綱常說

儒家關於三綱五常的學說。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綱常說
• 定義：儒家關於三綱五常的學說

基本釋義

三綱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指：仁、義、禮、智、信。三綱五常是中國中世紀社會最重要的立國原則和道德規範。綱是網上的大繩，綱舉則目張，具有主導、支配的作用。常表示恆久不變。孔子、孟子未明言三綱。《韓非子，忠孝》認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的順逆是天下治亂的關鍵，故稱其為“天下之常道”。這是三綱觀念的萌芽。“三綱”一詞首見於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基義》）《白虎通義》引《禮緯·含文嘉》，正式確定三綱的內容，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綱六紀》）“五常”是孟子“四端”的擴展。四端：“仁、義、禮、智。秦漢之際，五行觀念流行，故於四者之外增加“信”而為五，以為五者乃人性之常，故稱為五常。“五常”一詞見於董仲舒《舉賢良對策》：“夫仁、誼（義）、禮、知（智）、信，五常之道。”《白虎通義·性情》說：“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東漢及以後學者常將三綱與五常合稱，遂成為習慣性術語，如馬融說：“所因謂三綱五常。”（何晏：《論語·集解·為政》引）宋代朱熹等儒家學者對三綱五常做出系統解釋，形成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三綱五常又簡稱綱常，如《宋史·葉味道傳》：“正綱常以勵所學。”綱常又與名教相連，名教指以名分行教化，綱常名教系指宗法等級社會最基本的禮教原則。

三綱與五倫

三綱是在五倫說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是體制化了的道德原則，兼有法律的效用。五倫是宗法等級社會人際關係的主幹（見人倫說），而三綱又是五倫中的主幹。君臣代表政治關係，父子代表家庭關係，夫妻代表兩性關係，三者最具有重要性。五倫說對於五種人際關係雖然也有主次之分，但同時強調相互承擔責任和義務。三綱說則只強調君臣、父子、夫妻之間的主從關係，把他們之間的隸屬性視為天經地義，所以說三綱說是君主專制主義和家長制進一步發展的產物。董仲舒認為三綱法於天道，君、父、夫為陽道，臣、子、妻為陰道，陽尊陰卑，故君貴臣賤，父專子從，夫尊妻順。《白虎通義》概括出三綱六紀，認為大者為綱，小者為紀，用以治理上下，整齊人道。三綱體現陰陽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人道始成，君、父、夫是統領者和執教者，臣、子、婦是從屬者和服務者。

三綱五常與天理人心

宋明理學家把三綱五常作為拯救時弊、實行王道的根本途徑，並從天理人心的高度加以論證。程顥、程頤認為：“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程氏遺書》卷五）人們要以事天地之義之誠去忠君孝親，這樣忠孝就可以通於神明。二程又認為：“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程氏遺書》卷二）這五常之性乃人所固有，出於天理，但人生稟氣有清濁，故人有善惡賢愚之不齊，故須澄治，使人性復其初。羅從彥提倡愚孝，謂“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陳瑾大加讚賞，又推用於君臣之間，並說：“片言之間，足以扶三綱，立五常，可以為天下法。”（《羅豫章先生集》卷末《延平府書院志》）這就把君父的權威推到極致，以至於出現了“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的禮教吃人的現象。朱熹用理一分殊的理論論證綱常說。他說：“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朱文公文集》卷七十《讀大記》）天理是永恆的，因此“三綱五常，終變不得”（《朱子語類》卷二十四）。朱熹認為君臣、父子、夫婦皆要合其分理，各得其宜以成和。他更強調忠孝節義的道德，如臣對君以尊敬為要，臣權不可過重；子女對父母盡孝以敬，數諫而不從，愈當起敬起孝而無怨；至於“人之大倫，夫婦居一，三綱之首，理不可廢”（《朱文公文集》卷一百《勸女道還俗榜》），男女婚姻必須符合媒約聘問之禮，婦女要守節，“夫喪改嫁，皆是無恩也”（《朱文公文集》卷一百《揭示古靈先生勸諭文》）。朱熹於五常之中特重仁德，仁為五常之首，又能包容五常，故仁是全體，義、禮、智、信是分支。他又用五常類比五行：“蓋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為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為恭敬；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為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為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為忠信。”（《朱子四書或問》，《論語或問》卷一）這樣，五常之性不僅是人之本性，亦是自然萬物之性。王守仁強調天理不外於人心，欲正綱紀必先正人心；一般人為物慾所蔽，失其本心，故須念念致良知，復其本心，則天理昭著，綱常自然有序。他說：“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傳習錄》中《答顧東橋書》）他認為無良知之發現，使綱常與人心相間隔，知與行分成兩件，則難免流於權謀與偽善。王守仁強調良知的內在性和能動性，輕視外在的權威，如舜不告而娶，武王不葬而興師，皆無成典古制可據，只是“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同上），依此而推，只要得之於心，一切經典和聖賢皆可懷疑，人也可以不受綱常名教的約束了。所以王學的良知說，本意要更好地維護綱常，結果又導致對綱常的衝擊。

