意識和戰鬥精神,決定了何子的“民本”觀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其受到時人的尊重與後人的肯定,殆非偶然。
第三,積極倡導“夷狄進至於爵”、天下一家的民族融合主張。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共同體,各民族都是中華民族的有機組成部分。早在戰國時期,荀子即已指出“四海之內若一家”。何子繼承儒家尤其是《公羊》學派有關民族問題的正確認識,結合自己所處的東漢後期社會現實,提出了富有鮮明特色的民族融合主張,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民族思想。
何子認為,“夷夏之辨”並非種族和地理之辨,而是道德之辨。夷狄與中國、諸夏的區別,實際上是野蠻與文明的分界。這種關係,不是一成不變的,夷狄如果能慕仁義,行禮樂便可以擺脫野蠻狀態,逐漸融入文明社會,成為中國和諸夏的一分子。這樣,他便從夷夏對立的現實大地上一舉而升華到夷夏混同、“王道太平”的理想境界,為未來的“大一統”社會描繪出一幅美好燦爛的圖畫:“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毫無疑義,何子這一思想包含有極其豐富的時代文化意義:首先,它超越了狹隘的夷夏之防,肯定了夷狄向文明進化的歷史必然性。其次,它清除了夷夏之間絕對對立的界限,強調了夷夏關係的可變性。其三,它完整地描繪了大一統理想政治之下的民族平等局面,強調夷狄一旦告別野蠻,走近文明,就能和華夏民族平等和好相處。這樣,便為後世開明的統治者推行“胡漢一家”的進步民族政策,維護大一統格局,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礎。
第四,全面深化以“張三世”為中心的進步歷史哲學觀念。以“張三世”為中心內容的歷史進化觀,是儒學歷史哲學體系中的主導傾向。何子正是以“張三世”說為自己歷史哲學體系構建的邏輯起點並賦於其新的內涵的。他提出了“衰亂世、昇平世、太平世”這一系統化的歷史哲學理論,把242年的春秋歷史劃分成三個不同而又前後遞進的發展層次,從而揭示歷史不可能倒退,而是由低級階段逐漸向高級階段演進的,人類社會總的趨勢是進化,即從衰亂走向昇平,再從昇平走向太平,歷史變易,社會進化乃是普遍規律,不可逆轉。由衰亂而昇平,由昇平而太平的歷史進化理論的提出,是何子對儒學先師“三世說”的創造性發展。它在歷史哲學問題上實現了質的飛躍,代表著儒家歷史哲學理論的最高成就,體現著何子對人類社會的終極關懷。作為一種美好的理想和理性的啟示,何子的“三世說”新義,曾深深地鼓舞了後世追求社會進步的儒生,尤其是晚清以降,中華民族病入膏肓、滑入深淵,何子思想啟發了無數進步的文人志士,使他們沿著這一思路,結合當時的實際從事社會改良活動,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一頁。
家學傳承
何子之孫何楨自濟寧遷潛山(安徽境內廬江一帶),到了元朝時期,有一個後代叫何世隆,萬五公子,天縱神勇,決策果斷,糾集了一支起義軍占領州縣,割據滁州為一方梟雄,又很講忠信與義氣,很多鄉民、義士都慕名而至,在他的妥善治理下,境內安定。元惠宗至正14年,公元1354年歲次甲午七月,朱元璋也起兵來滁陽結交他,朱、何會師,世隆率弟兄們積極回響收編,群雄結盟,各路義軍共襄統一大業,以韓林兒為主建龍鳳政權,何授以萬戶侯,接著又升為副督元帥,留守江北重鎮,而當時朱元璋以左副元帥守太平,二人是親信密友共同掌握要職。後朱元璋稱帝建鼎大明,至洪武六年(1373),何世隆元帥征討遼東,至遼陽,掃平遼東行省,又詔以何世隆部督遼東,改為衛所,駐定遼中衛。後又贈為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司,配偶張氏贈為夫人。
《皇明開國功臣錄》卷二十六中載:何世隆,滁州人,神勇而決,當元季群雄割據,世隆糾義兵守滁城,以信義為眾鄉慕,歲甲午秋七月,太祖駐兵滁陽,世隆率所部歸附,授以萬戶侯,仍守滁。丙申升右副都元帥,時州境當兵革之後,民物凋弊,世隆盡心撫綏,眾賴以安。壬寅五月以病終於官。
何世隆在明廷官方史書中所記載並不詳,在開國功臣中排名也不靠前,有失客觀,主要原因是當年歸附的並非朱元璋,滁陽會師,不排除是朱元璋仰慕何世隆大名來拉攏或投奔,後來朱當了皇帝,明廷史官就愛寫某某投奔、某某歸附、某某來降等字眼,其實在一段時期內與朱元璋同為統帥且比朱年長,連輩份都高於朱,朱要尊稱他為老帥。後朱元璋取代龍鳳政權而稱王,何世隆雖被器為重任,卻不是惟馬首是瞻臣僚,兩人的關係很複雜,故在開國功臣里,何世隆排名比較靠後,甚至不如自己的孫子何文輝排名靠前。
何文輝,字德明,頗有祖父之風,性情嚴肅威毅,沉靜果斷有謀略,朱元璋為獲得何世隆的支持,自降一輩認文輝作義子,在《皇明開國功臣錄》卷十五中,何文輝與朱元璋侄子朱文正記在一起,並列成為大明開國名將。文輝歷任大明天寧翼元帥,江西參政、左丞,河南指揮使、大都督府僉事、世襲指揮使,攻克江西、福建、陝西,鎮守陝西、成都、北平等地,戰功赫赫。配豐氏,生五子,環、清、淇、寬、暄。
何環,又名澄,膺楊衛指揮使,調四川成都護衛指揮使,娶王氏,生三子:禎、堙、佑。明史中有載何環於洪武二十二年征韃靼陣亡于軍中,其子何禎又襲指揮使。
何清,又名理,文輝公次子,其生平下文再表。
何琪,或寫淇,文輝公第三子,洪武二十三年從湖廣長沙衛指揮簽事調雲南越州衛指揮簽事,平叛龍海子阿資有功於三十一年升越州衛指揮使司。在留守屯田制度下,舉家遷越。何琪為越州何氏始祖,參見《越州何氏族譜》。
何寬,又寫作罙,文輝公第四子,其生平下文再表。
何暄,或寫作瑄、渲,文輝公第五子,中兵馬指揮,娶前事都督商公女商氏,生四子:禧、祺、祿、琥;生四女:一蜀王妃,一永川王妃,余適宦家。
何文輝五個兒子中,次子何清軍功與勛位尤其突出,早期官居指揮使。洪武三十年三月(公元1397年4月),黎平古州上婆洞(今錦屏啟蒙)侗族農民起義,何清被朱元璋命為參將,隨皇六子楚王朱楨南征平定叛亂。當時,皇六子楚王朱禎為大帥,皇十二子湘王朱柏為副帥,左軍都督楊文為總兵,右軍都督同知韓觀為副總兵,錦衣衛指揮使何清、鳳陽衛指揮使宋忠為參將,領兵三十萬進討,同時命都督顧成率貴州駐軍策應。何清隨朱禎率軍由芷江、天柱、銅鼓向起義軍大本營古州開進,顧成領兵由都勻、榕江東進夾擊義軍。起義軍最終失敗,朱楨、何清等奏凱回南京復命。
建文二年(1400年),何清北上征討燕王朱棣,隨大將軍李景隆會兵德州,白溝河惡戰,指揮使何清與燕王朱棣相遇交鋒,因何清之父與朱棣本是義兄弟,很多南軍也沒怎么抵抗,歸順朱棣。
永樂元年,朱棣向全國各地派出軍事將領,擔任“整肅兵備,安撫人民”的任務,都指揮使何清往浙江都司蘇州衛。當時的政治環境很微妙複雜,何清出水西門走水路,沿大運河北上,在山東境內大運河登岸,潛居到與朱元璋家鄉鳳陽一樣號稱中都的汶上城南門,消失在朱棣的視線里,其家又定居汶上城西郊石樓村,對外稱為洪洞遷民,這就是後人又稱永樂二年自山西洪洞縣老鴰窩遷來的真相。
根據家譜記載,何清先居汶城南門,又定居石樓,陵在城南,有皇帝御祭碑文,其父亦有太祖皇帝朱元璋御祭碑文,其中寫道:“命鎮守要地,出破堅城,所至有功,無所畏避。南征閩越,北取中原,凡隨大將旌旗所至,威望凜然。朕之與爾,義至君臣,恩猶父子”。
石樓位於汶上城西、梁山東關,鄰近大運河,地理位置優越,如同是屯兵紮寨的衛所,何氏遷居此村時,因築有石基樓房,故名石樓,屬於遵義鄉忠信里,石樓村也是遵義鄉的中心,該鄉大致範圍東近汶城邊郊,西到今韓崗鎮接近梁山,北到沙河驛站,南到次邱一帶,據說樓前懸著“忠信遵義”四字匾額,故石樓的樓又名忠義樓,在樓旁建的私塾又名忠義學堂。