儒家激進派的批判

王守仁心學之後的泰州學派多有批評綱常名教者。王艮以百姓日用即道為聖人之道；李贄以吃飯穿衣即人倫物理；顏鈞謂“好貪財色”皆自性生，實天機之發；何心隱提出無父無君，以朋友一倫統攝其他四倫。這些說法都是對正統綱常的背離和對抗。黃宗羲說：“泰州之後，其人多能赤手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所能羈絡矣。”（《明儒學案·泰州學案》）黃宗羲本人著《明夷待訪錄》，直接抨擊三綱中的核心君為臣綱，指出：封建君王“為天下之大害”，以其大私為天下之大公，而理想的社會應“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原君》），君是人民的公僕；君臣關係不應為主奴，而應平等，君臣共治，為天下萬民服務。黃宗羲不批評父子一倫，認為父子關係不可改變。總之，儒家激進派批判三綱五常的重心在批判三綱，批判三綱的重心又在於批判君權至上。

五常說的存留價值

三綱和五常的歷史特點和存留價值是不同的。三綱最鮮明地體現了宗法等級社會的秩序和不平等性，直接維護君權、族權和夫權，所以時代性極強，一旦宗法等級社會解體，三綱也就隨之失效。五常則不同，它是具有普遍性和長久性的道德規範。仁的概念在孔子以前即已存在。孔子把它系統化，提高為最重要的道德原則。仁的主要內涵是愛人，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忠道，另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行仁的方法是能近取譬，推己及人，以孝悌為本，推之於天下。孟子把仁理解為惻隱之心，韓愈說博愛之謂仁，朱熹進而用生意說仁，仁表示愛護生命、關心他人。仁是一種古代的人道主義原則，除去其宗法性，是可以繼承下來的。義，《中庸》說：“義者宜也。”韓愈的《原道》說：“行而宜之之謂義。”以行為適宜為義是儒家的共識，這是比較寬泛的解釋。什麼樣的行為才是適宜的呢？孟子說：“義，人之正路也。”（《孟子·離婁上》）劉熙的《釋名》說：“義，正也。”正當的行為才合於義。儒家用“義”表示合於社會公德的行為規範，用“利”表示個人的物質利益，主張見利思義，反對見利忘義。從一般意義上說，義是人的行為的原則性，這個原則性總與社會道德和公共利益聯繫在一起，道義和正義具有長久的價值。孟子說：“義之實，從兄是也。”（同上）這是用宗法家族倫理限制義的內容，這種狹隘性應予剔除。禮指中國家族社會宗法等級制度和社會行為規範。它是綜合人們的政治行為和倫理行為而形成的社會行為體系。當強調“禮”的政治含義時，人們便“禮、法”並用；當強調“禮”的倫理含義時，人們便“禮、義”並用；當強調日常行為的規矩時，人們便說“禮儀”或“禮貌”。在古代，禮被用來定親疏、明貴賤、別男女，禮儀亦嚴格而煩瑣，束縛人的個性和自由，甚至可以變成吃人的禮教。但人的社會行為都要有規矩可遵，禮所包含的莊重、謙和、禮貌、互敬互諒，應該加以繼承。智指人的聰明和智慧，具有明察是非、好學多識的品格，所以孔子說“知者不惑”（《論語·子罕》），孟子說“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孔子將仁、智、勇三者並舉，《中庸》稱之為三達德。儒家重智，因而重教育與學習，在智育方面積累了深刻的見解和豐富的經驗，值得今人借鑑。但許多儒者把智的內容限制在了解和掌握人倫道德範圍內，忽視對自然界及社會眾多事物的認知，這是需要打破的（見四德說）。信指誠實不欺，遵守諾言。對於國家政治來說，“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對於個人交往來說，“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論語·學而》）。信是一種美德。治國、做事、修身都需要信用、信任、信譽。人際交往必須有信，故人們常說“信義”。信的具體內容是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有所變化，但信的一般意義是永存的。