何清之所以選擇石樓,一方面也是因為韓氏盤踞韓崗一帶,有韓家十八營之說,自古何韓一家,何清與韓氏家族保持了很好的結盟互助關係,有利於早期的立足與發展。
不久後,四弟何寬遷來石樓尋找兄長,據族老說當年是來送嫁妝,到了後也不願意走了,定居汶上城西北東平州董堂。家學載何清娶汶邑孔公女,汶上孔氏是曲阜孔府大宗戶,當時是衍聖公最近的一支,了解孔氏家學的都知道這一點。又據家譜記載,老四何寬是州同知,相當於現在的副市長,文官,是個飽讀經書的人。明朝建國,重視武學,太祖朱元璋提倡“軍官子孫,講讀武書”,促進了對《武經七書》的研究,同時也促成了軍閥門第讀書治學的風氣,何清、何寬都有這種秉氣,尤其何寬敬仰自己的漢代遠祖何子(何休),因世人一向把董仲舒、何休並稱“董何之學”,故何家所居董堂村不足為奇,何子被世人號為學海,故從明初在董堂的老廟時就掛著“道傳學海”的聯,後來家族分支滕公府號為“學海堂”也是因為何子,因為清、寬的父親何文輝是唐代何蕃後代,而何蕃又是何子後代,在南方何氏族譜有世系不亂,故魯邦何氏正是何子後裔,遷來濟寧汶上也是返回祖里,何子的墓碑正在濟寧任城區何崗村。
何寬時期,繼續沿襲兄長的思想,鞏固與韓氏家族的結盟,並在董堂建立了何祠(即董何堂),在董堂以北建立了韓祠,一南一北相鄰。兩祠文化延續明、清、民國三朝,至文化大革命時才被徹底毀掉,20世紀80年代還有遺蹟殘址可觀,新村規劃逐漸覆蓋無痕。現在還口頭相傳,早期在董堂的何家老廟,文官下轎,武官下馬。何圈村的祖林里也有一個說法,就是老人們功名太旺,何家的墓碑與其他姓的不一樣。
正統年間,何清長子何恕因在兄弟行中居首,以大哥身份約束眾兄弟,何恕,太學生,老譜記載其支脈析居石樓西圈店莊;其弟何忠,字藎侯,太學生,支脈析居石樓南莊;又一弟何怒,字紹由,官拜四品中憲大夫,支脈析居石樓後井上莊;同一時期,何恕另兩個弟弟何紀、何宣析居石樓東邊辟小汶河畔之地立為何家灣,形成以石樓為中心的東、西、南、北四股,後人口眾多,這一帶成為望地。
成化年間,二世祖兄弟們接連謝世,排行在末的老七何著敦親睦族,注重祭祀先人與先賢。何著,進士出身、候補訓導,因河差卓異,褒獎知縣,敕授文林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疏浚山東泉源河道。(《淮系年表》)。何著在疏浚山東泉源河道中兢兢業業被上峰賞識,提拔為縣令。
弘治年間,三世祖何思問中進士,任內閣中書,因為朝廷要查看這批重要幹部的家底,何思問創修宗室譜牒,制訂宗法義律。何思問,字諮廷,弘治辛酉(公元1501年,即弘治十四年)科舉人,壬戌(公元1502年,弘治十五年)科進士,於弘治辛酉年中舉人那年創修了何氏族譜,《汶邑何氏族譜》《滕州何氏支譜》《東原何氏家譜》《平陰何氏家譜》都對他有一些記載。《汶上縣誌》功名錄里也有他的記載,只是在舉人榜單里,這份名單本來就不詳細周全,沒有採集入何思問中進士後的信息。他的信息在他撰寫的文章里也有一些披露,文中載:“余就讀於鄉學,受教於名宿,矢志求道,庇德蔭而舉進,中道命途多舛,宦璫專橫,匡扶無望,榮祿無爭,辭歸擇棲故里矣!”翻譯成今文是:“我從小就讀於家鄉的學堂,受一些名士宿儒教誨,也曾立志求道,承蒙祖上德蔭與皇恩浩蕩,中進士後被舉薦入閣,中間經歷不少磨難可謂命途多舛,無奈宦官奸黨專制橫行,我匡扶社稷的理想實現是沒有希望的,本著榮祿無爭的心態,便決然而去,歸來故里憩居。”由此可見,何思問居官不久後可能被排擠,或見宦官奸黨爭鬥太甚而辭職掛冠歸鄉,又將平時課侄教孫所用的綱紀倫常記述在譜牒上,延承了何子家學,也使得魯邦何氏進入有序的族權時期,後輩與後代們更是號稱“國學文脈世家”,何灣村祠堂里至今掛著“道傳學海”、“學海世澤長”等木刻楹聯,歷來以何子之學為家學之脈,傳承文化,崇儒重教,治學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